作者陈凌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后（北京102488）。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3年第1期P183—P188
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重要论述：“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这为当前文艺美学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中国美学研究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在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汇通古今中西，彰显出传统美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以当代的理论视野和问题意识，应对社会文化转型和审美活动领域扩张带来的新现象、新观念、新问题，从而开拓出中国美学研究的新境界。立足中国语境，回应当代问题，是2022年中国文艺美学发展的主旋律。
一、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美学自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来，不断与中国社会实际及其所处时代的文艺实践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特有的理论品格。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入新的历史方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也不断进行新的理论开拓，具体内容与历史维度都获得了丰富与拓展，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化的重要条件。高建平阐述了中国传统美学进入当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历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审美意识是在革命和文化实践中动态发展起来的，包括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选择有辨识地接受、深入研究并努力从中吸收营养”等几个阶段，当下要进一步全面整体地研究中国传统美学，为新时代美学建设服务。
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美学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呈现出空前繁盛的局面。谭好哲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美学的新发展，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及其理论的研讨与阐发奠定了思想基础；二是回到中国自身的现实实践与历史传统，主体意识高涨，实践活力增强；三是在学理上获得了深入研讨，在高校文科教材建设中获得了具体性落实，整体全面地走向了体系化的自主创新。
文艺是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王杰认为，要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话语对文化的引领作用。特别在文化经济时代，面对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作为文艺创作与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对树立积极正确的审美观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同时他也提出，尽管近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成果取得了明显的突破和进展，但一些方面仍存在提升空间，包括若干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尚需澄清，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开展艺术批评尚显不足，优秀文艺作品的文化引领功能没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美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的结合仍相对薄弱等。
在当代语境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研究，可以激活经典阐释当代问题的理论活力。宋伟认为从“范式革命”的视域出发，重申马克思哲学“革命性转变”的真正内涵，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艺术哲学的理论范式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批判与解放”的美学，其“范式革命”的核心题域是现代性批判与人类自由解放。“马克思由此开创了有别于传统形而上学的崭新哲学范式，开启了后形而上学的哲学与美学境域。”
二、中国美学研究的新路径
美学理论思想的创新，有赖于对美学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深入思考。2022年中国美学的一个关注点，就是在对过往研究梳理和总结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学自身的研究路径做出新的思考和推进，以期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丰富的传统美学资源。
朱志荣提出，可以从美学的学科立场出发，在继承中国传统阐释方法和借鉴西方阐释方法的基础上形成美学阐释方法，即“将中国传统美学思想资源作为本根和源头活水，与主体的美学前见进行碰撞和交流，对它们进行当代阐释。”在阐释方法上，要注重对文献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统一，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的当代转化。张晶认为，中国美学研究在当下面临着范式转换这一重要问题，其要害就在于从范畴研究转换为命题研究。“通过对命题本体、形态、功能、文献整理以及经典化生成等方面展开全方位、深入性的研究”，可以凸显出美学命题在构建中国特色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作用，从整体上切实推进中国美学学理化、系统化及持续化发展。邢研、朱立元对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是否存在“缺席”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认为中国当代美学确实与西方美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学科地位不对等、交流互鉴困难、理论路径错位等现象，这种西方视角的判断忽略与遮蔽了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意义价值。中国当代美学在世界美学中并未“缺席”，应在坚持自身发展特质与路径的前提下，加强中西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对审美与艺术现象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解答。刘旭光认为，经验—先验论和审美历史主义都有其局限性，前者导向还原论和本质主义与个体经验的统一，后者导向历史主义多元论。把对普遍性的提炼与对新经验的吸纳结合起来，才是审美研究的合理方法。
美学史是中国美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是美学观念与美的历史交织下的产物，也是中国美学发展进程的阐释和总结。中国美学史在史料的选择判断、视角的选择、体系的建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与讨论。张法考察了中国美学史写作在中西互动中的演进。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美学史的写作，是在对西方近代知识谱系的接受或对西方当代转型的思考下完成的，但由于中西思想模式的差异，这样的中国美学史并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美学发展的原貌，而应以中西思维的文化类型和历史类型为基本框架,从中国“虚实—关联型”美学自身的结构去组织和书写,这样更接近中国美学的实际,也更能凸显一种与西方升级了的美学思想相会通的性质。刘成纪探讨了中国美学史研究的限界、可能与目标，认为中国美学史存在理论和时代“双失”的问题，源于中国传统美学资源的庞大体量和现有美学理论与时代精神对它缺乏持续性的约束力，但这也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不断开出新境的必要条件。美学并不仅限于一种专门的知识，而是对人和世界普遍存在性状的描述。“由这种理论和学科性质建构的历史,则必然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普遍视野。于此,一切历史都是美学史。”
三、中西美学关键词比较的新面向
中国美学中有着包括概念、术语、范畴在内丰富的关键词，西方美学与艺术中也有着许多影响深远的范畴、概念。这些关键词随着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意义不断变化和累积，有些中西关键词之间也形成了对话与交融的关系。立足中国语境，对中西关键词进行比较与辨析，具有重要的意义。2022年，《中国文学批评》继续在中西关键词比较的方向深耕，围绕“兴”“情”“气”“象”四组关键词设置议题，获得了学界良好的反响与呼应。
“兴”在中国美学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彭锋提出中国美学中作为存在状态的“兴”与杜博斯为代表的激情导向的西方美学相似，同样认为诗歌等艺术形式能对人的精神从总体上起到感发、激励、升华的作用，使人还原到审美的本原的生存状态。傅道彬从兴的本义出发，讨论了以兴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与源于古希腊的酒神精神的相似性与联系性。陶水平采用中西互释的“打通”性研究思路，从意涵、文化根源、哲学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与心理过程、语言表达和修辞方式、诗学功能和美感效应以及美学意义和目标追求等七个方面，对中国诗学之“兴”与西方诗学之“隐喻”进行了比较研究。孙焘认为孔子的“兴”与柏拉图的“迷狂”都有宗教渊源，也都具有精神提升的意味，基于泽基的神经美学思想，可对二者的美感神圣性进行比较。
“情”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毛宣国认为中国的“情”有“缘情”与“性情”的双重内涵，不同于重视个人、自我和主体的西方浪漫主义情感理论，也不能用西方突出主体心理意义的“移情”说来解释。王茜借鉴柏格森关于身心关系的思想，对王夫之的情景关系理论提出一种与现代知识话语系统相兼容的阐释方式，从“身—心—物”三维关系中去理解情景“初不相离”“互藏其宅”的含义，并最终将“情景交融”视为一种通往有机论世界观的审美经验。汪群红讨论了儒家教化“移人性情”观与西方现象学中的“移情”理论的相通之处，包括主体精神的超越性，都具有人格构造作用等。刘璇比较了中国传统物感美学与西方的情动理论，作为抽绎感性经验世界的概念工具，“物感”与“情动”从人与物、与感觉的相互敞开中认识情感，但感知和情感本身又与各自的文化传统系连相符。
“气”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中有着“气韵”“气化”等不同的范畴，可以与西方美学中的不同概念进行对话。张晶认为中西哲学中都有“气”的概念，而且都作为万物生成的始基性元素存在，二者之间有很多相通之处，但西方哲学中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传统，不存在于中国的气论发展历程之中。刘毅青认为中国传统的气化美学与西方晚近出现的气氛美学，具有跨文化对话的可能性，气化美学排除趣味判断之强制性，强调生命体验的修养工夫，气氛美学则以身体感知为基础，呈现出模糊性与运动性，试图建构主客合一的感性存在。李莎讨论了“气韵”西渐的历史过程中体现出的跨文化现代性的复杂面向。
“象”既是中国传统美学的范畴，也是当代美学研究中的焦点。朱志荣认为中国古代的“意象”体现了本体与现象的统一，西方自柏拉图至康德、黑格尔，也在强调美是本体与现象统一的意象，由此中西“意象”是可对话交流的范畴。毛宣国对“意象”与“形象”“物象”“意境”等相近范畴进行了语义内涵的辨析，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意象”的美学意义。王怀义比较了《周易》中“象”的摹仿内涵与西方柏拉图等人以mimesis为基础提出的摹仿说。黄立认为， Image是欧美意象派诗歌理论的核心思想，庞德通过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翻译和模仿,将意象诠释为创作主体情感与理性的结合物,以及启迪读者、净化社会的媒介,与中国传统意象内涵有着同质性。曹谦分析了朱光潜对意象的几种翻译，分别是表象、形象、理念和理想，体现了朱光潜对“意象”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西方美学概念的深入领会。韩伟提出了“音象”创构的三种范型，并讨论了其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音景”存在的交叉关系。
四、美育观念及形态的新探索
美育是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着理论的深度，也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是当代中国美育的重要课题。
培养青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要处理好美育与其他教育方式之间协同发展的问题。朱立元提出，“全面育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在新时代的新发展，美育已经成为全面育人的重要环节，“通过审美的方式，进行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人格教育”，有助于“全面提升学生的审美和人文素养”，和“德智体美劳”中的其他“四育”相互依托、相互促进，且无法被替代。曾繁仁同样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美育在教育中居于“中介性”地位，就与德育的关系而言，美育本身就包含着荣辱感、羞耻心等德育因素，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就智育而言，审美活动可以调节人的大脑机能，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就体育而言，美同样是体育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体育运动本身就包含着美的因素，美育与体育作为身心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周宪以科学与艺术二者的关系为视角，重新思考了美育的价值与意义。他认为美育就是在教育中对人审美感性体验力、表达力和审美趣味的陶冶，以塑造健康而全面的人格，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人回归自己和谐的本质。美育是一种人文价值坚守而非把玩艺术，是一种智识启悟而非知识传授，是自由的愉悦体验而非娱乐至死，美育旨在养成宽容且独特的审美眼光，而非机械刻板的被动受教，特别是在大众文化审美趣味的坚守中，美育的意义彰显出来。
作为美学理论的实践形态，美育框架需要以美学理论作为先导和规约。刘成纪认为当代中国美学对于美育的意义与价值有三点，一是美学理论自身的非稳定性，为借助美育洞穿日益严苛的自然人文科学壁垒提供了可能，并为专业化的知识学习提供了“美学时间”；二是美学理论价值生发的多元性，为当代美育实践展开了多元向度，它使自然、艺术和社会生活均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三是对中国美育传统的重新发现，开启了自由、秩序与和谐三者并举的美育目标。王德胜提出了生活美育的观点，他认为生活美育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的生活态度向着个体精神提升的主体自觉方向不断转换，也使人们发现、感受和品味人生的丰富意趣；其践行策略在于通过人的生活感知的审美化改变，获得一种“去熟悉化”。“在当下生活中锐化人的感知、激发内心的反思意识，在现实人生行动中敞开创意表现的冲动、张扬意义创造的精神追求，是生活美育立于现实而又超越生活现实的介入性实践。”卢春红重思了20世纪初以来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美育如何获得取代宗教的可能性”“美育如何获得取代宗教的必要性”以及“以何种方式来落实审美教育”三条思路的论证与关联的总结，认为蔡元培的美育思想在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中仍具有其当代意义，就在于通过情感陶冶这一特殊方式，审美教育指向的是人性教化与心灵培育。
五、当代美学的新视域
技术的发展正在深度介入人类社会的演化进程，当下的社会生活不断发生着新的变化，这也为当代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挑战与问题域，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以及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跨媒介艺术等正在成为当代美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和城市化的发展，日益改变着生态与自然环境，也促进研究者不断从新的视角审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陈望衡提出了生态文明美学的概念，这是以生态文明美为基本范畴的美学体系，其主体不只是人，还包括一定条件下的物，即“同主体”，其本体是生态与文明相统一的景观，由人与自然共同创造。如何理解人与自然的双向关系是生态美学的基础性问题。胡友峰认为，“自然的人化”使人与自然经由实践构建起审美关系，使自然由“潜在”的审美对象走向“显在”，而人则在“自然的人化”的过程中生成审美主体，从而为生态审美提供了主客体基础。生态美学并不是“无人美学”，而是以“自然的人化”为生成语境，以构建更为健康、有序的“自然的人化”模式为前提，实现“人的自然化”。“自然—社会—精神”交融的“三重生态学”可以有效实现“自然的人化”与“人的自然化”的双向互动，推动生态美学走向生态审美与生态实践的多元交融，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张进关注“幽暗生态学”的美学维度，强调对既有生态思想的反思和批判。幽暗生态学将“超客体”作为美学的本体依托，将“农业后勤学”作为解释循环的语境参照，借助“悖论”“反讽”等艺术批评手法，探索物自体与其感官表象之间的深渊，通过美学和艺术来追求“未来共存”的新局面。
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各种新的互动式、沉浸式的艺术创作和欣赏方式开始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代美学面临着媒介化、虚拟性、智能化的新挑战。王晓华、黄秋燕认为，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人的主体性结构变成了“机器和有机体的混杂物”，即赛博格。因此，美学的建构方式也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审美主体概念已经被改写；身体—技术不断变化的嵌合方式正在产生新的审美话语；赛博格美学具有清晰的特性，也具有了自己新的研究领域。” 简圣宇认为，“赛博格”与“元宇宙”作为后人类文化关键词，分别指出了未来人类身体和互联网演化的方向。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将逐步沟通起“虚拟”与“现实”这两个“身体存在”的场域。美学活动正在变成审美主体与其他具有不同程度的自我意识的他者主体进行对话的交互行为。
人工智能能否作为审美主体，以某种方式达成与人类审美判断相近的判断，也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王峰选择康德的美学观念为对照，讨论了人工智能美学的可能途径和可能方向。他认为以康德为代表的人类主义美学是一种有机体美学，而人工智能则直接将有机体能力转化为功能，清除内在情感的人类学制约，开启了新型审美判断，这一判断与情感无关，只关涉人类主义美学意义上的审美效果。陈海静同样认为康德美学对于区分有机智能与机器智能的存在论差异、检审人工智能的审美主体性资质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借助康德的审美判断力和目的论学说，人工智能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还无法生成反思性的判断力，因而也不能成为审美主体。
概而言之，2022年的中国文艺美学呈现出更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更丰富的发展面向。这种对当下文艺实践的关切，对中西思想资源的融通，对美学发展新路径的探寻以及对理论前沿视域的拓展，必将为中国文艺美学的研究带来不同于以往的新气象。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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