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阐释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及结果。首先，本文发现地缘经济学上的竞争向地缘政治学上的转换是复合地缘经济学的特征。其次，详细阐明了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及战略竞争是促进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因素。最后，对因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兴起而引起的经济方略的变化进行了诠释。充分利用在世界经济网络里所处的位置因素，寻求一种新型经济方略，是复合地缘经济学的特征。目前广泛使用的“网络制裁”“聪明制裁”“针对性制裁”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美国拜登政府为了应对供应链重组，正在寻求重新外包、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方式，反映了作为一种战略竞争手段的供应链地缘经济学的价值所在。
作者：
李承柱，韩国延世大学政治学硕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学博士，现任韩国中央大学政治国际学科教授，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学，著有《寻找国家利益——理论与实践》（2014）、《韩国的中等国家外交》（2016）、《不确定时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2017）等。
Email: seungjoo@cau.ac.kr
译者
李祗辉
来源：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23年第1期P78—P93
责任编辑：
舒建军 张南茜
绪 论
人们由中国崛起引发的对“地缘政治学回归”（return of geopolitics）的关注，正在向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的方向转变（Sparke 1998; Beeson 2018; Csurgai 2018）。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阐释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产生的原因及结果。为此，本文首先从手段方式、影响力、结果三个层面聚焦21世纪复杂多变环境下的复合地缘经济学与传统地缘经济学的显著差异。从传统上看，关注地缘经济学是为了实现地缘政治学的目标，地缘经济学是地缘政治学的实现手段和方法。但是，伴随着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和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以此为契机，地缘经济学已不再单纯地作为地缘政治学的手段和方法发挥作用，而是对地缘政治学的竞争主体本身发挥重要影响。其结果是，产生了将地缘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融合在一起的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Sum 2019）。地缘经济学上的竞争向地缘政治学上的转换（geopolitical turn），是复合地缘经济学的特征。
其次，本文将详细阐明，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和战略竞争是促进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产生的主要因素。世界经济已进入战略竞争阶段，为了确保竞争优势，均呈现出不再单纯地纠结于地缘政治学上的冲突的态势。经济竞争已超越了特定领域，形成包括安保（韩、日对“安全”的习惯用语——编者注）、经济等领域在内的战略竞争格局，经济和安保构成双向紧密联系，从而促进了复合地缘经济学的兴起。此外，世界经济越来越网络化，使经济、科技、产业等因素对安保的影响力大幅增加。为了实现安保目标，必须从作为经济手段和方法的传统地缘经济学思想中解放出来，由此，“复合地缘经济学”的概念得以出现。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比较国家实力的非对称性概念不同，世界经济的网络化使各个国家可以通过网络寻求新的竞争方式，进而促进复合地缘经济学的产生。
最后，本文对因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兴起而引起的经济方略（economic statecraft）的变化进行了诠释。21世纪复合地缘经济学时代的经济方略具有如下特征。战略竞争时代复合地缘经济学的核心是经济和安保两方面的双向紧密联系。从传统地缘经济学视角来看，如果出现安保问题或是受到威胁，解决方法是使用经济制裁的手段，将经济和安保分别看作手段和目标。因此，传统地缘经济学普遍认为，安保与经济之间是单向的联系。而复合地缘经济学将中美两国的经济和安保视为双向联系，由此与传统地缘经济学产生了差异。美国特朗普政府提出了“经济安保就是国家安保”的主张（The White House 2017），将经济和安保的关系不再看作单纯的手段与目标的关系，而是重新界定安保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认为安保与经济是在同等条件下必须形成良性循环构造的关系。美国将中国崛起定义为“经济侵略”（White House Offi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ing Policy 2018）, 这已经不再是采用分散的经济对策的问题，而是为了出台整个政府层面的对策，需要确立国家战略的高度，凸显了复合地缘经济学与传统地缘经济学的差异，这是全新的视角。
传统经济方略是基于双方资源的非对称性而制定的。在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如果一国拥有大幅贸易赤字，会将其作为谈判杠杆与对方国家进行协商，这是传统经济方略的主要表现（Hirschman 1980）。相反，伴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21世纪的科技创新使“万物互联”成为可能，国家、企业、个人均通过数字网络被多元化地连接在一起。对于多元化数字网络的适应和管制，带来了国际关系上的新型权力移动（Schwab 2016）。世界经济的网络化是导致经济方略变化的重要因素，因为随着世界经济的网络化，传统经济方略中的经济—政治的成本正在以几何级数增加。其结果是，世界主要国家不再采用基于国民生产总值的非对称性基础上的经济方略，而是充分利用自身在网络中的位置，寻求一种新型的经济方略。这是复合地缘经济学的特征。目前广泛使用的“网络制裁”“聪明制裁”“针对性制裁”，正是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
不断增加的制裁可能性，与战略竞争相叠加，使全球供应链重组成为复合地缘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全球供应链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已显出其脆弱性。同时，各国在供应链重组过程中，又展开了复合地缘经济学的竞争，将经济与安保紧密地联系起来。美国不再将供应链重组问题单纯地视为经济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与中国等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问题。美国拜登政府为了应对供应链重组，正在寻求重新外包（re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方式，反映了作为一种战略竞争手段的供应链地缘经济学的价值之所在。
复合地缘经济学的产生
研究回顾
一直以来，关于地缘经济学的研究主要围绕产生背景、对地缘政治学的影响、手段方法、制裁方式等议题展开。第一，最先提出地缘经济学概念的学者里萨·勒特韦克指出，随着一国的经济手段比军事手段发挥更大的作用，各国政府会变得更加依赖地缘经济学。世界强国在进行竞争时，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主要采取军事手段，而是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这是地缘经济学兴起的原因之一（Luttwak 1990）。其结果是，“冲突逻辑与经济方法相混合”，使经济和安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Luttwack 1990）。
第二，尽管如此，上述解释尚有局限性，即地缘经济学中的“地缘”（geo）的内涵和功能依然模糊不清。因此，为弥补这种局限性，出现了一种新的观点，即将地缘经济学定义为“经济实力的地缘战略性使用”（Wigell 2016）。也就是说，一国在利用经济手段时，具有明确的地缘政治上的目标，具有基于地缘政治竞争的地缘经济学竞争特点，或称为“零和博弈”的特点（Li 2020），从而将地缘经济学解释成是为了控制具有明显地域特征的某些特定地区而利用的经济手段，这些特定地区为一国提供维持权力的经济基础或势力范围。这种解释的目的，是让地缘经济学中的“地缘”概念变得更明晰（Scholvin and Wigell 2018）。这种视角，对于人们普遍认为地缘经济学只是“利用经济手段来增强和维护国家利益以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观点，是一种补充和完善（Blackwill and Harris 2016）。
第三，在手段方面，传统地缘经济学研究主要聚焦于经济制裁。经济制裁作为传统地缘经济学的代表性手段和方法，可以代替军事手段，在实现预期政策目标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经济制裁会影响对方国家的经济，从而在特定领域，为了实现政策让步或妥协目的，可以限制甚至终止两国的经济关系。经济制裁用于多种政治目的，可以使用管制出口、限制进口、消减援助、限制金融服务等多种手段。“非民主国家”也经常使用经济制裁手段来调整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非民主国家的经济制裁在其国内层面上来看，可以强化威权统治，因此，在这些国家，经济制裁也被广泛用于国内政治目的（Grauvogel and von Soest 2014）。
第四，在经济制裁效果方面，传统经济制裁对于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效果究竟如何，存在着不同意见。人们普遍同意，20世纪60—70年代冷战时期的经济制裁有显著的效果。然而，80年代以后出现了经济制裁怀疑论，人们对经济制裁效果的看法产生了分歧（Hufbauer et al. 1990; Drury 1998; Pape 1999），意识到为了提高经济制裁效果，需要综合考虑手段方法、争端关联性、国内条件等多种因素。只有当经济制裁作为一种谈判手段，其效果高于制裁成本，具有实际或象征性利益时才会进行。即只有当实施经济制裁的国家预料到，与采用军事手段或什么也不做相比，能获得更大利益时，才会进行经济制裁（Martin 1993; Elliott 1997）。
第五，被制裁国国内的内部条件，也会对经济制裁效果产生影响。当被制裁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处于高潮时，让这个国家全盘接受制裁发起国的要求会有现实性困难，因此被制裁国会选择挺过经济制裁。即使一国施加了经济制裁，但对方国家如果能采用一些手段回避制裁，那么这种经济制裁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即便是回避不了这种经济制裁，威权主义体制下的一国领导者也会在国内将这种成本转嫁给政治上的反对派，从而使这种经济制裁发挥缓解政治压力的效果（Pape 1999）。总体来看，如果被制裁国与制裁发起国之间存在着非对称性的依存关系，那么经济制裁效果会更显著。
复合地缘经济学的产生：战略竞争与世界经济的网络化
传统地缘经济学主要围绕下列多种议题展开：经济手段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重要性，经济手段的地缘战略性运用，经济制裁的手段、效果、战略等。然而，传统研究只关注世界强权政治背景下即国力非对称性状态下采用的经济手段，以及比较简单的经济制裁和只涉及双边层面的经济制裁，在世界经济网络化和战略竞争的当今时代背景下，传统研究已凸显其局限性。
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和战略竞争促进了经济与安保之间的相互作用，为地缘经济学带来了质的变化。与将经济安保只看作安保概念扩大的现实主义视角（Gowa and Mansfield 1993）不同，复合地缘经济学将经济与安保之间的关系视为双向的相互作用，即复合地缘经济学认为“经济政策的安保化和战略政策的经济化”在同时发挥作用（Roberts et al. 2019）。具体来看，传统地缘经济学关注经济手段作为军事手段的替代品而发挥作用的重要性，动用经济手段的目的是实现地缘政治上的目标，经济与安保之间的联系是单向的。然而，中美战略竞争已被人们视之为为了先发制人确保现在及未来竞争优势的竞争，因此，将经济和安保的联系设定为双向联系，就成为必然选择（Mastanduno 1999）。战略竞争中的经济或科技因素对竞争优势和安保威胁的影响日益凸显，促进了复合地缘经济学的产生。经济上相互依存增加、数字化连接性增大、科技竞争加剧等经济因素，大大提高了安保的不确定性（Roberts et al. 2019）。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相互依存增加，导致了两种相反现象的产生。在全球化过程中，从体制层面来看，国与国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和非对称性在日益减少。在世界经济中一国经济所占比重正在减少的事实，说明了全球化的效果。在1960—2020年间，美国GDP从5433亿美元增至20.937万亿美元，在此期间全球GDP从13.85万亿美元增至84.705万亿美元。然而，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却在此期间从1960年的39.2%减少至2020年的24.7%（World Bank 2021）。如果将研究范围扩大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依然可以看到这种不平衡性在日趋降低。包括七国集团（G7）在内的41个发达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从1980年的63.7%减少至2020年的42.2%, 而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所占比重从37.2%增至57.8%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1年统计数据）。由于相互依存的增加，美国等世界强国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发展中国家可以享有全球化带来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看，世界变得“越来越平”了（Friedman 2005）。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 科技创新促进了全球化的发展，而全球化也成了加剧世界经济网络不平衡性和非对称性的因素，因为网络具有不平衡扩张的基本属性。在非对称性网络结构中相互依存的增加，会使枢纽国家（hub country）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的连接，导致不平衡性的产生（Hafner-Burton et al. 2009）。更有甚者，随着世界经济的网络化，网络内部处于枢纽位置的国家可以利用位置权力（positional power）来打压对方（Drezner 2003）。相互依存曾被视为解决国家间冲突和纷争的防火墙，可是到了21世纪，日趋网络化的世界却产生了新型的权力。
随着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国家的权力运用方式也在发生改变。21世纪网络内部具有高度的连接性，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自身便可能成为打压对方的力量。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在网络内已占据了重要位置，正在发挥网络权力（network power）的作用，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谋求本国与他国的利益，扩大影响力（Hafner-Burton et al. 2009）。在不平衡的网络结构之内，枢纽国家也可以充分利用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对他国进行威胁，或者把成本转嫁出去。此外，枢纽国家不只在两国之间行使胁迫权力，也可以干扰整个网络，因此具有调解国家间冲突的能力。枢纽国家可以从结构上通过干扰系统整体而对另一国进行打压。世界经济网络化导致的网络不平衡，会促进相互依存“武器化”现象的增多（Farrell and Newman 2019），从而给网络权力带来质的变化。
复合地缘经济学与21世纪经济方略：网络制裁和经济—安保联系
随着经济制裁手段日益多样化，效果日益显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经济方略的各个方面。经济方略不仅仅是指为了实现外交目标而采用的经济手段，还包括那些为了影响一国战略地位而采取的所有经济战略（Baldwin 1985）。从传统方式的制裁来看，施加制裁国家的经济也会受到损坏，因此，一般不会大范围或频繁地使用制裁方式，这也是地缘经济手段即经济方略的局限性。德国曾参与到对俄罗斯的制裁当中，彼时受到影响的德国企业竟有58%之多（Torry 2014）。从形式上看，经济制裁包括贸易限制、金融制裁、价值链控制等多种方式，与21世纪经济方略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21世纪经济方略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充分利用网络，对制裁对象精准施策，从而使制裁效果最大化，而施加制裁国家受到的负面影响得以最小化。
网络制裁和聪明制裁
网络制裁（network sanctions）和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是21世纪经济方略的代表性制裁方式。网络制裁不仅是针对制裁对象，而且就连那些为制裁对象提供支援和帮助的个人或团体，实行网络制裁时也都可以将其连接切断。聪明制裁与可能会对平民及第三国带来损害的全面、无差别制裁不同，可以对对象国国内的特定集团进行更高效的制裁。聪明制裁可以对制裁对象实施精准打击，因此也被称为“针对性制裁”（targeted sanctions）（State Secretariat for Economic Affairs 2017）。聪明制裁在促使对象国顺服的同时，可以控制整个系统的风险，这一点与网络制裁有相似之处（Cortright and Lopez 2002）。此种制裁方式可以切断网络内的部分连接，将制裁限制在特定范围，从而使制裁效果极大化，同时，也可以降低制裁的费用和国内政治成本，此为聪明制裁和网络制裁的共同点。
这种新型制裁方式一方面可以最有效地打击对象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对于发起制裁的国家来说，其受到的外部影响很小，因此受到青睐（Drezner 2015）。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发起的对伊拉克的制裁，被认为是史上最全面的制裁，受此影响，1990—2000年间伊拉克石油销售收入减至1750亿—2500亿美元之间（O’Sullivan 2003）。然而，全面的经济制裁不仅给制裁对象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会给平民带来损害，引起人道主义危机，从经济制裁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来看，这是十分令人困扰的结果。相反，充分利用世界金融网络的制裁，就会屏蔽掉这些外部因素，使人道主义危机最小化，也能取得相似的制裁效果。
处于网络内枢纽位置的国家，会对处于网络外围的国家施加非对称性的影响力，从而具有位置权力。目前，针对特定国家的金融制裁等经济制裁正在逐渐增多，这与世界经济的网络化密不可分。美国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频繁地使用金融制裁手段，正是因为世界金融网络结构具有非对称性特点。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的案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大量行为人之间的金融交易，最终形成了集中化的网络结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 GVCs）也是如此。在网络之内，传统的相互依存基础上用来合作的地点，在现实主义动机下变成了针对对象国实施控制和打压的场所。具体来说，在网络内部处于连接性较好位置的国家，会通过“全景监视效应”（panopticon effects）和“阻塞效应”（choke point effects），将相互依存作为武器使用。“全景监视效应”是指特定国家利用网络内的枢纽位置，从战略上收集重要情报和信息；“阻塞效应”是指不允许敌对国家接近和利用网络（Farrell and Newman 2019）。
经济—安保联系
此外,随着战略竞争出现的经济方略的核心，是经济与安保的联系（Mastanduno 2012）。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变得越来越紧密，成为弱化经济安保与国家安保之间界限的结构性因素，经济方略被看作将二者连接起来的手段。传统产业政策的焦点是培育固有产业，与此不同，21世纪产业政策明确考虑到其对国家安保的影响，将经济和安保的整合作为政策目标（Siripurapu 2021）。作为21世纪经济方略，在展开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产业政策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凸显（Aggarwal and Reddie 2020）。21世纪经济方略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培育战略性重要产业，给予外国企业差别化待遇，利用经济制裁手段、通过实施管制以影响竞争环境，进而采取高压政策，等等。因此，经济方略应被视为用以提高国家经济、战略性地位的一切手段，而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手段和方法。
美国拜登政府为了保持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优势，正在加倍努力，体现出21世纪经济方略的特点。从短期来看，拜登政府试图利用军工复合体或者产官学生态系统来强化尖端科技的竞争力。从中长期来看，拜登政府将基础科技（foundational technologies）视为美国保持科技优势的关键因素，并不断扩大资助。与此不同，中国政府采用的产业政策重在对国内产业进行支持和培育。随着军民两用科技的利用及重要性日益增强，国防创新体系和军民融合战略成为中国产业政策的核心（Cheung and Hagt 2019）。美国认为，中国的军民融合战略是将军队等公共部门的科技创新转移至民间，将会使传统的世界贸易体制难以发挥管制作用，中国政府正在通过这种事实上的产业政策来培育尖端产业（Department of State 2020）。
中美两国经济方略在优先顺序和方式方法上存在差异。美国通过转移供应链、对中国转让美国技术采取预防性措施、强化科技创新力量、增加多边合作等，排定了为“改变中国”所采用的经济方略的优先顺序。其主要特征，一是减少了脆弱性；二是减轻依存度，因为中国可能会扰乱或者威胁扰乱美国的经济和产业体系，并以此作为谈判筹码；三是通过延缓技术扩散来保持科技竞争优势。美国的经济方略体现出两重性，一方面，采取防御性措施，对中国无限制地接近美国企业和个人加以限制；另一方面，不断加强自身的创新力量（Friedberg and Boustany 2020）。与此不同，中国的经济方略则是充分利用美国和西欧国家等发达国家市场开放的机会，对外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采取调整策略（Friedberg and Boustany 2020）。
经济方略与其实际上发生的场域（forum）也有着紧密联系。正如产业政策、出口管制、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扩大管制等案例所示，经济方略可以采取单边执行，也可以像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和美日贸易协定那样，采取双边主义的形式。同时，经济方略也可以在多边层面上执行。考虑到目前世贸组织（WTO）可以发挥的作用有限，关于中美之间尖锐矛盾的解决议题恐怕难以包含在WTO协商解决框架当中，因此，可以换一种思路，像WTO电子商务协商案例那样，对个别议题可以采取诸边主义（plurilateralism）或者按照产业进行协商的方式。信息技术、5G、生物等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可以以这些关键技术为主采用上述方式。此外，中国和美国可以充分利用“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大型自贸协定（FTA），发挥区域多边协定的作用，在世界经济秩序重构中占据有利位置（Lee 2016）。正如美国在四国集团框架内组成“新兴科技工作组”一样，它也可以以区域层面合作为基础，寻求缔结诸边主义协定的路径。
中美贸易争端和复合地缘经济学：
以美国经济方略为中心
贸易战的地缘经济学
中美战略竞争促进了复合地缘经济学的产生。中美两国从贸易战向科技竞争的转变，不仅是由于尖端科技本身战略上的重要性增强，而且也是由于征收关税等传统方式的贸易制裁导致的成本和副作用太大。贸易不平衡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与中国展开贸易战的结构性因素。在中国加入WTO的2001年，中美两国的贸易不平衡只有831亿美元，然而，到了爆发贸易战时的2018年，该数字已升至4182亿美元，贸易不平衡在快速增加。中美两国在进行贸易战时，开始主要以关税为主要手段。就在中美签订第一阶段协议前夕的2021年1月，美国对产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税率已从2018年1月的3.1%升至21%。作为反制，中国也将产自美国的进口产品的税率从8%提升至21.8%。在同一时期，美国对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征收的税率从2.2%提高至3%，而中国对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征收的税率反而从8%降至6.1% （Bown 2021a）。
从征收关税的占比来看，变化速度和幅度更快、更陡。中美两国征收关税的额度占各自贸易规模的比重均曾接近于0%。然而，贸易战开始后，美国对产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额度占比急剧增加，2018年末达到65.5%。其后数年，该数值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2021年1月的数值为66.4%。中国也是如此，对产自美国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额度占比在2018年末达到46.9%，到2020年9月增至58.3%，这个数值在2021年也维持在这个水平（Bown 2021a）。
显然，中美两国已将征收关税用作贸易战的主要手段。两国间的贸易不平衡可以为美国进行非对称性谈判发挥结构性的作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产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大范围地增收关税，以减少贸易不平衡，同时，试图解决技术转让、补贴、国有企业、产业政策等诸多结构性问题。特朗普政府之所以能够采用这种战术，是因为美国可以充分利用贸易不平衡这种贸易战，使其在非对称性谈判中发挥结构性作用（李承柱2019）。这种方式是利用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进而对对象国实施打压的传统地缘经济学的典型做法。然而，在贸易战进行过程中，基于征收关税的传统方式的优点和缺点也一并逐渐地显现出来。从短期来看，贸易不平衡可以作为美国对中国发起攻势的结构性因素。在贸易战初期，为了应对美国的高税率，中国实施了关税报复的强硬政策。然而，随着征收关税和报复性征收关税方式的贸易战愈演愈烈，很明显，中国是难以克服贸易不平衡这个结构性问题的，因为中国不可能按照美国征收关税的水准和规模进行应对，这是非对称性的相互依存带来的必然结果。
不过，以关税为中心的传统方式的贸易战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无论如何，在战略竞争的特殊环境下，美国单纯依靠征收关税来让中国顺服是有局限性的。事实上，通过贸易战，美国缩小了对中国贸易赤字的规模，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成功了。在爆发贸易战的2018年，美国对中国贸易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4182亿美元，之后规模一直在缩小，从2019年的3443亿美元减少至2020年的3102亿美元，与2018年相比，减少了25%。在进行了几乎两年的贸易战后，两国达成了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然而，从协议的执行效果来看，很不理想。中国承诺要从美国进口1731亿美元的商品，但实际上只进口了999亿美元，执行率只有59%（Bown 2021b）。美国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贸易战，最终达成协议，然而协议执行率只有59%，说明针对已展开战略竞争的国家，传统限制进口的方式发挥的效力很有限。
人们甚至看到，尽管进行了贸易战，但美国总体贸易赤字规模与2018年相比反而增加了。据统计，美国2018年的贸易赤字为8703亿美元，2019年为8509亿美元，稍有减少，但到2020年又增至9110亿美元。2021年1—7月，美国贸易赤字已达6185亿美元，与2020年同期相比，赤字规模又扩大了。尽管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减少了25%，但总体贸易赤字规模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说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正在向他国转移。虽然一时看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不平衡减少了，看似成功，但实际上，导致贸易赤字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此外，美国虽然意图通过贸易战解决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如中国政府对尖端产业的大规模补贴、基于军民融合的产业政策、国有企业的不透明性、对于外国企业的隐形市场壁垒、数据管制等，但是，显然中国政府一定不会合作。即使在美国国内，也存在着反对采取传统方式对贸易进行保护的声音，这也成为对中国制裁效果难以理想化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国内，针对特朗普政府推出的对中国征收高关税的举措，一些批评者认为，这种做法从长期来看不仅不会让中国顺服，反而会导致“弄巧成拙”的结果。对产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最终会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和进口企业，这只会导致企业竞争力降低和消费物价的上升，因此，征收关税的做法难以实现特朗普政府表面上提出的目标。
传统方式的贸易限制不仅在解决中国的结构性问题方面存在局限性，而且实施制裁的美国也要付出相当大的经济、政治成本，因此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贸易战基于所谓“征收关税”的传统经济方略展开，尽管会对对象国带来冲击，但也会对施加国带来负面影响。据估算，由于贸易战，美国GDP减少了大约0.3%—0.7%，从金额上来看，最多减少了1.7万亿美元（Moody’s Analytics 2019; Amiti et al. 2020）。另外，在美国政府对产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中，有460亿美元是由美国企业负担的。其结果是，虽然美国政府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经济制裁对对象国带来了影响，但是这种传统方式的经济制裁导致的负面影响却难以精准控制。美国政府很难单纯依靠经济制裁获得与中国谈判的有利地位（Drezner 2019）。特朗普政府滥用经济制裁手段，反而使中国学习到了这种利用经济手段的方式，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由于过度依赖经济制裁，美国可以动用的经济杠杆反而减少了，最终美国经济方略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
复合地缘经济学的新手段：网络制裁
已进入战略竞争的中美两国，不再单纯依赖利用规模上非对称性的传统手段，双方都在谋划新型的经济方略。贸易战是将关税等经济制裁作为主要手段，利用中美贸易间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而对对方进行打压的一种战略。与此相反，扰乱对象国的供应网络，充分利用供应链的非对称性进行打击，则是更为精准的打击手段（李承柱 2019）。美国正在试图将传统方式与新型方式相结合，旨在将武器化的相互依存效应发挥最大效力。其结果是，中美两国不再单纯地将网络化世界中的连接性视为公共资源，而是将其视为可以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基于网络针对对象国进行打压的方法，更易于投入实力，可以实现对本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因此，构建网络，在网络内确保有利位置，便成为主要动机。这种方式与以关税为中心的贸易战的主要区别是：可以有效管控对本国产生的负面影响，同时实现针对对象国实施打击的最大化。
美国政府对网络通信企业的多种制裁，就属于网络制裁方式的经济战。美国政府于2019年5月将69家关联公司列入“限制交易企业目录”，限制英特尔和高通等美国企业向这些企业提供核心部件。这种做法一方面是考虑到美国与中国展开了5G竞争，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5G会对其他产业和国防产业产生影响。美国之所以可以实施这种打压，是因为在供应网络中美国企业处于枢纽位置，可以发挥阻塞效应。
这种基于网络实施的打压中国战略，在半导体领域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半导体供应链从地理上来看涉及广大地区，生产一个产品会涉及70次以上的跨国移动。一个微小的变化，就可能会破坏整个供应链。半导体供应链的这种特性，是可以用来打压他国的原因。美国不仅在半导体研发领域具有优势，而且控制着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工序。半导体被称为“21世纪的石油”，正如这种比喻所示，美国充分利用其在半导体供应链领域中的控制力，在被制裁企业所在的尖端产业方面打压中国。半导体产业的供应链一般分为设计→制造→封装→测试和包装→材料→制造设备等多个阶段。考虑到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工序具有不同地理分布的特点，可知在半导体供应链内部，按照不同的生产阶段，会形成跨国移动或跨国交易网络。在日本将硅锭生产成晶圆后，运至美国，生产出芯片未切割前的原片，再在美国国内进行晶圆减薄切割工艺，之后将其运至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进行封装，封装后再运至中国等许多国家，以用于生产电子产品（见下图）。
美国在半导体技术及生产网络中占据着核心位置，因此可以以此打压中国。半导体供应链的第一阶段是设计阶段。美国政府规定，使用了25%以上的美国设计技术的企业，在对华出口时需取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之所以美国政府可以采取这种做法，是因为美国掌握了半导体供应链的核心——设计技术。更有甚者，美国还与处于半导体供应链末端的制造设备领域大企业——荷兰ASML公司等联手，限制其向中国出口，从而大大提升了这种基于网络的打击效果（Woo and Yang 2021）。可以看到，在半导体技术及生产网络内，由于美国无论是在供应链的前端还是后端都具有影响力，因此能够发起网络制裁。相反，中国虽然以中芯国际（SMIC）等为中心占有世界半导体生产的16%份额，市场占有率也在快速提升，但这只说明中国在制造工序的部分领域具有竞争力，依然难以像美国那样，利用半导体网络来实施制裁。中国政府已意识到半导体网络的这一非对称性，正在加倍努力，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
另外，美国意识到中国也在通过网络对其施加威胁，认为有必要对网络进行重构。具体来看，自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就开始推进重新外包和“经济繁荣网络计划”（Economic Prosperity Network）。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美国意识到，由于其医药品、生活必需品、电池等多种产业严重依赖以中国为中心的供应链，因此难以在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方面实施更为严厉的手段。新冠疫情更是凸显了这种供应链的脆弱性。在新冠疫情初期，中国对口罩等医疗产品和个人防护设备实施了出口限制，使美国更加意识到这种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普通大众甚至也意识到，中国在这类产品的供应链中处于生产工序的主要位置，短期内是难以被取代的（Eshoo and Schiff 2019）。由于美国已经与中国展开了战略竞争，因此它更是将对方视为安保威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健康危机中，中国的口罩出口限制和口罩外交凸显了此类产品生产严重依赖于中国的事实，美国认为这是极具危险性的。新冠疫情使政策制定者和普通大众均意识到了供应链的这种脆弱性。
从美国政府的立场来看，这种供应链的脆弱性及对中国的依存度，在进行战略竞争时可以作为结构性制约因素发挥作用。现在，美国已不再处于企业层面上对供应链进行完善的阶段。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之所以将供应链重组问题在国家安保层面进行推进，其原因就在于此。在新冠疫情之前，美国跨国企业在形成、管理供应链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效率因素，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美国企业加速了自动化的导入，保证让更多供应商加入，以此来改善供应链的脆弱性（EY 2020）。美国企业正在或多或少可以缓解效率降低与增加脆弱性之间作出选择。在企业努力的基础上，美国政府正在寻求供应链的重组，以期引起更深层次的变革。
由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安保化，体现为重新外包和供应链重组。作为应对战略，美国正在推进半导体、大容量电池、稀土类核心战略物资、疫苗等医药品供应链的重构，旨在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The White House 2021）。具体来说，为了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美国正在将可以扩充国内生产实力的重新外包和“部分脱钩”（partial decoupling）或“部分脱离”（partial disengagement）结合在一起。美国不寻求供应链上的完全脱钩，而是对尖端科技和产业中维持美国竞争优势所需的供应链进行重组，采用“部分脱钩”或“部分脱离”方式，使供应链战略更加精细化。
这昭示出“可控的相互依存”时代正在到来（Moraes 2018）。“可控的相互依存”是指与中国的相互依存可以在适当程度上受到控制。尽管人们讨论更多的是供应链分离或供应链脱钩等议题，但正如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所指出的，中美两国供应链的完全分离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会给双方带来损害（Brennan 2020）。中美两国均认识到，目前中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度太高，会成为两国展开战略竞争的阻碍因素，为此，两国都希望能够将相互依存度控制在高度相互依存与完全脱钩这两个极端之间的适当水平。
“部分脱钩”或“部分脱离”与在各个层面上维持经济关系或完全脱钩的概念不同。“部分脱钩”是混合采用两种做法：一方面，削减对消费品、农产品、原材料的关税壁垒，恢复自由贸易；另一方面，对尖端科技领域继续实行保护和竞争的策略。从供应链重组的观点来看，“部分脱离”以“中国+1”或“中国+2”等多边形式展开。“部分脱钩”和“部分脱离”可以降低供应链的脆弱性，通过实施多边化战略，美国可以逐渐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进而缓解安保威胁，这是“部分脱钩”和多变化战略的共同点。美国拜登政府正在推进“小院高墙” （small yard, high fence）即“缩小制裁范围，实施精准打击，反过来提高中国进入壁垒”的两方面战略，短期内缩小出口管制范围，同时对制裁对象实施更为严厉的管制（Du and Walsh 2021）。与无差别地牺牲所有企业利益的传统制裁方式相比，这种战略更易取得企业和外国政府的理解和合作，作为国家战略，可以提高供应链重组战略的整合性，具有重要影响。
加强创新和网络合作
美国要有效地发挥基于网络的经济方略的效果，需要满足如下两种条件：一是要加强自身的科技创新，二是要加强国际合作。美国构建了独立的创新生态体系，以夯实本国国内的原创科技基础。拜登政府一上台，便公布了3250亿美元的研究、创新、新冠疫情应对计划，并打算集中力量，对那些与中国相比处于劣势的电池、清洁能源等尖端科技领域提供支持和扶助。具体来看，拜登政府计划在多个领域提供预算支持，在清洁能源领域提供360亿美元，在半导体制造和研发领域提供500亿美元，在实验室升级改造方面提供400亿美元，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供500亿美元，在电动汽车市场重组方面提供1740亿美元。拜登政府出台的战略并非仅仅为了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而是旨在针对供应链即网络的脆弱性进行改善。此外，美国政府还通过“创新竞争法”对新兴技术投入2500亿美元，旨在加强主要尖端科技领域的创新，并限制中国获得美国技术（Harrington and McCabe 2021）。
美国政府认为，实施多边化战略的前提需要国际合作。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时，一方面，美国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另一方面，美国需要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即通过强化自身的科技创新，可以使其他国家更愿意与其合作，从而巩固自身在合作网络中的枢纽地位。从这个层面来看，在美国国内对研发力量的投入便成为应对中国的极具主动性和根本性的战略（Manuel et al. 2019）。随着战略竞争日益加剧，作为牵制中国的手段，美国正在谋求建立排他性的网络。美国将印太战略具体化，为了最大程度地牵制中国，强化了与“五眼联盟”的合作。这是利用网络合作的21世纪经济方略所采用的一种手段。正如中美贸易战所显示的那样，美国正在不断努力，一方面在双边层面将对中国的相互依存武器化，另一方面强化与主要国家和合作伙伴的合作，因此大大增强了其效果。这是由于，在网络化世界里，要使相互依存问题武器化发挥最大效应，在网络内部处于重要位置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拜登政府在加强创新的基础上，正在推进尖端科技的国际合作。一些国家合作案例比较有代表性。一方面，通过所谓的“科技民主同盟”（D10），强化所谓的“科技民主国家”在科技标准、贸易、供应链等多方面的科技合作；另一方面，将“四国联盟”（Quad）扩充至“四国联盟+”（Quad Plus），以尖端科技为媒介，正在谋求构建经济、安保联合体。2020年5月由英国提出的D10，是为了在5G等尖端科技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存度而成立的国际合作联盟。考虑到参与国的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市场规模等因素，这个联盟可以从实质上提高尖端科技合作的效果。拜登政府在D10的基础上，主张构建“科技民主国家”对“科技专制国家”的对立阵营，并谋求扩大和加强“科技民主国家”之间的科技合作，实行经济—安保联系战略。拜登政府甚至还在推进基于科技的将D10和“四国联盟+”联合起来的经济—安保战略。2021年6月举行的G7首脑会议，邀请了韩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参加，说明D10已实际发挥作用。
结 论
综上，本文从世界经济的网络化与战略竞争的视角对复合地缘经济学的产生进行了分析。伴随着科技创新和全球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发生了质的变化，相互竞争者能够采取利用网络优势、将经济与安保联系起来的经济方略。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启示意义如下。首先，作为复合地缘经济上的新型经济方略，网络制裁存在悖论。一方面，基于网络的制裁效应超过了双边国家应对程度。更明显的是，制裁可能促进网络自身的重构。另一方面，频繁地、过分地将相互依存问题武器化，也会使制裁对象国获得基于此的学习效应，使其能够采取更有效的应对举措。比如，若某国预料到自身会成为制裁对象，便会谋求从网络中分离，进而构建新型的替代性网络，以降低脆弱性。美国之所以推行脱钩战略，就是要降低在主要尖端产业领域对中国的全球性生产网络的依存度，旨在提高美国国内生产力，降低脆弱性。这种现象也会出现在个别的产业标准层面。有人警告称，美国对华为的制裁会导致5G技术的分化，会出现“碎片网络”（splinternet），从而违背互联网的开放本质（Kolodny 2018）。
其次，在网络化的世界里，将相互依存问题武器化，从短期来看会获得对方国家的让步和妥协，但从长期来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各种损失的产生。若反复使用将相互依存武器化的手段，会使对方国家在中长期阶段采取更为有效的应对措施，以完善和克服脆弱性。此时，从这种手段可能会长期化这一点来看，这种通过将相互依存武器化来打压对方的举措，很有可能会转变为长期的损失。日本曾在半导体原材料方面采取了将韩国移除出“白名单”的举措。受此影响，短期来看，韩国半导体产业陷入了困境，但另一方面，也给韩国带来了降低对日本原材料依存度的意想不到的效果（产业通商资源部 2021）。
最后，经济方略只有在与国内条件相匹配时，执行起来才会发生效力。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程度和水平，是决定经济方略发挥作用的核心因素（Gertz and Evers 2020）。为此，为了经济方略的有效确立和执行，对政府—企业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传统的安保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安保产生巨大影响的科技、金融、贸易等领域，对于将经济与安保联系起来的主要行为者的政府—企业联系之类的主题并不重视，使其成了“黑箱”。然而，现实情况是，经济与安保之间的联系正在变得日益紧密和广泛。因此，有必要对作为经济—安保联系的主要行为者的政府和企业间相互作用开展正式研究。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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