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明具有时间性，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世界变局历史地推动着文明形态变革。在21世纪的世界变局中，生产生活变革、世界政治调整、价值理想重塑、全球治理改革正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未来叙事。立足于对西方现代性的反思，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历史性出场，反思并超越了资本主义带来的“文明的悖论”。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为标志的思想体系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深层精神结构。在世界变局的历史分界点上，超越以西方为中心的“普世文明”构想，超越具有对抗性质的文明冲突陷阱，解决世界性的风险社会难题，需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历史载体，协力走向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图景，最终绘就各文明共创人类美好社会的生活图景。
关键词：世界变局 中国式现代化 人类文明新形态
作者项久雨，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43007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P26—P47
责任编辑：王志强
文明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纵览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以新技术革命、生产力飞跃、政治制度重塑、思想观念变革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变局，为人类文明走向阶段性质变提供了时空场域与历史条件，孕育着人类文明自我更新、自我变革、自我发展的土壤。希望与失望在世界变局中交织，世界变局既可能带来赓续人类文明的希望火种，也可能带来侵蚀文明肌体的消极因素，关键在于处在变局中的人与文明如何把握变局、应对变局与引领变局。理解世界变局必须具备大历史视野与总体性视角，前者从人类发展规律的高度把握世界变局给文明形态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后者从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与外部要素的交互作用中把握文明形态的变革趋势与发展脉络。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对人类新一轮世界变局的理性认识，是21世纪人类正在经历的世界变局，反映着世界历史的趋势与潮流。新一轮世界变局对于人类文明的塑造作用是空前的，将给文明形态带来历史性的变革，这构成我们思考文明未来图景的基本前提。
01
文明的本质界定与成长规律
文明是极富魅力的概念，也是歧义丛生的概念。文明在概念界定上的理论困难，反映出文明本身的多元维度与复杂面向。一般而言，文明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成果、精神成果与制度成果的总称，文明形态是对文明发展状态及其本质特征的概括。文明不是静止的、固定的，而是动态的、发展的。与自然界的生命有机体类似，文明是由人的实践推动创造的生命有机体。
（一）何以“文明”：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
文明是人类把握历史的基本单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应“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来观看历史，将国家视为文明生命中一些从属和短暂的政治现象，因为国家会在文明之中出现又消失”。美国学者亨廷顿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文明作为一个历史命题，其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以宏大的历史叙事、广阔的历史尺度、总体的历史视角、清晰的历史意识来研判世界历史的。正因如此，文明从本质上契合人类探索历史规律、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需要。
历史唯物主义最为彻底地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规律，深入世界历史的本质维度把握人类文明。唯心主义历史观抽象地发展了文明的精神面向，往往以假设代替文明发展的史实，无法正确认识文明发展的深层原因，具有历史认识上的不彻底性。恩格斯对此作出批评，指出在唯心主义历史观看来，“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用他们的思维而不是用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进入意识的）”。超越历史唯心主义对文明认识的不彻底性，历史唯物主义回到历史发生的现场，内在地把握文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条件，对文明发展的实质与趋势作出深刻阐释。对此，我们可以立足于“实践的事情”与“社会的素质”这两个命题深化对文明的理性认识。恩格斯指出：“如果说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那么英国人确实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人。”一方面，文明是“实践的事情”，表明文明是人类实践的结晶。文明是无数“现实的个人”在实践中、在历史中创造的，是无数生命智慧的历史汇聚与有机加总，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高成果。另一方面，文明是“社会的素质”，表明文明反映着社会发展的状态，构成了社会进步的标志。文明与野蛮相对立，作为评价历史发展的积极尺度，是对于历史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统一。
文明的发展与变革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恩格斯基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将人类历史划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他认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 而跨越文明时代的历史门槛在于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寄生阶级的出现以及私有制的产生。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有一系列基本条件，通过一系列物质表征与精神表征展现出来。归根到底，塑造文明形态的根本力量在于生产力，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物质成果，生产力是塑造文明形态最革命、最活跃的因素。文明的物质基础既具有历史性、继承性，又具有发展性、变革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人类文明总体上是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不断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演进的。生产方式是界定文明形态的根本标准、是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生活方式是判定文明形态的基本标准，发展方式是把握文明形态走向的重要标尺。基于此，我们可以将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文明形态划分为原始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主义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五个基本类型，不同文明形态之间有着质的规定性上的差异。
（二）三大形态：文明的内在结构
作为生命有机体，文明的内在结构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文明的物质形态，即与生命体的“肉身”类似的结构，是文明存在的基础形态；第二，文明的制度形态是文明的“骨骼”，文明的有序运转与良性发展需要有坚硬的骨骼作为支撑；第三，文明的精神形态是文明的“灵魂”，标志着文明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
物质形态是文明的“肉身”。物质形态是有形的，是文明发展状态的直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把握“现实的个人”必须考察“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差异化的自然地理条件、物质生产条件对于生产力发展起着约束作用，也为文明的发展划定了基本的边界。任何一个文明的存在与发展，都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文明的发展提供坚实的条件，厚植了文明发展的经济结构基础；脆弱的物质基础与自然条件，使得文明陷入发展停滞或发展缓慢的历史局面。新技术革命带来物质生产与文明形态的飞跃，纵览人类文明史，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智能革命的发生与发展，都为文明的物质形态变革创造了根本性的条件。人类更高文明形态的变革，从根本上要依托于更高层次的物质生产变革，智能革命是推动新一轮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力量。
制度形态是文明的“骨骼”。文明的制度形态具有多样性、层次性，既包括经济制度、行政制度、政党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等由国家主导推行的制度，又包括宗教制度、教阶制度等在精神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制度，还包括人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凝结而成的制度（如民间信贷制度、饮食制度等）。制度形态为文明运转提供了根本性条件，构成了文明在结构层面的丰富面向。文明的制度形态具有历史性，一些落后的制度在文明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会被淘汰，例如奴隶制度、等级制度、种姓制度等。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特有功绩，他认为大革命“并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要改变我们的文明迄今具有的特点，阻止文明的进步，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我们西方人类社会赖以依存的根本法律……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法国大革命推动着文明制度形态的变革，塑造出更符合资本主义文明发展要求的制度形式。
精神形态是文明的“灵魂”。文明的精神形态是无形的、内在的，但又有现实的表现。在福泽谕吉看来，文明的精神就是人民的“风气”，“这个风气，既不能出售也不能购买，更不是人力所能一下子制造出来的，它虽然普遍渗透于全国人民之间、广泛表现于各种事物之上，但是既不能以目窥其形状，也就很难察知其所在。”文明的精神形态具有渗透性，它渗透于文明共同体成员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在人的文化创造与精神生产之上，体现在人的行动方式与人生选择中。生活在文明中的人们，对于文明精神产物是“日用而不知”的，因而，文明的精神形态对于人们的影响具有潜移默化的性质。文明的精神形态具有超越性，它标志着一个文明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与历史高度，反映出一个文明与其他文明相区别的异质性。如果说一个文明引领着人类文明发展之潮流，那么这一文明必定在精神形态上有所突破，必定会创造出贡献于全人类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念。
（三）兴衰沉浮：文明的成长规律
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明的盛衰沉浮史。众多伟大的文明显赫一时，但最终陨落为历史中的尘埃，成为现代博物馆中留存的历史遗迹。在跌宕起伏的文明史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任何文明的成长都是由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共同塑造的。一个文明的成长，既有推力，也有拉力，二者共同左右着文明演化的方向。人总是生活于特定的文明之中，受到文明的历史传统与现实发展的深刻影响，同时也自在地推动着文明的传承、延续、创造乃至颠覆。化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说法，现实的个人既是文明的“剧作者”，又是文明的“剧中人物”。文明的兴衰沉浮，正是凝结于无数现实的个人所塑造的“历史合力”中，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从文明兴衰沉浮的一般历史趋势来看，文明作为生命有机体，在其生命周期中会出现自我肯定、自我否定、自我变革、自我衰落、交往互动等生命特性。
任何一个文明的存在，都需要自我肯定，这种自我肯定既体现在心理层面，又体现在物质与评价层面。从心理状态上看，任何文明的成员都共享着文明自信。在长期共同生活的过程中，文明成员趋向于相信本文明的独特性、优越性，趋向于守望本文明所具有的独特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与思想观念，趋向于继承与发展本文明独特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基因。文明自信是一个文明得以延续的社会心理条件，也是文明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重要表现，是文明自我肯定的社会心理形式。从文明的绵延上看，文明的自我肯定具体表现在后代对于文明历史成果的继承与发展上，具有特定的物质表现。从评价视角看，“他者”的肯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文明自我肯定状态的延伸或补充。中华文化在历史上与现实中得到了来自许多西方思想界的积极评价，例如，威尔·杜兰就认为，“中国文化乃是世界文明重大成就之一”。
诚然，文明也会呈现出自我否定的趋势，总是需要应对与解决文明内部存在的矛盾与问题。文明的内部矛盾是复杂的，具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明的矛盾主要体现在阶级矛盾上。阶级矛盾贯穿着人类文明史，“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毛泽东也注重从阶级史观出发来把握数千年文明史的发展演化过程，他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阶级斗争是文明发展的直接动力，从封建主义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转变，推动实现人的政治解放，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次历史性进步，但仍然具有历史局限性。也就是说，更高层次的人的解放才能体现出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
文明需要不断进行自我变革、推进自我超越，才能适应历史的变化，从而得以赓续与发展。文明的自我变革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文明缓慢的、局部的变革，称之为改革；另一种是文明激进的、剧烈的变革，称之为革命。选择改革，还是选择革命，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到，“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的更先进和更优越。”古代中国的文明形态相比于同期的其他文明形态来说具有先进性，但在近代转向时却落后于世界文明之潮流，最终陷入文明蒙尘的境地。因此中华文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需要一场具有根本意义的革命，才能彻底解决封建主义文明中存在的制度性问题。而随着社会主义文明在中国的不断确立，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文明自我完善的基本手段，通过七十多年的历史发展特别是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得以探索出全新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在人类文明史上，文明的衰落并不鲜见。从根本上看，文明之所以由盛转衰，是因为缺乏进一步突破性发展的动力，抑或是由于过度扩张导致文明的经济基础与综合实力的衰落。汤因比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我们可以把一个成长中的文明定义为经济、政治以及狭义的‘文化’等文化要素和谐一致的文明。同理，一个分崩离析的文明就是三个文化要素彼此冲突的文明。”文明的衰落乃至崩溃，是文明各组成要素之间发生结构性冲突的结果。当然，文明丧失创造性也是导致文明衰落的重要原因，汤因比将文明衰落的本质总结概括为如下三点，即“少数创造性群体丧失了创造能力，大多数人不再进行相应的模仿，随后整个社会出现分裂。”虽然这一观点难免落入精英史观之窠臼，未能全面辨识文明发展动力之根源，但这也提出一个不容忽视的观点，那就是丧失创造性对于文明来说可能是致命的。
文明的交往互动丰富了文明的多样性，塑造了文明发展的可能性。文明是在交往互动中发展的，存在着不同的交往方式，包括冲突、对抗、隔绝、互鉴、对话，等等。人类文明的共性、共识正是在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正如罗素所言，“过去，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常常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意义。”文明的交往并不必然导致文明自身特征的式微，根据布罗代尔的看法，“各个文明的历史实际是许许多多个世纪不断地相互借鉴的历史，尽管每个文明一直还保留着它们的原有特征。”文明的交往方式具有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条件对于文明交往的状态具有根本的约束作用，制约着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推动着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推动着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文明普遍交往。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局限性，也就导致了其所主导的文明交往范式的历史局限性，换言之，这种范式仍然具有非正义的性质。
02
世界变局塑造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走向
世界变局意味着人类文明正在发生的历史巨变。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变局论，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观点，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方位的历史性判断与规律性认识。世界变局论的基本时间尺度是“百年”，但具有大历史视野，是从更为广阔的世界历史尺度来把握人类文明的现时代变革与未来性趋势。世界变局就是世界历史的分水岭，表明不同世界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与显著差异。不同于历史终结论将“自由民主”作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价值悬设，世界变局论从根本上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与时代性，注重从物质生产的根源出发、从世界政治格局的现实出发、从全球治理的趋势出发来把握文明形态的“变”与“不变”，从来不抽象地谈论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因而能够科学地把握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正在发生的变革性趋势。
（一）产业革命与技术变革塑造文明形态的底层结构
托夫勒以“浪潮”概念作为界说标准，将人类文明史上科技的巨大飞跃划分为三次浪潮，其中，工业革命“掀起了第二次浪潮，创造了一个奇异、强大、精力充沛的对立文明。工业主义不仅仅是烟囱和流水线，更是丰富多元的社会制度，触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冲击第一次浪潮社会的所有内涵”。工业革命驱动着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为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根本塑造力量，从根本上决定着资本主义文明的物质形态、制度形态与精神形态的表现形式。
在21世纪的世界变局中，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颠覆性的科技革命对文明形态具有底层结构上的塑造作用，这种塑造具有革命性意义。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技术革命相比，本轮技术革命在改变人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度与广度上前所未有，科技进步的速度呈指数级之势，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量子信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深海等前沿领域科技可能带来的迅猛发展，将使得文明形态的变革具有无限的可能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作者施瓦布认为，人类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他将技术驱动力划分为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三个类别，涵盖无人驾驶、3D打印、高级机器人、新材料、物联网、生物基因工程等方面。托夫勒则深刻认识到“第三次浪潮”之于文明形态变革的决定性意义，他认为“人类面临一次量子跃迁，面对的是有史以来最强烈的社会变动和创造性的重组。我们并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一事实，却参与了建立新文明的基层工作。”当前，学术界对于驱动世界变局的新技术革命的界说尚有争议，不论是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抑或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升级版”，都指向一个共同的世界历史事实，那就是文明正经历的智能化、电子化、信息化的革命性趋势。任何文明都置身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中，都置身于世界变局的技术变迁历程中，所以抓住世界变局机遇的文明将走在世界历史的最前沿。
新技术革命的发展，拓展了人类生产生活的空间领域，文明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由此得以历史性重塑。在此基础上，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从空间的角度来看，在传统意义上，文明局限于一定的地理范围之内，即便地理意义上的文明边界并不总是那么清晰，但大体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空间边界。但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与成熟，文明的空间向虚拟世界延伸，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连接将塑造出文明形态新的空间载体。以新冠疫情为例，在世纪疫情的影响下，人们的工作空间、生活空间、学习空间、交往空间发生了很大变化，虚拟空间的应用效能得到展现，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交织愈加密切，文明的空间形态正经历历史性重塑。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加速”是世界变局中文明发展的时间态势，新技术条件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在加速，文明发展演进的时间也在加速。根据马克思的解释，“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将这一观察应用于当前的世界变局，依旧展现出这一判断所具有的深邃历史洞见。随着新技术条件的不断成熟，空间上的分离不再成为文明交往与发展的阻碍，用时间消灭空间乃是文明发展演进的必然趋势。
（二）世界格局的发展演化推动文明力量对比的历史调整
世界变局的时间叙事背后牵引着复杂的文明叙事。世界变局之变，最直接的体现便是世界格局之变。世界格局的调整，从深层次上看乃是文明间力量对比的调整。自15世纪开辟新航路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历经了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现代性转型，成为世界历史的先行者。一方面，由于历史积累起的优势因素，现如今西方文明在经济、科技等领域中仍然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不同文明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亨廷顿的预判依旧富有洞见，“文明间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当然，这种变化的产生是历史的、渐进的，而不是一蹴而就的。世界变局加速了文明之间相对力量对比的历史趋势。西方文明的相对衰落，主要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缺陷、西方治理体系的现实危机等结构性因素关联在一起。从经济角度来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限制与压缩了西方文明进一步发展的空间。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困境的体现，实体经济中供给端与需求端存在着巨大矛盾，体现出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中心的全球化存在着历史限度。从政治角度来看，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构性弊端在世界变局中进一步展现，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与斗争导致民主政治难以实现真正的民有、民治、民享，西方民主政治的短期行为盛行而无法更为长远地考虑文明与国家发展的未来需要，西方民主政治中繁杂的程序性规定难以带来民主预期的实质性繁荣，西方民粹主义、保守主义的盛行表现出西方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等等。除此之外，在公民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都存在着结构性的缺陷，共同导致了西方文明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趋势。
中国崛起以及中华文明的复兴，发展中国家影响力与话语权的集体上升，是世界变局中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世界变局的推动下，“中心—外围”的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在世界变局中，中国展现出负责任大国的世界形象，展现出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和合文化基因，展现出不同于西方大国崛起的历史路径。“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经验，是中国应对世界变局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拓宽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激励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加自信地探索具有本文明特性、本民族特性的发展道路。每一个文明在历史中都应当找到自身独特存在的位置，都应当一同在世界变局中找寻共存共生之道，都应当在世界变局中进一步探索新的现代化道路。文明的多样性、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是在世界变局中得到进一步确证的历史趋势。
（三）“普世文明”神话的终结推动文明价值理想的重塑
思想观念的变迁折射出世界历史的变迁。世界变局具有本源性意义，带来了人类对于时代的根本反思与思想观念的普遍解放。非西方文明开始对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作出历史性反思，西方中心主义对于世界变局与人类文明发展的解释力与影响力逐渐走向衰落。西方中心主义的式微，是世界变局在观念层面的反映。
应当说，西方中心主义是一种历史原则、理论视角与价值立场的总称，表现为欧洲中心主义、美国例外主义等理论叙事，其内核在于西方文明优越论，带有意识形态的偏见色彩。就美国例外主义而言，不论是“山巅之城”，还是“上帝的选民”，都体现出一种以美国为本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深层次嵌入美国的内外政策制定、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之中，发展到极致便不可避免地走向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零和博弈的深渊。“普世价值”是与“普世文明”相对应的价值主张。亨廷顿对此有过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深刻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资本主义文明宣称自身的文明是“普世文明”，一方面运用武力对外进行文明的征服，另一方面对外输出文明的价值观念，由此产生了文明霸权主义。在考察印度问题时，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文明的伪善面作出深刻批评，“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在世界变局中，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根基在动摇、观念根基在松动，双重标准的事实揭开了价值中立的虚构神话，西方话语构建出的理性世界、文明神话走下神坛。资本主义制度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制度支撑，这一制度形式有着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实现资本增殖的本性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在现时代，西方发达国家推进技术霸权、垄断各类资源、牟取超额利润、遏制他国发展，同时又通过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阐释，对于这些行为进行合理化与美化，将其“文明化”。这种美化的西方文明神话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以至于在过去被当作普遍的历史铁律。但是，悬殊的贫富差距、固化的阶层壁垒、困顿的治理格局、衰落的经济发展、分裂的社会生活在世界变局中又通过具体事件表现出来。资本主义文明的制度缺陷与社会矛盾在世界历史变局中得到系统显现，已经无法支撑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叙事。
伴随西方中心主义的世界历史性衰落，重新发现中国、合理看待西方、科学认识文明便成为了时代的深层主题。早在20世纪初，著名哲学家罗素便已认识到“中国问题”的世界历史意义，“中国问题即便与中国以外的任何人不相干，也仍有重大意义。原因是，中国人约占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实际上，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全世界将受到中国时局发展的重大影响。”现如今，“中国问题”在世界历史变局中的意义，又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治理成就的取得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而不断上升。而这些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教条性知识所无法科学解释的。诚然，纵观世界变局中思想观念的演变，西方中心主义的衰落，意味着我们应当重新建构起符合世界历史需要的文明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确立起某种以东方或中国为中心的历史原则，因为任何“中心论”都是非历史的。
（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推动文明交往方式的深层变革
在世界变局中，人类面临着安全、发展、气候变化、文明交往等全球性挑战，在广度、深度、力度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一个文明实体能够置身事外。世界变局深层次暴露出现代社会所具有的风险社会性质，以及现代文明所潜藏的风险扩散危机。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直接用“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来形象地阐释风险社会的特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共存是世界变局中危机的突出表现，其中文明所遭遇的现代风险主要有两种特点。一是风险的不易感知性，如贝克所言，“但在今天，文明的风险一般是不被感知的”，人们难以预测下一个风险到来的时间与地点，研判与处置风险的难度大幅增加。二是风险具有世界性，“风险产生了新的国际不平等，首先是第三世界和工业化国家的不平等；其次是工业化国家间的不平等”，风险具有背反的性质，不仅意味着不同地理空间风险边界的模糊化、风险影响的扩大化，还意味着不同地理空间范围内不平等的固化乃至于强化。这突出体现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生物安全、网络安全、难民危机中，全球治理的挑战更趋严峻、多样化与复杂化。对此，正如习近平所言，“全球治理应该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
旧有的全球治理体系中与世界变局中人类共生共存需要不相适应的部分，与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趋势不相适应的部分，应当予以改革。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治理规则的总称，包含着全球经济治理、科技治理、卫生治理、人权治理、环境治理、气候治理等基本面向，牵涉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利益，关涉每一个文明的诉求。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是一个历史性难题，全球治理在操作层面涉及政治行为体，在价值层面还涉及文明行为体。政治行为体与文明行为体是互为表里的，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统一于民族国家这一主体上。文明行为体彰显着政治行为体的价值内核，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都会体现出其文明行为体的特质。全球治理最深层次的变革，必须诉诸文明交往方式的变革。不从根本上改变文明交往方式，就难以应对与解决世界变局中全球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在历史上，西方主导的文明交往方式往往带有零和博弈、霸权强权的色彩，不同文明在交往中并没有确立起平等的主体地位，甚至在历史上出现了殖民扩张、奴隶贸易等文明交往的黑暗一页。应对世界变局给全人类带来的历史性挑战，文明交往不应存在或显或隐、或深或浅的等级之分，各国之间应当积极推动构建理性化的协商程序、共识性的规则规范、可持续性的共同发展方式，追求最大化的共同利益、肯定性的共同价值，秉持着平等、尊重、开放、包容、信任的交往原则，共同推动文明交往方式的变革。
03
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的创生
这里所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一个专有概念，指代生成于现代中国的文明形态，其在世界变局中得以最终成型。习近平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大命题，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从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社会主义文明的当代中国形态。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具有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从人类现代化历程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历程中创造出的文明形态，是具有社会主义与中华文化双重底蕴的现代文明。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是一个接续探索的历史过程，其特质与优越性在世界变局中得以充分展现。
（一）文明的活的灵魂：21世纪马克思主义催生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发展，是在先进理论的指引下生成的。回溯人类文明发展史，文明的历史性发展与人类思想的历史性突破具有深度关联性，“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 雅斯贝斯将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历史阶段称为轴心时代，他认为“这个时代挤满了不寻常的事件”。在雅斯贝斯所指涉的轴心时代里，中国、印度、西方发生的不寻常事件主要关涉人类的精神领域、思想领域，人类思想的基本范畴得以形成，这三个区域“在公元前最后一个千纪里完成的创造，成为其后全部人类精神的历史基础”。轴心时代具有奠基性、突破性意义，形成了为后世所延续并发展的精神传统。随着世界历史的演进，各文明之间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交织碰撞，21世纪是否将成为新轴心时代成为思想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世界变局孕育着人类文明新的思想成长空间，其突出特点就在于人类思想的一次普遍解放，西方中心主义失去其曾经长期具有的主导性话语权。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理性洞察世界变局的理论指南，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理应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为推动新轴心时代的来临创造思想条件。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文明的活的灵魂，是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指导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批判性发展，始终沿着人类文明史的历史逻辑来推动自身发展。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同样，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回答了世界变局中所提出的重大时代问题，回应了“世界怎么了？”“文明向何处去？”等历史之问，提出了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性方案，推动形成具有21世纪世界历史高度的文明形态。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塑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内核、思想内核、精神内核。从价值内核上看，以人民为中心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主张。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有着两个层面的基本诉求：一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所言，“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体现出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规定性。二是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物质、精神、交往等各方面的全面发展。从思想内核上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根本思想指南，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划时代变革在思想层面上的基本体现。从精神内核上看，在现代中国，政党精神引领着文明精神的历史性建构。进一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精神内在的精神资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确立起独特的精神传统，聚合起中国共产党人与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共同凝结为中华文明在21世纪世界历史维度上的精神诉求。
（二）文明的内生动力：顺应世界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式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马克思深刻揭示出资本所具有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他指出“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但这种“伟大的文明作用”有其发挥的历史限度，资本逻辑主导的文明具有结构性矛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成为推动人类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内生动力。推动文明形态变革，必须找到代表世界历史潮流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动力之问。
中国之所以能够历史性地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正是因为把握了世界变局的历史性机遇，开启并推进了发展方式的自我革命。推进发展方式的自我革命，需要对发展方位、发展理念、发展目标进行整体性研判与前瞻性把握。中国共产党通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把握世界变局中推动文明发展的历史本质，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寻求内生性的发展动力。新发展阶段是世界变局下中国所处的发展方位，是仍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阶段，实际上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从基本定型转向更高层次发展的历史阶段。
与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发展理念，整体性地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发展方式上所致力于实现的历史性变革，体现出中国应对世界变局的历史性发展抉择。从内容上看，“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创新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根本动力，包含着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等方面的内涵，其中最为根本的是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是应对许多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协调发展理念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形成具有整体性、全局性的文明发展格局。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重塑人类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通过这种结构性调整来赋能文明的发展。绿色发展代表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不仅作用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自我变革，还为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中国所郑重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体现出中国推进绿色发展方式的历史决心，具有世界历史性的文明意义。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实现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良性互动，强调文明智慧的相互借鉴、文明发展的共同推进，以开放发展塑造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文明发展的根本导向，强调发展的实践主体与受益主体的统一。
（三）文明的微观基础：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的实践丰富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不仅包含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包含微观的生活叙事。“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显著标志便在于人之生活的基本境遇”，一个文明所具有的特质，集中体现在生活于文明之中的个体身上，集中体现在文明所展现出的社会面貌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微观基础，体现在新时代中国所致力于创造的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上。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是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本质关联的命题，二者有着不同的侧重，也有着统一性的基础。美好生活，主要关涉个体的生活状态；美好社会，主要关涉社会有机体的面貌与状态。二者的共同基础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世界变局的历史视角来看，美好生活与美好社会实质上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生活方式与社会有机体面貌上的历史性变革。
美好生活的历史性实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活方式变革，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生活状态。美好生活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命题，最深刻地体现出一个文明的理想维度与现实维度。每个人对于美好生活的感性认识、主观想象与现实探索都是不同的。但是，一定历史阶段内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状态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时代的美好生活，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变革的生活状态，是美好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绿色生活的有机统一体。文明形态的变革与生活方式的变革具有直接相关性，例如，生态文明落脚到人的生活层面就体现在绿色生活之上。
美好社会的历史性实践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图景变革，塑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独特社会有机体状态。美好社会的内在规定性体现在四个层面，分别是人民社会、共同富裕社会、德法共治社会与友好型社会，彰显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社会创造。人民社会，展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人民性、公共性，彰显社会成员之间的有机联结与良性交往状态，是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主人的社会。共同富裕社会，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共享性，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得到充分发展的社会，是公正、平等、团结的社会。德法共治社会，是法治与德治相得益彰的社会，是制度文明充分发展的社会，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确定性、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友好型社会，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业友好型社会、家庭友好型社会的总称，是人与文明之间良性互动的社会，体现出新时代中国社会的包容性。这四个维度的社会图景对应着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不同社会领域的变革，具有整体性，共同展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意蕴。
（四）文明的制度创造：独特的制度结构和治理形式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制度文明贯穿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各组成部分之中，是一个有机整体。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全面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经过长期的制度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探索出系统的、独特的、富有生命力的制度体系，形成了符合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规定性的制度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用制度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
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是文明有效运转的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与治理体系推动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秩序。制度优势既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同时也是一个文明发展的最大优势与根本优势。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变局中展现出强大的文明生命力，最为根本的就是拥有独特的制度体系和治理体系，能够有效地把握与应对世界变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具有时空上的规定性与差异性，建构一个现代化的文明必须关注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因素、中国历史文化的约束性条件。亨廷顿认为，“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广大群众具有号召力，并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把民众维系在自己的周围。”政党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从政治层面引领着现代文明的发展。是否将群众号召起来、凝聚起来，影响着一个文明的生命力，考验着现代政党的基本能力。
在世界变局中，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而言，不确定性的因素显著增加、变革性的要素明显增多。不论是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还是在国内的治理中，政党作用的发挥便显得尤为关键。中国共产党是初心型政党，又是使命型政党，致力于贯通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伟大使命，围绕着初心和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塑造有力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与执行能力。党的领导的根本优势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整体性优势有机结合，成为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新形态得以创生与发展的坚实制度保障。正如习近平所言，“党的坚强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的根本保证。”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基石具有整体性，可以推动其实现自我完善、自我变革。现代中国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经济领域发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结构性优势，在政治领域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的体系化优势，在文化领域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的先进性优势，在社会领域发挥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治理性优势，在生态领域发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自然性优势。结构性优势、体系化优势、先进性优势、治理性优势、自然性优势，共同构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整体性制度优势。进一步看，这些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特性的制度优势，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作为制度与文明领导主体对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文明发展的政治责任与政党承诺。政党承诺在中国的制度文明中具有优先地位，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责任伦理意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关切。
04
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未来性向度
世界变局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未来是一种时间叙事，未来图景的塑造必然要求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思考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未来图景，必须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历史立场上，整体关切人类文明的发展走向，并积极运用中国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益成果，为人类文明的划时代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一）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历史之问
百年前，英国哲学家罗素对于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接触曾有过这样的观察与追问，“西方文明和天朝帝国文明正在中国发生密切接触。我们不得而知的是，这一接触能否产生比两种母体文明都要优异的新文明，或者说这种接触只会摧毁本土文化，代之以美国文化。”站在百年后的历史视角回溯罗素的问题，我们可以非常肯定地回答，中华文明并没有因为遭遇西方文明而被摧毁，反而因为社会主义文明的积极因素使中华文明在20世纪、21世纪的中国实现了历史性发展，中华文明被马克思主义赋予了新的生命力，中国得以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创造出人类文明新形态。面向未来，世界变局的时代洪流将把人类文明带向何处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时代关切。对此，我们必须具体分析三个层面的基本问题。
第一，文明的冲突是不是人类的必然命运？文明既是具有自然性、生成性的实体，又包含着建构性的成分。文明的理想与价值，既具有客观基础，也包含着主观建构的内容。在世界变局中，西方的一些理论与政治主张将文明冲突与矛盾的面向扩大化、夸大化，遮蔽住文明的共同性与发展性的面向，从而基于“普世价值”等价值理念试图建构出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对话场。这种建构显然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乃至于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象与工具。应当说，人类有能力共同应对世界变局造成的各种挑战，有能力、有意愿、有需要凝结为一个命运共同体。逆全球化、保护主义、霸权主义都不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文明的冲突并不是世界变局中人类文明的必然命运。
第二，历史是否在世界变局中终结？“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福山依旧认为短期的起伏兴衰并不能阻碍民主理想的力量，“尽管世界政治有短期的起伏兴衰，民主理想仍具有巨大无比的力量”。“纵然我们会质疑要多久之后全人类才能抵达那个终点，但我们不应怀疑某种社会形态就挺立在历史的终结处。”过去三十多年的历史表明，“历史终结论”并不能够彻底解释人类文明的历史走向，特别是不能够解释世界变局中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历史终结论”存在的问题不仅在于它被世界变局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事实所证伪，不仅在于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真实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还在于理论本身是基于抽象理念的哲学论证而形成的，缺乏根本的解释力。世界变局不会按照“历史终结论”所预设的方向发展，人类文明不会也不可能竞相走向历史的终结。
第三，世界历史是否依旧朝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的方向演进？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许多人动摇了对人类文明将继续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文明理论的误解与质疑。这实质上是未能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质及其当代发展的表现。马克思主义对于世界变局仍然具有彻底的解释力，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从不基于某些抽象的理念对历史作出哲学论证，而是深入物质生产的本质性维度把握世界历史的走向及其趋势。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前世界历史时代的发展，是具体的、鲜活的、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直面世界变局给人类文明带来的挑战，力求彻底解释变局、积极引领变局。世界历史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趋势没有改变，世界变局正是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当代例证。
（二）超越“普世文明”：走向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
“普世文明”本质上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是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产物，将其视作全人类普遍的文明形态仅仅只是意识形态与概念上的幻象。世界变局的纵深拓展，愈加证明了人类文明不可能均质化、同质性地走向单一形态，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并不适用于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成功走向现代化，要想能够有效应对世界变局带来的挑战，就必须充分挖掘本土文明的优势与特质，超越“普世文明”的理论预设与幻象，着力探索出文明自觉高度的现代化道路。世界变局中展现的文明发展趋势表明，“一个和平发展的世界应该承载不同形态的文明，必须兼容走向现代化的多样道路。”
关于现代性的未来图景，学界聚焦于多元现代性、复杂现代性、反思现代性等概念命题，作出了富有成效的理论研讨。实际上，从世界变局所揭示的人类文明发展趋势来看，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更可能成为未来现代化发展与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更契合人类文明应对世界变局、走出世界变局的历史需要。文明自觉，强调熔铸不同文明的历史基因、文化基因、精神基因，强调赓续不同文明的宝贵遗产，发扬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文明自觉的现代性，强调在世界变局的影响下，人类现代化道路朝着多样性的方向发展。植根不同文明基础上的现代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方式得以在世界舞台上共存，而不是仅有一种线性、一元的现代化模式主导人类现代化历程。不论是先发的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只要是结合自身文明特性、国情实际、人民需要探索出的现代化道路，都应当予以尊重。从心理层面上看，不同文明成员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当对本文明、本民族的历史传统葆有自豪感、尊严感、认同感，努力将历史文化、现代化发展与文明进步紧密结合在一起，不能走割裂自身的文明传统而移植“他者”的现代化道路。在文明自觉的现代性图景中，不同文明、不同国家之间可以相互借鉴现代化道路探索的智慧与成果，而不应抱有先发现代化道路的优越感、后发现代化道路的自卑感，应当着力建立起具有韧性、包容性的现代化文明共同体，从而共同应对世界变局带来的复杂性挑战，使现代化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
建构文明自觉的多元现代性图景具有历史艰巨性，必须要解决一系列基础性问题。第一，解决由于现代化发展不均衡导致的南北差距、贫富差距问题，在深入推进全球化的进程中，通过推进全球贫困治理与共享实践，推动各文明历史地、渐进地走向共同富裕。正如习近平所言：“各国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大家共同富裕才是真富裕。”第二，各民族、国家必须首先解决内部的经济社会问题，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基础关系，协调好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之间的时序关系，发展出具有21世纪世界历史特点的现代化道路与文明形态。第三，构建起与各文明实体的文化底蕴、价值理念、伦理道德、社会政治因素相适应的现代化精神世界，在精神上获得现代意义上的自我独立与自我觉醒。第四，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进程，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实现物的现代化发展与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统一。第五，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改善，在兼顾现代化发展合理需要的前提下，解决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生态环境危机。第六，摆脱“依附”，推进现代化道路的独立自主建构。对于一个现代化文明而言，独立自主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要推进本民族国家的对外开放，积极推动国际经贸规则朝着更加公正、合理、透明的方向发展。
（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走向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
社会主义文明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超越。但是，社会主义文明是不断发展的，怎样发展社会主义文明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课题，必须结合历史条件加以具体考量。世界变局充分展现出社会主义制度应对变局的显著优势，展现出社会主义价值的优越性，展现出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命力，蕴含着社会主义文明进一步发展的历史契机。对此，进一步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必须将宏观的大历史视野与具体的小历史视角结合起来，在世界变局中把握社会主义文明的未来图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性作用。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社会主义文明样本，为社会主义文明发展明确了历史坐标系。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现在中，我们可以透视社会主义文明的未来。
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图景，是建立在不断确证、激活与发展社会主义文明特质基础上的，更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文明的高质量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更能够推动未来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长久生命力。智能革命是世界变局呈现出的历史趋势，何种文明能够更好地容纳未来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其就能够应对世界变局、引领世界历史。社会主义文明能够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更能够适应智能革命带来的生产方式、分配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社会主义文明更符合民主的本质与要求，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具有政治优势。在新的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更能够引领世界民主潮流，“在社会主义下，‘原始’民主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独立地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独立地参加日常管理。”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塑了民主的历史形态，将民主的权利真正赋予人民，回归了民主的真谛。社会主义文明更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走向，真正建立起属于人民的社会，而非形成以私人利益为导向的市民社会，从而历史地形成崭新的社会有机体形式，展现出社会主义文明对于社会建设的积极促进作用。
社会主义文明的本质是人民的文明，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将更好地解决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文明的悖论”。文明的核心是人，文明的宏大叙事背后是无数现实的个人。在资本主义文明中，“工人创造的对象越文明，工人自己越野蛮”，这形成了文明的悖论。文明的发展本应是人的产物，却异化为压迫人、剥削人的存在。历史地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文明的许多优势尚未得到全面体现。推进更高历史位阶的社会主义文明，将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文明对于人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在世界变局中进一步展现出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质，从而更高层次地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历史局限性，历史地推进追求人的自由个性与历史解放的过程。
（四）超越文明冲突：走向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图景
世界历史是人类文明交往互动的历史，正是因为有了文明之间的实质性交往，历史也就越走向世界历史。世界变局深刻改变着文明的交往关系、交往状态，既存在反全球化、霸权主义等文明交往的阻滞性因素，也存在推动文明交往互鉴的建构性因素，阻滞性因素与建构性因素共存于世界变局之中，构成了世界变局文明交往的两个面向。文明冲突并不符合世界历史的潮流与趋势。汤因比对于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有着深刻的洞见，他指出，“长期而言，印度和中国很可能会对我们西方生活产生深远得多的影响，远远超过俄罗斯以它的共产主义所希望产生的影响。”西方文明在世界变局中的发展，同样需要吸收来自其他文明的智慧。擘画出全新的文明交往图景，推动人类共同应对世界变局，符合世界历史的趋势。
人类大家庭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交往理念与交往愿景。这里所指的人类大家庭是平等、民主、公平的大家庭，并不存在一个绝对的权威性文明或中心性文明，更不接受霸权性文明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构性阻碍。每一个文明实体、国家实体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与一分子，国家之间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不对称状态将得到一定程度上的缓解。在人类大家庭中，不仅存在着利益关系，更包含着更深层次的情感关系、价值关系。人类大家庭是一个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统一的文明交往场域，精神纽带、情感纽带、价值纽带、信念纽带是家庭之所以得以维系的关键因素。人类大家庭的形成，需要观照不同文明的利益诉求与文化特性，需要以现实的行动尽可能弥合“自我”与“他者”之间在视角、立场上的差异，以建设性的方式来协调文明之间在利益上与价值上存在的冲突与矛盾，走向和谐、共生与共识。人类大家庭是由无数不同规模的家庭汇聚而成的，“亚太是个大家庭”，“全非洲是一个命运与共的大家庭”，“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必将回馈国际大家庭”，“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无数文明小家庭联结成文明大家庭。人类大家庭塑造出人类交往的新形态，以一个跨越政治实体、文明实体的人类大家庭来重构文明关系，推动人类走向命运共同体。
人类大家庭的文明交往图景，将更加注重创造世界性的美好生活，将更加注重文明之间的美美与共，在世界变局中具有现实性的平台与载体。大家庭绝不是抽象的、可望不可即的文明交往理念，其具有现实性、可行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文明大家庭建立的世界历史载体。中国在推动人类文明大家庭中作出的建设性贡献，将形成与其他文明、国家之间的协同效应，更加精细地擘画出“大家庭”般美美与共的文明交往图景。这一文明交往图景为人类谋划了走出世界变局的历史出路，将世界导向一个新的方向，即美好世界。美好世界是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必将成为文明之间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命运共同体。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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