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6期P11—P12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原题《黄河文化主脉说——论中华文明奠基期的黄河文化》，摘自《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22年6期，郭飞摘
以幅员辽阔的疆域和56个民族形成的中华文化，就其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讲，是一个层累式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过程，但就中华文化的主体看，它应该是起源于五千年前，奠基于三代时期。而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关系，是中华文明研究和黄河文化研究的重大问题。近百年来，随着考古事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史前考古的重大发现，对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中的特殊地位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讨论黄河文化，首先应对黄河流域的时空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知。笔者认为，所谓黄河文化，从时间上说，应包括从远古时代黄河形成后有人类以来的文化；从空间上说，即指黄河流域的文化。而黄河流域，则是指黄河及其众多支流包括白河、洮河、湟水、清水河、大黑河、汾河、渭河、洛河、沁河、济水、大汶河等所涵盖的集水区的广大区域，黄河流域的山脉常常是流域的界墙。由此，我们大致可以描述为：黄河流域范围西起青海境内的巴颜喀拉山，东到渤海，南至秦岭，北抵阴山，流域面积约为75万余平方公里。从地理结构、自然环境和水文情况来划分黄河及其流域的界段，一般从发源地到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为上游；从河口镇到河南荥阳桃花峪为中游；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其上游河道，山高谷深，河道迂曲，水源丰沛，景象壮观，全长占黄河的三分之二；河道没有重大变迁。流域大致分为三个梯段：第一梯段为河源流域。位于青海、四川境内的大“S”形广大区域。这里大多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流域内多支流汇聚为湖泊、沼泽、草地，人口稀少，流域稳定。第二梯段为河湟流域。从龙羊峡横穿兰州到白银市，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流域内山高坡陡，峡谷狭宽相间，支流众多，水源丰沛，是稳定的多峡谷流域。河道在青海、四川、甘肃境内的部分，虽然流域广大，但地处高原，历史上人口稀少且多民族杂居，以游牧为主，被统称为河湟文化。第三梯段是河套流域。大河从峡谷中奔腾而出，沿贺兰山东麓北流后，在阴山以南折向东流，在宁夏和内蒙古形成沿黄河两岸狭长的冲积平原，被统称为河套平原，是“黄河百害，唯富一套”的农耕文化区，历史上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
黄河中游主要在黄土高原、山脉、峡谷中穿行，峡高谷深，支流众多，泥沙大量汇流，使黄河中下游成为世界大河中泥沙含量最多的河流。以黄河最大支流渭水流域形成的三秦（关中）文化区，以汾水、沁水流域形成的三晋文化区，以渭、汾及伊洛河流入黄河交汇的“晋、陕、豫三省接邻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以北至渤海、南到汶泗，以泰山为中心的齐鲁文化区是黄河流域最重要的文化核心区。
黄河在进入下游华北平原后，流速骤降，大量泥沙沉积，下游河道以“善淤、善徙”著称。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流域，是指北至京津、南括“河济之间”的华北平原。其中，以泰山为核心，南至黄河下游主要支流大汶河为主的汶泗流域，北至渤海南岸的潍淄流域，是黄河流域又一个文化核心区。正是以黄河中、下游流域为主构成的黄河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最辉煌的篇章。
自从20世纪20年代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考古发掘的重心之一是对中华文明起源的探寻。发掘工作的起点和重点，首先是在黄河流域展开的。大量的史前考古发现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区域，是新石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文化主脉，是中华文明的根之所在。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早期国家形态演变最重要的时期，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基期。自三代始，中华文明进入了向“大一统”王朝发展演进的新阶段。三代都在黄河流域孕育、发展，黄河是三代文明的摇篮；在国家政体发展上，三代都经历过由古国到方国的演变，先后以广域王权的“王国”形态掌控过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在文化上，三代在经历悠久漫长的相互吸收、融合后，以礼制的传承发展为主，形成了三代文明发展演进的主脉。
西周礼制，在传承融合夏、商及以前“礼”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式的开拓与创新。三代之礼，集成、完备于周礼，而周礼则是奠定中华文明基本制度、多元一体文化格局和思想文化主轴的根基。
中华文明以辉煌灿烂、源远流长、从未间断著称于世。因而，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期的文化探索和研究始终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和重点问题。自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近百年来，我国考古界几代学者为此进行了艰辛努力，并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结合大量考古发现和有据可查的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对黄河文化与中华文明奠基期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我们中华民族，就是文化内涵极其多样丰富的一个复杂而又统一的整体。这样一个复杂整体的起源和奠基形成的过程，虽然一定是多元、多彩、多区域、多方位甚至有些时段是杂乱无章的，但它必然有一条文化的主脉，在其中起了聚集、融汇、统合的作用，否则，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大气象、大一统就不可能形成。笔者认为，这一条主脉就是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既非当今或历史上流经的各省文化的简单相加，也不是黄河两岸的河水文化。从黄河文化的历史发展和地位、贡献看，所谓黄河文化，应是以中下游为主体，包括其主要支流渭水、汾水、伊洛河、沁水、济水、汶水在内的广大流域的文化。笔者提出，燕山以南的河北平原广大地区是史前和三代时期黄河流经入海的地方，曾密布若干湖泊和支津，应是黄河下游主要流域之一。自金代至清末，黄河主河道是人为决口夺淮流入黄海的，除乱流夺占泗、汴、颍、涡、睢等天然淮河支流河道外，主河道在黄淮平原上频繁泛滥摆动、南移，统治者则人为治河保运，勉力维持，黄河既没形成稳定主河道，也不可能有支流汇入，所谓“黄河流域”既没形成，夺占区域仍属淮河流域，不能作为黄河流域看待。
黄河文化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可以上溯到数百万年以前的更新世早期和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期。尽管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址在全国各地都有大量发现，乃至近些年，“人类起源于非洲”逐渐成为世界考古界的主流观点，但是以在黄河下游发现“北京人遗址”为起点的黄河流域旧石器时代的大量探索发现，还是很雄辩地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华大地上古人类最早、最多、最集中的生活区域，在从“直立人”到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演化发展中，“黄河人”应是现代中国黄种人最早的来源之一。
无论从国际考古界公认的人类文明起源的几大要素，还是从人类早期国家形态的发展演变看，在距今五千年以前，中国已进入了高度文明发展的阶段。从该时期全国考古发现看，说中国文明起源是多元的，是“满天星斗”，无可厚非。但多元聚集，百川汇河，中华文明起源时期的主脉还是在黄河的中下游流域。以陕、晋、豫交界的河洛平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地区，与以泰山周围及河济之间广大区域为主的黄河下游区域文化的东西交汇和强度融合形成了主脉。这条主脉不仅吸附了周边发达的文明，而且为此后夏、商、周三代在黄河流域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主脉说”论述中，绕不开的是长江。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为中华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某些方面甚至在同时期已发现遗址中是无与伦比的。例如，良渚文化古城所展现的具有“王国”特点的气象。但是，良渚文化在长江下游的去向是衰败了，并没有形成像夏、商、周那样具有广域王权的中央王朝。所以，那种说长江与黄河一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的观点，虽有一定的考古依据，但是其“摇篮”的贡献实际上是汇聚到黄河主脉中来实现的。
夏、商、西周三代文化都孕育、发展、成长于黄河流域，是黄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奠基期主脉的重要贡献。笔者虽然没有展开论说，但提出：从国家形态的演变看，从文明起源到三代时期，已经完成了从古国—方国—王国的演化，三代文化的发展，是广域王权中央王朝不断加强“王国”化的过程，并为秦汉时期“帝国”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美国人类学家克鲁柯亨认为：“文化基本核心由二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的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三代文化具有共生性和互融性，它们传承发展的主脉就是以思想、精神和价值观为内核的“礼”。而三代之“礼”大备于西周。西周的礼乐文明，不仅是对夏、商礼制的集成、融合与总结，也是一次革命和创新，即由夏商时期的“尊神尚鬼”之礼，而损益、修正为敬德、重民的礼乐教化之礼。西周的礼制，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一是农业宗法制度的奠基。德国人类学家格罗塞认为：“生产方式是最基本的文化现象，和它比较起来，一切其他文化现象都只是派生性的、次要的。”西周的农业宗法礼制的定型，奠定了此后三千年中国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的基础，影响深远。二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思想理念的奠基。在黄河流域复杂多样的地理自然环境和夏、商中央王朝建立后，仍存在上百千个姓族古国、方国的文化形态，决定了三代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而西周实行的分封建国，既强化了一体，又整合、稳定了多元，形成了真正的多元一体化的国家形态。西周时期一整套礼乐教化制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是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理念的文化根基。三是西周的礼制及其严密完备的官僚体制和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学派的形成植下了种苗；而周公的制礼作乐及其德政教化思想，与鲁国的周礼文化中心地位，是中华文明思想文化主干儒家文化的渊源和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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