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当我们聚焦个体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时，历史才变得鲜活起来

追怀生命：中国历史上的墓志铭

[美] 伊沛霞、姚平、张聪 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3年4月

52.00元

9787573206121

前言（节选）

制度、观念和重大事件是还原历史的最基本条件，但只有当我们聚焦个体人物的遭遇和故事时，历史才变得鲜活起来。正因如此，人物传记一直是最有价值的史料之一。

传记一直是中国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分支。司马迁的《史记》就包括了大约一百五十个人物传记。他的人物传记业已具备了现代意义上传记的所有主要成分—姓、名、字、籍贯、简历。司马迁还常常通过人物对话来为故事增添色彩；在陈述该人物的事业生涯之后，他有时会提及此人生活中的其他方面，如文学作品、性格特征、兄弟子嗣等。虽然大部分传记的主角是帝王将相，但司马迁并不认为只有政治人物才值得为之谱写生世。他在选择传记对象时还有其他种种考虑，如传主在哲学思想方面的贡献或者杰出的商业头脑等。

司马迁创立的传记传统在汉代以后的正史写作中得到发扬光大。二十四史中有大量重要政治人物的传记，但也有不少人是因品德或其他方面的成就而得以青史留名的。正史的传记写作多以私人编撰的传记为资料来源，这也反过来影响了私人传记的写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列女、孝子孝女、地方名人，宋代以后的画家、书法家，以及著名僧尼、道士、女冠等各色人物的传记。从宋代起，作为官府与士绅密切合作产物的地方志，收录了越来越多的地方名人传记。

本书的着眼点，是私人撰著（而不是官方主持编纂）的、以纪念死者为目的的传记——墓志铭。这一传记传统同样可以追溯到汉代。墓志铭作为一种文体，在其发展过程中借鉴了正史人物传记的基本成分，但也深受其他中国文化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家族制度、祖先崇拜以及孝道至上的传统。

本书所收的墓志铭，在英文中被翻译成epitaphs、funerary biographies（丧葬传记），或funerary inscriptions（丧葬铭文），现存帝制时期（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的墓志铭数以万计。长期以来，传统史家利用这些资料弥补正史之阙。如果志主在正史中也有传记的话，我们可以在他的墓志铭中找到更多私人生活的内容，比如他的葬地和妻子的姓氏等。此外，正史作者为了对传记主人的一生功过是非有个论定，往往会无所顾忌地陈述此人品格上的瑕疵和治政方面的谬误。而墓志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塑造一个让亲者仿效、尊者赞扬的正面形象，因此它们往往对死者赞誉有加，而对他/她的缺点避而不谈。

墓志铭因包括详细的人品操行、家庭生活、地方世态以及社会文化风俗，可以让读者感受到志主所处时代的（尤其是上层社会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墓志铭还让我们有机会了解在正史和地方志中少有记载的各色人物。如果不是贞妇、节妇或其他妇德模范的话，女性很少被写进正史，然而她们在墓志中却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然尚无法与男性相比）。同样地，不少男性墓志的志主既没有任何仕宦记录，在其他史料中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早夭的孩子很少出现在家谱或父母的传记中，但他们却是墓志中被父母和家人殷切怀念的对象。

墓志铭因为可以为家庭史、人口史和社会史提供丰富的、可量化的数据，故而受到现代史学家的重视。绝大多数墓志铭提供志主的死亡年龄和年代，由此我们能够推算出他/她的生卒年份。墓志铭还包含了姻亲家庭的信息，使我们得以考量当时的婚姻和亲缘网络。大部分墓志还会提及死者子女的名字或数目，以及这些子女是否在世或夭亡，这些信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生育率和死亡率的有效证据。学者们已经用墓志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婚龄以及择偶条件的变化。目前一些数位人文研究项目，如哈佛大学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Chinese Biographical Database）等，大量利用墓志来复原精英家庭的迁移趋向、地方发展、政治和思想网络。这类史料的广泛运用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家庭生活、仪礼和宗教实践、精英的自我标识和维护其社会地位的策略（如自为婚姻）等方面的了解。

女性史研究者一直是使用墓志史料的领先人物。虽然墓志铭和列女传的目的都是赞扬女性的完美家庭角色和她们的道德典范，但是，墓志铭中也有对女性的情感经历和她们如何权衡、处理种种微妙的家庭关系的更为细微的描述。而且，正史和说教性的列女传往往只注重女性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段，而墓志则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图像，展现了女性在一生各阶段中所担当的角色。女性墓志的撰者大多是她的亲人，比如丈夫、兄弟、儿子（当然她的儿子也可能会请求一位知名文人撰写她的墓志并为作者提供有关内容）。虽然现存墓志中男性墓志的数量远超过女性墓志数，但就记载女性生活而言，墓志铭的史料价值是无与伦比的。

本书选择了二世纪至十九世纪间的三十篇墓志铭，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志主曾因其政绩、战绩或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而享誉一时。其他一些墓志的选择，往往是因为它们能让读者了解到当时生活中的更为私隐的一面（如父母对子女的感情），或者是因为它们反映了多种多样的生活经历（包括将军、小吏、僧侣、非汉族背景的军官、皇亲国戚）。这些墓志有助于我们洞察某个时代的特征以及某种社会和政治氛围。如果我们将这些人物传记作为史料来读，那我们首先应该把它们放在历史背景中去理解。正因如此，我们在每章中都对墓志主的生活时代做了一个简介。

（中略）

本书的读者们可以选择以任何顺序来细细琢磨这些墓志，因为它们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当然，通读全书并对各时期的墓志作比较分析也会让大家受益匪浅。此外，读者还可以选择一组群体（如女性墓志、将士墓志）来进行深入的切磋探讨。

私人传记与正史有何区别？现代读者可能有兴趣了解北宋文人曾巩的看法。在《寄欧阳舍人书》中，曾巩写道，尽管墓志铭和正史的传记在很多方面目的相近，但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于，“史之于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也就是说，史书注重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但并非人人都有资格“享有”一方墓志。曾巩认为，墓志铭的功能在于“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曾巩对墓志与正史传记差异的论述，提醒墓志铭作者以及死者家属在塑造死者的身后形象上斟酌再三。同时，他也暗示，对不配拥有墓志铭而因此更易被历史遗忘的担忧有其一定的社会效益——因为这种“恐惧”可能间接激励世人避恶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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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上海古籍出版社

转自：“人文学术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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