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文史哲杂志 ，作者王克奇
摘 要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贵族。项羽的命运是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命运的反映。项羽的性格，集传统贵族阶级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是中国旧贵族群体性格的典型。他凭借贵族的特殊身份和性格优势成功了，又因为其贵族身份的历史局限失败了。正所谓成亦“贵族”，败亦“贵族”。“贵族”群体性格的内在矛盾性，造就了项羽个人形象的复杂性，铸成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他是一个“末路英雄”，是一个“代历史受过的悲剧性人物”。项羽的败亡，昭示着贵族时代的终结。贵族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并对古代政治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贵族文化的影响并未消失，通过不断变形复制，成为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的载体。
作 者 | 王克奇，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原 题 |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项羽论
论及项羽，是一个老话题，以往见仁见智，纷纭难有定论。本文拟从其贵族社会身份入手，将他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对他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作一评价，并就中国历史上的贵族传统文化，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从时代背景看，楚汉之际是新旧阶级制度发生重大变动的时代，项羽的命运是他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命运的反映。换言之，项羽的失败，是一个没落阶级不可避免的历史命定，随着项羽的逝去，最终宣告了中国贵族时代的完结。
项羽出身于一个楚国旧贵族家庭。《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其季父项梁，梁父即楚将项燕，为秦将王翦所戮者也。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羽虽为将门之后，但生不逢时，其家族随着楚国的灭亡而败落。他所处的秦代，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初建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体形式。反映在社会阶级的层面，活跃在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是摆脱了宗法制度束缚的士人阶层，这个阶层凭借着自身在文化知识上的优势，脱颖而出，迅速崛起，成为当时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官僚阶级的主体部分。与之相比较，贵族阶级已走向末路。贵族阶级的没落与以下社会条件有关：一是分封制的废除。分封制度通行于夏、商、西周三代，在春秋时期走向解体。贵族阶级是分封制度的产物，世袭权利的家族传承是贵族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分封制度的消亡，特别是六国贵族政权的消亡，贵族阶级失去制度的依恃而走入末途。二是贵族阶级自身素质和生存能力的退化。特权是贵族阶级的凭借与依赖，传统社会的游戏规则是贵族安身立命的保证。特权的庇护与眷顾，导致了贵族阶级自身素质的退化；社会游戏规则的变动，使得贵族面对变化的社会手足无措。在急功近利、不择手段的政治竞争中，贵族表现得茫然而低能，他们在传统道德文化方面的优势反而成为一种负累。在兼并进取、世风日下的社会背景下，贵族及其文化变得不合时宜。三是来自平民阶层的竞争冲击。富国强兵的时代要求迫使各国统治者采取了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制度，相对平等公正的社会氛围给予平民以施展才能的机会，新的人才选拔机制导致了贵族与平民在政治力量对比上的此消彼长。项羽的命运正是这些历史社会现象生动的注脚。
与贵族阶级的没落相反，以士阶层为代表的平民阶级开始崛起。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时代。王室衰微，大国争霸，颠覆了传统的政治秩序。崇尚耕战，急功近利，成为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社会身份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漠视，逐渐淹没在实利追求的潮流中。借助于时代提供的机遇，在战国时期的竞争中，许多平民精英脱颖而出，打破了贵族对政治的垄断。齐国士人鲁仲连就是一个典型。司马迁评价他说：“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而出身低微的李斯在入秦前对其老师荀子所说的一番话，足以反映当时的社会态势：“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史记·李斯列传》）社会的变动为“布衣”提供了机遇，平民精英的崛起成为势所必然。陈涉、吴广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相号召，发动起义，说明了这种观念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共识。但旧贵族的影响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依然存在，并在秦朝末年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借尸还魂，导演了一场悲壮的谢幕，这场悲剧的主角就是项羽。
秦始皇兼并六国，一统天下，扫荡了六国的贵族势力。又通过实行中央集权制度，从阶级和制度两方面给予贵族势力以毁灭性打击。贵族阶级作为一支现实的政治力量不复存在，但他们的社会文化影响依然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特别是秦始皇通过军事征服手段统一中国后，没有在民族文化的融合统一上下大气力，解决当时地域文化间的矛盾冲突问题，六国民众的被征服感深切，这就为日后发生的六国民众反秦斗争埋下了伏笔。至秦朝末年，爆发了反秦大起义。固然，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是重要的动因，但这仅仅是表层的原因，深层次的原因是秦地与关东六国地区民众在文化观念上的对立。当时战争的基本形势是“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史记·秦始皇本纪》）。由此可知当时反秦斗争的特点：一是反抗局限于关东地区，为反文化征服的性质，带有明显的地域性。二是农民起义很快转化为六国贵族领导的复国运动，以贵族为主体的“诸侯”成为陈涉死后反秦斗争的主导者。造成这一社会现象的历史原因有二：一是秦朝征服六国统一天下后，没有采取有力的政策弥合原秦国民众与其他六国民众间的文化隔阂和冲突，征服者与被征服者文化壁垒分明，严重对立，遂导致了“关中”与“关东”地区间的地域对立。二是六国旧贵族势力作为一种地域文化的代表符号仍然具有强大影响力，在复国斗争的旗帜下，通过拥戴旧贵族为领袖，六国民众在精神上满足了他们对自己尊严的维护和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旧贵族作为地域传统文化的代表，他们的社会号召力是显而易见的。如秦朝末年的反秦斗争中，范增劝项梁“求楚怀王孙心民间……立以为楚王，从民所望也”（《史记·项羽本纪》）。东阳陈婴被推举为一支反秦武装的领袖，而“陈婴母谓婴曰：‘自我为汝家妇，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属，事成犹得封侯，事败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婴乃不敢为王。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也。’”（《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我倚名族，亡秦必也”的心理，正是当时民众中普遍存在的文化意识。当时的六国民众几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六国贵族之后代作为他们反秦斗争的领袖，正是这种社会文化意识的反映。六国贵族作为地域文化的代表和旗帜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顺应了六国民众反抗强加在自己头上的异己文化的需要。以项羽为代表的六国贵族武装不负众望，带领民众推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其历史功绩是不容抹杀的。其中，项羽指挥的“巨鹿之战”，是击败秦朝军事镇压的决定性战役。项羽很好地完成了历史交付的任务，他在当时反秦斗争中的作用是居功至伟的。但项羽现象，毕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旧贵族阶级在政治上的回光返照，应该视为一种历史的回荡确认和文化的滞后影响。
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六国贵族势力推翻秦皇朝的统治后，作为历史的矫枉过正，出现了项羽主持的大分封。对此史家多归咎于项羽个人的作用，指责其为“倒行逆施”。殊不知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中，这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情，实乃历史情势所致。项羽不过是历史必然性的执行人。当然，项羽旧贵族的身份，使他成为担当这项历史工作再合适不过的人选。这是一种历史的宿命。分封制度的复辟引发了“楚汉之争”，作为大分封的主持人项羽自食其果，身败名裂。随着项羽的失败，历史再次验证了分封的回头路是走不通的。项羽以自己的牺牲换得了历史方向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是一个“代历史受过的悲剧性人物”。一个时代随着一个代表人物的离去结束了。新兴的汉皇朝以崭新的面目面世，形成了“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从此开启了“平民”时代。司马迁认为：“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史记·高祖本纪》）所谓“文敝”，说明了一条历史的悖律：社会的进步是以传统文化的破坏为代价的。但毕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对此陈亮说：“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此天下之大变而古今之所无也。”赵翼也评价其为“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单就阶级的变迁而言，是为确论。从这个意义上讲，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贵族”。
二
从项羽的个人品格看，在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社会贵族阶级的一些典型性格特征。我们从项羽与刘邦的言行比较中，也可以窥见贵族与平民阶级在群体性格上的差异，以及这些性格差异的文化意义。
首先，项羽的“斗力”与刘邦的“斗智”。项羽以“力拔山兮气盖世”自诩，彰显“力”与“气”是贵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史记·项羽本纪》载：“楚汉久相持未决，丁壮苦军旅，老弱罢转漕。项王谓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能斗力。’”“决斗”是贵族一决胜负的游戏规则，堂堂正正地挑战，显示了贵族本色，是维护他们个人尊严的不二手段。正是出于这一逻辑，所以项羽为了复仇，在与秦军真刀真枪的搏斗中能做到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最终成就了他巨鹿之战的历史伟绩。在他的动机中不会也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算计。这是项羽的性格，也是贵族的价值观念。“斗力”是贵族出身的项羽的本色。所谓“气盖世”，指的是基于道德价值的浩然之气，一种充塞天地的精神力量。贵族文化就其本质言，是一种崇尚道德责任的精神文化。而刘邦则不然。在项羽于巨鹿苦苦拼杀的时候，他避实就虚，用了极少的代价捷足先登夺取了关中。又在战争成败未定之时先打上了做“汉王”的主意。“斗智”是他的权衡，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是他的精明盘算。他没有项羽一条道走到黑的恪守，通权达变、左右逢源是他的行为方式，其价值观是以追逐实利为依归的。这并非偶然，时代变了，价值观念变了，游戏的规则也变了，“功利”成为时代的价值选择，平民则是这一时代的弄潮儿。与之相比，旧贵族项羽的行为则成为一种过气的“迂腐”。历史的进步是以传统道德的沦丧为代价的。项羽的失败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此外，从项羽和刘邦见到秦始皇出行仪仗的反映，也可看出彼此间的人格差异。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刘邦则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是也！”（《史记·高祖本纪》）其间所表现出的胸襟气魄，还是有高下之别的：后者是仰视的歆羡，而前者则是俯视的轻蔑。
其次，项羽的“有礼”与刘邦的“无礼”。文化教养是贵族的标志之一，而“有礼”是项羽的性格基调。《史记·高祖本纪》载：汉将高起、王陵在刘邦面前评价刘、项的为人时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反映了项羽的人格魅力。刘邦的平民经历，使他对儒学和儒生厌恶之极，“便溺儒冠”，动辄辱骂儒生，显示了平民本色。一步登天的政治暴发，成就了自“草根”到“至尊”的云泥变迁，但其单薄的文化素养却很难承受起权位的重负，狂妄失态造成了刘邦的性格缺陷。所以了解刘邦的萧何也说：“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儿耳。”（《史记·淮阴侯列传》）而项羽，韩信对他的评价是“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史记·淮阴侯列传》）。项羽的“妇人之仁”还表现在鸿门宴上的优柔寡断，在他看来，暗算前来赔礼道歉的人算不得英雄手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邦在“划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协议后背信弃义，突然袭击。两人之间的道德优劣可以立判。项羽虽为武将，但其举手投足之间，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文化教养。尤其是项羽临死，尚不忘将自己的头颅交给故人报功领赏，反映了他对感情的注重。对比刘邦在逃生时甚至多次将自己的儿女从车上推下，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两人情感意识的差别历历可见。对传统道德的恪守以及唯利是图的权宜处置，是当时旧贵族与平民行为方式的差异之一。但平民依然有他们的优点和优势。史称：“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自监门戍卒，见之如旧，初顺民心作三章之约。”（《汉书·高帝纪》）作为平民的代表，刘邦的平易以及对民情的体察，与贵族项羽刚愎自用的专断和不谙民情的迂腐形成鲜明对照。
再次，项羽的“刚性”与刘邦的“韧性”。崇尚人格尊严，讲求风骨气节，是贵族教育的重要内容。这种文化教育，养成了贵族的“刚性”性格，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项羽是这方面的典型。他临死回顾一生经历时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言中透着无奈与不平，但胸中垒块隐然可见。当乌江亭长劝他渡江以图东山再起时，他却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史记·项羽本纪》）“行己有耻”的道德自责溢于形色。道德的羁绊成为他图谋卷土重来的心理障碍。刘邦则不然。民间的坎坷，养成了游走江湖的历练；命运的浮沉，练就了与时推移的圆滑。平民本来一无所有，更无过多的精神负担，输得起，亦无所谓“面子”的顾虑，所以表现出拿得起放得下的“豁达”。刘邦虽然屡战屡败，但却屡败屡战，凭借平民的坚韧，最终取得了胜利。
综观项羽的性格，可以说是集传统社会贵族阶级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他是从旧的观念和立场去反抗秦朝暴政的英雄。他凭借贵族的特殊身份和性格优势成功了，又因为其贵族身份的历史局限失败了。正所谓成亦“贵族”，败亦“贵族”。“贵族”群体性格的内在矛盾性，造就了项羽个人形象的复杂性，铸成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从这一视角去观察评价项羽，结论应该是：他是一个“末路英雄”。所谓“末路”，是指他的行为的不合时宜；所谓“英雄”，是指他做出了令人仰慕的历史壮举。“英雄”的标准不应该是“功利性”的，而应该是“价值性”的，即所谓“不以成败论英雄”。这句话反映了我们民族的超然和达观。准确地讲，“英雄”应该是一个道德范畴，它应该是超越“功利”的。我们应该抛却庸俗的历史英雄观，尊敬自己的英雄，因为“英雄”是一个民族价值精神的承载。否则，我们的民族将永远不会拥有自己公认的“英雄”。
三
从价值观念文化看，项羽的命运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且深远影响。
首先，如果把项羽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那么自汉代之后，中国就没有了严格意义上的“贵族”。“贵族”文化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并对古代政治文化的塑造养成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西方的中世纪，社会形成了一种固化的贵族制度。建立在诸多政治经济特权制度的基础上，凭借着相对稳定的家族文化传承，生成了世代相袭、连绵不绝的贵族文化传统。由于这种贵族文化强调法定的权利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抑制抵消了专制王权在政治上的漫延泛滥。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就是例证。西方的中世纪始终没有形成典型的专制王权政体，这其中既有政治经济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贵族在文化意识上的权利自觉发挥着作用。同时，这种贵族文化传统强调教养、荣誉、尊严、责任，以及权利意识和道德意识，体现了人的自我意识和道德自尊，对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的养成也有积极的影响。如至今英国还保留着王子从军的传统，哈里王子甚至到阿富汗战场的前线作战，这是对国家必须承担的义务，也是为王室的荣誉而战。中国的封建社会则不然。自秦朝统一中国后，就实行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了“天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制度文化。在这种制度文化之下，“帝王”的独尊和“黔首”的卑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构成了特有的“官”“民”二元的社会结构组合。由于缺乏中间过渡的社会阶层在“官”、“民”之间发挥缓冲和调节作用，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呈现出改朝换代的剧烈动荡，“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的社会极端变化成为一种历史常态。在三代，礼乐制度中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刑”指肉刑。这一制度与其说是不平等的阶级歧视制度，不如说是一种贵族所专享的“尊严养成”制度，即贵族是可以被剥夺生命的，但他是不可施以“肉刑”加以侮辱的。荣誉与尊严同样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的特征。秦朝，尚存在所谓“将相不辱”的文化意识，但作为一种制度已遭到废弃。汉承秦制，这一制度除而不用。究其原因，平民出身的皇帝刘邦就是一个不拘礼节的人。史载：“上嫚娒士。”（《汉书·张良传》）加之当时将相多为“布衣”出身，自身没有自尊意识，遂常有轻慢侮辱将相大臣的事情发生。如丞相萧何为民请田于上林苑，冲犯刘邦政治忌讳，“乃下（萧）何廷尉，械系之”，应大臣群谏才得以赦免（《汉书·萧何传》）。至汉文帝依然。“是时丞相绛侯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汉书·贾谊传》），以至于周勃有“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汉书·周勃传》）的感慨。针对这些现象，贾谊上书汉文帝。他说：“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之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汉书·贾谊传》）有针对性地主张在制度上优礼将相大臣。所以自此之后，统治者为了保护“士人的节操”，在制度文化中形成了所谓“将相不辱”的规定。《汉书·翟方进传》如淳注引《汉仪注》说：“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以丞相不起病闻。”具体的事例，如西汉绥和二年，“荧惑守心”，有人上书言“大臣宜当之”，成帝赐丞相翟方进册曰：“使尚书令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上秘之，遣九卿册赠以丞相高陵侯印绶，赐乘舆秘器，少府供张，柱槛皆衣素，天子亲临吊者数至，礼赐异于它相故事”（《汉书·翟方进传》）。优礼将相大臣的制度，养成了士大夫名节不辱的人格范式。这种人格范式包涵了尊严、责任和强烈的道德意识，形成了一种与君主专断、唯我独尊的帝王人格范式相制衡的文化力量，士人也就成为古代社会“官”、“民”两元结构组合中的过渡连接的阶层，有限地发挥着缓和与调节作用。至明代朱元璋以平民而为开国皇帝，君主专制恶性发展，“廷杖”制度兴，将相大臣斯文扫地，尊严荡然无存，此制度方告消亡。贵族文化的缺失，士节的不砺，是造成我们传统社会专制政治泛滥和民族国民性格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楚汉之际项败刘胜的历史结局，昭示了一个道理，即一部中国社会的发展史，既是一部由“贵族”与“平民”共同创造的历史，又是一部政治发展与文化发展相互依存的历史，同时是一部“善”、“恶”交互作用的历史。有鉴于此，“贵族”及其文化的地位作用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就社会政治的发展而言，历史是一部“平民”不断战胜“贵族”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一种“改朝换代”的模式。“贵族”的“特权”既是他们的生存依恃，又是其品质的腐蚀剂。正如赵翼所说：“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当他们走向腐朽时，就不可避免地被“平民”所取代。从政治进程看，永远是新生力量取代腐朽力量，但就社会文化发展而言，历史又是“平民”不断复制“贵族”的历史，以此完成文化的历史传承。一般地说，在改朝换代中，当“平民”变成“贵族”，“贵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在成为“贵族”的“平民”身上得到变形复制。夏、商、西周三代及春秋时期，是中国古典文明形成的时代，而这一时代，又恰恰是贵族制度通行的时代。正是这两种历史社会现象的交叉重合，使得贵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在当时“官学”一统的背景下，文化垄断造成了“贵族”即“文化”这一历史现象。秦汉之后，最富于“贵族”气质的社会团体是魏晋南北朝的士族。故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说：“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在政治纷扰、五胡乱华的乱世，面对异族文化和政治暴力的冲击，他们凭借着家族内部的文化传承，薪火相传，延续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活力。他们对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不朽的。此外，士族文化在其阶级实体消亡以后很长时间内，依然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如陈寅恪在评价唐代士族文化时说：“山东士族之所以兴起，实用儒素德业以自矜异，而不因官禄高厚见重于人。降及唐代，历年虽久，而其家风礼法尚有未尽沦替者。”质言之，“贵族”是一种“文化传统”，而“平民”则代表一种“政治现实”。在政治的较量中，“现实利益”的追逐者永远是胜利者，因为“恶”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但“贵族”文化作为一种传统，却具有历史超越性。中国古典文化的核心内容是道德文化，它是我们民族价值观念的基本文化载体。道德文化讲求“善”，“善”是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善”是对“恶”的矫正和平衡。固然所谓“恶”的欲念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观动力，但没有“善”的制约人类社会将走向自我毁灭，一个文化失衡的社会和民族是没有前途的，所以贵族文化的复制，本质上是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观的传承。《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说：“季布母弟丁公，为楚将。丁公为项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顾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于是丁公引兵而还，汉王遂解去。及项王灭，丁公谒见高祖。高祖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乃丁公也。’遂斩丁公，曰：‘使后世为人臣者无效丁公。’”司马光评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网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刘邦就是一个“平民”复制“贵族”文化的典型。进取时可徼一时之利，守成中须定千年之计。“贵族”文化所代表的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价值观虑及的是民族千秋万代的事业。由此看来，历史的发展不仅仅是政治“革命”，而且还包括文化“传承”，是“传承”与“革命”的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贵族”文化的价值是应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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