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那些伟大的现代大学，源头并不在于所有欧洲大学的大陆经验，而在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个地方上的前身。为了看清美国高等教育近40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此之前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牛津-剑桥（Oxbridge）发生的事。
詹姆斯·阿克斯特尔
James Axtell
历史学家，美国威廉与玛丽学院教授。研究兴趣集中于美国印第安人历史与高等教育历史，著有多部作品，包括《学园的愉悦》（The Pleasures of Academe）、《伍德罗·威尔逊的教育遗产》（The Educational Legacy of Woodrow Wilson）以及《缔造普林斯顿大学》（The Making of Princeton University）。2004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牛津-剑桥
（节选自《生产智慧：现代大学的兴起》第二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文 / 詹姆斯·阿克斯特尔
译 / 何本国
王国的太阳、眼睛与心灵。
——约翰·科克爵士
美国那些伟大的现代大学，源头并不在于所有欧洲大学的大陆经验，而在于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个地方上的前身。两者都是典型的中世纪大学，与博洛尼亚大学、巴黎大学和萨拉曼卡大学并无不同。由于16世纪和17世纪初期，英国在治理和宗教方面经历了剧变，两所大学的演变方式不同于欧洲的同伴，但彼此之间是相似的。在敏锐的观察者看来，它们似乎是“一个秩序井然的联邦，只不过被地点上的距离分隔开了，并且不是经由友好协调和命令隔开的”。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面临着新教改革、国家形成、民族主义和社会经济变革的挑战，英国的反应却推动其文化和主要学术机构向着欧洲探险家所谓的新世界最充分、最直接地进行移植。为了看清美国高等教育近400年的发展历程，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在此之前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的牛津-剑桥（Oxbridge）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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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纳《牛津高街》
布面油画，1810年，68.5 x 100.3 cm
现藏于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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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莫里·恩斯《剑桥圣三一学院》
布面油画，1848年，34.5 x 51.5 cm
所有大学都受到环境条件和时代生活的影响，还必须应对这些影响，否则就会衰落消亡。中世纪欧洲的大约80所大学也不例外。其中相当一部分，即大约20%，缺乏资源、学生或政治支持。尽管位于规模不大的城镇，牛津和剑桥却与伦敦足够接近，本身也足够灵活，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存在和与对方的共存，而且垄断了英国高等教育数百年。两所大学能做到这些，是通过适应，或者说被迫适应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环境，这些环境不仅威胁到它们的活力、它们与国家的关联，而且至少曾一度威胁到它们的生存。
在一个迅速变迁的世纪，英国的大学面临着六项改变游戏规则的挑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王亨利八世治下寡头政府的扩张和遗产。在试图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时，亨利八世还将自己的国家从罗马天主教会的精神和政治轨道中拖离出来，置于一条很快便向着新教飘移的道路上。经由立法和政治上的操纵，这些行动共同确保了他既成为国家又成为教会中最有权力的人。那些操纵往往很是巧妙，却总是强制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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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卡斯·德·海尔《亨利八世家族》
布面油画，约1572年
现藏于威尔士国家博物馆
在学术上，大学更容易应对另外四项挑战。其中之一是用体积更小、成本更低的书籍取代手稿文本，这是由活字印刷实现的。另一项挑战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传到了英国，与之相伴的是对希腊语和拉丁语古典文学和修辞，对其中新发现的实例，即希腊语《圣经》甚至是希伯来语《圣经》的迷恋。第三项挑战来自新的自然科学的缓慢兴起，它依靠观察和实验，试图取代亚里士多德、天文学家托勒密和地理学家斯特拉博那些不倚重数学、准确性不高、预言性较低的文本。最后，大学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修士被士绅和贵族子弟取代，后者寻求的是为领导国家和民族作更为正式的准备。这些力场汇合起来把英国大学推向了新的方向，同时并没有消解其基本结构，也没有扑灭其作为教授和学习知识的高级中心所具有的核心驱动精神。
在整个中世纪，英国的两所大学都依赖于国家，原因主要在于，它们作为一般学问所最初受到的认可并非来自教皇，而是来自王权。皇家法令赋予它们法律地位，保障了它们的法人权利和特权，并继续保护它们免受各自所在城镇的威胁和侵蚀。但是，在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治下，由于面对市政当局的独断和贵族的贪婪想寻求更多的保护，以及为了硬件和学术上的改进寻求更多的经济支持，两所大学对国家更为依赖了。那位没有上过大学但思想开明的国王，认识到了在人才培养之外它们对民族、国家和教会的价值，于是尽力保护它们免受敌人的侵害并提高它们的福祉。作为回报，亨利八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坚定地提醒大学，它们受惠于王权，有义务对国家政策，尤其是那些基于皇室愿望的国家政策给予积极的、无条件的支持。他拥抱大学时的“熊抱”姿势，让大学很难弄清那是钟爱还是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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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八世、查理五世与教皇莱昂十世》
约翰·克洛斯特曼 绘, 16世纪
1525年之后，亨利的拥抱开始收紧，那一年他想方设法结束与凯瑟琳的漫长婚姻（凯瑟琳只给他生了一个在政治上地位飘摇的女继承人），以便迎娶年轻的新欢安妮·博林。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说服教会，按照教会法的标准判断，凯瑟琳此前与他的哥哥亚瑟五个月的婚姻是有效的，毕竟他们已经同房完婚（这一点凯瑟琳至死都坚决否认）。由于那时罗马由凯瑟琳的侄子查理五世的部队驻守，前后两任教皇都对亨利的论断置若罔闻，并申明反对他们离婚。意识到自己永远不会在罗马取胜，亨利便决定，必须在国内处理自己的案子。那里的一座由教皇使节主持的教会法庭未能传回想要的裁定，于是亨利在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将诉讼程序移交罗马之后，便求助于自己麾下那两所大学和其他几所欧洲大学博学的教员们。1530年，学者们被要求判定，“神授法和自然法是否禁止迎娶自家兄弟未曾生育的遗孀”。经过适当的历史研究，在不甚含蓄的压力之下，牛津和剑桥基于集体智慧至少裁定：如此禁止过去不合法度——因此一直以来都不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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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纳尔逊·奥尼尔《对阿拉贡凯瑟琳的审判》
19世纪
现藏于伯明翰博物馆
这一判定为亨利与罗马本身分道扬镳壮了胆。他接连不断地说服议会，停止所有向罗马教廷支付的款项和提出的上诉（1532年、1533年），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和神职人员的最高领袖”（1534年），并最终没收所有天主教修道院的财产和收入以及总数约800座的其他教会房屋（1536年、1539年）。1536年，英国政府正式否认了教皇在所有事务上的权威，对于这一立场的合理性，牛津和剑桥在两年前已进行了确认——虽然并非全心全意。一如在国王离婚这件“大事”上所做的，剑桥校长约翰·费希尔（John Fisher）对此公开表示反对，于是遭到斩首，成为16世纪都铎王朝死于断头台上的四位大学校长中的第一人。从那以后，几乎没有大学的学者或学生敢于质疑国王在政治上的至高地位，或者敢于拒绝进行意思大致相同、很快便成为入学和毕业必要流程的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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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费希尔像》
现藏于英国国家肖像画廊
英国在亨利治下离弃天主教会，这一做法在他未成年的继承人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在位）统治期间得到确认并加快了进程。这位少年国王由剑桥毕业的导师们，尤其是希腊语钦定讲座教授约翰·奇克爵士（Sir John Cheke）以开明思想教授宗教改革人文主义，并由乃父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克兰麦（Thomas Cranmer）在宗教方面加以指引，与幕僚一起使英国国教完全转向了新教。神职人员的独身禁欲和弥撒仪式遭到废除，强制性的主日礼拜改用英语而不是拉丁语进行，圣徒的所有“迷信”形像和遗迹都从教堂中撤除，有时是由乌合之众以暴力行动撤除的。会众受到的教导是，“拣选”是预定的，“仅凭信心”便可获得救恩，并且善行与救恩没有关联。基督在圣餐的面包和葡萄酒中的“真实存在”被否定，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士都可以分享面包和葡萄酒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规定了各项服侍，在《教会统一条例》（the Act of Uniformity）于1549年通过后，“四十二条［后来是三十九条］信纲”则列出了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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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祷书》书影
1549年
爱德华时代的另一次早期改革本有可能使大学不仅紧张战栗，而且遭到重创。当支持神父唱弥撒（通常是为创建者的灵魂）的捐建场地，即弥撒小教堂（chantry）于1547年废除后，它们来自土地的收入被皇家没收了。如果不是得到议会的特别豁免，许多中小学校、学院、教学大楼和校外大学宿舍都会处于危险境地。这一行为反映了亨利对贪婪的贵族“掠夺者”（dingthrifts，他是如此称呼后者的）的坚定回应，这些贵族早先已经获取了修道院土地的最大份额，现在又盯上了大学的地产：“我们只想通过让修道院蒙羞来推倒罪恶，而你们还想通过颠覆大学来瓦解所有的良善……据我判断，在英国拨给大学的是最好的土地，因为在它们的维护之下，直到我们生命结束、化作尘土之时，我们的王国也将受到良好的治理。议会明智地保留了从追思弥撒捐款中获得的收入，用来创建或维持文法学校、救济穷人，以及“促进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爱德华同父异母的姐姐玛丽一世（“血腥玛丽”）信奉天主教，她的五年统治（1553—1558年）使英国陷入了新的动荡：她推倒了父亲和弟弟的新教改革，重新使英国国教向着罗马转变。对于她发起的运动，大学至关重要，因为事实已经证明，大学作为塑造舆论以及教会和国家年轻精英的场所极为重要。信奉新教的校长和学院院长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所取代。包括大主教克兰麦在内的三位著名的新教改革者，不得不在牛津大学就圣餐的意义与八位保守的剑桥导师辩论。经判定辩论失败后，他们被宣布为异教徒，并在贝利奥尔学院附近的火刑柱上当众烧死。他们令人毛骨悚然的死亡充分清晰地表明，牛津和剑桥对于承认信仰的新教徒来说不再是安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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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福克斯《殉道史》插图
1563年
接下来的几年里，137名研究生和导师，包括多位被吸引到爱德华时期大学的欧洲学者，变成了欧洲大陆的所谓“玛丽流亡者”。其中大部分是剑桥人，60个是牛津人。1556年，出生于英国的教皇使节、新任牛津兼剑桥两校校长的雷金纳德·波尔（Reginald Pole），向大学及其下属的学院派出督导（Visitors，多数是保守的主教），以恢复古老的章程、揪出“异端”书籍，确保学术研究没有不端行为。所有科目的授课者都接到命令，不得教授任何与天主教信仰相悖的内容，辩论也要得出类似的结论。这些行动表明，大学极易受到国家强制力的影响，从此“受君主和历届皇室政府摆布”。
然而，甚至在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继位之前，便已有约340名牛津-剑桥学者改宗或再次改宗了某种形式的新教，希望看到亨利和爱德华的改革得到恢复。他们没有失望，也没有等待很久。1559年，议会恢复了国王“对国家的宗教和精神事务的古老管辖权”；大学也在管辖范围之内，在那里，“任何在大学接受神职或学位的人”都要宣誓拥护王权至高无上的地位。随着那位智慧过人、政治干练的童贞女王重新安顿好英国国教，看顾着大学从爱德华时代的低谷中生机勃勃地成长，过去三十年中由拉锯式的变化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逐渐消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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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前的伊丽莎白一世》
木板油画，约1546年，108.5 x 81.8 cm
现藏于温莎城堡
“玛丽流亡者”从欧洲大陆和这个国家的隐秘之处返回了。为了给他们腾出空间，两个院系中不参加英国国教礼拜仪式的人和秘密的天主教徒都被清除出去。不到两年，牛津便只剩下一名玛丽时期的学院院长，另外还有一名在剑桥。被重新定义为“异端”的书籍遭到收缴。伊丽莎白本人成为牛津基督教会学院（前身是枢机主教学院——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的宏大抱负和部分善举）的官方督导。不过，大多数学院督导仍然是主教或大主教，尽管他们属于一种新的信仰并愿意毕恭毕敬地取悦皇室。1571年，议会将两所大学都确立为自治的法人，取代了存在了十年之久的皇家法令，同时并没有大幅减少皇室的干涉。皇家委员会向每所大学及其下属学院下发了新的章程（1565年向牛津下发，1570年向剑桥下发），并不声不响地以牺牲研究员的权威为代价，提升了学院院长的权威。大学校长都是任职已久的贵族或接近女王的高级官员，并且在副校长（总是经验丰富的学院院长出身）的（短期）任命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一点反映了大学治理严格遵循着寡头国家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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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皮德《牛津地图》
1605年
伊丽莎白所实现的国家政策、宗教以及大学的紧密融合，遗留给了她斯图亚特王朝的继承人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和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到1642年内战爆发时，天主教作为国教的复归或许令人担忧，但作为一种现实可能性基本上已经被排除了。不过，新教的各个派别仍在争夺对已获国家认可的教会、议会和大学的控制权。此类竞逐使大学成为国家政治活动上演的显见舞台，而这种局面此后还将维持许多个世纪。1604年，议会授予每所大学两个议席，一个原因是让两所大学能够直接解释和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标志着它们在高风险的权力和庇护游戏中扮演着显著的角色。大学被公认为“我们的教会和国家的摇篮和源泉”，不容忽视。从政府的角度看，至关重要的是它们树立了宗教统一、意识形态控制、道德诚信和社会秩序的典范。正如伊丽莎白的前国务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爵士提醒新获得选举权的剑桥大学时所说的，“对于所有良好的秩序来说，最大的敌人莫过于对所有年轻的绅士和学生在教育方面放任自流”。怀着类似的情感，都铎王朝的“熊抱”在新君主治下不会放松对牛津和剑桥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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