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127—P128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摘自《社会》2022年6期，王宁摘
新发展社会学的提出，是为了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知识体系而尝试的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经验的学理性阐释、学术性表达。实际上，由于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深远影响，很多学者尝试基于这种巨大变迁来构建新的发展理论的解释体系。那么，相对于已有的发展理论，新发展社会学“新”在哪里？它的基本理论体系是什么？
基于走向现代化的“中国经验”，特别是中国近40多年改革和发展的经验，我们尝试用“五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即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世界体系论。这里所说的“新发展”，特指因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文化传统、庞大人口规模和跨越式发展所产生的发展的新形态。
01
新发展的本质论
传统的发展社会学已经有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和拉美国家的发展经验构建的。但是，在发展社会学中，像“发展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哲学式的发问，似乎从未被深入地讨论过。就作为经验学科和后发展研究的发展社会学而言，这种哲学式的发问本身好像是一种理论上的奢侈。事实上，发展的本质是发展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从“中国经验”来看，社会主义的本质，其实就是发展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说，本质上就是发展的学说。
当前，中国提出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目标，这也是一个涉及发展的本质问题、具有理论潜力的概念，需要在学术层面深入讨论，使其不仅成为实践的指导，也成为类似“现代经济增长”的新发展理论的核心概念。
新发展社会学对发展本质问题的发问和讨论，看似没有深奥的道理，但就这一基础性问题进行讨论和达成共识，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在发展的实践中，每当遇到存在争论的重大议题时，人们都会回到对发展本质问题的讨论，它就像一艘乘风破浪的巨轮上的舵盘，决定着前行的方向和道路。
02
新发展的阶段论
发展理论关于发展阶段的讨论较少，更谈不上深入，比较有影响的是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罗斯托描述的经济起飞大体相当于基本实现工业化，他在这方面的分析框架也被称为“罗斯托起飞模型”。自20世纪80年代末起，世界银行按照人均国民收入（GNI）把世界各国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低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下收入国家阶段、中等偏上收入国家阶段、高收入国家阶段。
在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发展阶段缺乏科学的清醒认识，经常容易犯超越发展阶段的“冒进”错误，对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估计不足，对于掌握经济规律和科学知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经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特别是经过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从（20世纪）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现代化战略，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新发展的阶段论。此后，这个分阶段发展的现代化战略，随着实践不断完善和细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两个阶段”的划分，进一步深化了新发展的阶段论。
像中国这样，发展阶段的理论产生如此重大的实践引领作用，在世界各国中是比较罕见的。新发展社会学的“阶段论”也具有其普遍意义，一方面，对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来说，长期发展战略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因领导人更迭带来的战略“折腾”会让发展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对发展阶段转折点的关注和把握，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根据阶段性变化进行动态的政策调整，这也是非常关键的。
03
新发展的转型论
“社会转型”也许是中国社会学界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的最具代表性的概念。尽管在西方经典社会学关于现代化的理论中，从迪尔凯姆到帕森斯，几乎都把某种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表述作为基本的理论框架来概括社会巨变，然而在西方社会学的教科书中，似乎从未把“社会转型”作为一个专章来讨论，它总是被纳入“社会变迁”这种更宏大的叙述中。
基于“中国经验”的新发展社会学的“转型论”，让我们从中长期重新审视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所必然经历的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的多样性。它基于经验研究对社会转型诸多具体规则的揭示和解释，在一些方面超越了已有的结论，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在路径选择上提供了新的可能。
04
新发展的动力论
进入21世纪后，我国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同时根据发展动力、发展条件的深刻变化和面临的新挑战，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这是继中国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以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之后，对发展动力认识的深化。这在中国的发展史上从未有过，在以往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理论中也没有出现过。当然，这里所说的“创新”不只是科学技术的创新，也包括制度的创新。
近几十年来，在世界范围内，有两个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另一个是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似乎成为划分发展时代的标志。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产业升级的新发展阶段把“创新”的重要性提到如此的高度加以强调，就是认识到不掌握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不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和打压，就无法实现新的发展。
新发展社会学的“动力论”，把发展学说基于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一般动力讨论，进一步深化到打破“依附规则”的“创新压力”关键动力讨论，极大地拓展了发展学说动力理论的视野，也为发展中国家改变特定路径、打开未来希望之门提供了思想钥匙。
05
新发展的世界体系论
西方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都被融入世界市场体系。发展中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难以回避与现有的世界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关系。在传统的发展社会学的依附理论中，无论是主张摆脱依附、走自主性发展道路的“新马克思主义”学派，还是主张“依附性发展”，进而为最终摆脱依附开辟道路的“自由主义”学派，都是从弱势国家的视角讨论发展中国家与西方中心的关系。
关于世界体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存在具有长远影响的以最大公约“同心圆”为基础的“天下体系”理论。1990年，费孝通先生在其80岁生日的时候，也曾针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倡导世界文化多元共生的理念。这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强调“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基础，与建立在“上帝选民”“拯救世界”“美国优先”理念之上的“美国例外主义”，在价值和实践取向上完全不同。
新发展社会学的“世界体系论”，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第一次以一种平等的姿态提出的国际秩序设想，尽管这让一贯“从实力出发”主导世界秩序的国家很不习惯，但却是人类社会求同存异，超越意识形态对立、社会制度差异、战争、侵略、文明冲突，构建和谐世界的新选择。
本文探索以新发展的本质论、阶段论、转型论、动力论和世界体系论来构建新发展社会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本质论”规定了新发展的方向和道路，“阶段论”规定了新发展的战略和策略选择，“转型论”规定了新发展的结构变动和体制变革路径，“动力论”规定了新发展的结构升级和动力持续的可能性，“世界体系论”规定了新发展的国际条件和外部限制。此外，新发展社会学的完整理论体系还需要建立在与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相联系的基本命题之上，这是新发展社会学在理论构建中进一步探索的任务。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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