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吴愈晓，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帆，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 （南京 210023）
［文章来源］《教育研究》2020年第7期。
［摘 要］学校是青少年重要的社会化场所，探讨学校中的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有重要的意义。研究以当前激烈的教育竞争为背景，考察同辈群体对学生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的双重作用。研究发现，第一，同辈群体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同辈群体有“近朱者赤”效应，在排名越高的学校就读，或同班同学的学业表现越好，本人的学习成绩越好；另一方面，同辈群体还有“比较压力”效应，同辈的能力越强，本人感知的压力越大，心理健康状况越差。第二，同辈群体学业表现的异质性越高，个体的学习成绩越好，但异质性程度对心理健康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那么，教育管理实践中按能力分班的政策或举措，以及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争夺，尽管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但有可能是以他们的心理健康作为代价。因此，弱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分化，减缓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强学校的学生融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青少年；教育竞争；同辈群体；学业表现；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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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学校是青少年在家庭之外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而学校中的同辈群体与青少年的成长关系密切。《科尔曼报告（Coleman Report）》认为，学校中的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其作用不亚于父母参与、教师质量和班级规模等影响教育结果的重要因素。［1］同辈群体效应的理论探索和经验研究在教育政策讨论和教育项目评估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教育学和经济学领域的大量研究证明，学校或班级的同辈群体越优秀，个体的学业成就也越好，［2］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近朱者赤”效应。根据社会学的参照群体理论，同辈群体还有另外一种功能——“社会比较（social contrast）”功能［3］。这种功能会带来“沮丧”效应（discouraging effects），因为同辈之间不仅相互学习或和模仿，同时也相互比较，身处于优秀的同辈之中，个体的自我评价（self-conception）或自尊会降低。然而，关于青少年同辈群体效应的大多数研究或者主要讨论同辈的“近朱者赤”效应，或者侧重探讨“沮丧”效应，很少有研究探讨这两种效应如何同时作用于个体。因此，有必要在一个分析框架里同时检验同辈群体的两种功能及其后果，［4］这对理解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综合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结果变量方面，大多已有的研究主要围绕青少年的学业表现（成绩）、教育期望、社会行为以及自我评价等指标，鲜有研究探讨同辈群体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
首先，心理健康是构成青少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健康不仅关系一个人将来的总体教育成就，而且深刻影响其成年后的身体健康状况以及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其次，当前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议题，全球范围内大约有20%～25%的青少年经历不同程度的精神健康问题，而且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而焦虑和抑郁则是青少年增长最快的心理疾病之一。①
再次，同辈群体是青少年社会交往和人际互动最重要的结构情境（structural context）之一，根据珀林（Pearlin，L. I.）关于压力的社会学理论，同辈群体的交往可能成为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个压力源（stressor）。
众所周知，压力是引发焦虑和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的重要原因。总之，同辈群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值得进行理论探讨和严谨的经验检验。“近朱者赤”是否真的会付出心理健康的代价？这是本研究基于以往研究要回答的主要理论问题。
此外，讨论同辈群体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当前，教育焦虑已经成为大多数中国家庭普遍面临的挑战，育儿竞争游戏愈演愈烈，而青少年沉重的学业负担及其导致的心理问题也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②另外，根据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8）测试的结果，中国学生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个项目的得分均排名世界第一，但是生活满意度（一个与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的指标）排名几乎垫底。③本研究想探究的是，除了“应试”体制下升学压力大和学业负担重等老生常谈的因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导致这种高成就低幸福感的悖论？如果优秀的同辈真的是一把“双刃剑”，那么基础教育阶段根据学生能力来分校或分班进行区别培养的做法就值得认真反思。而社会对“名校”的追逐或对精英教育的推崇也可能需要降温。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制定合理的政策以促进青少年在学业和健康方面的均衡发展，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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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回顾：同辈群体的两种功能
同辈群体作为一个外在于个体或家庭特征之外的结构情境因素同时具有社会遵从（conformity）和社会比较（social contrast）两种不同的功能，并对群体成员产生两种不同的效应。在社会遵从功能的逻辑下，同辈群体的规范性影响使个体做出与同辈群体相似的行为或决策。而社会比较功能则将同辈群体视为一种参照群体。当同辈的能力或成就较高时，个体会贬低对自身的评价或降低对未来的预期。
（一）社会遵从功能
同辈群体的社会遵从功能包括非正式的和正式的社会遵从两种类型。非正式的社会遵从与社会化过程有关，它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通过改变个体的行为态度或价值观念进而对个体的社会发展产生作用。有研究显示，在选择就读学校时，如果同辈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偏好某个特定的学校时，那么个体将更容易接触到关于该学校的信息，形成一种亚文化导向并激励个体做出相同的选择。还有研究指出，同辈群体存在“榜样效应”。同辈群体所提供的可供学习和模仿的榜样会改变个体的行为和价值观念以及相关的投入。而且，即使个体可能与之互动较少，但优秀同辈的“榜样效应”仍然会影响到个体的预期以及获得较好学业成就时的满足感。
正式的遵从行为则更多是出于群体的压力或惩罚。同辈群体可以将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内化为一种社会规范，并迫使群体内部成员遵守和协调一致。换言之，朋友关系网络（同辈群体）是由社会规范和惩罚所形塑。个体并不必然认同同辈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但若不遵从则可能会受到群体成员的排斥甚至惩罚。这意味着，个体在与同辈群体成员互动过程中会感受到与群体协调一致的压力，迫使他们需要回应同辈的价值观念、决策或选择，以维持对群体的归属。［15］而且，个体越重视这种特定的群体归属关系，就会越愿意接受同辈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与同辈群体保持一致，来维持或强化他们之间的关系。
同辈群体的社会遵从功能会产生“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效应，即个体会与同辈持有相似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或决策。这意味着，优秀的同辈所提供的可供学习的样板以及内部传递的社会规范会促进个体的能力和表现。反之，如果与落后的同辈在一起，他们则可能变得落后或退步。即同辈群体是一种“催化剂”，它传递社会规范、教育价值和学习技能，与优秀的同辈在一起可以相互学习和激励，自己也会变得更好，反之亦然。
大量关于同辈群体的研究考察了社会遵从功能逻辑下的“近朱者赤”效应。有关劳动或工作效率的研究发现，与高效率的同辈（同事）一起工作，会显著提高个体劳动者的工作效率。［18］教育领域的研究也显示同辈群体对个体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同辈群体不仅会对学生的行为表现［19］以及学业成就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20］，而且其选择偏好还会影响到学生的教育决策［21］。另外，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进一步表明，同辈的教育期望会显著影响到个体的教育期望，同辈的教育期望越高，个体的教育期望也越高。［22］
（二）同辈群体的社会比较功能
社会比较是同辈群体的另一重要功能，它与参照群体理论密切相关。按照参照群体的观点，个体会根据自身在同辈群体的相对位置来进行自我评估和决策。即个体在进行自我评估时并不按照自身的绝对能力，而是在同辈中的相对水平。这意味着，同辈群体不仅是个体的伙伴，而且也是个体进行自我评估的一面镜子。当同辈群体能力较强时，个体的相对竞争优势变弱，因而会引发“沮丧效应”，导致个体主观上贬低自己的表现或降低自尊。
在教育领域的研究中，戴维斯（Davis，K.E.）最早考察了同辈群体的社会比较功能的影响。他发现，在平均能力较高的学校中，学生面临较大的竞争压力，而且与同辈相比，其相对优势不明显，因而学生的职业期望要低于平均能力较低学校中具有同等能力的学生。最近的一些相关研究也获得了相似的结论。有关学生学业自我评价的研究显示，同辈群体的整体能力水平与学生的学业自我评价呈负相关关系，同辈群体的能力水平越高，学生的学业自我评价越低，而且对学业也越缺乏信心。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表明，与较高能力的同辈在一起不仅会降低学生的教育期望，而且还会影响到个体在教育分流（学术导向或职业导向的分化）过程中的路径选择。
（三）同辈群体与心理健康：一个待检验的问题
上述文献回顾表明，在社会遵从和社会比较的两种功能的作用下，同辈群体对个体存在两种方向相悖的效应。一方面，同辈群体越优秀越有利于个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当同辈群体比较优秀时，同辈群体的社会比较功能又会负面影响个体的自尊或自信。然而，目前教育领域关于同辈群体效应的考察集中在学业表现、教育和职业期望、社会行为、自我评价等方面，鲜有研究探讨同辈群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联，以及同辈效应、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事实上，社会遵从或比较机制都可能会影响到个体的身心健康。因为无论是社会遵从还是社会比较机制都可能引发压力，而过度的压力会负面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另外，社会比较功能的后果其实也暗含着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下降。较早的一项经验研究发现，自尊或自我评价的下降会显著增加心理抑郁的风险。总而言之，关于同辈群体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仍有待经验研究的直接检验。
此外，同辈群体的功能及其相应的效应可能是情境性的，具体而言是取决于同辈群体内成员之间的关系属性。例如，在一个以合作关系为主导的同辈氛围中，同辈的遵从功能可能较为突出，而在一个以竞争关系为主导的同辈氛围中，社会比较功能及其相应的效应可能更加明显。简而言之，探讨同辈群体的效应，不能忽略同辈群体本身的结构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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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竞争背景下的同辈群体、学业表现与心理健康
（一）教育竞争背景下学校同辈群体的结构与特征
近几十年来，日益加剧的教育（育儿）竞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化的现象，东亚国家或地区尤甚。在中国，教育竞争有深厚的文化和价值基础。儒家传统有重视教育、崇尚读书的观念。大多数家庭对孩子有较高的教育期望，希望他们通过教育来实现人生的成功以及向上的社会流动。而多数孩子从小就受到这种观念的熏陶，将努力学习、取得高分并考入“名校”作为最重要的目标。
激烈的教育竞争还来源于现实的结构性因素。
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分化加剧，虽然社会不平等程度近年来得到有效的控制，但收入或财产的基尼系数目前仍处于高位，个体感知的阶层固化风险较高，社会流动焦虑不断上升。
其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经济回报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而且教育影响职业获得的重要性也逐年增加。
在现实中，要进入好的企业或者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大学文凭几乎是最基本的要求，用人单位对求职者的学历门槛一再提高，甚至出现“第一学历歧视” 现象①。
简言之，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文凭在社会成员的地位获得和社会流动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再次，教育资源（学校之间）的等级分化明显。无论是在高等教育、高中，还是基础教育阶段，学校之间在实力和声誉方面差异很大，排名清晰。教育资源的地区不平衡姑且不论，即使在同一个地区（城市）内部，不同学校的综合实力和办学声誉差异也很大。近年来，由于私立民办学校的兴起，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分化越来越突出，甚至引发了基础教育“拉丁美洲化”的担忧。［35］实际上，每个地区几乎都有一个为当地居民广为熟知的学校排名体系。在排名越高的学校就读，下一阶段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几率越高，因此处于排名前列的少数公立或民办“名校”备受追捧。
概括地讲，教育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择校”竞赛，即竞争进入排名靠前的学校。虽然我国在基础教育阶段实行的是根据生源户籍所在地来划定学区的“就近入学”政策。但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稀缺而且分布不均衡，加上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机制，不同学区之间房价差异巨大，基础教育资源越好的学区，房价越高，这种房价的排斥机制逐渐导致了居住的阶层隔离。［36］另外，民办学校招生不受学区限制，可以设置生源质量和学费的门槛，越是优质的民办学校，学费越高且对生源的要求也越高。基于上述原因，我国初中阶段的学校存在较为明显的阶层隔离现象，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的孩子更多集中在当地排名靠前的学校，而低阶层家庭的孩子更多在当地排名靠后的学校就读。［37］由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孩子的认知能力和学业表现密切相关，因此学校的阶层隔离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基于学生能力的隔离，即质量越好的学校，其学生的平均能力越高。
此外，在“应试”体制下，考试成绩是考查学生能力的最主要指标，也是升学资格获得的压倒性依据。更确切地说，成绩的排名才是关键。因为优质教育资源的稀缺性，往往只有成绩排名靠前的少数学生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名校”，因此，相对于绝对成绩而言，家长和学生本人对成绩在班级、学校或所在区县的排名更加敏感。而以学生成绩排名为依据的升学率则是考察学校实力和管理者绩效的最主要指标。在学校内部，班级平均成绩的排名以及优等生比例是班主任或任课教师实力和绩效考评的标准。总之，对学生、家长、学校和教师而言，考试成绩的排名是重中之重。而且往往越是排名靠前的学校，为了保住其地位或进一步提升，对学业成绩排名越重视，对学生的要求更加严格。这也是我们现实中看到的很多“名校”学生学业负担更重的原因之一。
激烈的教育竞争及其引发的学校阶层隔离，会影响学生同辈群体的结构与特征。首先，就群体结构而言，因为学校阶层隔离的原因，学校的排名越靠前，学生的家庭背景越好，他们的平均能力也可能越强。这是一种自身的能力和同辈的能力成正相关关系的同辈群体结构，即个人越强，同辈也越强。其次，在高度重视成绩排名的“应试”体制下，学校同年级或同班的同辈群体一定程度上变成一个基于考试成绩的排名竞赛场景。在这种竞赛的情境中，“力争上游”（努力学习提高成绩，在竞争中胜出）成为一种同辈当中普遍认同的规范。不遵从这种规范的学生，可能会被学校或班级主流文化所“边缘化”，亦为教师和家长所不认可。另外，在这种情境下，同辈不仅仅是学习和生活上的伙伴，更大意义上是竞争对手，因此每个个体对自己在同辈中的相对位置会比较敏感，落后于同辈可能会有挫折感。而且，往往是排名越高的学校，学生的比较压力可能越大，他们除了背负了更多来自家庭和学校的期待之外，还面临着更有竞争力的同班或同年级的同辈。
（二）优秀的同辈作为“催化剂”和“压力源”：“近朱者赤”的心理健康代价
社会学关于压力形成的“结构情境理论”认为，压力并不来自于个人的因素，而是来自于个体所嵌入的社会结构安排（包括阶层位置、制度或人际关系网络）当中，这些结构安排会形塑或构造那些引发压力的个体经验。［38］对于求学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学校或班级的同辈群体是他们生活、学习和社会交往的一个重要结构情境。因此，学校同辈群体的结构与特征（同辈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而且个人能力越强，同辈平均能力越强）、学校的同辈群体很可能成为青少年的一个压力源（stressor）。
在竞争的环境下，同辈群体的“遵从”和“比较”功能可能被强化。一方面，优秀的同辈在一起，可能会相互激励，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将有利于同辈群体中每个成员学业成绩的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同辈越优秀，“力争上游”的同辈规范可能越强烈，个体遵从这种规范的意愿也可能更强，或赶超同辈的动力更强。在行动上，每个个体可能在学习上投入更多，包括延长学习时间、参加课外补习班等。④无疑，这些因“遵从”引发的行动同样会提升自身的学业成绩。这就是被很多已有的经验研究所证实的同辈群体的“近朱者赤”效应具体实现机制。但是，“遵从”也可能会产生压力。如前所述，在学业竞赛中，无论是要追赶还是超越优秀的同辈，个体可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导致学业负担加重，或休息、运动和娱乐的时间减少，而这些是负面影响心理健康状态的更直接的因素。
另一方面，同样是因为竞争，同辈群体中的“比较”功能及其引发的“沮丧效应”也会被放大。因为竞争越激烈，个体会越在意自身在同辈中的比较优势或劣势，对比压力随之增大。已有研究已经证实，同辈越优秀，个体可能更怀疑自己的能力，有更低的自我评价或自尊。即是说，同辈群体的比较功能所引发的对比压力是可能负面影响个体的精神健康状态的。
以此推论，优秀的同辈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一种“催化剂”，有利于提高每个成员的学业表现，但同时又是一个“压力源”，可能引发不良情绪并对个体的精神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我们提出“近朱者赤”的心理健康代价假设，即：
假设1a：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同辈群体的平均能力越强，个体的学业表现越好。
假设1b：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同辈群体的平均能力越强，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越差。
（三）“选择性”比较：同辈群体的异质性对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的影响
上述讨论的是同辈群体的平均能力（均值）与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除了均值之外，用来测量同辈群体结构特征的另外一个常用指标是异质性，即同辈群体内所有个体能力的差异性或分化程度。关于同辈群体异质性的影响，经济学领域的学者曾提出一个“彩虹模型”（rainbow model），认为同辈能力的多样化有利于群体内每个个体的学业成绩，［39］但鲜有直接的经验研究证明该模型是否成立。不过，最近有一项关于中国初中学生的研究发现，班级同辈学业表现的异质性对学生的教育期望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尤其是对能力较低的学生。［40］另外，还有一项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学校里学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⑤的异质性越大，学生的教育期望也越高。［41］因为教育期望被证明是一个稳定的提升学业表现或教育获得的因素，所以我们可以推论，异质性可能会间接地促进学业成绩。
关于同辈群体异质性是否影响学生心理健康，其实是一个经验问题。根据常理，并结合同辈群体的“比较”功能，如果一个同辈群体内成员之间的能力分化程度大，应该有利于群体内所有成员的精神健康状态。因为较大的异质性意味着群体内部有能力很高的人，也有能力很低的人。这种同辈群体的结构特征，从比较的角度来说能够达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效果，从而有可能缓解竞争或比较带来的心理压力，或从比自己能力低的同辈那里获得成就感，从而导致群体内成员心理健康状态的提升。但这种推理是否成立，可能也取决于选择“比较对象”的惯习或思维模式。
在我国，由于存在着根深蒂固的“面子”文化，［42］“攀比”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是当前激烈教育竞争的社会心理基础之一。教育的成功通常被看作人生的成功，亦被看作父母或家族的成功，是“光宗耀祖”的重要“指标”，也是家庭之间进行攀比的重要方面。“攀比”顾名思义是“向上比较”，因此在攀比的文化里或在攀比的过程中，弱者或失败者是缺位的，人们习惯于选择强者或成功者作为比较的对象。在教育情境中，攀比现象也很普遍，考试“榜上有名”者得到社会、学校和家庭的大力推崇，获得各种荣誉或物质奖励。学校将升学考试的“状元”广为宣传，作为大家学习的榜样或赶超的对象。而父母也督促自己的孩子追赶或超越成绩更好的同学。“攀比”亦有从众的意思，模仿大多数人的行动或表现（即均值）。在强调排名的“应试”体制下，大家习惯于将自己的成绩和班级平均分或处于前列的同学进行比较。因此，即使同辈群体中学业成绩的分化程度很高，大家都可能倾向于和强者或成功者进行比较，至少和大家的“平均水平”比较，而成绩落后者通常不会得到关注，他们不会成为“比较”的对象。即是说，在激烈竞争的结构情境以及“攀比”的思维定式下，即使同辈中有低于本人能力的同学存在，可能不一定会降低自己向能力高的同辈看齐的动力，或缓解自己“遵从”和“比较”优秀同辈带来的心理压力；也不一定会同能力低于自己的同辈比较以获得“胜利者”的喜悦感，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于“盯着”比自己优秀的同辈，或关注大多数同辈的总体水平（均值）。
基于以上讨论，正因为习惯的思维定式是和更优秀的同辈比较，或起码和所有同辈的平均水平比较，因此，无论是从“遵从”还是“比较”的角度来看，个体可能不会放眼于同辈群体中那些能力低或表现差的同学。亦即是说，如果均值固定的话，同辈学业表现的异质性可能不会对个体的心理压力产生影响。在学业表现方面，如果沿着“彩虹模型”的理论逻辑，以及同辈学业表现的异质性可以提高个体成员教育期望的经验事实，本研究认为同辈能力的异质性程度可能会提升群体内个体成员的学业表现。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a：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同辈学业表现的离散程度越高，个体的学业成绩越好。
假设2b：其他因素保持不变，同辈学业表现的异质性不显著影响学生个体的心理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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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在我国，初中阶段是一个学业压力大而且竞争激烈的阶段，中考的重要性甚至被认为不亚于高考，因为中考成绩排名不仅决定了是否能进入那些高考升学率高的高中“名校”，而且是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分流依据。无论学校、教师、家长还是学生本人，都高度重视考试成绩和排名。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的同辈不仅是学习和生活的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另外，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原因，同一地区内部的初中学校之间在师资、声誉和升学率等方面存在较明显的分化，排名越靠前的学校，同辈的平均实力越强，内部的学业竞争可能越激烈。本研究认为，这种激烈竞争的结构环境是检验同辈群体效应的独特场景。在这种环境下，同辈群体的两种效应可能更加凸显。一方面，“力争上游”的群体规范会让个体更加努力提升自己的成绩，故“近朱者赤”效应更强烈。另一方面，同辈越强，个体可能越缺乏自信。而且，竞争或赶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挤压休息和娱乐的时间。
本研究使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收集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hina Education Panel Study，以下简称CEPS）这一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数据来检验中国青少年的班级同辈群体特征与他们的学业成就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CEPS调查以2013—2014学年的七年级和九年级两个同期群为起点，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和流动人口比例为分层变量，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28个县级单位中的112所学校的438个班级进行调查。CEPS调查收集了关于学生个人及其家长、学校管理者、班主任和主干课程授课老师的非常详细的信息资料。而且与其他同类调查相比，CEPS将所有被抽中的班级学生全体入样，这种数据采集方式可以更加准确地测量学生的班级同辈群体的结构和特征。在本研究中，使用了在2014—2015学年进行的追踪调查样本（起点调查为七年级，追踪调查时为八年级）。在剔除流失样本及部分有缺失信息的样本之后，最终有效样本量为9 449人。
（二）变量
1. 因变量：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状况
本研究用考试成绩来测量学业表现。通过被访者在问卷调查时所在学期的语文、数学和英语三科期中考试成绩来构建。为了方便比较，我们把卷面总分不是100分的科目的成绩换算成百分制的分数⑥，然后取三门科目的平均分来测量学生的学业表现。
心理健康状况是另外一个结果变量。CEPS设计了一个李克特量表来测量被调查者的心理健康状态（见表1）。该量表由10个测量焦虑或抑郁的题项组成，每个题项对应5个答案选项（1—5分别代表“从不”、“很少”、“有时”、“经常”和“总是”），数字越大则意味着所对应的心理问题（或疾病）越严重。经检验，该量表的测量信度非常高（alpha值高达0.91）。
本研究对上述10个变量进行了逆向编码⑦，并利用主成分因子分析和0—1标准化方法从该量表建构了一个取值范围在0～100的“心理健康指数”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学生的精神健康水平越好。
2. 核心自变量：同辈群体特征
同辈群体的结构与特征通过三个指标来测量，分别是学校在当地的排名、被调查者所在班级的平均学业水平和班级学业表现异质性。前两者测量同辈群体的平均能力，而后者测量同辈群体内部的能力分化程度。学校排名根据CEPS被调查学校的校长对其学校在本县（区）的自评排名来测量，分为“中等及以下”、“中上”和“最好”三类。如前所述，因为居住隔离等多方面原因，排名越高的学校，生源质量越好，因此学校排名是一个测量同辈能力水平的很好的代理。所在班级的平均学业水平通过计算同班同学的平均考试成绩（语、数、英三科均分）得到，是一个更加直接测量同班的能力的变量。班级学业表现的异质性由同班同学期中成绩的标准差来指代，标准差越大，则意味着班级学业表现的分化程度越高。
3. 控制变量
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进行控制。根据被调查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职业地位、自评经济地位以及政治身份（是否党员）等四个变量，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了一个公因子，经0—1标准化后取值范围为0～100，数字越大，表明被调查者所在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次，还控制了性别（男生=1，女生=0）、户口（农业=1，非农=0）、迁移流动经历（是=1，否=0）、家庭的居住安排（与双亲同住=1，其他=0）、年龄、兄弟姐妹数、健康（自评）⑧等人口特征变量。另外，还控制了一组与能力、行为和观念有关的个体层次的变量，包括个人的认知能力测试得分、不良行为状况⑧、最亲密朋友圈的质量⑩和教育期望（根据被访者报告的“希望读到”的教育程度转换为相应的年限）。
除了上述变量之外，还控制了与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有关的变量。包括亲子关系、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家长对孩子的监管程度以及参加课外补习班的数量。亲子关系根据问卷中家长是否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孩子与朋友的关系”、“孩子与老师的关系”和“孩子的心事或烦恼”四个方面的频率构建。⑾家长教育期望与本人教育期望的测量方式相同。家长监管程度是家长回答的对孩子在“作业和考试”、“在学校表现”、“和谁交朋友”、“穿着打扮”、“上网时间”以及“看电视的时间”等六个方面的严格程度，选项分为“1—不管”、“2—管，但不严”、“3—管得很严”。将上述六个题项的答案相加得到取值范围为6～18的连续变量，数值越大表示家长的监管越严格。参加补习班情况是调查时所在的学期被调查者参加奥数、数学、语文（作文）或英语等四类补习班的数量。
模型还控制了学校和班级层面的变量，包括学校的生师比、学校的师资水平、学校的教师是否参加过心理健康培训以及被调查者所在班级的规模。生师比是指一个学校的学生数量与教师数量之比。师资水平用学校中有本科文凭教师的比例来测量。教师心理健康培训根据“学校是否对教师进行心理健康培训”测得（是=1，否=0）。（见表2）
（三）分析方法
如何准确地估计同辈群体效应在方法上是一个难题，最大的挑战来自“自选择（self-selection）”过程导致的偏误。［43］不同的家庭因收入、居住地点或择校偏好等诸多原因会让自己的孩子“选择性”地进入他们想去的学校就读。这就意味着学生可以选择他们的同辈群体，而不是按照随机的方式进入不同的学校或班级同辈群体。自选择问题就本研究而言尤其值得关注。如前所述，尽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并非选拔性的，而是根据户籍所在地实行“就近入学”的学区制度，但由于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以及教育竞争提前等原因，学生自身能力和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因素在选择就读学校（学区）时仍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已有研究表明，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阶层隔离问题已经较为凸显。因为个体能力或学业表现与家庭阶层地位密切相关，所以往往是个体越强同辈也越强的“人以群分”现象。因此，如果忽略这个问题，使用常规的统计方法，很有可能出现较为严重的估计偏误。
解决选择性偏误的理想方式是采用随机试验的策略，但这种策略并不适合观察性的样本数据。为此，本研究采用了稳定逆概率加权（Stabilized Inverse Probability Treatment Weights， 简称SIPTW）技术，以尽可能克服因自选择所导致的群体构成的同质性对估计结果所产生的偏误。这种方法首先是计算出个体进入不同排名等级学校的概率，然后根据概率计算出的权重构建一个加权的类样本（weighted pseudo-population）来实现数据的平衡。进入不同排名等级学校权重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Si表示第i个青少年所进入学校的排名等级，Xi为第i个青少年六年级时的一组影响其进入不同等级学校的变量，Ci为第i个青少年的其他人口学特征。在模型选择上，本研究使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来估计学生进入不同等级学校的概率。［45］因变量是上文所述的三分类的“学校排名”变量，协变量包括学生的性别、户口、兄弟姐妹数、迁移流动经历、家庭的居住安排、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学特征变量，六年级时的学习状况变量（自我效能感、主干课程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排名），以及包括学生是否参加入学考试、家长是否采取行动帮助入学、小学时的跳级、留级以及转学经历等和入中学前的学习和择校经历有关的变量，以及基线调查时（七年级）学生认知能力的标准化得分等变量。⑿ 需要指出的是，使用稳定逆概率加权方法来处理样本选择性问题，需要进行数据平衡性诊断，以检验是否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数据不平衡性问题可能对模型估计所造成的影响。在这里，研究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出来的权重估计一个加权的多分类logistic模型来进行诊断。⒀如果加权模型中各个协变量不再显著影响学生进入不同排名学校的概率，那么就说明实现了平衡。反之，则样本选择性问题仍然存在。表3显示了加权前和加权后的多分类logistic模型的估计结果。
从表3中我们可以发现，在使用稳定逆概率加权之前（加权前模型），学生进入不同排名等级学校的概率显著受到上文所述的诸协变量的影响。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家长帮助入学、没有流动经历、兄弟姐妹数少、城市户口以及认知能力较高、六年级时学习状况越好的学生越可能就读于排名较高的学校。这一结果表明，进入不同质量的学校的选择性问题确实明显存在。而使用稳定逆概率加权的模型（表3的加权后模型）则显示，几乎所有协变量都不再显著（唯一的例外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仍显著影响进入排名中上学校的几率）。这意味着，除了极个别的变量之外，稳定逆概率加权方法基本上消除了数据的非平衡性问题。即是说，进入不同质量学校的选择性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因此，使用稳定逆概率加权的方法就本研究使用的数据而言，对于校正选择性问题是较为可行的。
估计同辈群体效应的另外一个难题是遗漏变量问题，即有些同时与因变量和自变量相关的因素因没有收集或难以测量的原因没有办法进行控制，从而导致核心自变量估计值的偏误。为尽量克服这个问题，研究采取了三种做法。其一，使用县（区）固定效应模型⒁，以排除因地区差异（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师资、试题难度等所有因素）造成的估计偏误。其二，借助CEPS是追踪调查数据的优势，将被调查者前一年的因变量信息⒂作为控制变量进入模型，这样可以尽可能控制那些个体层面上遗漏的变量，因为这些遗漏的变量可能同时影响前一年和当年的因变量（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水平）。其三，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模型（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进行估计。本研究的因变量有两个，分别为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而用来估计它们的自变量是一致的。常规的做法是分别估计两个最小二乘法（OLS）模型。由于可能有一些模型中没有纳入或不能观测到的因素同时影响两个因变量（而且学业表现与心理健康之间就存在关联），因此两个单独的模型的残差项就是相关的。似不相关回归模型就是将上述两个分开的模型联合起来进行估计，不仅可以提高估计的效率，而且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善遗漏变量问题导致的估计偏误。具体的公式为：
其中，Eij和Dij分别表示第j个城市的第i个学生的学业表现得分和心理健康得分，Zij表示第j个城市的第i个青少年学生所处的同辈群体特征，Xijk为第j个城市第i个学生的第k个其他变量，αj和ζj分别是学业表现和学业健康模型的固定截距，容纳了所谓未观测到的城市特征，εij和ξij为随机误差项。如果上述两条方程的随机误差项（εij和ξij）相互独立，那么似不相关模型估计的结果等同于常规的分开估计两个OLS模型的结果。反之，似不相关模型可以进行更加有效的估计。本研究使用用户独立编写的Stata软件命令“mysureg”进行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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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结果
（一）同辈群体的“近朱者赤”效应及其健康代价
表4报告了似不相关回归模型估计的结果。模型1是基准模型，仅估计所有控制变量的效应。⒃可以发现，其他因素不变，男生的学业表现比女生差，但心理健康状态要优于女生。亲密朋友圈的质量与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都是显著正相关，而不良行为的影响则刚好相反。学生的身体健康（自评）与学业表现无关，但与心理健康显著正相关。学生本人的教育期望和认知能力水平对自己的学业表现有促进作用，但对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影响。对于青少年发展而言，亲子关系非常重要，好的亲子关系不仅有助于提升学业表现，而且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正向的作用。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确实提高了孩子的成绩，但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没有形成影响。父母对孩子的监管程度对成绩没有影响，但对心理健康是不利的，父母管得越严，孩子的焦虑或抑郁的情绪越明显。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课外补习班的影响。课外补习班对学业成绩是有帮助的，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却是负面的。
关于学校层面的因素，模型1显示学校的生师比越大，学生的成绩越低，但生师比与心理健康无关。教师质量与学生的平均成绩正相关，但与心理健康负相关，有可能是因为师资越好的学校，学生的学业压力越大。教师心理健康培训与否和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均无关联。最后，学生所在班级人数的多少也不影响成绩和心理状态。
关于模型1的结果，有两点值得强调。其一，本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两个结果变量都没有显著的影响（虽然系数都是正的），这可能不符合预期。但研究认为可能是模型1中的其他变量（包括孩子的能力、期望以及家庭环境和教养方式等）中介了家庭背景的作用。其二，为了尽量得到核心自变量的无偏估计值，本研究在模型中控制了被调查学生基线调查时（上一年，即他们在七年级时）的学业成绩和心理健康状态。可以发现，上一年的考试成绩和当年的考试成绩正相关（符合预期），但与当年的心理健康没有关联，即以前学习好并不会提高后续的心理健康水平。而上一年的心理健康水平非但与当前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正相关（这也符合预期），而且对当前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里的结果表明亦佐证了已有研究的发现，即青少年时期的心理健康确实是很重要的，它可能是个体后续的健康和教育成就的重要保证。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增加了学校排名变量。结果显示，即使通过SIPTW方法对样本自选择问题进行了校正之后，学校排名的高低对学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也均有显著的影响。但方向是相反的，学校的排名越高，学生的平均成绩越好，但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具体而言，在其他因素不变，同排名较低的学校相比，排名中等学校和高排名学校的学生的平均成绩分别要高2.491分和4.132分，而心理健康指数却分别要低1.347和3.813个单位，而且都在0.001的水平显著。简言之，在越好的学校就读，学业表现确实会变好，但却要付出心理健康的代价。这验证了假设1a和假设1b。基于当前的学校分化，排名越靠前的学校生源质量越好，因此在越好的学校就读，同辈的平均能力越高。同辈能力越强，自己表现也越好，但同辈越强，可能因为竞争压力的缘故，精神健康状态越差。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另外一个同辈群体特征变量——班级平均学业表现。这是一个更加直接而且更准确测量同辈群体结构特征的变量，因为在学校里，班级是最基本的单位，每个学生和同班同学接触最多，而且同班同学也是直接竞争或对比的对象。模型3的结果也证明了“近朱者赤”的心理健康代价这一规律。同班同学的能力越强，自己的学业成绩也越好，但精神健康状态越差。具体而言，控制了其他因素，班级平均成绩增加一分，个体的成绩会增加0.384分，但心理健康指数却下降了0.088个单位，而且均在0.001的水平显著。这进一步证实了假设1a和假设1b。由此看来，优秀的同辈群体确实是一把“双刃剑”，在帮助提升自己表现的同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值得一提的是，加入了班级平均学业表现变量之后，学校排名变量的系数明显下降，个别虚拟变量甚至变得不显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班级的平均能力和学校排名是高度相关的，而且，相比班级之外的同学，同班同学才是互动最多且直接比较的同辈，因此，学校排名的效应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班级同辈的特征所解释（但即便是加入了班级同辈变量，排名最高学校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还是显著地低于排名较低的学校的学生）。
最后，本研究在模型4加入了班级成绩的标准差变量，以检验班级学业表现的分化程度对学生成绩和心理健康的作用。结果证实了本研究提出的假设2a和2b，即班级学业表现的分化程度与个体的学业成绩呈正相关关系，但与学生的精神健康没有关联（虽然系数是正的）。异质性程度越高学业成绩越好，这个发现证明经济学家提出的“彩虹模型”在本研究所考察的群体是成立的，但是其中间机制可能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从这里的结果来看，提高班级学生能力的异质性，或适度增加学生来源的多样化，实际上是对每个人都有正面的效果的。
（二）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研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对此尝试两种方式。首先，本文所采用的以班级为单位测量同辈群体特征的方法可能会受到班级人数的影响。如果班级人数过少，那么班级的平均学业表现（均值）和班级学业表现的离散程度（标准差）就容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为此，我们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策略是：通过将规模较小的班级排除在外，并重新计算留在样本中的班级同辈群体特征（学业表现均值和标准差），然后重新进行统计估计。本研究尝试了将人数少于25人或少于35人的班级排除在外的两种情况。模型估计的结果如表4所示（因变量、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统计方法与表3的模型4完全一致）。研究进行稳健性检验的另一种方式是根据CEPS抽样的方法来选定样本。CEPS调查包括 “全国非上海非流动子样本”、“上海子样本”和“全国流动子样本”三种相互独立而且在人群特征上存在很大差别的子样本。⒄尤其是“全国流动子样本”，被调查者多数是进城务工农民的随迁儿童，这些孩子很多是在类似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因此他们的情况可能与两个非流动的样本有较大的差别。因此，本研究将“全国流动子样本”排除，然后重新估计模型（结果也在表5中显示）。
表5的结果显示，无论是哪一种稳健性检验的方式，我们模型估计的结果（同辈群体特征变量的估计值）和表4模型4的结果模式是一致的。虽然这些变量的系数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样本变化所致），但其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表4模型4可以说完全等同。总之，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表明我们根据表4的模型所得出的结论是比较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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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
同辈群体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第二期（2014—2015年）的数据，并采用稳定逆概率加权技术以校正样本选择性问题可能造成的估计偏误，本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的初中阶段，确实存在显著而且稳健的同辈群体效应。同辈群体的结构和特征会同时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和精神健康状态。具体来讲，研究有以下几点发现。
首先，与大多数已有研究发现相一致，从学业成绩的角度来看，与优秀的同辈在一起确实有“近朱者赤”的效应。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学校的排名越高，或同班的同学学业表现越好，自身的学业成绩也越高。
其次，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优秀的同辈成为一个“压力源”并负面影响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其他因素不变，学校的排名越高，或同班同学的平均学业表现越好，自身的焦虑或抑郁情绪越明显。
再次，控制了均值和其他因素之后，同辈群体学业表现的异质性与群体成员的学业表现成正比，但对心理健康没有显著的影响。总体而言，从青少年综合发展的角度来看，优秀的同辈很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尤其是在激烈竞争的结构氛围下，与优秀的同辈在一起学习，确实可以提高自己的学业成绩，但同时可能要付出一定程度的心理健康代价。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关注同辈群体的不同效应对理解当前中国日益激烈的教育竞争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是有意义的。一方面，当前愈演愈烈教育竞争已经给社会、家庭和青少年带来很多问题，包括教育投入（时间和金钱）的不断增加、愈发泛滥的课外补习现象以及青少年愈发沉重的学业负担，等等。另一方面，因为居住的阶层隔离和择校能力的阶层差异等多种因素所导致的学校阶层隔离，意味着来自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更可能与相同背景的孩子进行越来越多的互动，同辈群体的“近朱者赤”效应使得这些本身在能力方面就占有优势的孩子学业表现越来越好，并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由于同样的原因，来自较低阶层家庭的孩子则被排除在这种循环之外，甚至陷入“近墨者黑”的“恶性”循环当中。这种因同辈群体效应所导致社会不平等扩大的潜在风险已经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47］然而，在微观层面上，同辈群体的负功能或消极效应仍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即同辈群体“近朱者赤”效应所伴随的心理健康代价，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会影响青少年的综合发展和对其成年后的健康和地位获得的影响，以及相应的社会后果，可能需要进行评估。
基于同辈群体可能导致的正负相反的效应这个事实，当前基础教育阶段一些过度绩效导向（追求升学率或学校排名等目的）的做法，包括根据学生的能力分校或分班，甚至为优秀学生“开小灶”的做法，可能需要进行反思。另外，学校、教师和家长可能需要对不断督促孩子追求优异的学业成就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当前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观念是，如果得到了名校的入学资格，便意味着毕业后可以获得报酬丰裕的职业生涯，而这将有利于孩子长久的幸福。但是，当我们一心追求这些目标的时候，恐怕不能完全忽略其当下的心理健康代价及其潜在的对青少年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我们甚至要警惕这样的一种情况，即当孩子心理健康与其他重要的人生目标（升学）发生冲突时，家庭或孩子本身倾向于选择牺牲健康。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这种“短视”的做法可能对青少年本人和社会都造成不良的后果。
正如研究在正文中所述，同辈群体的“社会比较”功能及其引发的“沮丧效应”，在竞争激烈的结构情境下会更加凸显。当前基础教育阶段激烈的教育竞争是由一系列结构或制度因素导致的，因此，要缓解竞争的激烈程度，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减负”，恐怕要着眼于这些根源性的因素。具体到政策层面，本研究发现，提高班级内学生能力的多样性（异质性），不仅有利于每一位同学能力的提升，而且不会给心理健康造成负面的影响。因此，推进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去隔离化”（desegregation），促进学校学生来源或能力的多样化，不失为一个可以尝试的方向。我们欣喜地看到，教育管理部门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开始推行的“学区制”改革以及或“公（办）民（办）同招”的政策就是很好的例证。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囿于数据的限制，无法观测到学生是否因学业表现的差异而进入到当前所在的班级，因此难以校正因“择班”可能带来的选择性偏误问题。另外，本研究只是分析了同辈群体对学业表现以及心理健康的短期效应。因缺乏长时间的追踪数据，无法检验同辈群体对学生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及其变化趋势。最后，本研究关于同辈群体“双刃剑”效应的讨论是初步的。关于这一问题的进一步分析，仍然需要同辈间互动的定性或定量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因为篇幅原因，参考文献省略。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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