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
张福公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暨数字与人文研究中心副教授
袁昕怡
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机器与技术笔记’与历史唯物主义创新研究”（项目号：21CZX00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MEGA²视域下马克思技术哲学的生成逻辑及其当代意义研究”（项目号：2021SJA0256）的阶段性成果。
工艺学语境中的“资本生产方式” 与“一般智力”概念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解读
摘 要
基于前期的工艺学研究成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不仅明确指认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边界，而且借助工艺学的独特理论资源初步确立了“资本生产方式”这一概念，这是马克思构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重要思想实验。波佩、拜比吉、尤尔等人的工艺学思想为马克思在“资本生产方式”语境下把握一般智力的社会历史内涵及其自由时间向度提供了不同层面的理论资源。基于工艺学思想史语境重新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不仅有助于深入把握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而且有助于重新发掘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当代价值。
摘 要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工艺学；资本生产方式；一般智力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大纲》”）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独特的理论地位。在过去的研究中，学界通常聚焦于该文本的显性批判逻辑，即马克思基于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视域和古典政治经济学思想史语境，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颠倒性和虚假性的深刻剖析和拜物教批判而建构起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的历史现象学。而这相对忽视了其中蕴含的另一条隐性批判逻辑，即马克思利用在《布鲁塞尔笔记》和《伦敦笔记》中对工艺学（Technologie）的摘录研究，对“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历史生成和本质特征的初步批判性分析。这一批判逻辑更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之谜”，因而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的进一步深化。更为重要的是，从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来看，“资本生产方式”概念的确立不仅是马克思真正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历史起源与剥削实质的重要开端，而且构成了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原初语境和逻辑基底。对于这一问题的正本清源，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反思当代西方左翼学者对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的狭隘理解和当代重构（例如，维尔诺等人仅将其限定在“机器论片断”的机器体系和物质生产场境中，进而试图根据后福特资本主义下的新型劳动形式和劳资关系重构一般智力的主体政治向度），而且有助于我们立足当今数字资本主义的时代特征，重新激活马克思的一般智力概念的当代价值。
一、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边界与工艺学的独特贡献
马克思对工艺学的批判性研究构成了他创立和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先是在《布鲁塞尔笔记》第5笔记本中摘录了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和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著作，随后在《伦敦笔记》第XV笔记本中摘录了约·亨·摩·波佩（J. H. M. Poppe）、尤尔和约翰·贝克曼（Johann Beckmann）的著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通过批判分析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论缺陷，明确指认了工艺学的独特地位。
马克思指出：“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或者“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这是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对生产或生产一般的科学规定。同时，马克思指认自己研究的本题正是作为特殊的“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若要准确把握这种特殊的生产，就必须首先理解“生产一般”，它是对生产在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共同标志”或“共同规定”所作的“合理的抽象”。但值得注意的是，从不同的方法论出发得出的抽象是完全异质的，它可能在一定范围内是合理的抽象，但并不一定在根本上是科学的抽象，政治经济学对生产一般的理解就是如此。马克思强调：“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也就是说，如果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只是从人与自然的主客体统一的角度来抽象地理解生产，那么便在根本上忽视了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本质差别。对此，马克思以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为例作了说明：政治经济学家通常将资本理解为生产工具和“积累的劳动”。这种理解是从人与自然对象的主客体关系角度对资本所作的一种合理抽象。按照这一理路，原始人手中的石头或弓箭亦是资本，从最粗陋的石头到最发达的自动机器体系就表现为作为生产工具或积累劳动的资本的历史发展进程。因此，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是从资本或生产的物质形式来理解资本或生产一般的，这样一来，资本就成为“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而这“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而这个“特殊”正是马克思所强调的“本质的差别”，即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形式。就此而言，马克思对生产一般的科学规定蕴含生产的两个层面：生产的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而政治经济学在生产问题上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只停留在生产的一般物质形式（即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而忽视了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人与人的历史性社会关系）。对此，马克思以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第1卷第1篇《生产》第1章为例指出，现代经济学的时髦做法是在开头的总论部分阐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即“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和 “促进生产的条件”。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仅从一般物质形式角度阐述生产，因此，生产就“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从而隐藏着深层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即政治经济学主要是从物质形式层面来探讨生产的一般条件和基本要素，却忽视了生产的“本质差别”，更缺乏对直接生产过程之内在机制的研究；而工艺学恰恰揭示了“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这一论断为我们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边界和工艺学的独特贡献提供了重要启示。具体来说，虽然政治经济学也关注到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学要素，譬如斯密的分工理论和李嘉图的机器理论，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捕捉到了工场手工业和早期机器大工业的主要生产方式特征和核心问题，但必须承认的是他们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来谈论分工和机器等要素的经济社会效应，而尚未深入探究直接生产过程的客观原则和规律，这就导致政治经济学对于工艺学要素的认识不仅贫乏而片面，而且具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譬如“泛分工论”、补偿理论等。因此，马克思仅凭政治经济学是无法真正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和“历史之谜”的。而工艺学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治经济学的先天不足。以波佩、贝克曼、拜比吉、尤尔为代表的工艺学和工艺学史，除了从物质形式层面分析操作工序、工具、机器等，更重要的是从长时段的历史视域出发展现了人类物质生产方式的变革及其相应的社会关系变迁，这构成了工艺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哲学意蕴。
工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现代科学诞生于18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其代表人物是贝克曼及其学生波佩。贝克曼在《工艺学导论》（1777）中指出，工艺学是关于手工业、工厂和工场手工业的知识，“是对一切劳动及其结果和原因的全面、系统和清晰的说明”。随后，波佩在《工艺学史》（1807—1811）中进一步发展了贝克曼的工艺学思想：第一，将工业史纳入工艺学范畴，强化了工艺学的历史维度。他指出：“工艺学不仅讲解手工业的历史，而且系统透彻地讲解一切劳动及其结果与原因（Gründe）。”可见，工艺学所关切的正是人的生产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历史发展及其内在规律。第二，系统分析了“真正的工场手工业（Munufacture）和工厂（Fabriken）”的生产方式特征：一是两者都以协作或大规模生产为前提，即“当几个同种或不同种的手工业者为了一定目的即加工任何一种原料而聚集在一起工作”。这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进一步拓展。二是两者通过劳动分工来提高劳动生产力，即“手工业工场和工厂中的所有劳动者通过持续的训练即一个劳动者只制造一件产品的这一部分，另一个劳动者只制造该产品的那一部分，而获得了更多的熟练技能（Fertigkeit）”。这是对斯密分工理论的继承。三是两者通过采用机器提高生产力，即“更重要的是机器（Maschinen）（代替单纯的手工工具[blossen Handwerkszeug]）的采用，或者那种人造装置（kuenstlichern Vorrichtungen）的采用，借助它们可以更均匀同质地（gleichförmiger）从事劳动，并节省力气和时间”。这里，波佩已经认识到机器在生产过程中的优越性和重要性，并初步将机器与简单工具区分开来，从而将机器从分工逻辑中解放出来。在此意义上，波佩对工场手工业的认识超越了斯密。不过，波佩所谓的“工厂”并非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现代工厂，而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金属加工工场。他将由人手直接完成或因人手不足而使用机器进行商品生产的场所称为工场手工业（Manufacture），将借助火（Feuer）和锤（Hammer）进行商品生产的场所称为工厂（Fa‐birk）。这表明，波佩和贝克曼在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界定上都还局限于当时德国知识界的传统错误观念。第三，历史性呈现了物质生产资料与科学技术知识的历史互动关系。例如，波佩对磨和钟表的工艺史和理论史的阐述为马克思理解机器体系和科学知识的历史起源和劳动—科学—资本的历史辩证关系提供了重要参照。
基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现实背景，以拜比吉和尤尔为代表的英国资产阶级工艺学推动了欧洲工艺学的现代转向。拜比吉通过对现代工场与机器工厂的实地考察进一步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一是阐述了分工倍数比例原则及其在手工工场和工厂中的经济效应与普遍应用。二是从工艺学角度定义机器：“当每一个过程都简化到只用一些简单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的组合在一个动力的驱动下就产生了机器。”即机器是由一种（除人力之外的）动力所推动的诸多简单工具的集合。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借用这种机器—工具集合论批判了蒲鲁东的机器—劳动集合论。三是强调科学知识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即“知识（savoir）和经验（expérience）的持续进步是我们的巨大力量，是我们胜过任何试图同英国的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的巨大优势”。尽管如此，拜比吉的最大缺陷是仍沿着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工业，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拜比吉“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
尤尔真正站在机器大工业的立场上展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本质特征：第一，尤尔从工艺学角度形象描述了以机器体系为基础的自动工厂，即工厂“这个术语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机器对工人的统治恰恰构成了资本对劳动的实质吸纳的物质技术基础。第二，基于机器大生产的优越性，尤尔强调工厂主们已经借助自动机器体系彻底推翻了“按照工人不同熟练程度来分工的死板教条”，从而彻底打破了斯密和拜比吉的分工逻辑。第三，他准确描述了资本、科学（一般智力）和劳动的等级序列（即劳动负责行动、科学负责指挥、资本负责维持），并支持资本利用科学来反对劳动。可见，尤尔同样强调了科学在物质生产和劳资关系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成为马克思在《大纲》中思考大工业时代一般智力的资本主义实质的重要理论来源。当然，这也暴露了尤尔的阶级立场和理论缺陷：尤尔只是沿着单一的生产力线索强调机器大工业的优越性，而忽视了机器体系背后所附着的特定资本主义关系，从而混淆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人为地制造出机器与分工的彻底对立以及资本、科学与劳动的固化等级关系，以致遮蔽了三者的历史辩证关系，掩盖了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历史生成和内在矛盾，从根本上否定了超越机器大生产的现实可能性，因而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总之，从波佩到尤尔所展现出来的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图景构成了马克思理解和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源泉，为马克思在《大纲》中真正深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内部、构建“资本生产方式”概念和一般智力批判理论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资本生产方式”的历史生成及其本质特性
马克思在《大纲》中尚未真正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而是使用“资本生产方式”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加以表达。这意味着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考还具有过渡性和思想实验性。在《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中，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成为集体力量”的内在机制时，初步分析了“资本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本质特征、历史形成及其资本主义特性。
首先，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指认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并初步分析了两者的差异：在前者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且“工人（积累的工人）数量同资本的数量相比应该很大”；在后者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且“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因此，“固定资本同大量共同劳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应该很大”。不过，马克思随即指出：“在这第二种情况下，积聚许多工人，把他们当作同样多的机器轮子配置在机器中间，这已经是前提条件……因此，用不着专门考察第二种情况，只要考察第一种情况就行了。”由此可见，第一，马克思是从同一个资本支配下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劳动者的聚集角度来理解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共同特征，这很可能是受到了波佩的影响，因为波佩在《工艺学史》中明确将劳动的聚集看作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共同特征。第二，马克思准确看到大工业的前提就是许多工人的积聚结合和科学力量的工业应用，而且工人只是作为机器体系的零件而发挥作用，这正是尤尔和拜比吉笔下的机器体系和自动工厂图景，因而很可能受到尤尔和拜比吉的影响。第三，此时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共同特征，因此认为只需考察工场手工业就足矣。这表明，此时马克思还主要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角度来理解大工业，尚未真正把握到机器大工业与工场手工业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质性差别。
其次，马克思转向对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形成的考察。马克思准确认识到资本并非从一开始就建立起同自身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而是在继承和超越旧有生产方式的过程中建立的。譬如，作为工场手工业分工之前提的协作在资本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如古代的大型工程建设），因此，在资本生产方式中，“资本并不是创造出工人的积累和积聚，而只是继承了这些”。紧接着，马克思初步分析了资本生产方式建立所经历的两个阶段：一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从属阶段，即一个资本家同独立分散的织工和纺工进行集体交换，从而使劳动产品（而不是劳动本身）在交换中聚集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们作为共同劳动只是自在地存在着……工人通过资本而实现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因此，“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而是由资本所遇到的”。二是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阶段，即一个资本打破许多工人的独立分散状态而将他们联合起来，这意味着“有共同的地点，监工的监督，统一的规章制度，较严格的纪律，连续性和已经确立起来的在生产本身中对资本的依赖性”。于是，资本摆脱了它遇到的那种生产方式，创造出“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由此，资本生产方式便在工场手工业中确立起来，即“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产生”。
最后，马克思剖析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特性。他指出，由于资本生产方式的本质目标是追求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其必然趋势是使特殊技能和手工劳动成为多余。这里，马克思揭示出尤尔描述的机器排斥劳动的现象正是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必然结果，因此，机器大工业是资本逻辑下资本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于是，马克思意识到，在工场手工业中“真正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还不存在”。这是因为工场手工业生产剩余价值的特点在于：虽然它利用大量工人的协作，具有较高的利润率和较快的资本积累，但必要劳动占去总体劳动时间的很大部分，单个工人创造的剩余劳动仍较少。因此，“在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余时间”，这同前面所说的“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数量大于资本数量”是一致的。这表明，马克思认为工场手工业中剩余价值生产的主导形式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而非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换言之，工场手工业还不是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的资本生产方式，只有大工业才是真正基于资本自身创造的劳动生产力之上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虽然认识到工场手工业作为资本生产方式的本质特征在于资本支配下的众多工人的联合与协作，但着眼点还只是工场手工业的量性生产力层面，即工人的数量及其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之和，而没有认识到协作蕴含的质性集体生产力，即超出单个生产力之和的超额生产力及其产生的相对剩余价值。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虽然在方法论上超越了尤尔，但在理论上仍未超出尤尔将机器大工业看作唯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三、“资本生产方式”语境下的固定资本、一般智力与自由时间
尽管马克思在上述第VI笔记本中认为无须考察机器大工业便能把握资本生产方式的本质，但在第VII笔记本中，面对固定资本在财富创造和价值增殖中的作用这一重要问题时，马克思再次回到对机器大工业之资本主义特性的剖析。针对罗德戴尔根据机器体系在生产过程中日益占据主导地位而提出资本成为“一种与劳动无关的、利润的独特源泉，因而也是财富的独特源泉”的观点，马克思借用拜比吉和尤尔的工艺学资源，基于初步确立的“资本生产方式”批判逻辑，围绕固定资本、一般智力和自由时间问题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展开批判性分析。
在《大纲》的《固定资本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即西方左翼学者所谓的“机器论片断”）一节中，马克思在开篇便援引了拜比吉的机器分类和尤尔的自动工厂定义：工厂“这个术语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这正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中的相应摘录，构成了此时马克思剖析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关键支撑。
第一，马克思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揭示了固定资本的双重维度及其必然趋势。从表面来看，尤尔笔下机器体系支配工人的场景恰好为罗德戴尔提供了有力旁证。但实质上，他们都犯了一个严重错误，即仅从物质存在形式的层面理解资本。对此，马克思指出，固定资本具有双重维度，即物质存在形式和社会存在形式。在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活劳动尚未进入资本生产过程之前，它们只是以物的形式存在，发挥使用价值的功能。一旦它们通过与资本相交换而被纳入资本生产过程，特定的资本关系便附着在它们的物性存在之上，于是，它们便获得双重存在形式：“不仅从物质方面来看表现为劳动的资料，同时还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在方式——表现为固定资本”。因此，固定资本的社会存在形式在本质上是由具体的历史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赋予的。可以说，就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言，机器体系就是机器体系；而就其社会存在形式而言，机器体系成为固定资本。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资料成为由资本关系所决定的固定资本，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于是，劳动资料就发展为“由资本本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也就是说，“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革”。这里，马克思跳出经济学和工艺学的视域，从根本上揭示了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的本质原因：机器体系是特定资本关系统摄下的产物。基于对固定资本的双重维度的深刻认识，马克思明确区分了机器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即“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合的形式这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对于机器体系的应用来说，是最适合的和最好的社会生产关系”，从而彻底超越了罗德戴尔、尤尔等人对资本和劳动资料的单一实体性认识及其意识形态性质。
第二，马克思利用尤尔的工厂定义深刻揭示了机器大工业中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及其资本主义实质。如前所述，罗德戴尔指认资本代替劳动成为价值的源泉并非完全子虚乌有，而是真实发生在机器大生产中的“事实”。具体而言，马克思从一种历史性的比较视域出发剖析了不同工业阶段中劳动与工具、劳动与机器体系的不同权力关系：在手工业中，劳动主导整个生产过程，工人支配工具并凭借自己的技能与活动赋予其灵魂；在机器大生产中，“由许多机械器官和智能器官组成的”自动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因此，工人只不过是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这里，马克思生动描述了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中资本利用机器体系对劳动的实质吸纳关系，这种令人窒息的微观权力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前面马克思在工场手工业中所看到的劳资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这种关系的实质：资本对活劳动的统治决不是为了统治而统治，而是旨在无偿占有活劳动的价值创造能力，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力、降低必要劳动时间，促进相对剩余价值增殖。因为在机器大生产中，“活劳动被对象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是一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占有”，因此，活劳动“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也就是说，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在根本上是由资本关系所决定的。但这同时意味着，劳动依然是价值的根本源泉。在这个意义上，当罗德戴尔说资本的职能就是排斥劳动、资本不需要劳动就能创造价值时，他就陷入了表象的迷障之中。
第三，马克思借助拜比吉和尤尔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深刻阐发了一般智力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自由时间和人类解放的可能路径。如前所述，拜比吉和尤尔都充分认识到科学知识对于物质生产和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拜比吉指出，知识和经验的不断进步赋予了英国伟大的力量。尤尔更是强调，随着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机器体系的完善，财富的创造将愈加取决于“一般知识”（general knowledge）的生产应用，而较少地取决于手工劳动。这对马克思理解机器大工业时代中凸显出来的“一般智力”问题产生了直接影响。
马克思看到劳动资料发展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形式即机器体系，其中的重要因素就在于“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以及“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因为自然界创造不出任何机器，它们都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这是马克思在所有文本中唯一一次使用“一般智力”概念，而且是以英文表述的。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论来源问题，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答案。譬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认为，它是对卢梭的“一般意志”（volonté générale）和亚里士多德的“主动努斯”（Nous Poietikos）的唯物主义改造；卡洛·韦塞隆（Carlo Vercellone）认为，这一概念可能受到霍吉斯金关于技能和知识的强调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这些解释虽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结合此时马克思的论述语境可以推断，拜比吉和尤尔的工艺学资源构成了马克思“一般智力”概念的原初语境之一。
马克思通过拜比吉和尤尔等人深刻认识到，一般智力和机器发明充分彰显了人类驾驭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代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因而成为衡量社会生产力的指示器。在此意义上，一般智力标志着特定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居于主导地位的典型社会生产力形式。因此，这里伴随“一般智力”概念一同出现的“社会生产力”概念同样值得思考。在笔者看来，它实际上构成了此时马克思理解机器大工业语境下一般智力所主导的生产力的核心概念，具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具体而言，以科学技术知识为代表的一般智力作为“一般社会知识”“社会智力”或“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特征就在于它的社会性，这种社会性根源于知识在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化生产进程中逐渐脱离个体劳动主体的经验知识形式而转变为社会劳动主体的理论知识形式，并在资本关系的支配下物相化为服务资本增殖逻辑并同劳动相对立的机器体系。在此意义上，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产物表现为一种外在于个体劳动主体的客观异化力量和现实抽象。因此，个人不仅受到商品—货币—资本关系的现实抽象统治，而且受到一般智力的现实抽象统治。
马克思在揭示一般智力及其物相化产物的资本关系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自由时间的现实路径。他指出，以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结晶为基础的社会生产力的巨大作用就是使财富的创造更多地取决于“科学的一般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这种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而“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因此，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减少必要劳动时间而“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因而也为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创造广阔余地）”，“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正是在一般智力创造自由时间促进个人发展的意义上，以维尔诺、奈格里、哈特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赋予了一般智力以实现主体解放的重要地位。然而，他们基于一般智力和非物质劳动所确立的主体逻辑严重忽视了此时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之内在矛盾的分析。
马克思指出，虽然资本客观上利用一般智力为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资本逻辑的本质却是将创造出的自由时间变为剩余时间即剩余价值，因此，一般智力的现实结果就是使“个人的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而资本逻辑本身又蕴含着深刻的矛盾，即“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因此，资本一方面，必须不断利用科学、自然、社会交往中的全部力量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又要以劳动时间来衡量创造出来的巨大社会生产力，从而将社会生产力禁锢在资本允许的范围内，其结果便是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由此，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发展，社会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将成为摧毁资本基础的物质条件，到那时，工人阶级将占有属于自己的剩余时间即自由时间：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能促进共同富裕，又将增加所有人的自由时间。于是，财富的尺度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自由时间。这就是马克思基于资本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对未来自由王国的预见，从而进一步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四、重新理解《大纲》的理论地位与当代价值
综上所述，在《大纲》中，马克思基于前期的工艺学研究，从历史唯物主义视域出发初步建构起关于资本生产方式和一般智力的历史现象学。对于这一隐性批判逻辑的发掘，为我们重新理解《大纲》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和重新激活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提供了重要启示。
就《大纲》的理论地位而言，马克思首次明确指认了工艺学的独特地位，初步分析了作为资本生产方式之起点的工场手工业的历史形成与重要特征，深刻揭示了作为资本生产方式之顶点的机器大工业中固定资本的双重维度和资本关系实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从属关系、一般智力对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资本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创造自由时间促进人类解放的现实可能性。总之，此时马克思在主要着眼于对以货币和资本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同时，也开始深入到资本主义直接生产领域，利用工艺学思想资源对以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资本生产方式进行了初步批判，这既构成了马克思深化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马克思真正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开端。不过，这也同时意味着此时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探索还处于过渡阶段，因而在某些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第一，从叙述方式来看，除了“资本生产方式”表述本身的过渡性之外，马克思是在探究资本流通过程而非资本生产过程中论及资本生产方式，而且是以片断式的、非连续的形式展开论述的。这表明资本生产方式并非马克思的焦点问题，而是马克思在探究过程中偶然遭遇到的问题。直到《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才正式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二，在初遇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时，马克思主要是从协作或大规模生产的角度加以理解，并将工场手工业看作是以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为主的资本生产方式，从而遮蔽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独特性质及其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主义特质。第三，在拜比吉和尤尔的影响下，马克思将机器大工业看作是唯一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相适应的资本生产方式，并基于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在创造自由时间方面的巨大历史作用而勾勒了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崩溃的内在矛盾，乐观展望了人类解放和自由发展的未来前景，但并没有给出详细阐释。实际上，马克思若想全面系统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和根本矛盾，还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过程之中，细致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本质特征和内在矛盾规律。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中才完成这一任务。
就《大纲》的当代价值而言，由于西方左翼学者没有深刻把握马克思在“资本生产方式”语境下的“一般智力”概念的原初语境和理论地位，因而在对“一般智力”概念的当代重构中存在过度阐释之嫌，严重遮蔽了马克思的哲学方法论精髓。为此，我们有必要沿着马克思的方法论理路，重新回应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化与具体化。譬如，如何正确理解数字智能科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劳资关系和解放路径的深刻影响，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的重要议题之一。对此，我们尝试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展开如下思考：第一，就数字智能科技的历史本质而言，我们不能仅停留于线性的科技发展史层面，而必须将其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矛盾运动中加以把握。因此，数字智能科技并非科学技术线性发展的结果，而是一般智力及其对象化产物（机器体系）在资本逻辑推动下的历史性产物，并在当今数字智能时代发展到它的最新高级形态，即一般智能（general intelligence）及其对象化产物（数字平台）。资本通过吸纳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建立起更适合自身特性的数字（平台）资本主义。就其社会存在形式而言，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在数字资本关系下是作为数字化的固定资本而存在，正如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在产业资本关系下表现为固定资本一样。第二，就数字智能科技深刻重塑劳资关系而言，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在资本逻辑下表现为一种现实抽象，进一步加剧劳资剥削关系和数字劳动异化。具体而言，资本以数字平台为载体建立起不同于传统机器工厂的社会工厂（social factory），它作为新型商品生产和社会交往中心，将大量数字劳动聚集在同一数字虚拟空间中。这一过程的实质是，正如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只有在劳动能力大量存在的地方，机器体系才会出现”，同样，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的出现是以大量数字劳动的存在为前提，并通过最大限度地压缩数字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和生活空间来实现资本对劳动的总体吸纳和剥削。数字劳动成为作为固定资本的数字平台的典型人身材料，沦为数字平台的有意识器官，数字平台对于个体数字劳动来说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强大的现实抽象统治力量，这构成当代数字劳动异化的生存境况。第三，数字劳动异化表明，正如工业资本主义虽然促进一般智力和机器体系的形成发展，但并不意味着前者是后者的最好形式，数字资本主义同样并不意味着它是发展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的最好形式。因此，如何扬弃作为固定资本的一般智能和数字平台所导致的数字劳动异化、探寻数字共产主义的现实出路，成为当代西方左翼学者的重要议题之一。不过，他们基于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变化，纷纷抛弃了马克思的基于客观规律的阶级斗争策略，转而醉心于基于主体政治的激进革命策略，如德波的日常生活景观革命、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和符码内爆、奈格里和维尔诺等人的诸众对一般智力的重新占有、斯蒂格勒的共享性数字自治实验等。但以此为基础的数字共产主义设想就像数字化版本的新拉纳克方案一样，注定在资本主义的汪洋中成为一座座孤岛。当然，对于身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激进左派知识分子而言，这或许是他们唯一的斗争方式。我们认为，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开创的新时代语境下，数字共产主义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发展中获得其现实性根基。
参考文献略
本文刊登于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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