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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
所谓学术写作的问题意识，就是思考写作的问题如何而来，进而也就是思考我们学术写作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而言，我们学术写作的目的都是要在这一领域有所进步、有所提高。而如何提高、如何进步、如何取得新的成果呢？这个基础就是对已有的成果、已有的记录进一步发现它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会质疑。那么如何质疑呢？
质疑不是凭空想象，一般而言我们可以通过对比和溯源的方式来质疑。对比的方式是这样的：如果两篇文章的结论有较大差异，那么可以将二者对比；在对比中既可以对两篇结论都怀疑，也可以只怀疑其中一篇。通过对比，往往能进一步找到怀疑的根据。溯源就是去追溯它的根源。比如当我们对一个人们都默认的说法进行溯源时，或许会发现原来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过，亦即这仅仅是前人一个偶然的说法而非研究成果，那么通过这一溯源，我们的问题意识就有了。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检索。对于前人的成果我们不能随便怀疑，而需要提供怀疑的根据，那么就需要通过检索。在检索之后，我们会知道对于同样的问题现在已经有了多少种说法，如果能将所有的说法都找到，那么我们的质疑就有了依据，从而可以进一步做深入的比较。
还有一种是从概念、逻辑推理以及常识的角度来质疑。关于概念，无论是一篇文章还是一篇学术报告，甚至是一条注解，如果它里面的一些基本概念与我们所了解的不一致，或者是违背了这些概念的惯常用法，那么其中肯定隐含着问题，我们就可以从这里入手去质疑。逻辑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现在已经很丰富，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或一段文字不符合现在已经公认的逻辑推理关系，那么就可以对它的逻辑推理进行质疑。在常识方面，如果我们看到的一个说法违背了常识，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它犯了常识错误，另一种可能是我们的常识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对于后者，我们就不能轻易质疑。
举例来说，我们在历史研究中常常需要将史书中的年代换算成现在的公历，而公历的年份与农历不是完全对应的。比如以前在大家的常识中，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朝就结束了，但在公历上这两件事实际并不在同一年，辛亥年是宣统三年，溥仪退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夏历），换算成公历是1912年2月12日，也就是在1911年12月31日之后清朝政府还持续了一段时间。一个人必须要有怀疑精神，但是如何将质疑进一步提升为一种真正的问题呢？这就需要用到以上这些方法，先自己对质疑作一个判断，如果有道理，就可以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进行学术的整理、研究。
在质疑的基础上，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想象力。一个没有想象力的人是很难在学术上取得突破的。虽然想象不等于事实，但却可以在质疑的基础上开拓自己的思路，所以想象实际是问题意识的延伸部分。当然，想象并不直接就是结果，它还只是一个出发点，从想象到结果仍然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的实现就建立在平时积累的学术基础上。想象的范围既可以限制在本专业内，也可以跨越专业的界限，而这就涉及多学科的交叉。总之，想象是在问题基础上的更进一步。
但是我们要注意，问题意识一定要强调可行性，亦即有限目标。我们现在无论是做导师布置的学术方面的作业，还是自己写一篇阶段性的论文，或者是将来做毕业论文，都必须是一个有限目标，不能是无限的。当然，我们也可以在一个长期的目标里面，有一些阶段性的目标。有些学生其实很有潜力，但是经常好高骛远、追求完美，定的目标不是有限目标，那么即使问题意识再强、想象力再丰富，最后也都不可能有正常结果。怎样来确定有限目标呢？根据有多方面，包括自身的学术水平、可支配的时间以及得到资料的可能性，等等。但是我认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根据资料。如果你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教师也认为你这个题目可以做，那么在此情况下怎么来确定目标呢？基本前提就是做任何研究都必须要能够穷尽文献资料。如果关于这个题目在这段时间内做不到穷尽文献资料，那就证明目标定得太高，而必须要将它缩为一个小目标。调整、缩小了目标，就可以在有限的目标内达到高质量的完成。如果不顾实际情况，不及时调整目标，不是一个有限目标，先不论完成的质量如何，甚至可能根本完成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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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精神
有了问题意识并找到文献之后，要怎样创新呢？所谓创新精神无非是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是要求“异”。我们平常讲“求同存异”，但在做研究的角度，恰恰只有“异”才能创新。对于我们同学来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求“异”。不能最后得出的成果跟前人完全一样，至少要求得一点“异”。创新有大有小，有形式上的，也有实质上的。这个差异能够体现在结论上当然是最好、最创新的，但是论证过程的差异或者表现方式的差异也是一种创新。相反，“同”就很难创新。即使是“大同”，也要找出“小异”来。
第二是要求“争”。也就是要争论、争辩。顾颉刚先生写过一句很重要的话“真出于争”，意思就是真理出于争论。但是争不是无谓的争论，而是要针锋相对，亦即针对同一事物、结论或命题，要有不同的意见去争辩，这样才有创新意义。顾颉刚先生甚至说过：“让我们永远地争下去吧！”对学术真理、正确结果的追求，很多都是通过互相争论实现的。学术就是这样，要求争，在此过程中没有教师与学生的分别，大家在学术上是平等的，而创新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求争。
第三是要求“全”。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目标应该是全的。比如已经有三种办法证明了这结论，现在我又找到一种新的方法，那么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创新。再比如别人将这方面的资料已经收集了99％，那么我们可以去收集这最后的1％，并将其纳入学术体系，这样就全了。当然，求全没有绝对的限度，这就像我们追求一个绝对的真理，我们只能越来越逼近，而不能真的说已经什么都全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求全的过程实际也是我们越来越接近那个真理、真相的过程。
第四是要求“新”。求新在本质上并不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事物或另外一个结论，我们也可以用新的方法来求证、论证，或是将这个结论采用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使它更加完善。当然，能够整体求新是最理想的，不过我们也可以逐步地、部分地求新，或是在具体的程度、形式上求新。某种意义上，创新、求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要求新，一味守旧、完全维护旧的方式，是谈不上创新的。
第五是要求“远”。要为未来的发展方向保持远见。有些创新可能目前还只是一种丰富的想象力，还无法得到验证，但是有与没有这种想象力是完全不同的。求“远”实际就是对已有成果（包括自己的和别人的）的未来发展和成长空间留有余地，并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估计，作为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学术上特别是学术写作上的创新精神，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从这五个方面去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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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规范
在学术规范方面我们要注意些什么呢？
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尊重前人的、已有的成果，包括尚未正式发表的。为了达到学术写作的目的，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前人已经有的成果，并在了解之后充分地尊重。由于缺少这种意识，有些人无形中就会违反这个规范。当然这一点在中国还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以前长期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并且知识成果还不能换来名誉地位，特别是不能换来经济利益，那么对于一个学者来说，他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成果能不能被别人知道、能不能得到别人的承认，因而往往会将自己的成果假托为某一个圣人或名人之作，而这其实也就是不尊重自己的学术成果，当然就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学术成果。正因如此，中国也就缺少一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传统。另外一个原因是以前知识、书本的流通很困难，在没有发明、普及印刷术之前书的流通都是靠手抄，而且中国也长期没有公共图书馆。由于这些条件限制，很多学者做学问都是凭记忆，所以一直到清朝乾嘉时期一些很有名的学者，他文章里的很多引文都是凭借记忆，而无法像今天有书籍核对，这样有时候就会将前人的文字与他自己的文字混在一起，其实这也是一种不规范。有了公共图书馆和书籍的流通，能够随时查阅文献的情况下，这条学术规范才能真正确立起来。我们今天要特别注意，任何学术写作，最重要的规范就是要尊重前人的、已有的成果。
第二条是要尊重本学科、本专业、本机构既定的学术规范。除了普遍的学术规范以外，每个学科、每个专业甚至每个机构都有一些高于一般学术规范的规范，这就像是我们的行规和职业道德一样。以前我们提到上海的海派文化时主要讲它海纳百川，其实它一个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上海地区普遍的职业道德、职业精神。这个职业道德、职业精神往往是高于法律的，有些事虽然法律上没有规定不能做，但是从职业道德的角度是不能做的。我们的学术规范也是如此，比如我们谈论一个单位或院系的良好学术传承时，其中就包括着它高于一般学术规范的规范。此外，我们的一些专业也有自己的传统和规范，而这些也往往高于一般规定。比如以前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先生就规定，考古研究所的人不允许收藏古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学术中立，才能超脱利益。在学术上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做学术研究、写学术论文时，一定要保持价值中立，那些与自己利益有关系的，无论是精神的还是物质的，都要避免。
第三条是要求内容、行文不能涉及学术以外的部分。比如不能对批评的对象进行人身攻击，不能涉及他的私生活。我们今天的学术写作，即使是写一篇书评，也只能限定于与学术有关的方面，要意识到学术写作的主体一定是学术的。如果学术以外的东西掺杂进去，这不仅不会加强你的学术地位，反而会影响你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果。
第四条是引文与注释必须坚持原始、直接、精确。所谓精确，就是减少不必要的引文，并对必要的引文保证其准确性。客观来讲，现在很多学者的引文都是炫耀性的，而不是必要的，这反而会招致批评。其次是引文一定要找原始的、直接的，找不到原始的一定要注明是转引自某人或某文的。这一点上大家一定要严格注意，否则一方面容易因为二手资料的错误影响论文的整体评价，另一方面更可能蒙上学术不端的恶名。当然能找到原始的、直接的引文最好，如果有时候实在困难找不到，或者时间来不及，那么就老老实实做好说明。这样既体现了学术上真诚的态度，也可以避免因为个别转引造成的错误影响到自己的学术声誉。
最后一条是署名和鸣谢。现在常常会有人在鸣谢中列举很多名人或权威人士，但实际上不是真正为了表示感谢，而是利用这个名单抬高自己。所以这不是礼数周到，而是一种学术不端。署名中的问题更多，很多学术不端行为就体现在署名上。我们发现有不少教师会在学生的文章中署名，这中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教师署名是为了帮助学生投稿过关，因为相对来说教师具有更高的权威和影响力。但是在以前不规范的时候，通讯作者可能会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署名，从而对通讯作者产生不好的影响；现在执行规范标准之后，这一点有所改善。另一种情况是，导师贪图名誉，借助学生的文章来增加自己的成果，抬高自己的声望，不负责任地随便署名。这种情况如果发生，我希望同学们一定要抵制。署名实际上是体现学术成果的记录，包括它的排序也反映了参与者在此成果中的贡献度，所以一定要根据实际情况。既不要无原则的谦让，也不能不经过导师同意就主动将教师作为第一作者署名。在署名和鸣谢上，我希望大家一定要洁身自好。
本文来源：本文节选自葛剑雄教授为《通识写作：怎样进行学术表达》一书所作的序言
转自：“学术必看”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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