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原题《〈春秋〉“大一统”与国家秩序建构——以西汉国家治理为中心》，摘自《东南学术》2022年6期，于世华摘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5期P68—P70
近年来，儒家“大一统”思想传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大一统”也成为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使用频率较高的词语。从历史学来看，有学者论证源远流长的“大一统”思想在中国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政治学来看，有学者从保全中国的政治统一意义上理解“大一统”，将其视为传统中国政治的最重要的遗产，并将其视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大一统”思想作为华夏民族的文明基因，可谓源远流长。从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对华夏民族始祖的叙述中，可以看到黄帝修德振兵、治气教化，不仅靠武力打败炎帝与蚩尤，而且以德治理天下，“抚万民，度四方”。《尚书·尧典》中，帝尧以修德齐家治国，进而协和万邦，使天下和谐。孟子的“定于一”体现了儒家以王道仁政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然而，“大一统”思想完全融入社会制度进而成为国家政治改革的根本法，却离不开汉代经学对于国家秩序的建构。
春秋公羊学视域中的“大一统”思想要旨
作为汉代儒宗与春秋公羊学集大成者，董仲舒的政治哲学对西汉的国家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董仲舒在对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然而，对于董仲舒政治哲学的研究，以往学者虽然对其“大一统”维护国家统一的政治意义多表赞同，但对以天道限制君主权力的效果则多予以否定。尤其对“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以批评为主。
政治意义上的“大一统”一般用来指政治上的国家统一，尤其用来解释经历周秦之变后的中国从封建到郡县制的巨大变革。周朝的封建制是周天子与诸侯的共治，其核心是周礼，天子与诸侯间的“策名委质”类似于双向的权利—义务契约，诸侯要“以藩屏周”，维护天子权威，天子则要为政以德，严格遵守周礼君臣共治的礼法。秦变封建制为郡县制，一统六合，固然是顺应历史大势，但其在国家治理中推崇法家主导，宣扬君主集权，以吏为师，不行教化，结果导致行政集权的国家吞并社会。
汉代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正是为了回应上述历史语境与政治诉求，其政治意义在于以“尊王”支持国家统一和维护中央权威。
第一，贵元。董仲舒将“大一统”置于整体的天人合一思想体系中，其核心是“元”。从政治哲学的视角来看，“元”是天下一统的政教文明体合法性的源头和根基。政治必然要置于文明根基的教化下，才具有合法性。
第二，正始。在对“元年春王正月”的《春秋》经文解释中，董仲舒着意彰显王者当以明法守正为大，在政治哲学中，“正始”即为“正君”，以天道来规范君主的统治。这就意味着奉行王道的君主必须法天而治，而“尊王”的“大一统”国家政制必须被置于“贬天子”的“天道宪法”之下，此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所蕴含的深层宪制考量。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学，进一步提出以“五始”作为“大一统”国家的五层宪制结构。
第三，尊王。春秋公羊学中的“尊王”在于张大“王纲”。董仲舒阐发《春秋》意旨，贬诸侯大夫之专擅，批评大夫僭诸侯、诸侯僭天子，伸张天子之权威。君臣之权、上下之礼构成君主政治中“王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春秋公羊学的“大一统”思想还隐含着另一更高意旨，即规范限制君权的“贬天子”。
综上，春秋公羊学视域中的“大一统”思想蕴含贵元、正始与尊王的深意，其绝不能仅仅作政治意义上的“统一”和维护中央权威的理解，而更接近于规范意义上的国家合法性的法理建构。
“大一统”与西汉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
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精神根基无不诉诸天道，天道代表最高最神圣的合法性。在先秦政治中，“天”是最高神明。随着春秋时期礼崩乐坏，战国时期以武力征伐天下，君主和百姓的天道信仰日益衰落。董仲舒深谙国家宪制只强调“尊君”一端的危害，他继承《尚书》中两种“天”的宗教，将其与春秋公羊学贵元重始的精神结合，并掺以阴阳五行说与灾异说，由此来阐发春秋公羊学“贬天子”的微言，重塑汉代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
首先，孔子作《春秋》说是公羊学“贬天子”主张的重要支柱。《春秋》本天子之事，旧有王朝治乱兴衰之王官学，然而，后世君主有位而无大德，孔子有大德而无王位，公羊学发挥孔子作《春秋》说，以孔子为“素王”，以《春秋》为大法，旨在对现实中的君主权力进行教化和制约。
其次，春秋公羊学“贬天子”思想的重要体现之一是“王者受命于天”说。考察统治者的权力来源，即统治者权力合法性的基础，是政治学的核心问题。在中国政治传统中，《诗经》与《尚书》保留了大量统治者权力来自天的思想，《孟子》一书多处征引，并予以阐发。天子受命于天，即为“天之子”，在享有至高荣耀的同时，必须对天保持敬畏。
此外，春秋公羊学“贬天子”思想的另一重要体现为运用灾异说，通过神格化的天惩戒失道的君主。董仲舒用儒家思想对此进行改造，目的是以神道设教，建构一种广为众人所接受的政治神学。董仲舒灾异说的本旨仍然是儒家的天命观，以天命天道教化和规谏君主行仁政德教。灾异说实为对“天道宪法”的另一种政治神学意义上的高级解释学。
始于董仲舒的儒家天道说彰显了《春秋》之为天地之“常经”的最高法意义，对汉代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汉儒与君主权力的斗争尽管迂回曲折，却始终没有放弃对于“天道宪法”的解释权。灾异解释灵活、充满权变，但在参与现实政治的儒生中，既有严守经权界限如董仲舒一般的醇儒，也有以曲学阿世获得当权者赏识的小人儒，作为“天道宪法”高级解释学的灾异政治神学逐渐失之于荒诞，从而丧失其神圣性。
就春秋公羊学“天道宪法”思想的后世影响来看，阴阳灾异说的政治神学对现实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小，以德教为核心的政治哲学则通过道统对治统的制约而成为儒家“贬天子”的主要路径。“天道宪法”所形成的道统制约治统的理念，构成了传统中国国家秩序的精神根基和根本大法。
“大一统”与西汉国家秩序的制度变革
在汉代春秋公羊学中，要规范统治者权力必须将作为国家秩序精神根基的“天道宪法”贯彻到一整套制度设计中。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提出的诸多改制思路被汉武帝采纳，其思想多被后来的经学家吸收和改造，成为两汉制度变革的理论依据。
“三统”说源于孔子，汉代公羊学则对其有不同的解释，董仲舒的“通三统”思想主要体现为《春秋》为汉立法。他提出了天道之下王道的永恒性，以王道作为汉王朝统治的正当性。董仲舒对夏商周三代制度损益进行了详细的阐释，“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绌夏，亲周，故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
“通三统”思想的核心在于以一以贯之的王道去“通”三统，其所强调的“存二王之后”也并非刻板地将历史上的两个王朝制度保存下来，而是要表明当今的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制，统治者当以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处理现实政治与历史文化遗产的关系，于“通三统”中形成当今的“大一统”。
在“通三统”的基础上，董仲舒以文质再复来解释三代改制，发挥孔子“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的文质之道，其主要观点是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汉继承周朝，应以夏之忠对周之文进行损益，强调以宽厚仁爱和节俭质朴的质来纠正汉王室功卿的骄奢虚文。
以天道规范王道从而为君主立法，必须通过根本的国家制度设计来实现。董仲舒尤为重视作为国家祭祀制度的郊祭与宗庙之礼，对其内涵有深刻阐发。董仲舒以国家祭祀的礼制来规范约束君主，从而将君主的治统纳入“天道—王道”的道统之下来监督。
考察董仲舒的改制说对于汉代政治的影响，可见儒家以德教为核心的理想王道与汉代统治者“霸王道杂之”的现实政治实践之间的距离。董仲舒的改制说虽不能真正为武帝所用，但终究得以教化培育士君子阶层，以王道道统形成对统治者治统的制约，遂成为后世政治中“贬天子”的主要途径。
《春秋》“大一统”与传统国家治理的得失
通过重释春秋公羊学“大一统”学说所蕴含的贵元、正始、尊王的内涵，及其在西汉国家秩序建构中如何塑造国家秩序的神圣根基和影响国家秩序的制度变革，可以清楚地看到经学视域中的“大一统”学说的内涵要远远超过政治意义上主张“尊王”的“大一统”。在春秋公羊学中，“大一统”所要求的尊王与限权是内在统一的，限制君权的“贬天子”实内置于“大一统”的“尊王”维度所蕴含的深意中。“大一统”的制度变革必须以尊天道的王道为本，通过对历史上的制度进行损益，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将王道的精神渗入政治与社会。
然而，任何政治理想在现实政治中都要不断与权力斗争、磨合，甚至妥协，如果政治实践丧失了这种中庸的实践智慧，则必然会将政治理想变成僵化的王道。由此可见，董仲舒公羊学“贬天子”的思想，容易被后世维护君主意识形态独大的儒者所掩盖，从而遮蔽了作为“天道宪法”解释学的公羊学思想精义。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