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系统】动物性食品有很高的社会和气候成本

原文信息

题    目：Animal-based foods have high social and climate costs

作    者：Frank Errickson, Kevin Kuruc  , Jonathan McFadden

期    刊：Nature Food

时    间：2021.04.21

一作单位：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NJ, USA.

原文链接：https://doi.org/10.1038/s43016-021-002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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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

极端天气事件、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和俄罗斯与乌克兰冲突等危机暴露出全球粮食相互依赖的严重问题。此外，欧盟饮食中的动物产品消费量已经大大高于推荐的健康饮食，对人类健康和环境产生了广泛和深刻的不利影响。许多研究表明，转向植物性饮食将大大减少对环境的影响。该研究使用一种空间明确的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来调查闲置土地的使用、化肥使用的变化以及蓝水、绿水、碳排放和碳固存的环境共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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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果

尽管以动物为基础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是气候变化的重要驱动因素，但此类排放的气候成本尚未以综合方式量化。该研究利用宏观经济-气候框架，将全球农业和工业经济结合起来，在区域层面上估计了这些成本。

该研究采用了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描述了畜牧业的排放情况，并估算与全球动物性食品生产相关的一系列气候成本。研究专注于饮食排放成本的两个不同概念。第一组成本与累积排放预算和全球温度峰值目标有关，是从模型生成的工业和畜牧业减排量组合中推断出来的，这些减排量是将总变暖限制在预定水平所必需的。第二组建立在测量CO2排放的经济影响的工作基础上，假设畜牧业排放的小幅增加不会在工业部门抵消，而是导致额外的变暖。

上图为畜牧业对全球变暖的总温度效应(左)和标准排放密集型家庭活动的年排放量效应(右)。在一切照旧（BAU）情景下，DICE-FARM项目预计，到本世纪末，畜牧业将占约3°C变暖的0.4°C（左）。此外，饮食排放中的高CH4水平导致了集中在未来30年持续时间更短，但更强烈的变暖。与工业排放不同的是，与动物相关的温度效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短暂的甲烷气体驱动的。因此，排放将会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集中(右)。

上图为有限变暖情景下的工业和畜牧业温室气体排放权衡，显示了工业排放和农业排放减少的结合，以在下个世纪实现不同的温度目标。研究定义动物性食品的排放机会成本，使用工业和农业排放的联合减少来达到预定的峰值温度。在保持全球地表温度峰值变化低于一个固定阈值的社会目标下，增加畜牧业排放需要对工业排放进行额外的限制。研究表明:(1)农业排放减少10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排放增加1.5个百分点；(2)在不同的变暖水平下，这种权衡似乎是恒定的。

将总升温限制在2°C以内，如果不减少与牲畜相关的排放，则需要相对于BAU减少80%以上的工业排放。假设立即向素食主义过渡，这些严格的工业要求将被放宽至约65%。同样的饮食变化在3°C气候变暖下只会减少25%的工业排放。如果全球肉类消费的增加导致农业排放比研究的BAU情景预测的更多，那么减少这些排放的额外机会将进一步减轻工业排放的压力。

上图显示了饮食和动物产品的气候成本。DICE-FARM的结果表明，全球畜牧业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总价值为2130亿美元。在个人层面，遵循典型的西方肉类密集型饮食一年的畜产品社会成本估计为72美元。消费额外一份动物产品的气候成本是寻求解决增量饮食变化的政策的相关指标。对于牛肉、奶制品和绵羊/山羊肉，该研究根据生产者价格数据的平均值，估计畜产品社会成本分别占每种产品总生产成本（私人成本加社会成本）的35%、18%和23%。这些比率和每份食物的成本可以指导与气候相关的政策。

上图显示了畜产品消费和生产的气候成本空间变化。图a为世界各地动物性饮食的气候成本，图b为每个项目成本的区域差异。在分类水平上对年度饮食水平的气候成本进行同样的分析得出的估计值在各国之间有一个数量级的差异，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不到10美元到西亚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超过100美元不等(图a)。从不同地区计算的每个服务的气候成本的广泛范围来看，排放强度效应是明显的(图b)。在国家和区域两级，分类结果详细说明了相互竞争的政策考虑。如果饮食指导(即提倡素食主义)是政策制定者最感兴趣的，该研究建议在人均饮食水平成本最高的国家催化这种改变(图a)。然而，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份牛肉造成的气候损害是俄罗斯和西欧等排放较少的地区的4到5倍，因此，这些地区的同等减排将带来更大的气候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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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该研究的分析揭示了不同饮食和食物类型的气候成本的地理异质性，为在认识到粮食不安全风险的同时制定缓解政策提供了机会。

转自：“西农RE学术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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