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卫东 | 列宁帝国主义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邱卫东◆文
列宁帝国主义论在充分运用《资本论》的逻辑分析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就资本主义特征趋势和社会主义的开启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一直面第二国际内部矛盾分歧并结合俄国现实对“两个必然”理论的具体阐发，使得帝国主义论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把握，特别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运用该理论所内含的原理方法有力回应其所遭遇的质疑和挑战，必将使我们继续见证其强大的阐释力，有助于我们认清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景观的幻象本质，把握当代社会主义在世界体系中成长壮大的关键，在把握资本全球化的内在限度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邱卫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系列矛盾和挑战使得人们以非常直观的形式觉察到：当今世界并未在根本上超越列宁所揭示的垄断资本主义的框架和阶段，列宁帝国主义论仍然是我们透视当代世界体系内在矛盾并坚定追求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的根本遵循。但我们同样注意到，这一充分运用《资本论》的逻辑来分析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据此就当时的资本主义怎么了、世界将向何处去、俄国接下来该怎么办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研判的帝国主义论，其中关于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俄国革命将点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等论断预判与现实进程间存在的偏离和反差，也使得列宁帝国主义论引发了诸多困惑质疑。这无疑要求我们在秉承列宁帝国主义论科学社会主义精神内核的基础上，深入反思上述偏离和反差的原因，并在此过程中全面系统地将该理论的当代价值全面鲜活地呈现出来。
一、帝国主义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
马克思、恩格斯聚焦资本和资本主义批判进而探索人类新文明类型，其在全面分析把握资本主义生产、流通、交换、分配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宏大视域下，既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发现、制造进而占有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确实比以往任何一个社会“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更深刻地指出，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矛盾对立中彰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否定性同样也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具有“历史的、过渡的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在无法克服的矛盾悖论中扬弃自身进而开启更高的新文明类型。
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在关于科学社会主义何以生成以及何以实践的问题上，必须具有下述两大基本自觉：首先，某个国家或地区由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而来的矛盾对立发展到一定要通过更高的文明类型来克服化解的时候，社会主义实践才会在问题倒逼式的历史情境下发生。这也意味着对“两个必然”理论的坚持，一定要与“两个决不会”理论相贯通。其次，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一基本事实，要求我们在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方法的过程中不能只做理论的搬运工，必须做到“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资本生产、流通、交换、分配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根本性把握，来更好地践行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此观照列宁帝国主义论，我们发现，其生成机理与核心旨向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在关联、本质贯通。
众所周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并未因自身内部矛盾的不可化解而如之前的预判那样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如此，随着1896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结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反而在社会生产不断集中和对外扩张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出现了经济强劲复苏和国内劳资斗争对立有所改善的局面。面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这些重大变化，第二国际一时无以应对，内部矛盾分歧随之而来：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一方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那种资本主义危机的趋势实质上已经消失；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方则认为，面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危机，帝国主义列强一定会如资本主义垄断组织间的相互妥协那样，通过产生如国际卡特尔那样的国际大联盟即“超帝国主义”来有效化解矛盾危机。可以说，正是在面对上述客观上严重削弱、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工人运动，且正在“把实质上早已四分五裂的第二国际引向了一个完全错误方向”的危急关头，列宁在同时期的系列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关于认知资本主义特征趋势和社会主义开启方式的帝国主义论。
综合列宁这一时期关于帝国主义问题的系列笔记、札记和文章来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在逻辑，就是通过紧紧抓住20世纪初资本积累结构的总体态势，敏锐地指出垄断已经代替之前的自由竞争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生产领域的主要特征。在此基础上，通过对“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这一垄断的突出代表在世界范围内对本国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际支配的现实，进一步得出这一阶段的历史本质，即进入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其本质就是“资本帝国主义”。在列宁看来，资本帝国主义通过“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使得当时的资本积累格局就国际向度而言，造成了“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相应的贫困积累代价，则开始在舰炮政策的掩护下被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转移到边缘落后国家；而就资本积累格局的国内向度而言，则是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利用垄断取得的超额剩余价值，通过“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造成工人运动在一段时间内腐化”来维系自身的支配性地位。可以说，资本主义在垄断阶段上充分呈现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矛盾对立全方位多角度渗透蔓延的格局和趋势，使得这种经济上进入垄断且政治上充满寡头统治色彩的资本帝国主义内含的“寄生性”和“腐朽性”暴露无遗。列宁由此进一步断言帝国主义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因而也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
列宁将《资本论》中的资本积累模型拓展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上述尝试，无疑对人们认清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本质内涵、历史地位及未来走向具有重要作用。与此同时，该理论同样了不起的贡献，还在于列宁能在充分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极不平衡特征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与战争》《论欧洲联邦口号》中提出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的光辉思想。依此认知，列宁进一步提出了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上最薄弱的环节，因此可以率先发动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论断。当然，深谙社会主义内在要求的列宁同样也认识到，俄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其绝不能以目的或终点形态存在；相反，它必须作为桥头堡和星星之火点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理由很简单：按照“两个决不会”理论，对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不平衡发展的矛盾表现得最为集中且尚未经过充分资本积累的俄国而言，其革命成果的最终巩固，必须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呼应中才能最终实现。
由此，我们可以逻辑地得出，列宁帝国主义论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重大飞跃，而且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据此我们同样也能在逻辑与历史的贯通中深切感受到，在十月革命胜利前后，就国内向度而言，列宁为什么会通过说服、教育等方式力排众议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通过《四月提纲》，引导全党在“二月革命”后全力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行，直至十月革命成功。就国际向度而言，则突出地表现为这一时期的列宁非常注重把社会主义革命战火引向西方。为此，他极力提醒各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起来，“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甚至冒着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极有可能被西方列强制裁的危险，发动并支持处于通向西欧心脏枢纽位置的德国十一月革命和汉堡、慕尼黑起义。所有这些，都能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内在逻辑中得到解答。
二、探寻帝国主义论与现实进程间产生偏离与反差的原因
列宁帝国主义论对资本主义特征趋势以及对社会主义开启方式的揭示，在促进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该理论中的某些预判也确实与现实历史进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离和反差。
首先，就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而言，在列宁逝世后近百年的历程中，作为资本主义最高和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却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进程中，其日益在国际体系中呈现出文明发达的景观。其次，就社会主义的开启区域而言，在作为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环节上的俄国成功爆发十月革命后，百余年来陆续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均是边缘落后国家。再次，就社会主义实践开启后两大主要社会制度的相互关系而言，从以革命斗争为主要样态的核心表达逐渐在20世纪后半叶逐渐让位于苏联提出的“三和理论”以及随后的和平发展论。斗争离不开联系、交流包含着冲突日益成为两大制度关系的主要样态。
上述偏离和反差，也使得该理论自诞生以来便不断遭受质疑。法国哲学家亨利·列菲弗尔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观点是鲁莽的结论。俄罗斯学者奇布里科夫、奥萨德恰娅等人认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论断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状相距太远，不适用于社会现实。而就世界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实践样态而言，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便指出这是一场“反对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革命”。
为什么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相关预判会与现实进程间出现这样明显的反差？是理论本身存在问题，因而必须对其进行解构和重构？还是应该在秉承列宁帝国主义论内在方法旨趣的基础上，通过对资本全球扩张过程中起“决定性因素”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回溯分析，在一个更为宏大的背景中探寻上述偏离和反差产生的原因？对此，应定位于后者。毕竟，我们绝不能要求列宁为他去世以后所产生的新情况新变化提供现成的答案。而这项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事关我们能否论证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它同时也是我们开展列宁帝国主义论当代价值研究的重要前提。
综合来看，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尽管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外争夺殖民地以不断拓展市场和势力范围、对内则压迫剥削广大劳动者的总体样态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为了有效应对自身的经济社会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断在问题倒逼式的过程中，探索矛盾和危机的化解方法。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历史进程中，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全面推行，再加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交通、信息和科技的发展更加通畅无阻地在世界范围内获取剩余价值，原本建基在对边缘落后国家施行炮舰政策和血腥掠夺、对内则通过对广大劳动者施于局部性低层级福利的那种野蛮、粗俗、僵硬的资本积累样态发生了明显改观。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在研发核心技术和专利方面的绝对优势，再加之对全球营销网络及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牢牢把控，成功地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中实现了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垄断支配地位。由此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的超额剩余价值，成为这些国家通过构建福利社会与消费社会并一定程度化解国内劳资对立矛盾的重要筹码。相应的，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加工制造业及其负载的贫困积累威胁，则被不断地转移到边缘落后国家。以低工资低福利低效益和高消耗高污染高事故为典型特征的“三低”“三高”现象，日益成为诸多边缘落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特征。贫困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全球范围内的转移，确实使得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主义的开启方式与帝国主义论中的某些论断预判发生了偏离。
首先，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和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确实在一定时期内具备了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历史条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向边缘落后国家成功转移贫困积累，使这些国家内部面临的贫困积累威胁大大降低，其对冲自身制度成本的能力由此则大大增强。依此逻辑我们也能进一步得出，尽管帝国主义就其阶段特征而言确实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其寄生性、腐朽性也是有目共睹的，但只要世界范围内还有能够被国际资本寻找、制造和占有剩余的空间，帝国主义就仍然具备继续存在发展下去的历史条件。
其次，资本全球积累不平衡的现实格局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重心越来越集中在东方落后国家。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日益分离，本质地决定了现实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表现为边缘落后国家克服资本全球不对称积累内在矛盾的现实要求。具体而言，在资本全球积累的不平衡发展结构中，只有饱受西方强势资本支配且受到马克思主义启蒙的边缘落后国家，才会在客观环境和主观认知上同时具备在社会主义定向上践行克服资本扩张悖论，实现以人民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的强烈诉求。这也使得我们在分析评判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时必须具备下述自觉：第一，十月革命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现实层面上，均是针对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历史转换作出的最为及时具体的表达，而绝非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言的是反《资本论》的革命。第二，对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分析考察，必须放置在资本全球积累结构的总体视域下去审视。概而言之，就是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质上乃是这些国家面临资本主义贫困积累的严重威胁后，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类型的迫切诉求。第三，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评价，一定要放在东方落后国家面对具体历史境遇选择如何通过变革创新以有效克服资本扩张悖论的总体进程中去考察。那种断章取义式的观察，要么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变革创新与基本原理对立起来，要么把“苏东剧变”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结，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再次，两大主要社会制度间的关系从原初预判的“革命”“斗争”转向斗争离不开联系、交流包含着冲突。二战结束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自身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垄断支配地位，越来越倾向于在类似“两头在内”（即把控高附加值的研发和销售端）、“中间在外”（即把类似“三低”“三高”的生产链条转移到边缘落后国家）的积累格局中获取资本增殖的饕餮盛宴。而对于诸多取得本国政治上独立的东方落后国家而言，其无论是出于发展本国现代化还是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的需要，都必须进入世界体系以充分借鉴吸收资本主义的优秀成果。上述二者的叠加，客观上使得原来那种极易在道义上遭受谴责的舰炮政策，日益被文明合法但实则暗流涌动、和平发展但同时充斥着诸多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斗争形态所取代。两大主要社会制度间的那种斗争离不开联系、交流包含着冲突的复杂样态正式生成。
三、帝国主义论在当今时代的重要价值
浸润于列宁帝国主义论方法旨趣的逻辑甬道，我们发现，该理论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演变上的相关论断与现实进程间的偏离反差，其原因绝不在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原理方法本身，而恰恰是变化发展的社会生产与再生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旦把资本全球积累格局中出现的新变量带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分析框架后，其强大的阐释能力便立刻呈现出来的根本原因。由此也为我们全面阐明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价值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帝国主义论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文明景观的幻象本质。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视域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是资本主义体系外围的诸多拉美国家在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尽管在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产出消费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由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占据支配地位并能娴熟地通过贸易、剩余的流动、政治经济干预及军事行动来影响乃至操控这些不发达国家，这使得拉美国家的民族工业家与其说是充满活力的财富创造者和国际资本强有力的竞争者，倒不如说是帝国主义的小伙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裂缝加宽，当中心以牺牲外围为代价而发展时，外围则被迫处于依附状态”的资本积累格局由此形成。
不仅如此，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出现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则使得以巨型垄断跨国集团为载体和主体的国际垄断资本更加全面深入地蔓延渗透到世界各地。以至于在这个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接近于《资本论》分析模型的世界体系中，我们愈发清晰地发现：一方面，就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而言，财富愈发地呈现出向少数垄断寡头集中的趋势。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设想已现实地被《21世纪资本论》中的托马斯·皮凯蒂曲线所证伪。由此引发的国内矛盾，则在2011年的伦敦骚乱和占领华尔街运动、2012年的希腊骚乱以及近年来的民粹主义浪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垄断资本在金融、科技、知识产权等领域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娴熟地通过汇率、贸易、政治干预等“没有硝烟的战争”进行危机转嫁，乃至不惜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和战争冲突引导全球资本流向来确保自身收益的举动，也变得愈发清晰。这一切都在澄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无法在根本上化解本国内部矛盾，更无法为广大边缘落后国家的繁荣可持续发展贡献切实可行的智慧方案。
其次，帝国主义论有助于我们在反思社会主义开启境遇中把握当代社会主义成长壮大的关键。用列宁帝国主义论原理方法得出的现实社会主义实践区域的总体研判，使得我们必须进一步就开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反思。
对照“两个决不会”理论，取得革命胜利后的东方落后国家若要在与国际资本同存共长的世界体系中发展壮大，就必须主动融入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以充分汲取资本文明的优秀成果，以此为社会主义所需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条件奠定基础。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但在西强我弱的总体格局中，这势必又会涉及合作与斗争、独立自主与牵制支配、积极影响与反面渗透等错综复杂的因素。而如果这些国家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忙进入国际体系，则又非常容易使自己重新陷入被强大的国际资本支配的尴尬境遇。这又意味着它们必须尽快建立起能初步抗衡国际资本的社会主义物质力量。
由此看来，社会主义开启后的建设发展过程面临着重重挑战。如何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本而非以资本为本的前提下，通过体制机制的辩证转换和完善创新来有效应对这些挑战，也就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能否走向成长壮大的关键所在。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最大成效，就是确实有利于这些国家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尽快且初步地建立起能抗衡国际资本的现代工业体系。而在此基础上历经波折后才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无疑是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来发生的最为深刻有效的变革创新。它在当今世界体系中克服资本悖论、追求经济正义进而实现民富国强的成功实践，恰恰是对马克思、列宁社会主义理论的证实。
再次，帝国主义论有助于我们在把握资本全球化的内在限度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上世纪70年代末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中启动改革开放并逐渐深入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当代中国而言，我们也能在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视域下深刻感受到，一方面，在当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背景下，整个世界确实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但另一方面，当下这个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主导的“共同体”，其内在限度也是昭然若揭。当下发生在作为新兴大国代表的中国与霸权国家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就是典型表现。
实事求是地讲，当今美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市场。因为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无疑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剩余价值的最大源泉。因此，只要能有效地将中国固定在国际产业和分工链条上的中低端，只要中美之间的贸易政策规则能够确保美国的霸主地位，中美之间就能够保持住“良好”的经贸互动和社会交往状态。这也解释了自中美建交以来，尽管两国间确实因制度、文化及意识形态领域存在较大的差异乃至根本性分歧，但在确保上述框架的前提下，两者间的矛盾冲突基本上是以偶然、局部、碎片、弱相关形态出现的根本原因。但自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通过创新发展与产业转型升级不断走向全球产业链高端以来，代表美国国际垄断资本利益的强硬派开始想方设法在军事、经济、科技上围堵封锁中国，这在当下中美两国之间出现的许多具有新时期特点的系列斗争中得到了鲜明展现。因此，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绝非当今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恰恰相反，这是当今世界体系中资本积累的内在矛盾在国际关系中的特殊展现。如果换成其他新兴国家崛起并挑战到现有霸权国家的利益，在现有的国际资本积累格局中也会面临同样的遭遇。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深入推进过程中展现的霸权样态，严重地阻滞着全球绝大多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人类社会由此也热切地呼唤新型发展样态的出现。正是在这一关键节点上，旨在推动世界各国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应运而生，并切实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中付诸实践。我们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高度上清醒地认知到，这一伟大构想无疑是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方法旨趣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上的最新表达，同时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内在要求在当下最为鲜活的展现。我们坚信，一个以满足各当事国人民共同需要而非以国际资本霸权利益为根本动力，以各国人民在深入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共同价值”而非以强加于世界各国的所谓“普世价值”为精神基础，以在平等协商互利共赢中将各国人民利益联系起来的交往纽带而非以那种不平等的国际产业链和金融霸权的国际金融链为经济基础，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制而非以发达国家的军事霸权为政治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必将在攻坚克难中实现。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0年第06期
文章作者：邱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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