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秋，该到我上学的年令了，母亲将我送进了学堂。父亲在世时说过，一定要让子女上学读书。母亲也读过私塾，会读、会写、会算，在这一代人里算是有文化的人。
读小学六年，换了三处读书地点，不是庵堂就是庙宇，虽然已年久失修，但和当地大多数民宅相比，无论是结构、高度、采光、牢固度等都要好多了。当时还有一处当地最好的庙宇，成四合院结构，北面是大殿，南面是戏台和庙大门，东西二侧是二层楼厢房，历来是当地乡民举行重大祭祀活动和社戏演出场所，香火、人气都很兴旺，也是办学最佳选择地。解放时，被驻军当营房用，驻军撤走时将庙也拆除搬走了，拆下来的材料说是用于建造新营房用，只剩下搬不走的巨大石碑、石柱、石条和残破的瓦砾。据说，拆除那天有人看到有二条龙从庙里腾空而起直飞云宵，瞬间就不见了踪影，这当然是信徒们出于对菩萨的敬畏所言或产生的幻觉所致，并非真实。学校里课桌椅不够，学生每天自带櫈子到学校。当时庵堂里还有未被遣散的尼姑，被集中安置在采光条件差的庵堂角落里暂住。即便这样教室还是不够用，只好将二个年级段的学生安排在同一教室里上课，分上下节课轮换上课，即其中一年级段上课时，另一年级段做作业自学。当时农村不通电，教室采光完全靠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的自然光，离窗越远光线越昏暗，尤其阴雨天光线就更差了，很难辨认书本上小楷字。小学只有五、六位老师，且一半是刚从中学毕业的代课教师。虽然学校条件简陋，尚不具备办学的基本要求，但教师教得认真，学生学习勤奋，小小年纪不少都胸有远大志向。小学属于扫盲义务教育阶段，上学年令参差不齐，不收学杂费，中途辍学几乎没有。小学升初中学校有二名保送名额，不需要参加升学考试，我是其中之一，感到很荣幸。
五十年代末，掀起了大跃进浪潮，人们再次被鼓动变得近乎疯狂。提出钢铁元帅要升帐，要大炼钢铁，要超英赶美。于是乎一夜间当地土高炉遍地开花，家家户户烧饭的锅、铁窗棂、金属器皿、厨柜上的金属饰物等，凡是金属的都被拿去炼铁。又说是在某某山上发现大铁矿，其实是一处高含硫量的黃铁矿，根本不能做炼铁的原料。最终从土高炉炼出来的不是铁渣就是铁砣子，根本不能用，以失败而告终。一夜间众多土高炉成了如同一堆堆被遗弃的坟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那曾经是轰轰烈烈、人声顶沸、昼夜不息的造钢现场悄然无声，死一般的沉寂，此地造钢运动就这样落下帷幕。与此同时，乡村田间也掀起大跃进浪潮，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亩产万斤粮，社会上还传出亩产达十几万斤荒谬传说，大小领导对此都不予澄清、反驳，说是会打击创高产积极性，谁要是说了真话，就要遭到批判。大搞小株密植，甚至将几块田已到分孽期的水稻禾苗移植到一块田里，说是创高产试验。结果因过度密植，通风不良，导致秧苗发热、发黃、霉变、枯萎，颗粒无收，而被移栽的田块因错过了水稻补种季节，成了闲置田，也是颗粒无收。加上主要劳动力投入到炼钢运动，留下妇孺老弱群体承担土地耕种管理重任，连小学生到农忙时也要到农村插秧。劳动力不足，加上领导无方，管理失误，种田不讲科学等原因，导致普遍欠收，大幅减产。期间村里都办起了大食堂，集体用餐，家里的小锅小灶被拆除，家庭式用餐被禁止，各家各户剩粮都被交到食堂，一时间食堂里粮食多到无处存放。于是提出撑开肚皮吃饱饭，一日三餐吃干饭，不要粮票不要钱，走到那里都能吃。一边是减产欠收，而另一边是无节制的呑食挥霍库存粮食，不到半年功夫剩粮被吃空。而收上来的粮食又不足填补亏空，食堂连一日三餐稀粥都供不上，只好在煮粥时加大水量，提出一斤米要煮出十二斤粥，煮出来的粥可当镜子用，吃了不熬饿，热值低，少营养。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食堂倒闭，饥荒迅即漫延。各家各户早已无存粮，没有饭吃，开始吃以前是猪饲料的米糠、蕃薯藤。但不久，这样的生存条件都难以维继，人们就挖草根剥树皮充饥，反正只要不会毒死人都拿来充饥。不少人脸呈菜青色，肚皮贴脊梁骨，走路一步三个幌，不但失去了劳动能力，还危及生命。当地本该是风调雨顺的丰年，却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灾之年，真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幸亏后来有了“三自一包”的政策，人们在房前屋后、路边、山坡地等处，开垦出自留地，种上谷物、豆类、蔬菜等农作物，填补欠收空缺，产量也得以恢复稳定，粮食才有了保障，渡过了三年饥荒。
这场大灾难正好介于我们上小学和初中阶段，先是吃饱饭，紧接着是饿肚皮，过上和社会上所有人同样的生活，没有饭吃。上初中时，学校将草场一大半改成庄稼地，种上麦子、豆类等农作物，每名学生需自己开垦一小块荒地种菜。记得我在路边开了一小块地种青菜，菜长得很好，收割后交学校食堂，足够全班同学吃上一顿青菜汤饭。学校在草场种的豆子，大部分早就被饥饿的学生偷摘光了，等到收割时只剩下挂在豆杆上的空壳。三年初中读下来，大部分同学没长个，和刚进初中时相差无几，面黄肌瘦，这都是因营养严重不良所致。当时能吃上白米饭的除非是有海外关系，有外汇，能得到华侨券，凭券买大米，还有部队、粮管干部等子女。
读初中学费免了，但书本费要交的，每年一元。对我来说连五角钱都拿不出，甭说一元钱，三年累积下来三元。毕业时，班主任倪文祥老师对我说：“书本费不好减免，必须得自己交，否则毕业证书就暂时不发给你了，等三元书本费交了再发给你。”老师讲得天经地义，我没有钱，无话可说。当我上高中时，倪老师特为到我在读的学校告诉我，三元书本费不用交了，有时间到学校把毕业证书领了，并嘱咐我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我听后很受感动。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及时去领初中毕业证书，多少年后再想去领初中毕业证书，补交上三元书本费，那怕是更多，但已是人非物异，无法实现，留下遗憾。
我所在的学校初中毕业考高中时从最初满满二个班的学生只剩下五十多人了，好多因吃不饱，坚持不下去，中途辍学了。考高中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一是没有把握，二是考取了也没有钱读书，本着无所谓的态度参加中考。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得知我所在的初级中学一共只考取6人，其中省重点中学舟山中学5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将这一消息告诉母亲时，母亲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她说，只要你考上了就让你继续读，在这里我们是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的。有了母亲的支持，想起母亲在农村一直被人欺凌、辱骂，低人一等的生活现状，下定决心要读好书，考上大学，让母亲有扬眉吐气之日。除母亲外，里里外外几乎所有人都反对我继续读书，甚至已读到高二了，家里还有人特为赶到学校要我回家种田，不要读了。如果当时辍学回家种田，象我家在村里的地位，真的如母亲所说很难有出头之日。
读高中对我来说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钱，一开学就要交5元书本费，我交不出就领不到书本，班主任周老师拉下脸毫不客气向我下了逐学令：“既然没有钱读书就别读了，回家吧”。幸亏同来报名的程玉江同学站了出来说：“我复读一年，去年的书和今年的书没有两样，我把去年的书全部给你，就用不着化钱买书了。”程玉江同学是山东人，随军家属，初次见面就如此慷慨相助，可以说他是我读高中时遇到的第一个贵人。和我从同一初中考取的5名同学中，有2名女同学因种种原因开学后不久就退学了。家境贫困仍是我继续读书的最大拦路虎，其次，在那高举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家庭成份时时成为我难以逾越一道坎。当时，家庭成份是贫下中农户口在农村的学生都可以迁入城镇，成为居民户口，吃国家供应粮，无需自己背米来上学，每月还有助学金。显然我不符合迁户口入城的条件 ，每星期日回家将一星期所需米、菜带回学校。到了周末，带来的菜所剩无几，也几近变质，这样的日子过了有一年多，事情转变发生在1963年的深秋。那天中午，我和同学们一起正在学校餐厅用餐。餐厅不足100平米，人较拥挤，但秩序井然，除了单一的用餐声，没有说话声，我习惯地独自坐在靠角落的一张餐桌上用餐。突然，有人从我的身后伸过来一只手抓起我那只装有已发黑变质的下饭菜的大口玻璃瓶，并高高地举了起来，带着伤感大声地说道：“你们看，这就是这位同学的下饭菜，这是菜吗？能吃吗？有营养吗？大家看看。”餐厅里一下没有了碗筷碰击声，变得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凝视着被举过头顶的那瓶下饭菜。听到熟悉的声音，我知道那是教语文的郑家驹老师，我下意识埋下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不敢看发话的人和那几十双眼睛，好象被人揭了短，一脸惶恐，忐忑不安。那年，三年灾难才结束，“三自一包”政策始推行，经历艰苦岁月的影子还深深烙在人们的身上，国贫民穷。象我这样是无钱到学校食堂买饭菜的，米是从家里背来换成饭票，下饭菜是从家里带来的。我那瓶下饭菜是从家里带来蒸熟的小鱼干(俗称梅子烤头)，一星期带一瓶。小鱼干又苦又咸，一星期的前三天还能在瓶子里找到整条小鱼，后三天就剩鱼碎沫子了，且颜色发黑变味，那里还有什么营养，不中毒就算万幸了。郑老师既不是我班的班主任，也不是生活老师，做事向来沉稳，此时不在教职工食堂用餐反倒突然来到学生用餐的餐厅里，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不是他的职责，出于什么目的，我一时猜不透。也许郑老师在讲台讲课时，不仅注意到了学生听他讲课，也注意到了那些身材清瘦、面呈菜青色的学生，那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所呈现出来的。他到餐厅是来找答案的，他找到了。那些学生家里太穷了，无钱买食堂的菜，的的确确属于“苦”读书，严重营养不良，但他这样做能产生什么效果呢？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旁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帮上忙的。象我这样，读书已是件“奢侈”事，旁人都不理解家里这么穷为什么还在学校读书，说什么读了高中考不上大学那就是白读，没有一个赞成的。但母亲坚持要我读下去，我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读到底。大概过了不到半个月，奇迹发生了，学校向我发放了每月三元六角助学金，这是我思料未及的。虽户口仍在农村，但有这三元六角助学金让我摆脱了生活困境。三元六角对现在人来说那是微不足道的零化钱，还不够一顿早餐钱，可在那个年代是不小的数目，相当于农村一个整劳力半个月参加生产队劳作的报酬。当时学校食堂一日三餐只需交一角四分钱菜金，采取集体用餐，八人一桌，每日有鲜鱼和新鲜蔬菜上桌，每周有一顿肉吃，助学金全部用来改善伙食。有了这三元六角助学金，我的伙食发生了质的改变，身体也越来越好，从一米五零的小个子二年后长成一米七五健康大小伙，从“肌无力”瘦弱男孩，成了全校中长跑的佼佼者，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数理化稳居年级段前茅，虽受家庭成份牵连，报考大学受限制，但还是凭着优异成绩考取了大学，成了当年全国新入学仅有十六万大学生中的一员。可以说郑老师是我在高中读书时遇到的第二个贵人，正是他的大声疾呼和相助，在我人生最危难最关键时刻拉了我一把，让我渡过了难关，让我顺利完成了高中学业，参加了高考，并考取了大学。
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母亲知道后心里很高兴，但她没有向任何外人说起，直到我办理迁户口手续时才被外人知道。各种反应都有，当然大多数人向我母亲示好祝贺，说我母亲有眼光，家里出了个大学生，终于出头了，再苦也值得。妒忌、怀疑的人也有，说是能将户口从农村迁到城里？真的考上大学了？等等，一句话就是不想人家好，最好是高中读完又回到农村来种田。但当年如果没有考取大学，也象我大多数高中同学一样，成了很风光的人民教师，不少还成了知名度高的省重点中学高中部优秀教师，就是不能体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心情。当年舟山考上大学的仅有25人，我在整个乡也是多少年来绝无仅有，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如同科考年代上了榜，要是那家子女考上大学会在乡间引起轰动，当年我家也一样。让母亲扬眉吐气，可以昂首挺胸做人，我做到了，这是我一生中最感荣光时刻。母亲义无反顾的付出和我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应有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