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1963年的深秋，阿华正在舟山中学读高中。那天中午，阿华和同学们一起正在学校餐厅用餐。餐厅不足100平米，人较拥挤，但秩序井然，除了单一的用餐声，没有说话声，阿华习惯地坐在靠角落的一张餐桌上用餐。突然，有人从阿华的背后伸过来一只手紧紧抓住了阿华那只装有下饭菜的大口玻璃瓶，并高高地举了起来，带着伤感大声地说道：“你们看，这就是我们阿华同学的下饭菜，这是菜吗？能吃吗？有营养吗？大家看看。”餐厅里一下变得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凝视在阿华这瓶下饭菜上。听到熟悉的声音阿华知道那是教他们语文的郑老师，阿华下意识埋下头，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声不吭，不敢看发话的人和那几十双眼睛，好象被人揭了短，一脸惶恐，忐忑不安。那年，三年灾害才结束，“三自一包”政策始推行，经历艰苦岁月的隐形还深深刻在人们的身上，国贫民穷。农村的孩子是无钱到学校食堂买饭菜的，米是从家里背来换成饭票，下饭菜是从家里带来的。阿华那瓶下饭菜是从家里带来的蒸熟的小鱼干(人称梅子烤头，下同)，一星期带一瓶。小鱼干又苦又咸，一星期的前三天还能在瓶子里找到整条小鱼，后三天就剩鱼沫子了，且颜色发黑变味，那里还有什么营养，不中毒就算万幸了。郑老师既不是阿华的班主任，也不是生活老师，做事向来沉稳的郑老师，此时不在教职工食堂用餐反倒突然来到同学用餐的餐厅里，做出这样的举动，这不是他的职责，出于什么目的阿华一时猜不透。
也许郑老师上讲台讲课时，不仅注意到了学生听他讲课，也注意到了那些身材清瘦、面色灰暗的学生，那是严重的营养不良所呈现出来的。他到餐厅是来现场找答案的，他找到了，那些学生家里太穷了，无钱买食堂的菜，的的确确属于“苦”读书，严重营养不良，但这样做能产生什么效果呢？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同在农村的亲戚朋友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帮上忙。象阿华这样，读书是件“奢侈”事，亲戚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都快成人了还供他读书，没有一个赞成的。阿华班级里已有几个同学因生活穷困而辍学，阿华的班主任见阿华如此贫穷也要他退学，但阿华的母亲坚持要儿子读下去，阿华也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读到底。请郑老师别再在众人面前让阿华“丢人现眼”了，让阿华自个默默忍受好了。
大概过了一个月，奇迹发生了，学校向阿华发放了每月三元六角助学金，这是阿华思料未及的。阿华因家庭成份而未能享受迁户口入城和助学金的待遇，虽户口仍在农村，但有这三元六角助学金为阿华解脱了困境。三元六角对现在人来说那是微不足道的零化钱，还不够一顿早餐钱，可在那个年代是不小的数目，相当于农村一个整劳力半个月参加生产队劳作的报酬。当时学校食堂一日三餐只需交一角四分钱菜金，采取集体用餐，八人一桌，八菜一汤，每日有鲜鱼和新鲜蔬菜上桌，每周有一顿肉吃，助学金全部用来改善伙食。有了这三元六角助学金阿华的伙食发生了质的改变，身体也越来越好，从一米五零的小个子二年后长成一米七五健康大小伙，从“肌无力”瘦弱男孩，成了全校中长跑的佼佼者，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数理化稳居年级段前茅，虽受家庭成份牵连，但还是凭着优异成绩考取了大学，成了当年全国新入学十六万大学生中的一员。
这三元六角助学金对阿华来说如同久旱逢甘露，太珍贵了。如没有这三元六角助学金，阿华因贫困而中途辍学回家务农，连高中学业都完成不了，更不要说上大学了；如果没有这三元六角助学金，阿华因营养不良，加上大负荷的学习压力，不但学习跟不上，还拖跨了身体，虽完成了高中学业但进不了大学门。这三元六角助学金不但改善了阿华的伙食，更改变了阿华的人生轨迹。
虽说助学金发放是由校董会决定的，但与郑老师的深入学生生活的举动是分不开的。郑老师平时话不多，很少听到他关心学生生活的言谈，但他将这种关心付诸于行动，而不是空谈，如是现今名句“精准扶贫”的践行者。作为一名老师不只关心学生的学习，而且也在关心学生的生活、健康，并付诸于行动，这才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一名辛勤耕耘的园丁。
时间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年的老师都已是耄耋之人，有些已离开了人世，但在舟中的这件往事阿华始终无法忘怀，这不仅成了他一生的美好回忆，也成了他成长成熟做人的宝贵财富。踏踏实实做人，做实事，是根本，向为人师表的郑老师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