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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铨 | 《“国际传播”国际化》中文版序

2022/12/9 14:45:22  阅读:536 发布者:

传播研究是美国文化的产物,后来逐渐扩散到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成为支配性的观点与范式。本世纪初,英国学者卡伦与韩国学者朴明珍首发其端,编撰一本书,名曰《媒介研究的去西方化》(Curran & Park, 2000),我有幸参与其中。随后也有若干零星的声音呼应之。

“去西方化”以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要“国际化”。

本书取名《“国际传播”国际化》(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5),因为主流的“国际传播”并不太“国际”,实质上只是“美国”的“国际传播”,而不是“国际”的“国际传播”,也就是大抵透过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中产阶级学者的瞳孔看世界,于是世界变成了美国的放大版。我们共同的愿望是把国际传播真正地“国际化”。一旦国际传播国际化,整个传播研究也就自然而然国际化了。

“国际传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旨趣何在?容我从几方面简单阐述,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第一,《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刘殿爵把这句话译为“The gentleman agrees with others without being an echo; the small man echoes without being in agreement.(Confucius, 1979: 122) 君子和小人的道德判断,姑不置论,但echo(回声)一字译得甚妙。国际传播不能独尊某种观点,要求其他人、其他国家或其他文化跟着附和,而是必须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下求同存异,不断沟通对话。

第二,著名古典音乐指挥家巴伦波恩说:“你要保存极端(的声音),但要找到联系,随时找到联系,这样会有一个有机的整体” (Barenboin & Said, 2002: 69)。乐团的生命力来自各种有机的联系,而不是抹煞、压制或取消刺耳的声音,交响乐本来就是各种不同的乐器和音调的矛盾统一。尤其巴洛克的赋格(fuge)形式,更是同一音调在不同音阶同时展现,彼此独立自主,而又相辅相成,这对国际传播通过合作和竞争达成深度的了解很有启发的意义。

第三,正如阐释学大师伽达默尔(Gadamer1999)提出“视域交融”(fusion of horizons)之说,打破中西二元对立。各种文化传统的交流,小则达到管道升写给赵孟頫《我侬词》中说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则从太极的“阴是阴,阳是阳”(文化自主)达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渗透交融)的境界。

第四,本书不断强调“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精神,一方面反对“美国(或西方)就是世界”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一方面也反对义和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华人社会要争取学术平等对话的权利,只能拿出实实在在的学术业绩,这必须靠整个几代学术社群的不懈努力,不能靠口号式的呐喊、社论式的宣示或拍脑袋的呓语。

我的学术生涯四十年,一直关注国际传播,从《传播帝国主义再商榷》(Lee,1980)开始,历经《全球媒介奇观》(Lee, Chan, Pan & So, 2002)、《中国媒介,全球脉络》(Lee, 2003)、《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李金铨,2004),以至于《“国际传播”国际化》(Lee, 2015)和《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李金铨,2019),可谓一脉相承,也是一以贯之。

“国际传播”国际化》英文原著由我任主编,由美国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印行。本书缘起于我在香港城市大学邀请跨世代著名学者的“南北对话”。这些名家星光闪烁,来自美国、英国、印度、阿根廷、以色列、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典和华裔,他们没有老调重弹,没有虚晃一枪,而是以最严肃的态度发表真知灼见,甚至呈现智慧交锋的火花。

本书从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高端视野讨论大问题,而不纠结于具体琐碎的小课题,确信是一本国际传播的重要著作,值得费神迻译,以飨华文世界的广大读者。为此,我乃“征召”李红涛、黄顺铭、宋韵雅、陈楚洁和袁梦倩等五位深具潜力的年轻学人,让每人认领翻译两章到四章的“任务”。我有幸和他们谊兼师友,他们在教研百忙之中肯热心共襄盛举,令我十分感动。

译事之难,没有亲身经历无法充分体会。为了求“信”,我们首先要求尽量贴近原文,不加不减;为了求“达”,我们要求适度砍掉“洋腔”。一方面不能“太不像”中国人讲话,长句绕来绕去,文字生硬,令人望而生畏;但另一方面又不能“太像”中国人讲话,以致抹煞了原作者的个性、神态和风格。如此拿捏分寸,斟酌得失,实在颇费踌躇。我们决定分四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译者自校,第二步是译者互校,第三步是发回译者再度自校,最后我几乎逐句根据原文校读。这样繁复认真的手续,但求满足“信”与“达”的要求,“雅”则未敢相期。经此“一役”,我对卓越的翻译家又增添了几分敬意。

期盼本书能为华人学术社群提供一个契机,共同提高文化自觉,并增进对国际传播的贡献。

参考书目

李金铨(2004)《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李金铨(2019)《传播纵横:历史脉络与全球视野》, 台北:联经出版公司。

Barenboin, Daniel, & Edward W. Said (2002), 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New York: Pantheon.

Confucius (1979), The Analect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C. Lau.  London: Penguin.

Curran, James, & Myun-jin Park, eds. (2000), De-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Gadamer, Hans-Georg (1999), Hermeneutics, Religion, and Ethic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Lee, Chin-Chuan (1980), 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 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  Beverly Hills, CA: Sage.

Lee, Chin-Chuan, ed. (2003),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London: Routledge.

Lee, Chin-Chuan Lee, ed. (2015), Internationalizing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Lee, Chin-Chuan, Joseph Man Chan, Zhongdang Pan, & Clement So (2002), 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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