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书名：《文明的两端》

著者：何怀宏/著

书号：ISBN 978-7-5598-4923-6

出版社：一頁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谭宇墨凡

特约编辑：任建辉

出版时间：2022.7

定价：98.00元

周文的兴起
周代商，不只是简单的改朝换代，也是一种新的精神和政治文化的兴起。正如王国维所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
我把周朝开创的这种文化和礼制称作“周文”；并且认为，周文的兴起也是中国的兴起。在我看来，和西方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与文明相比较，中国形成自己相当特殊的国家与政治文明的道路，大致是从三千多年前的周朝开始的。这也说明了政治的关键作用。但是，在政治发挥效力之前，又需要执政者预先有观念和精神的创造。
周代的兴起比较彻底地改变了商代乃至商以前的政治。幸运的是，大致也是从周代开始，我们开始有了比较详尽和连贯的历史记录，尤其是对周朝历经文王、武王、周公“三圣”的兴起，有相当详细的记述。我们看到，周代君主不再像之前的君主那样相信天命，而是更加重视人事。他们相信天命更多地系于自己的德行和治理，虽然还敬畏超越的存在，但并不是像以往那样虔信了，而且，还将政治权力相当程度地分散到各地——当然首先是分封自己的亲属，但也照顾到功臣、公认的德者、贤人，乃至被战胜的前朝君主的后人。君主比较小心谨慎，甚至有点“战战兢兢”，朝野之风也渐渐从奢靡、野性和尚武，转向比较节制、文明和守礼。
用“周文”来概括周代兴起的这一政治和文化的传统，还不只是指周代的狭义“文化”，不如说是首先点明周代的政治文化传统所具有的一种“文质彬彬”的特征，说“周礼”也有接近的意思。这一“周文”大致可以用王国维所说的“尊尊、亲亲、贤贤”来概括。应当说，这一政治的大转型还是相当成功的。仅举一例，在五六百年间，上百个诸侯小国在中华大地上能基本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不怎么互相野蛮地征服吞并，这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难得一睹的政治奇观。
而更重要的是，“周文”的传统并没有随着周代的结束而结束。在春秋时代，虽然开始“礼崩乐坏”，但像孔子和儒家等学派还是在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周文”的命脉。而在秦朝建立强大的统一国家却二世而亡之后，代秦的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终于在汉武时期吸纳儒家所承续且有独创发展的“周文”，找到了一条传统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可以说，此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类型就是将“周文”与“秦制”结合起来的“汉制”，且是以“周文”为其核心精神，而并不是单纯强力的“秦制”。
正是从周代开始，中国开始走了自己的路；也正是从周代开始，中国才成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个特殊的中国。不是说没有周替代商，就不会再有强大和统一的王朝国家，但一定不会有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中国”。

重视“德性”
我们现在来追溯周文的兴起。不像今人，古人多有自己长长的影子，或迫切地希望寻觅和找到自己长长的影子。在《史记》中，司马迁尽可能地追溯重要人物的家族历史，尤其是“本纪”和“世家”。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中一种“崇敬祖先”的信仰传统，而一般人也都想知道一个人物的来历。那时距世袭社会尚不远，巨人巨室不那么容易横空出世。甚至春秋战国时期比较后起、后来却从边陲夺得天下的秦国，也有长长的一段关于自己祖先的历史。
我们试看文王（姬昌）之前周人一族的历史。据说，周人的始祖曾被遗弃。在世界文明中，多有从弃婴开始的领袖和英雄，比如《圣经》中的摩西。如此不幸的命运有时却往往能够激励人的大志， 当然，要成功还要有良好的教育以及运气。周人的始祖就因父母“初欲弃之，因名曰弃”。但他有“巨人之志”，喜爱农业（那时社会文明的根基和进步标志），在这方面多有造诣，后来被“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所以，他又名“后稷”。这种对农耕的喜爱和成就，甚至可说是周这一部族的传家之宝和兴旺之基。
周族历史上的几个重要复兴领袖，如公刘、古公等，除了重视农业，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重视德性，且通过德性而“得人”。那时“得人”其实比“得地”要紧，得“人心”比得“人身”要紧。
得人心，就需要依靠道德。暴起的利益往往容易暴落，暴得的大名往往是虚名，暴得的大利也往往是靠不住或者有污点的。道德使人不必太计较一时一事之得失，甚至不必太计较当世之输赢。一个家族不妨多去想和多去做比较长久的事情，同样，一个国家也要多去想和多去做比较长久的事情，而长久的事情莫不和德有关联。

姬昌的创造
积德是重要的，但要成大事，还需要一种精神的创制。这种精神的创制是在姬昌（文王）那里完成的。姬昌是古公的孙子，在其父公季死后被立为西伯，武王翦商之后被追尊为周文王，是奠定周王朝基业的第一人。据《史记》记载，他“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说他当时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或许过了，但这种人心和人才的归依是显然的。于是，崇侯虎向殷纣王告发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纣王便将西伯抓起来囚禁在羑里。
据说姬昌在羑里被关了七年。按韩愈《羑里操》一诗设身处地的描写，他被囚禁的地方是一个地牢，被囚的姬昌张眼望去是一片昏暗，凝神细望，也还是有如目盲，仔细谛听，也是毫无声息。他早晨不知道太阳升起，晚上也看不见月亮和星星。久而久之，连他自己也怀疑自己是有知还是无知，甚至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
的确，这是一个非常孤独的时刻，姬昌远离了他的故土、亲族和人民，独自一人被关在这牢房里。这也是困厄的时刻，冤屈的时刻，他并不是因为犯下了恶行，而恰恰是因为他的德行而被囚禁在这里。当然，这也是非常忧伤的时刻，就像《周易·系辞》所揣想的：“《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但这更是一个伟大的创造的时刻。的确，并不是所有人在这样的时刻都能创造，更多的人会被这一厄运打垮；而姬昌没有被打垮。在这样一段孤独和忧伤的时光里，他一定是想了很多很多。从他出狱后的行动与安排来看，他也一定对未来的社会及政治有了深远的谋划。
如果古人所言不虚，姬昌的创造主要是：一，一种周易哲学。据说，正是在被拘羑里期间，他将伏羲创制的八卦演为六十四卦。自此，这种哲学贯穿了未来中国几千年历史，对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有莫大的影响。二，一套政治礼乐制度。他也一定深入思考了商朝的政治得失，乃至可能的政治变革，以及新起的政治应当是怎样的大致面貌。而这一自此萌芽的“周文”，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几千年。

武王与伯夷、叔齐
姬昌去世后，其子姬发（武王）继立。姬发曾到孟津检阅军队，据说，并未约定而来了的各方诸侯，有八百之多，说可以讨伐残暴的商纣王了，姬发则说，“还不知道天命如何，不行”。过了两年，“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饹周”。于是，姬发遍告诸侯：“殷商王有重罪，不可以不讨伐了。”
但在浩浩荡荡的讨伐路上，却有两个人拦住了队伍；而这两个人从西伯起就受着周人的供养。他们就是《史记》列为首传的伯夷和叔齐。两人拦住姬发的马，说：“你的父亲去世不久就动兵，这样做难道孝吗？你作为商朝的臣子却要去讨伐君主，这样做难道仁吗？”左右欲用兵器驱赶他们，姜太公制止说：“此义人也。”还下马扶他们走开。当然，大军还是进发。武王不久就取得了胜利，天下也都服从和拥戴新兴的周朝，而伯夷、叔齐却为此感到羞耻，不愿再吃周的粮食，于是隐居到首阳山，采野薇作为食物。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他们还作歌，其中有一句批评武王伐纣的名言，这便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新朝以至后来史家多认为，姬发率军推翻商朝乃替天行道，合乎正义，换句话说，是一种“顺取”。但在伯夷叔齐看来，这还是以暴力去推翻商纣王的暴虐，严格来说，道德上还是有其不正当的一面——也就是说，即使不是完全的“逆取”，也有一定的“逆取”成分。
这里所谓的“顺取”还是“逆取”，衡量的标准似乎应当首先是实质性的道义标准——是否符合天命天道或者说不违基本正义。但这一标准很容易引起争议，甚至还可能成为以更残酷和全面的统治取代相对温和局部的统治的所谓“理由”，或者打乱仗的借口。所以，有时还不如选取从程序上比较容易判断的标准，看程序是否基本合法，看是否使用大规模暴力和阴谋诡计来“取而代之”。
而纵观世界历史，真正的“顺取”，即非暴力地更换政权或其他最高权力，除了君王本姓的世袭之外，和平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传说中的“禅让”，在位的统治者将权力主动让渡给他认为“贤明”或更“贤明”的人，或指定这样的人来接班，乃至采取像罗马帝国那样将精选的好苗子过继为子的方式（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广义的“禅让”）；一种是选举，但这一选举在传统社会往往只是局部的，如一定范围内的贵族或官员选举，天主教的教皇选举便类似于此。至于通过所有公民的普选来和平更迭权力，则主要还是近代民主发展的结果。
在近代以前的历史中，除了少数的小城邦一度实行的“古典民主”，一定程度的“逆取”，或者说使用大规模的暴力更迭政权，大概难免，甚至相当普遍。但这里还是有必要辨别所要反抗的既定权力的暴虐有多严重；而在诸多反抗的暴力中，也还要区分哪是首发暴力，哪是后发暴力，哪是趁火打劫、谋取私利的暴力，哪是收拾残局、试图结束暴力的暴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其中一种暴力取得优势、夺得政权，乃至统一了天下，那么，新王朝究竟是“逆取逆守”（继续执着于武力，乃至迷信武力），还是“逆取顺守”（适时地转变“打天下”的思维，改而实行使天下安定乃至走向繁荣的政治思维和治理方式），对所有在血火中产生的新政权来说，都是重大考验。应当说，周武王夺得政权之后所采取的许多政策，都是有利于长治久安的。他释放了被囚禁的百姓，寻访受冤屈的贤人箕子，表彰有德之人商容等，还命令散发鹿台仓库的钱财和钜桥粮仓的粮食，赈济贫弱的民众。在分封诸侯时，他不仅赐封本族和功臣，也赐封古代圣王神农氏、黄帝、尧帝、舜帝和大禹的后人。这与秦王朝的逆守从而“二世而斩”形成鲜明对照。
周祚延续数百年，不为无因。

周公与“周文”
周武王在以周代商之后不几年就死了，姬诵（周成王）被立为成主。商朝多有“兄终弟及”的，但周朝改为固定地立子，且一般是传给嫡长子。王国维认为，这优于“兄终弟及”，比较稳定，而在君主制的时代，对于天下生灵来说，最高统治者不起战端的平稳接班非常重要。但姬诵那时尚幼，天下还很不稳定，武王的弟弟姬旦（周公）恐诸侯叛周，没有去就他的封国鲁国，而是留在成王身边，亲自摄政，代理国事。这时，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别有所图，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会同纣王之子武庚发动武装反叛。周公用了三年才完全平定叛乱，诛杀武庚、管叔，并放逐蔡叔。等成王长大了，周公将政权交还成王，自己再面朝北而回到群臣的位置中。
周公主政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善于招贤用贤，礼贤下士。据说，他因为担心失去天下来访的贤士，“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二是非常勤勉。他常常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不敢放逸，在军中席不暇暖，也常以此叮嘱成王，说“文王日中昃不暇食”，故飨国多年。三是特别谨慎，敬畏天命，戒骄戒躁，就像告诫代其去封国的儿子伯禽所言：“子之鲁，慎无以国骄人。”四是政治决断。对政治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周公绝非一味谨慎，该果断的时候还是非常果断。他出来代成王行政，平定武装叛乱，都显示出一种大的政治气魄和勇气。而且这种政治决断不是仅仅善于果决地处理政治危机，更需要富有政治远见。
而最重要的，是他为周代奠定了一套完备周密的礼乐制度，为长治久安打下了道德和文化的根基。他还作有多篇流传久远的政治文告，为后人留下了丰富、深刻的政治思想和智慧。当他辞世的时候，天下已经相当稳定和太平，人们安居乐业，和睦相处，兴起了颂扬之声。而在这所有作为的后面，的确要有真正的诚心诚意和天下为公的胸怀。在周公私下向上天吁请代武王、成王生病的祷词中，我们也可以看见这种诚心。
“周文”在周公那里初步完成，由此奠定了周数百年的和平基业。但更重要的是，其影响了此后中国数千年的精神文化和制度塑形。孔子就对自己是“周文”的传人有特别自觉的意识。《论语》记载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先人是宋国贵族，是殷人的后裔，然而，他最崇尚和遵从的却是周代文化。

孔子的发扬
这一“周文”在西周“三圣”那里发端，在孔子及其创始的儒家那里发扬光大。
孔子继承了“周文”重视道德和人文的两个特点。有鉴于商亡的历史教训，周人不再以天命在身而自信，将眼光从天上拉回人间，强调人事，以德配天。商人文献中多见“帝”“上帝”字样，而在周人那里，“上帝”则开始隐退，他们虽然并不完全拒绝宗教因素，但也无对一个超越存在的唯一神的绝对信仰，而是更加强调人事和德行。“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的另一个特点，则是由尚武转为崇文，注重礼乐和人文。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中国就开始强调人文理性与文治，正如梁漱溟、钱穆等学者所认为的，是一个人文理性早熟的国家。这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所走的信仰上帝、政教合一、崇尚武力、不甚留意文化修养的道路很不一样。流风所被，到《左传》记载的春秋时期，我们还能够看到贵族们重视礼仪、吟诗观乐的盛景。
在一个礼崩乐坏、烽烟四起的时代，对“周文”薪火的保持和发扬光大，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家起了最大的作用。但孔子个人及其弟子的从政活动，却屡屡陷入种种困境。在五十岁以后的周游列国期间，孔子在匡地被拘禁五天，匡人并有加害之意。弟子们害怕了，孔子却说：“周文王死后，文明礼乐不是保存在我这里吗？上天如果要消灭这种文明礼乐，那我这个后死之人也就不会掌握这种文明礼乐了；上天如果不想灭除这种文明礼乐，匡地的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去宋国的时候，他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去郑国的时候，孔子与弟子走失了，被郑人讥之为“累累若丧家之狗”。又有一次是在陈、蔡之间，两国大夫派人“围孔子于野”，不让走，乃至于绝粮，孔子仍“讲诵弦歌不衰”。
在十四年颠沛流离之后，孔子回到鲁国。他十五岁就“有志于学”，一边做“委吏”“乘田”之类的小吏，一边好学不倦，三十岁后则辞仕而专一讲学。他招收学生不限国别、出身和阶层，“有教无类”，实际已经在民间教育上打破了世袭士大夫的贵族传统，且将尚武之士彻底转变成了崇文之士。儒家主张“学而优则仕”，这意味着在政治上也要打破世袭。回国后，他完全专注于文化学术工作，和弟子一起搜集与整理《诗经》《尚书》《周易》等古代经典，使其既成为儒家的特有经典，更成为华夏文化的共同经典。当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经过他及弟子的搜集和整理，“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并且他还自撰微言大义的《春秋》。孔子一生以诗书礼乐教，有弟子三千，身通六艺者的贤人有七十二。这已经俨然是一所民间的大学。
孔子既是“周文”最伟大的传承者，也是最伟大的发扬光大者，还是一个根据时代形势而变通的创造者。再有德的王朝也会衰朽，也会崩溃，也会被取代；但其中富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文化价值，却可以影响长久。除了上面所说的打破世袭，孔子还阐发了“礼”之后的“仁”，“文”之后的“道”。他对西周“三圣”，尤其是文王和周公，始终尊崇，甚至到了日思夜梦的地步，和他们心灵相通。他经常梦见周公，又曾向师襄子学一首琴曲，先是得其曲，接着得其数，再后得其志，最后得其为人。经数十日反复练习和揣摩后，孔子说：“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还是一个伟大的平衡者。在他的思想里，不仅有承前启后的平衡，也有内圣外王的平衡。在战国时代，继承他思想的儒家就分别有孟子的心性之学与荀子的制度之学。其后两千多年，先是在外王层面，有从董仲舒到韩愈的努力，至唐朝，各项基本制度，尤其科举制度，已大致框定；而在内圣层面，则有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的不同进路的发展，到宋明已臻其高峰。他是渴慕圣人的，也主张一种贤能政治。而他建立的儒家是周文的主要传人。

◎内容简介

本书核心要探讨的是文明的“前”“后”两端：前端是指人类将要进入文明和进入之后一直到物质基础、政治秩序和精神文明的形态基本确立，即几大文明的根本价值观开始分流的一段时间；后端是指人类进入思想启蒙和工业文明以来的时代，尤其是进入高科技迅猛发展的当代。

在文明开始的一端，先是追溯宇宙、地球、自然生命的演化，接着探讨人类和它们的关系，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初始动因，从物质文明到政治文明再到精神文明的基本过程，信仰和价值观在和政治的互动中所起的作用，等等。

在现代的一端，则主要是反省文明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近代以来的成败，认识现代文明的性质和特点，注意价值的转换和趋同，观察它的推进者和抵制者，思考它遇到的挑战和危机，预测它可能的走向。

同时，本书也会注意两端之间的联系和对照，尤其是物质层面对人的精神信仰和文化的基础性影响，以及不同价值观对各种文明的引导及其在全球的汇合与撞击。

揆诸西方学者的文明史著作，从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到汤因比的文明史研究，虽然都是观察与思考并重，但对中华文明却不易有深刻的亲身体验；而中国学者的中华文明史著作，则往往局限于自身，且反省和危机意识不足。

因此，本书在文明的始端，更多地关注中华文明的历史起源和演变；在文明的近端，则更多地关注人类共同体的未来命运。

◎ 作者介绍

何怀宏，1954年生，北京大学资深教授。西方经典的引介者和中国伦理道德重建问题的奠基人，曾获第一届和第十七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首届正则思想学术奖。

转自：书斋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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