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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学里,认识中国文学并珍爱之

2023/7/5 14:51:09  阅读:157 发布者:

一、中国文学是最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一

在《世界文学史大纲》中概括中国文学总体特色时,吴宓以沉重的语气起笔:

博大而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传统之一。至今它尚未被西方国家充分理解和欣赏。极其不幸的是,自1900年左右以降,它在中国的新知识分子手中可悲地遭到了忽视和极不公正的低估。涌现的所谓文学改良或文学革命运动只不过是让人们对与中国文学有关的事实和材料越发无知,也越发丧失了进入中国文化灵魂和精神的能力。可伤可叹之甚。

这段话讲了两点:中国文学仍未被西方人了解,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深深误解,且日益陌生与轻视。这是一个令吴宓痛心之至、感慨无比的话题,但显然是考虑到了场合的问题,他克制住了自己,没有继续发表议论,只是在括号中提醒听众,他对此是很有话说的。针对这门课的对象——外语系的大学生——吴宓讲这段话可能是想向他们传递两个信息。第一,希望他们将来能够担当起向西方介绍传播中国文学的任务,第二,希望他们在了解了世界上其他文学传统之后,能够认识到中国文学的价值并珍爱之;总之,希望他们能带着世界视野,通过各种方式为理解和弘扬中国文学做出贡献。接下来,吴宓自己就以这种视野,对中国文学进行了总结。他写道:

将中国文学与从古希腊至现代俄国的西方文学比较之后,我们可以对中国文学作一个保守而清醒的评价:

一、中国文学属于人文主义传统,富于实践伦理方面的智慧。

二、中国文学坚持追求形式上的完美,并且已经达到最高境界。

三、中国文学不足的方面在于:(1)宗教精神(2)浪漫爱情(3)英雄崇拜(4)展现严肃而高贵的人生观的悲剧。

所谓“保守而清醒”的评价,应该就是《学衡》办刊宗旨中所说的“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从吴宓所总结的三点来看,他似乎也确实努力秉持了一种冷静而不偏激的态度。虽然他关于中国文学在形式上已臻完美的论断听上去并不是那么“保守”(他高度赞赏的法国文学尚只做到了“坚持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而已),但他摆出的另外两个观点则不失中肯。今天我们可以对吴宓所使用的一些西方文学批评概念(比如悲剧、英雄崇拜、宗教精神)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比如中国文学是否在某些方面“不足” 以及这些不足意味着什么)进行探讨,但他勾勒出的中国文学经典的特性以及与西方文学经典之间的差异是体现了敏锐观察的,足以启发思维和推动细致的比较研究。无论如何,吴宓在此陈列的观点充分说明了,他虽然以捍卫国粹著称,但他是非常有意识地带着“清醒”的比较眼光来审视中国文学传统的。他对本国文学的热爱,是在考察了中外传统各自的特色,同时看到了中国文学的优长和不足之后,所持有的立场和情怀。优长之处,必竭力弘扬之;不足之处,则可望借他山之石丰富之。

二、一国文学与一国文字

《世界文学史大纲》的中国文学部分有两个附录,一是“外国学者论中国文字”,另一则是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中国语与中国文》(1923)一书中的某些段落摘抄。高本汉是吴宓的英雄,因为他在其著作中热情洋溢地评价了汉字在维系中国数千年文明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并且坚决驳斥了新文化运动中废除汉字和汉字拉丁化的主张,这对吴宓来说无疑是异域知音。吴宓设这两个附录的目的,并不是无端地牵引一位语言学专家来为自己关于中国文字的观点背书。其深意所在,应该与吴宓对一国文字与其文学之间紧密关系的认识有关。在《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中吴宓曾写道:“文章者美术之一,凡美术各有其媒质,文章之媒质即为本国之文字,故作者必须就本国文字中,施展其才力。若易以外国文字,则另是一种媒质,另需一种本领而当别论矣。文章不能离文字而独立。”……

从《世界文学史大纲》我们可以看到,吴宓讲世界文学史,是从“各国语言体系”开始的,尔后在讲授各个文学传统时,也必定花时间讲解与之相关的基本语言文字知识。即使放在今天看,吴宓的这种做法在世界文学史的教学中也仍然是别具一格的。他的这种坚持,显然是出于他对文学的物质载体的高度重视。文学不能只是载道的工具,形式与内容乃密不可分的两端。虽然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原文去直接接触人类历史上产生过的所有文学(哪怕是其中最主要的传统),但掌握一些最基础的语言文字知识都会有助于理解一种文学的特质,并且有可能从而激励读者去学习原文、以求得未经翻译过滤的阅读体验。

三、在世界文学花园里播种中国文学

《世界文学史大纲》的中国文学部分还有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吴宓在其参考书目中放入了不少中国作品的西文译本或是研究专著。前者包括理雅各所译的《四书》《五经》,亚瑟·威利选译的古诗, 沙畹的《史记》节译, 德效骞译注的《荀子》,赛珍珠翻译的《水浒传》,徐仲年(1930年里昂大学文学博士)选编的中国文学读本(法译本),《红楼梦》的两个英译本和一个德译本,以及林语堂辑译的《孔子的智慧》。研究专著则有三部。马古烈的《中国散文风格演变》,李辰冬1934 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红楼梦研究》,以及卢月化1937年在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红楼梦〉里的少女们》。此外,除了翻译和研究著作,书目中还收入了林语堂在海内外享誉一时的《吾国与吾民》(1935)。

……

吴宓参考书目中的西方作者更多的是像理雅各、德效骞、沙畹、威利和赛珍珠这些人。他们的翻译至今在西方学界和课堂里仍然被广泛使用,沙畹和德效骞的研究成果也继续在当代的汉学著作中被频频征引。在民国时期,这些人可以说是汉学翻译和研究的优秀代表,学生通过他们能大致把握西方对中国古代文化了解的状况,从而为自己今后可能担当的任务设立标准和努力方向。除了这些大名鼎鼎的汉学家以及《红楼梦》的两位西方译者(Henry Bencraft Joly; Franz Kuhn),吴宓的书目中还出现了一个如今在中国也许已经少有人知的名字,马古烈。马古烈为旅居法国的俄裔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文字与文学,一生著作甚丰。吴宓1931年在巴黎与年方二十四岁的马古烈相识,盛赞其“负才学,而识解高超”。在日记中吴宓记录了不少马古烈的言论,其中一次乃谈论中国社会现况和前途并与当代西方社会进行对比,吴宓特意在括号里加了按语:“Babbitt 师亦主此说。”此前,吴宓曾对包括著名的伯希和在内的某些汉学家深表失望,因为他们“记诵考据之精博”固然令人佩服,但对何为真正上乘的中国学问却“殊无辨择之能力”,“彼之工夫,纯属有形的研究,难与语精神文艺”。吴宓早年在《文学研究法》一文中对美国从事文学研究者类型的划分(商业派、涉猎派、考据派、义理派),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对马古烈的倾倒及对伯希和等人的失望。伯希和等近似吴宓定义的“考据派”:“其于文章,惟以训诂之法研究之,一字一句之来源,一事一物之确义,类能知之,而于文章之义理、结构、词藻、精神、美质之所在,以及有关人心风俗之大者,则漠然视之。”义理派研究者大为不同,“重义理,主批评。以哲学及历史之眼光,论究思想之源流变迁。熟读精思,博览旁通,综合今古,印证东西,而尤注意文章与时势之关系,且视文章为转移风俗、端正人心之具。故用以评文之眼光,亦即其人立身行事之原则也。”将声名不显但显然属于他心目中的义理派的马古烈著作放进参考书目,吴宓或许是想鼓励学生,今后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学时也要走义理派的道路。

最后,我们当然不能忽略吴宓书单上那些向西方引介中国文学的中国人的名字:徐仲年、王际真、李辰冬、卢月化、林语堂。这些人都有和吴宓类似的西方教育背景,其中《红楼梦》译者王际真还是清华后几届的校友,林语堂则和吴宓同时在哈佛攻读比较文学,并且都受教于白璧德。虽然同门,但吴宓和林语堂并非同道中人,因为林不接受白璧德的学说,而且致力于推广白话文学,被吴宓视为“胡适、陈独秀之党羽”,甚至讽刺他“中文本极不通,其英文亦不佳”。尽管如此,吴宓在中国文学书目中却收入了林语堂两部著作,实属独有之殊荣。推其意,想来是因为吴宓客观承认林语堂英文作品在西方的影响,所以无论自己是否欣赏其学识,在授课时仍然必须向学生推荐。与西方的汉学家相比,林语堂以及吴宓书单上的其他中国人在身份、背景、视角上来说都是离中国学生更近的人,不管他们身在何处(徐仲年、李辰冬、卢月化30年代学成后皆回国执教;林语堂19231935年间在中国,之后则长居海外;王际真自1929 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直至退休)。吴宓让学生接触这些人所做的工作,应该是想为他们提供贴近自身的例子,向他们说明中国人和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传播和创造中能够扮演的角色。

(本文摘自《吴宓的精神世界》第一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吴宓的精神世界》

周轶群

商务印书馆20236月出版

内容简介:

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然而,

时至今日,吴宓的学术成就和主张仍未得到深入细致的研究,其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形象也往往失之于脸谱化和标签化。有鉴于此,本书集中选取了三个点:吴宓毕生用力甚勤的一个领域(世界文学),甚为重视的一个问题(四大宗传)和甚为喜爱的一部文学作品(《红楼梦》),通过细读其日记、诗文、年谱、书信和讲义,力图呈现出吴宓学术和思想的具体内涵与多重维度。作者用大量篇幅将吴宓与同时代的一些重要学者进行对比,以彰显他对于古今、中西、新旧之间的关系,四大宗传在人生和文学中的作用,以及文学与人生的关系等问题的独特认识。由此,我们得以理解在何种意义上吴宓作为一个忠于传统的开创者、一个高度开放的保守者和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理想主义者,是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

作者简介:

周轶群,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古典系兼职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古希腊与中国比较、女性史、明清小说。著有Festivals, Feasts, and Gender Relations in Ancient China and Greece (剑桥大学出版社, 2010),其中译本《蘋蘩与歌队:先秦和古希腊的节庆、宴飨及性别关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即出。

转自:“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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