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界（G. E. R. Lloyd，又译杰弗里·劳埃德， 1933— ），英国剑桥大学荣休教授，李约瑟研究所常驻资深学者，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FBA），美国文理科学院荣誉外籍院士。1951年入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古典学专业，1958年博士毕业。1987年开始担任剑桥大学古典系“古代哲学与科学”教授，1989—2000年任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院长。
罗界教授在古希腊和中国哲学、科学及医学方面撰写了30多部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书评，1997年因其“对思想史的贡献”而被英国女王授予爵位。罗界爵士先后获雅典大学（2003）、牛津大学（2010）、圣安德鲁斯大学（2016）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荣获英国皇家科学院凯尼恩古典文学奖学金（Kenyon Prize，2007）、丹·戴维奖（Dan David Prize，2013）和菲辛国际奖（Fyssen International Prize， 2014）认知科学奖等。
初识罗界爵士的名字及著作源自笔者一场国际会议的口译任务。2018年9月，稷下学宫与柏拉图学园——中希古典文明高峰论坛在山东省淄博市隆重开幕，国内外300余名专家学者就中希古典文明相关学术话题进行研讨。在会务翻译的准备阶段，笔者搜索中希文化比较学者时，“偶遇”罗界教授，幸运地获悉其丰硕的中希文明研究成果。2020年3月，笔者在访问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时，又对罗界教授作了访谈和后期笔谈，得以和读者分享其希腊与中国文明比较的研究心得。
幼年求学坎坷路 迈进剑桥始得金
孙继成：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成长背景。
罗界：我出生于1933年1月25日，父母都来自威尔士南部的斯旺西（Swansea），父亲在伦敦哈雷街开诊行医，是一名结核病专科医生；二战期间，伦敦遭到德军的空袭轰炸，母亲不得已带着哥哥和我逃离了伦敦，回到了威尔士的故乡。父亲则一人留在伦敦，在伦敦郊外的一家医院里救治那些被炸伤的平民百姓。对自己早年的生活，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颠沛流离、频繁搬家。12岁之前，我记得自己就换过6所学校，读过兰布鲁克预备学校（Lambrook School）。后来，我获得奖学金去了哥哥所在的切特豪斯公学（Charterhouse School）。当时的切特豪斯公学比较保守反智，文化艺术气息不足。由于自己爱好体育活动，参加了板球、足球及曲棍球等社团活动，才免遭校园常见的霸凌厄运。
本文作者与罗界爵士合影 作者/供图
孙继成：您在求学过程中有哪些印象深刻的回忆？
罗界：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自己对学校的教学和食宿都很不满意。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平易近人的哈利·艾尔代尔（Harry Iredale）老师，跟随他参加过诗歌社团活动，课外时间阅读了大量的诗歌作品。记得在切特豪斯公学就读的最后一年里，我开始从古典文学的学习转向了历史学，并跟随攀登过珠穆朗玛峰的维尔夫·诺伊斯（Wilf Noyce）老师学习意大利语。
17岁时，我申请入读牛津大学，曾被特雷弗-鲁帕男爵（Trevor-Roper）面试过，但没有被录取；1951年，我被剑桥大学的帕特里克·威尔金森（Patrick Wilkinson）教授录入国王学院，专业为古典学（Classics），还获得了奖学金，于1954年本科毕业。大一和大二时，我们主要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及英语之间的互译，由于自己中学基础较好，所以语言学习较为轻松，考试还能获得高分。本科阶段，我跟随雷文（John Raven）教授学习古代哲学。威尔金森教授也鼓励我广泛阅读，拓展视野。我还选修了古代哲学和英国文学的课程。当时，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学习古典文学确实是一种挑战，但从智力上来讲却并非如此。后来，我跟随柯克（G.S. Kirk）教授学习“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这门课程。就读国王学院期间，我还大量阅读了法国小说、俄国小说的英语版，并学习意大利语。另外，我还参与了很多读书社团活动，比如每周三晚上的戏剧阅读社——“十人读书会”（The Ten Club），多次遇见过国王学院的戏剧专家达迪耶·赖兰兹（Dadie Rylands）院士；还有每周一晚上的希腊戏剧读书活动，记得这是古典历史学教授弗兰克·爱德考克（Frank Adcock）组织的。
古典嫁接人类学 喜得跨界丰硕果
孙继成：您是如何踏上古希腊哲学研究之路的？
罗界：到了大学三年级，我才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学术之路究竟该如何走。因为深受父亲和哥哥的学医影响，我曾一度想改学医学专业，但从时间上来看，已为时太晚。如前所述，由于自己中学基础较好，进入大学后，古典文学的学习压力不大，很容易就能拿到较好的成绩和奖学金。记得是1953年2月14日， 我在佩夫斯纳艺术讲座（Pevsner’s Art Lectures）中结识了珍妮特·劳埃德（Janet Lloyd），我们很快就陷入了热恋。于是，我就决定留在古典系，继续学习古希腊哲学。每年我会利用自己的奖学金去希腊或意大利西西里岛游学三个月。1954年至1955年，我申请去了希腊雅典游学。世界基督教协进会（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的好友萨拉·洛克（Sarah Rock）引荐我认识了雅典的一些音乐家。我也学会了演奏希腊弦乐器——布祖基琴（bouzouki）。当时的游学时光轻松自由，自己学习希腊哲学的时间也就相对较少。
本科和研究生阶段去希腊做交换生，游学的主要目的就是体验当地的文化与传统。至于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也曾咨询过一些专家意见。比如伦敦大学学院的韦伯斯特（T. B. L. Webster）教授就曾建议我梳理一下希腊哲学抽象名词术语的发展史，而格思里（W. K.C. Guthrie）老师则建议我学习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医学。
孙继成：读博时您在希腊游学期间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对立与类比》（Polarity and Ana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后来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学界对该书的评价如何？
罗界：1960年，我结束兵役重回剑桥时，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把我介绍给了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使我认识了与人类学家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不一样的研究方法，这也是我这篇博士论文的理论起点。读博时，我因为大部分时间在希腊，与剑桥大学的导师柯克教授见面的次数不是太多。我想运用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对这一选题，导师柯克教授信心不足，担心论文评审会有麻烦。《对立与类比》是我在迈耶·福特斯教授的启发下选定、在利奇教授的鼓励下坚定执行的。在论文写作中，我也借鉴了社会学家涂尔干（
，1858—1917） 和列维-布留尔（Lucien Levy-Bruhl，1857—1939）的研究成果。大概用了三四个月，我就写完了论文初稿。据我所知，这是首次运用“对立和类比”来概括与分析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的论证类型和解释方法。
当时，学界对《对立与类比》的评价褒贬不一。古典学系对它的评价不太友好，哲学家大卫·哈姆林（David Hamlyn）也认为它不够哲学。罗德尼·尼达姆（Rodney Needham）教授是我的博士论文评审教授之一，他对我这篇博士论文赞誉有加，认为它开启了实用人类学的写法，值得学界借鉴。但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希腊文化，这在古典学界看来似乎有点离谱。
孙继成：在早期希腊哲学与科学的研究中，您取得了很多成果，它们之间有何内在关联？
罗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与医学是我早年研究的起点，我先后出版过十几部著作，除了《对立与类比》，还有《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成长与结构》（Aristotle, The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Early Greek Science,Thales to Aristotle, Chatto and Windus,1970）、《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科学》（Greek Science after Aristotle, Chatto and Windus, 1973）、《魔法、理性与经验》（Magic, Reason and Experienc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科学、民俗与意识形态》（Science, Folklore and Id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等。其中《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科学》被选入摩西·芬利（Moses Finley）教授主编的“古代文化与社会”丛书。其重点和特点不在于描述古希腊的科学是什么，而在于解释它为何变得如此这般，我们必须重构古代研究者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历史处境。古希腊科学长期以来被古典学界所忽视，仅在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得以提及，且并不深入。而这些早期著作关注了希腊早期科学的方方面面，强调了研究中的逻辑与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以及它们对科学论证的深刻影响。
孙继成：您将古希腊科学与早期中国科学进行对比研究的契机是什么？
罗界：早期古希腊罗马科学的研究进展比较困难，因为相关原始文献资料的搜集与分析都很不容易。我感觉如果把它放置在巴比伦、埃及、印度、中国等古代文明里进行比较，就可阐明不同古代文明中的科学是如何存在的，它们为何以自有的独特方式得以发展，以深入挖掘古希腊科学的典型特征。于是，我就开始了古希腊科学与早期中国的科学的对比与研究。
西学东渐开眼界 中国希腊对比观
孙继成：1981年，您的研究视野开始转向远东，您也首次访问了日本。请谈一下您访问日本的收获与感受。
罗界：我对日本的关注，起源于日本学者川田殖（Kawada Shigeru）翻译我的著作。川田殖先生是日本京都大学著名西洋古典学者田中美知太郎（Tanaka Michitaru，1902—1985）的学生。在川田殖先生的陪同下，我与太太一起游历了日本名胜古迹，深入了解了日本文化，也厘清了日本与中国的文化渊源。后来，我邀请川田殖教授来剑桥大学回访，他的适应能力很强。我去过日本四五次，开始有意把古希腊哲学研究与日本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对接，思考它们的文化异同。
孙继成：1987年，您受邀到北京大学进行学术讲座，从而开启了古代中国科学、医学与希腊科学、医学的对比研究。这是您首次接触中国学界吗？您又是如何学习汉语的？
罗界：是的，我受北京大学李真教授的邀请给该校的学生讲授了古希腊的数学与医学，北大学生十分聪明，他们对古希腊与早期中国的文化对比意识很强，对我的希腊数学讲座反应十分热烈，进而激发了我学习中国科学和医学的热情，也希望自己能够读懂古代汉语写成的科学与医学著作。后来，我邀请了李真老师来剑桥大学访学，其间，我们一起研习汉语。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语言，我又跟研究生吴章（Bridie Andrews）学习《孟子》和《道德经》，熟悉了古代汉语的基础语法知识。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我改换了汉语的学习材料，开始研读古代中国的数学文献。通过两年的勤奋学习，借助字典，我基本上就可以阅读文言文了。后来，我还多次受邀到中国讲学，这要特别感谢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刘钝教授的邀请。我还与美国汉学家席文（Nathan Sivin）教授合作，出版了《道与名：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The Way and the Word: Science and Medicine in Early China and Gree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这是我们在希腊和中国对比研究领域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
孙继成：请您简要介绍一下《道与名：古代中国和希腊的科学与医学》这部著作的学术价值与贡献。
罗界：如书名所示，我们对早期中国与希腊的科学和医学进行了对比研究，探索两者表达科学的不同经验及其复杂性。比较研究的最大优势就是揭示科学传统的多样性，使得学者摆脱自己学科的狭隘性。希中古代文化的对比研究使得人们对另一种文化持有不同的理解。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才能真实再现科学与医学如何对接它们所依存的社会结构、从业者的身份与地位等。与中国的同行相比，希腊哲学家与科学家的工作环境更加孤立或独立。我们从对比研究中还总结出一个新概念“文化簇”（Cultural Manifold）：研究科学与医学时，不做单个元素或概念的比较，而要采取综合的态度，从科学知识产生的日常环境入手，分析其中的思想与活动的复杂性。
孙继成：在您看来，古希腊与早期中国在科学与医学方面的研究方法有何异同？
罗界：早期中国和古代希腊的个人如何传承自己的传统？如何创造和使用自己的研究空间？如何确立自己的立场和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些问题都没有单一的答案，希中文明都为“道”或“逻各斯”（logos）的求知者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中国和希腊都拥有充足的概念工具和制度框架，都可以对星空、人体和整个宇宙进行系统的独特探索。希腊最主要的探索方式，就是寻找基础，缜密论证，达成共识。希腊科学的优势在于清晰的理念和严谨的演绎；而弱点则是热衷于分歧探讨，阻碍了共识的达成，对先入之见会保持怀疑的惯习。古代中国科学的主要探究方法是寻找和探索事物之间的对应、共鸣和相互联系。中国的这种方法有利于形成综合意见，能够把探究问题的不同领域统一起来加以考量，而不利方面就是，它使人们不愿用激进的替代方案来对抗既定的原有立场。我们相信，中国和希腊科学的对比研究可以帮助了解希中科学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
科研管理双肩挑 寻根问源文明史
孙继成：您是何时开始在剑桥大学任教的？
罗界：我用博士论文初稿参与了国王学院研究员岗位的竞聘，并在理查德·布雷斯韦特（Richard Braithwaite）和亚瑟·希伯特（Arthur Hibbert）的支持下竞聘成功。国王学院的研究员岗位始于1957年3月，当时，我与珍妮特已在伦敦成婚，妻子在壳牌公司（Shell）工作，主要是做些日常的商务翻译。后来我们搬回剑桥居住。但1958年我不得不去服兵役，我先是被派往北安普敦郡兵团服役，后来因为自己会说希腊语，而被调往情报部门工作；再后来，我又被派往塞布鲁斯（Cyprus）的法马古斯塔（Famagusta）港口服役，所做的工作类似于海关稽查。1960年结束兵役，重回剑桥大学工作。1964—1965年，在芬利教授的协助下，我得到了古典学系的助理讲师岗位，同时还担任国王学院高级导师约翰·布罗德本特（John Broadbent）教授的助理，协助学院进行招生工作。每到周日晚上，都会有学生们来我家里吃饭聊天，我很喜欢与年轻人交流。
孙继成：您在剑桥大学达尔文学院担任院长职务长达11年之久，在行政管理、科研及生活之间，您是如何平衡的？
罗界：对我而言，管理与科研双肩挑是一种挑战，不能把二者对立起来。我自1989年出任达尔文学院院长以来，就致力于多方筹款以开设更多院士和研究员岗位。达尔文学院的研究生来自于世界各地，11年的院长时光转眼即逝，我很享受与学生相处的快乐时光。达尔文学院给了我很多自由安排的时间，可以去西班牙度假写作。大约从国王学院教书开始，我每天早晨都会在家读书四五个小时，大约到了上午10点至11点左右，我再去上课或去学院处理管理事务。一张一弛，相得益彰。
我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新西兰工作，二儿子在伦敦工作，三儿子往返于伦敦和巴塞罗那之间。他们都有自己要忙的事业。妻子珍妮特是一位翻译工作者，从事英法翻译，译著多达70多部，一直乐在其中。她帮我抚养大了三个儿子，对我的研究助力较多，还常陪同我外出讲学，细心照顾我。对她我一直心怀感激。当年我担任达尔文学院院长职务时，每个周末妻子都会和我一块在家里招待来访的学生，无怨无悔，甘于奉献。
孙继成：您在达尔文学院做过“古老文明中的预见”（Foresight in Ancient Civilizations）的讲座，重点探讨了群体经验的价值所在，您能简单总结一下吗？
罗界：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方法、不同的群体，都会有不同的成败。世上的不同史家都努力探讨并梳理其中的教训或经验，但所讲所论都不太确切，都有待商榷。历史表明，人的变化不大，古今皆然，人们要学着反思历史教训，正视现实问题，努力纠正历史错误，尽量去做正确的事情。通过梳理历史经验，正视历史事件，从知识中学习历史经验中的智慧。
孙继成：您能回忆一下与李约瑟博士的早期交往吗？他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对您有何影响？
罗界：我记得自己在古典学系做讲师时，李约瑟博士给我留了张卡片，咨询我：“希腊或罗马最早的潜水钟（diving bell）出现在什么时候？”后来我才知道，李博士之所以会问我，是因为与他长期合作的亚瑟·派克（Arthur Peck）教授当时去了美国度假，派克教授就推荐他来找我咨询。我正好知晓此事，就顺手给他帮了个小忙。早年，我还与他探讨过中国古代数学与医学的发展。后来，李约瑟研究所基金会招聘主席，尽管我并非最合适的人选，但最后我得以成功当选。1989—1990年，作为李约瑟研究所基金会的主席，我在财务和出版方面作了些改革与调整，并在香港和纽约等姊妹基金会的大力协助下顺利筹款，得以重振李约瑟研究所，也丰富了研究所图书馆的藏书。后来，英国尤德夫人（Lady Pamela Youde）接任了基金会主席，也为我在李约瑟研究所保留了办公室，现在我成了驻所资深研究员。当年李约瑟改行研究中国科技史，与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典学一样，都属于学术冒险行为，现在想来，我们都属于不安于现状的人。
孙继成：结合您的中希科学比较研究，您认为文化对比研究应该遵循什么原则？
罗界：李约瑟博士试图解答：中国古代科技如此发达，为何现代科技革命却发生在西方，而没有在中国出现？人类的认知规律究竟是什么？人类如何认识自己周围的世界？为何人类的认识如此多元纷呈？希中科学的对比研究表明，人类文化尽管多元纷呈，但自然却只有一个。每一种文化都有一套基于自身生存环境所形成的概念系统，都是复杂性和专门性的复合体，都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早期中国与古希腊的科学对比，给我们提供了生动而形象的案例分析；我们不要以现代科学的眼光来回顾早期的科学观念，而应该从概念衍生的原始生态中去理解科学本来的样貌，否则就可能会缘木求鱼，本末倒置。这也是我一直推崇的文化对比原则——沉浸式体验、田野式调查。
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最忌讳的是带着已有的成见去进行单因素的比较。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设身处地地去体会自己的研究对象，多问问自己：假如你处在同样的文化处境，会如何应对？沉浸其中，让自己的研究问题慢慢浮现出来，你就有可能找出不一样的解决思路。这种感觉就是中国人所熟知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进行文化比较研究，还要尽可能多地进行主动的跨学科、跨行业交流。在学术交流中，只有背景不一样的人群才能碰撞出不一样的思想火花。我曾造访过美国多所大学，但我惊奇地发现，美国很多教授多专注于自己学科之内的研究，很少与其他学院、其他专业的学者进行深入交流，这就使得自己的研究鲜有突破。回顾我自己的文化比较研究，很大程度上，都是得益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院制度，使我有机会与不同学科的专家进行深入交流。只有这样，你才能深刻地体会到比较的学术乐趣：“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孙继成：您与赵静一博士合编的《古希腊与中国比较研究》（Ancient Greece and China Compar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8）是近年来中希文明比较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全书分为比较方法与目的，哲学与宗教，艺术与文学，数学与生命科学，农业、规划及机构五部分，梳理了中希文明比较研究的最新成就。请您简述一下此书的学术背景，并展望一下中希文明比较研究的未来前景。
罗界：本书所选论文都是近年来关于古希腊与早期中国对比研究的最新成果，探索了希中古代文明之间的共同点，分析了各自文化中的特殊性及其深层原因。在未来学界合作及跨学科研究方面，本书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研究模式，可供学界参考，比如，如何进行文化对比研究？如何寻求古代社会中可资比较的因素？如何避免单方面解读另一种文化的研究陷阱？诚如汉学家鲁惟一所言，任何比较都要考虑其动机、态度和目的，都要考量文化背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等。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及差异才是挖掘各自文化根源的可用工具。细致深入地研究文化中的某一现象，再推而广之，把它放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去审视比对其异同，就能看出这一文化现象的实质所在。这样一来，某些所谓的文化特殊性，在另一种文化的同类比对中，就可能轻易消解掉，进而引出其他研究话题。比较研究常见的两个陷阱，一是过于专注某一问题的细枝末节，而忽视了问题内在的发展模式；二是忽视两者之间的差异，盲目得出一般性结论。而最好的比较方法就是从具体到一般、从局部到整体，才能达成比较的目的。
古代文明之间的对比研究，让我们有机会深化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升我们对文化理解的深度和广度。只有通过跨文化分析，我们才能更加自信于古代文明之间的异同研究，才能对文化优越论持有更加谨慎的态度。理论上，什么都可以拿来对比，但是实践上，许多对比研究都容易忽视对比研究因素的所在环境及背景。为何对比？如何对比？对比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检测我们的对比结果？我们惯常使用的概念和术语，会不会扭曲我们所对比研究的主题对象？如何修正我们概念系统中使用的术语？这些问题对我们文化比较学者而言，是困难，更是机会！因为从事跨文化研究，可以让我们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也可以修正我们对问题的最初看法。希中文明比较研究的未来前景值得期待，也必定会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有趣。
（作者系青岛大学外语学院MTI校外合作导师、山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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