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在有些方面，他们的观点已经发生变化，而在另外一些方面，则一如既往。例如，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传播速度极大地提高，记者也相应地意识到了新闻时效的重要性。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56%的受访记者认为将新闻迅速送达受众极为重要。到了90年代，69%的记者认为时效是新闻发布的第一要务。或许是因为新闻时效要求压力太大，认为对复杂新闻事件需要进行分析性报道的记者比例由61%降到了48%。长期以来，对政府的说辞进行调查和监督被认为是新闻业对民主的标志性贡献，但现在由于媒体尽量避免进行复杂的报道，这种工作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在受访者心目中，调查性报道的重要性已经从20世纪70年代的76%降至90年代初期的67%。[5]事实上，最新一版的《二十一世纪美国记者》指出，报道新闻的记者人数在急剧下降，但是，一成不变的新闻报道基本标准却依然存在。[6]而就在这一时间段，越来越多的政治信息通过更多的渠道传播开来，成为新闻。
尽管行业与受众环境迅速变化，新闻职业有一个特点几乎永恒不变，即对客观、中立，或是平衡的要求高于一切。自20世纪20年代专业化新闻兴起一直到今天，这一职业准则一直未变。因为记者没有科学的方法来将这些职业价值观付诸实施，于是他们很快把它归纳为这样一种理论：政治形势中有一些能够被报道的基本事实，应该通过权威信源提供的言论和事实把它们报道出来。[7]讽刺的是，这种对客观的界定不堪一击：人所共知，官员也是有倾向性的，事实也很容易遭到质疑，而一则新闻报道不可能囊括所有相关的观点，哪怕这些观点对理解某一新闻事件都很重要。
近些年，对于新闻报道带有偏见的指责越来越多。因此，许多记者对“客观”一词退避三舍，转而使用“平衡”“公正”等字眼。不管名称如何，有一种美国独有的文化理想在我们的生活中广泛存在，那就是，在讨论政治时，我们总能找到符合一般公众兴趣的术语和基本步骤来进行描述，而这些术语和步骤看起来好像与政治完全无关。记者就是这种文化理想的承载者，也是这种文化理想的主要受害者。
客观、中立的要求尽管让新闻行业因为倾向性之嫌而饱受各方指摘，但同时也为这一不好干的差事提供了自卫的武器：如果每个人都对我们不满意，那我们肯定就是做对了。社会学家盖伊·塔奇曼把“客观性”称作一种“战略仪式”，一旦发生了威胁到自己事业的事情，比如，某篇冒险的报道受到了官方或公众的谴责，就可以拿它来抵挡一番。[8]记者对普遍现实的追求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结果，那就是，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诞生了一种最标准化的报道体系——这一体系模糊了客观性与政治权威之间的界限，模糊了事实与政治运作之间的界限。事实上，当真实性被质疑，记者通常似乎无法应对。这一点，请见本章“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
为什么主流媒体喜欢政治运作胜过事实？
在第一章的“案例研究”中，我们谈到了“真相感”，这一概念因喜剧演员斯蒂芬·考尔伯特而广为人知。借助这一概念，我们可以看看有多少曲解和政治运作成为新闻，而新闻媒体对此又是多么无能为力（事实上，应该说，新闻媒体在多大程度上成为这股力量的帮手）。新闻的合理性受到持续攻击，“真相感”这一概念成为一个火遍全国的词语。即使考尔伯特不再拿它当喜剧噱头，他的粉丝们还在嚷嚷着要让这个词“复活”。他们发起了一场线上运动，使“复活真相感”登上2010年谷歌潮流榜。[9]
追求真实可能是一个难以达到的目标，特别是在这个存在价值负载和争议的政治世界。如果新闻报道最终主要是精选一些具有党派性的“演员”的说辞来界定政治形势，那么，这种新闻实践就更不可能给公众提供有助于他们思考或是形成合理意见的信息。一小部分公众会很细心，他们在信息海洋中到处徜徉，并敞开交流。这些人可能会形成独立见解。但是，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新闻让他们难以判断政治形势，因为他们从新闻中听到的，只是那些来自有权界定新闻事件、偏袒自己党派的政治人物发出的尖锐、互相抵触而且通常是不完整的说辞。需要指出的是，秉承“客观、平衡报道”这种理念的新闻实践会造成一些信息差距，从而妨碍受众理解新闻事件。这些信息差距包括：没有被官方认可的要素被删节；即使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当事某一方更正确，但还是要人为进行平衡；由于没有人站出来挑战官方言辞，欺骗和谎言得以进入新闻。
删节
新闻报道经常简化处理原本庞杂得多的事实。在许多情况下，这并非坏事。对于距离遥远的复杂事情，人们倾向利用以往的经验和常识予以简化。然而，新闻对事实的简化可能会极致到歪曲或删节重要信息的地步。其中有以下几种原因：一些情势过于复杂，编辑认为受众可能无心去了解，于是作罢；官方对新闻中某些方面予以否认，这本是追踪报道的最好理由，但反倒因此不了了之；官员或政治集团施压，要求停止报道某些内容，媒体于是转向“公正、客观”的报道。于是，来自政治人物与保守传媒人士的压力使得阿富汗战争中平民伤亡的报道从美国新闻中消失了。与之相反，英国《独立报》的国际编辑说，他们的记者曾报道美军造成阿富汗平民死亡的事情。在一次军事行动中，美军袭击了被疑为本·拉登藏匿处的地方，但是不但没有打击到本·拉登或是他的武装力量，反而造成附近村庄包括儿童在内的115名平民死亡。这些内容对美国人可能会有用，但是一位与英国记者同样站在废墟上进行报道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记者报道的却是五角大楼的口径：此次行动的打击目标是拉登，并不涉及平民。[10]
类似的情况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的报道中也出现过。在这一事件中，许多无辜平民被收监、遭受虐待，虽然此事广为人知，且被当地媒体大量报道，但这一事实在美国新闻中少有讨论。无论人们如何看待拷打恐怖分子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总是不应回避的：（在伊拉克监狱丑闻中）警察的目标精确性还不及前面所说的（阿富汗）空袭吗？在漫长的伊拉克战争中，平民伤亡和无家可归者的数字在美国新闻中鲜有提及。而此时，世界上许多救助组织和新闻报道都把伊拉克称为人道主义灾难的重灾区。2008年伊拉克战争五周年之际，美国媒体上充斥着布什总统的讲话，宣称伊拉克形势得到极大的改善，当地人民支持美国继续为解放伊拉克作出努力。2010年，当奥巴马总统（在劳动节假期前这一新闻淡季）宣布战争结束的时候，美国媒体上很少有关于战争在伊拉克所造成的混乱、政治腐败、暴力加剧或叛乱将至等等的新闻分析。作为美国结束军事行动庆祝仪式的一部分，拜登副总统访问了巴格达。当被问及如何评价遍及伊拉克的暴力活动，拜登的回答很简单：“现在安全多了。”[11]而此时，随行的记者穿戴防弹衣和头盔，而代表团很少离开高度戒备的绿色管制区。至此，伊拉克战争不再是华盛顿关注的一个政治问题，媒体与公众似乎也乐于把视线从历史的痛苦一幕转向别处。
人为平衡
关于调整报道调门的压力，《独立报》编辑伦纳德·多伊尔（Leonard Doyle）说：“要求客观报道的最强音来自想要在任何报道中都获得同等发言时间的组织或是游说者。”[12]在第五章，我们讨论过这样一个故事：一名记者调查了发生在圣路易斯的选举投票违规问题。他的结论是，共和党看起来比民主党践踏了更多选民的权利。然而，他的编辑却坚持要以两党相互指责的角度进行报道，认为这样看上去更平衡一些。当然，政治上空洞的指责很容易；事实上，政治中也充斥着这些东西。问题是，记者是否应该把这些东西以貌似双方等重的样子传播给公众。
还有一个例子，在关于全球气候变暖的报道中，科学界的大多数专家觉得在这一问题上，其中一方的论调没有什么证据支持，但编辑们出于公正与平衡的考虑，还是把没有证据支持的观点引进到新闻里。类似的例子在很多科学领域的报道中都曾出现过（比如进化与干细胞的研究），科学问题成了政治斗争的一部分，而新闻报道则被呈现为包含双方观点的、不偏不倚的科学报道。关键是，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招致政治挑战，以平衡的姿态、貌似双方同重的方式报道双方的观点态度，实际上反而让受众迷惑，无法判断双方谁更可信。这种做法不仅会破坏人们对科学以及可知现实的信任，也会传递一种信号，告诉人们，为了政治利益而挑战一切的做法无可厚非。结果，政治人物们学会了让事实屈从于他们的思想意识，而夹在当中的公众则被弄得云山雾罩，大失所望。[13]
由政治界定社会现实，这种趋势在竞选报道中可能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2004年大选中，小布什团队声称“1.09亿美国纳税人将人均减税1544美元”，暗示多数人将获得如此幅度的减税，但是，实际上，只有很少一部分富人才能获得这么大的好处，是他们把平均值给抬升了，而多数人获得的减税额度要比平均值低得多。然而，多数新闻报道却没有好好做做这道数学题，只是简单地报道了民主党对这种说法的反击，报道看上去很平衡，实质却体现了党派倾向性。如果编辑部从事实出发，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被挑出毛病。克里的竞选团队很快看出了媒体的这种势头，于是发明了一套特殊手法，随意选取了一些对小布什不利的经济数据，并冠以“悲惨指数”之名。于是，许多新闻报道开始报道克里批评小布什经济政策失败的言辞，以及小布什的还击，而没有质疑也没有调查这一指数本身的来源与可信性。[14]
谎言与欺骗
被迫采取平衡的手法与任由虚假信息和欺骗大行其道，两者之间只有一步之遥。2004年大选中，副总统竞选人迪克·切尼与约翰·爱德华兹（John Edwards）辩论后，也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此事说明记者独立报道有多么困难。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专家评论节目《硬球》（Hardball）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曾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鲍勃·谢弗（Bob Schieffer）探讨过关于在大选辩论和其他新闻中如何把事实弄清楚的问题。马修斯认为，虽然感觉上切尼赢得了副总统辩论，但是切尼在辩论中犯了一些明显的事实错误，而媒体无论是当时还是在后续报道中，都没有对此提出任何疑问，这令人不安。切尼的一个错误是，虽然政府试图建立伊拉克与“9·11”事件之间关联的努力已被证明是失败之举，但在辩论中他还是坚称二者之间有联系。他的另一个错误是，他说自己从未与爱德华兹谋过面，而事实是，在此前的一次重要活动中这两人曾经比肩而坐。以下是马修斯与谢弗交流的片段：
马修斯：你认为什么更重要？是我们全国人民花了一个半小时观看的这出表演……还是随后的分析？……我指的是，就事实而言，谁是对的？事实与这些人在黄金时段的表演中说的一样吗？
谢弗：很可能不一样。内容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克里斯，你我都知道，我们在总统选举中的选票与任何其他选票都不一样……我们投票选总统，是凭着我们的直觉，是发自内心的选择。我们要选的是在危机时刻让我们觉得安心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候选人的举止态度很重要。如果一个人看上去有能力把握局面，看上去冷静、镇定，这就很重要，我认为这就是人们决定选谁做总统的很重要的因素。[15]
马修斯继续说，切尼似乎在散布一个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错误概念，而最终谢弗也没有回答，当政治人物无论如何都不说实话的时候，记者如何才能保持独立。当然，记者所做的就是让另一边的政治精英指出他们的对手在撒谎，但是这种做法使得新闻沦为常见的相互指责和吵吵嚷嚷。这样的报道让人觉得事实可以屈从于政治争辩，而公众除了选择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实，不会从报道中得到任何其他的东西。[16]
转自：“新传记忆面包”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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