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经济学如何让人走到危机重重的困境？

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法国经济学家保罗·若里翁出版了一本声讨现代资本主义的杰作《最后走的人关灯：论人类的灭绝》。

在保罗·若里翁看来，当代经济体面临的增长困境，乃至相关的气候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都可归于近代以来主流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分道扬镳，前者如此畅快地成为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增长指南。

主流经济学一直到21世纪头个10年都坚定不移地宣称，经济由一群被称为经济人的理性个人组成的，通过理性选择稀缺资源来最大化个人财富。这里其实已经出现外部性无从考量，环境等外部性代价无人承担的突出问题。罗纳德·科斯通过发明排污权，宣称找到了破解资源、环境外部性的良方，但事实并非如此，污染没有消失，只是被转移到欧美富人看不见的地方。气候危机年复一年地袭来，不断刷新记录。

气候危机、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到今天变得更为迫切，虽然一些资本、项目、机构通过排污权交易获得了很高的估值。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以及之后爆发的欧债危机，还有自此以后的10多年里，美国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出现的金融体系震荡，比如今年硅谷银行倒闭引发的全球中小银行震荡都证明，主流经济学有关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并不可靠，“看不见的手”也无法真正意义上塑造完美市场。

主流经济学的逻辑如书作者所说的那样，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席卷了原属政治、社会、文化体系的许多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教育、医疗、科学研究。罗纳德·科斯发明排污权概念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发明出法律正义可以化约为司法系统成本的观点，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什么欧盟建立后的运转如此艰难？保罗·若里翁认为，欧盟的设计机制就是将欧洲看成是一个运转良好的货币市场，只是为了解决纯粹的商业问题，以经济逻辑来应对所有的政治、社会、文化问题。欧盟整合的最大作用被认为是可以为资本、人员等价值要素的无阻碍流动、高效配置创造条件，旨在增大资本回报。

也正是因为此，当人类寿命提高到福利国家制度无法支撑的高度，也就是人本身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经济体便致力于推动替代人类岗位的人工智能、机器人的大发展。经济学家为大众提供心理按摩，宣称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可以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却并不坦然提及新增岗位数量大大少于新技术消灭的旧岗位数量，而且新岗位往往针对的是所谓的高层次人才。那些“大量的不够优秀的工人的收入又如何呢？那些确保他们生活的工资，并提供购买力的资源从何来？这种工资能够让他们购买机器人生产的产品吗？”但因循主流经济学，这一切都不是问题。

2010年，时任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负责人的阿待尔·特纳编制了“不必要甚至是有害金融活动的清单”，也就是说，一个行业的规模如果超出了其对应的真正的经济作用时将非常有害——如果依照这个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房地产业及其相关的地产金融，就是相当有害的。而依托于房地产业发展而兴旺起来的很多城市，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是高度有害的。

主流经济学追求盈利的倾向，及其导致的短期行为准则，转化为金融业的运作法则，转化为企业界的会计准则，从长期而言偏离了理性原则。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诸如环境负外部性其实不可能被完全清楚地予以计算、衡量，排污权交易很大程度上也遗漏了大量的利益相关对象。GDP这个计量工具很难纳入外部性，无论是正效应还是负效应，比如投入教育、基础科学研究的长期投入，会带来正效应，但这在GDP账册中无法良好呈现，反过来，因为污染导致了医疗问题，这本该是负效应的体现，但在GDP账册中以医疗产业获得了大量新订单的增长效益而体现。

书中还提及，短期行为准则在当代直接导致了产品的生命周期被缩短，迫使消费者不断高频率地购买，并以时尚风潮为名刺激消费者加快购买节奏。消费金融则为诱发人们的无序无度消费创造便利，这不就是路易十四所说的，“那管他死后洪水滔天”？

在现有的经济体系中解决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危机，最直观的挑战就在于这将无法驱动增长，因为必须要通过诸多方面的“做减法”来推动。更关键的是，这一切与主流经济学伴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相违背。但主流经济学本身并不足以解决经济复杂性问题，更不要说应对上述挑战。

而今，在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危机，以及社会层面的金融危机、增长困境、社会危机（人口老龄化、公民社会福利匮乏、移民安置问题及因此带来的社会排斥等）面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给出的药方依旧是修补性的，其内核依然是依托市场调节，再加上社会机制来予以修复，还有就是技术进步，可以让富裕阶层、知识阶层实现生物学意义上的永生。至于在这一过程中被淘汰、被牺牲的更多人，则并不纳入考量。

 所评图书：

书名：《最后走的人关灯：论人类的灭绝》

作者：（法）保罗·若里翁

译者：颜建晔、刘杰、苏蕾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3年4月

转自：“学术星球”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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