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读者与我一起回到20世纪90年代……回到那硅谷……那狂欢的互联网……回到万维网那两位先贤，他们预告了万维网的来临……
1999年11月的一天，我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那是硅谷有实无名的首府。就是在这里，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电脑工业产生了14位新兴的亿万富翁。每天早餐时，我都会看到这些富翁，每天如此。硅谷权贵的早餐一景在伊尔·弗内奥（Il Fornaio）餐馆里上演。这家餐馆就在我下榻的花园酒店的底楼里。我喜欢这场戏，谁也挡不住我去观赏的热情。
这些亿万富翁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他们身着牛仔裤和咔叽裤，卷着衬衣袖子，敞开衬衣，只扣肚脐眼上那颗纽扣，胸腹袒露无遗，胸毛尽入眼底，脚蹬划船时才穿的那种软底鹿皮靴，不穿袜子，踝关节和跖骨轮廓分明……连五十出头的人也是这样的打扮，他们耳孔里的毛垂到耳垂上，耳垂松软下坠，肩头耷拉，脊梁弯曲，身子佝偻，就像海虾。他们酷似海滩上的流浪汉，衣着简陋，身上没有藏物之地，无法携带手机、呼机，遑论掌中宝、“黑莓”机、“林姆”牌传呼机或HP-19B型的计算器。每一位亿万富翁都有一位助手不离左右，助手的身价也许只能够达到六七千万美元，他们的衣装大致相同，只是要多一件运动背心。你问为什么？那还不清楚吗，背心上的口袋要用来装手机、传呼机、掌中宝、“黑莓”机、“林姆”机或HP-19B型的计算器呀。亿万富翁穿婴儿装！那狂欢的气氛，令人闻一闻都要心醉！
然而，那令人陶醉的氛围又不止于此。在这些一夜之间暴富的亿万富翁身外，还有一种更加高尚的氛围，有一点近似精神追求的氛围。赛博空间产生了幻境，硅谷的人们个个从环境中得到这样的讯息：他们不仅是在开发电脑，而且是在创造一种神奇的新媒介，即互联网。况且还远远不只是互联网呢。神奇的力量就在他们身上。他们正在全球编织一个天衣无缝的网络。这个网络使民族疆界、种族分割失去意义，彻底改变了人类的天性，这样的变化一劳永逸、不可逆转。这是每个硅谷人的信条，他们的服饰就是这张网络的组成部分。这个神奇力量的信徒再也不会穿颜色单调的衬衣，不会用“有趣的”爱马仕领带配浅色的衬衣，不会穿单色牛津蓝的系鞋带的皮鞋。他们的做派绝不会效仿华尔街那些老派的笨驴，笨驴们的生活枯燥乏味，每天为盘算如何投资理财而疲于奔命。
这个总是大写的网是未来的世界，即数字宇宙，其神奇力量拥有一些传播福音的杂志。1998年9月，《上部》 （Upside）的编辑理查德·L.布兰特（Richard L. Brandt）说，他预计“我有生之年就会看到美国政府被推翻”，不是被革命者或外来的侵略者推翻，而是被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推翻。他和微软公司给万维网提供的软件“将会逐渐使美国政府过时”。和布兰特比较而言，盖茨仿佛是谦虚美德的化身，和脚蹬便鞋的普通人一模一样。他在书中说，他是“划时代变化”的一部分，这场变化“将震撼世界”。所谓震撼就像地震。计算进化的尺度曾经是以十万年为单位。电脑科学家丹尼·希里斯（Danny Hillis）在《连线》杂志（Wired）上撰文说，由于“电话、电脑和光盘驱动器进化的速度以微秒为计算单位……我们正在起飞……我们并非进化的终极产物。我们之后还有新的产物跟上。我想，这一定是奇妙无比的东西。我们没有能力去理解它，就像蝴蝶的幼虫不可能想象它会化蛹为蝶一样”。
如前所述，这一派狂欢，这一派千禧盛景的灵感，来自一位加拿大文学家。他去世15年之后，互联网才问世。直到1964年《理解媒介》问世，他在加拿大之外都默默无闻。他就是马歇尔·麦克卢汉。到1996年，赛博空间的信徒希望从他的著作和预言中寻求灵感，将其作为新的进化理论。
我无法想象，除了他之外，还有谁能够在一个研究领域里主导20世纪后半叶的态势。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几十年里，达尔文主导生物学，马克思主导政治学，爱因斯坦主导物理学，弗洛伊德主导心理学。此后，主导传播研究的唯有一个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只有麦克卢汉及其无声的伙伴。使麦克卢汉学说成为一门学问的，正是这位默默无闻的合作者。使麦克卢汉的学问成为科学理论的，是一个看不见的、未经言明的、禁忌的宗教基础。
从一切表象来看，麦克卢汉青少年时期是浸礼会教徒，他的家庭是广袤的加拿大西部典型的浸礼会家庭。他们是苏格兰—爱尔兰血统的新教徒，有浓重的口音。他父亲的祖先是农夫，父亲本人是保险业务员，母亲艾尔西·麦克卢汉（Elsie Hall McLuhan）却是另一种人。她闯荡江湖，阅历很广，来自加拿大东部，有英格兰血统，受过良好教育，接受过严格的讲演训练，在戏剧圈子里很活跃。她在全国各地巡回表演，朗诵诗文和戏剧对白。虽然她经常不在家，可她仍然是一家之主。她给马歇尔及其兄弟毛里斯导航，使他们走上智力发展的道路，毛里斯成年后当上长老会牧师。麦克卢汉夫妇并不是表演明星，也不是了不起的保险推销员，他们没有发大财，生活只是过得去。然而，艾尔西·麦克卢汉还是确保她的儿子出国留学，因为他是一颗功课上的明星。1920年，马歇尔9岁，他们举家离开埃德蒙顿，移居温尼伯。他在那里上中学、读大学，毕业于曼尼托巴大学，大学校园离他家只有半英里。他1932年获学士学位，次年获英语文学硕士学位。但是，他母亲心中给他设计的文凭比这些更加显赫。在母亲的督促之下，他申请到奖学金，获准到剑桥大学留学。
此刻的麦克卢汉还是传统的学子，“文字人”，这是他后来的自嘲；对于他学习并孜孜以求的那种印刷媒介的性质，他还一无所知。20世纪30年代，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伦敦的文字生活却没有一点点传统的色彩。那时正值大萧条的谷底，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下层社会、“大众”感兴趣，许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对其感兴趣，其他人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对其感兴趣，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通俗文化。麦克卢汉接触到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 Lewis）和剑桥大学F. R. 利维斯（Leasvis）的著作。他们把电影、广播、广告甚至漫画当作新的“语言”来研究。
那也是天主教作家贝洛克和切斯特顿的全盛时代。他们的风趣幽默使天主教突然之间在知识分子中显得激动人心，甚至是精明过人。同一时期，伦敦知识界两位最才华横溢、带有一丝犬儒主义的知识分子也皈依天主教，他们是奥登 和伊弗琳·沃。麦克卢汉也在此时皈依天主教。他加入“唯一教会”（One Church），献身于通俗文化的研究。他的作品并不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然而宗教热情和通俗文化热情的完美结合，终于产生了麦克卢汉的独特思想。
在剑桥大学得到第二个学士学位之后，他于1936年到美国开始了教学生涯，在威斯康星大学任教。1939年，他回到剑桥大学，以后的3年里拿到了英语文学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离开威斯康星大学之后，他执教的大学全部是天主教大学，先后任教于圣路易斯大学、安大略省温莎城的阿桑普星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圣迈克学院，到圣迈克学院的时间是1946年。
这一年，麦克卢汉35岁，充分体现了母亲寄予他的精神追求。她希望儿子成为舞台明星。他的名气是文学家、16世纪和17世纪英国文学专家、乔伊斯专家；他富有人格魅力，以他课余组织苏格拉底式的研讨会俘获了大群师生。他把这样的研讨会用来研究他所谓的“工业人的民俗”，以这样的研究来解读广告、漫画和报纸隐藏的语码。他用幻灯片放拜尔公司的阿司匹林广告，展示头戴军盔、脚蹬皮靴、手执指挥棒的少女鼓手队长，揭示广告背后的隐喻。他的说明词是：“在13.9秒之内，鼓手队长可以转动指挥棒25次……然而拜尔公司的阿司匹林广告只需要两秒钟就可以生效！”接下来他会提问：这样的广告真正的语言是什么？它是否真能够传达意义？“军人那种正步走加上高筒靴的性爱成分”，这就是性与技术的结合，这就是广告反复表现的主题，他将之命名为“机器新娘”。
他第一本书就以“机器新娘”命名的。该书问世的1951年，他40岁。《机器新娘》 难免文人惯常的反商业倾向，目的是要解放公众的头脑，使之免受广告业的操纵。与此同时，这本书将他引进了多伦多大学同事哈罗德·伊尼斯的轨道，伊尼斯是经济史学家。正如麦克卢汉痛快坦言，他的核心观念正是吸收伊尼斯两本书的思想形成的。这两本书在1950年和1951年出版，名为《帝国与传播》 （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和《传播的偏向》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这个名为麦克卢汉主义的核心观念是：任何新传播媒介都导致使用者的观念完全改观。伊尼斯认为，15世纪谷登堡发明的机器印刷使民族主义传播开来，在以后的500年里风靡世界；民族主义和部落主义截然相对。1962年，麦克卢汉时年51岁，他的主要理论著作《谷登堡星汉》问世。他说这本书是“哈罗德·伊尼斯的注脚”。
他的大手笔两年后问世。他的《理解媒介》 把伊尼斯的研究方法推进到20世纪和电视时代。他认为，印刷术强化了西方人的视觉，损害了其他感官，结果就产生了许多形式的专门化和分割。这些专门化和分割肢解的倾向有官僚主义、现代军队、民族战争，有精神分裂、胃溃疡、对童年的崇拜——他认为这种崇拜是年龄的分割，还有色情、性与爱的分割。20世纪后半叶，电视登场亮相。麦克卢汉认为，电视扭转了这一过程，使人的5种感官回归到印刷术之前、文字之前的那种“部落平衡态”。听觉和触觉重新起作用，人又回归到调动全部感官的状态，这就是感官经验组成的统一的“天衣无缝的网络”。他认为，电视不是视觉媒介，而是“听觉—触觉”媒介。这是他喜欢那种反弹琵琶唱对台戏的言论，他诘难人们的常识，不屑于解释或辩论。他说，世界正在迅速成为一个“地球村”，地球村是电视覆盖全球那张大网的终极产物。
麦克卢汉认为，电视对中枢神经系统影响的直接后果，可以在当代年轻人的身上看出来，这是第一代的电视儿童。他给代沟做了这样的诊断：代沟不是思想上的隔阂，而是神经性的差异，是印刷术哺育的一代和听觉—触觉的新一代之间的差距，这个新一代是新的部落式后代。他近距离观察这个新一代。1939年夏天，他到加利福尼亚州去看望母亲。母亲在帕萨迪纳剧院教学，他在那里认识了美国演员科琳·刘易斯（Corinne Lewis），堕入情网，旋即向她求婚，并很快完婚，携新娘再赴剑桥。他们如此闪电般的速度完成终身大事，以至于科琳只好发电报禀报父母，她如今已成为麦克卢汉夫人。马歇尔和科琳夫妇养育了6个孩子，4女2男。麦克卢汉个人没有闲情逸致摆弄电视或其他任何电子媒介。眼看孩子们上学、看电视、打电话、听收音机、放唱片，全面开花、样样兼顾，他不禁感到恐惧。他相信，新一代在教室里必然会不知所措，且感到厌烦，因为办学的老师是受到印刷术钳制的人。他主张，教育制度必须要脱胎换骨。
然而，新的感官平衡必然要产生通盘的变化（Total Change）——为了强调彻底的变化，他把这两个单词的首字母大写。他说，轮子是脚的延伸，斧头是手臂的延伸；同理，电气媒介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是难以抗拒的。他预言的口气并非尝试性的。人的本质如今已然变化。民族主义是印刷术的产物，再也不可能站住脚；如今，能够站住脚的是地球村。他预料，地球村里的种族不可能彼此隔绝。相反，各种族“相互参与、彼此负责的局面是不可逆转的”。他警告说，地球村不是一个乌托邦的处方。实际上，它倒是容易酿成血腥的局面。他问到，毕竟最善于杀人的屠夫是在哪里？在村子里。地球村有可能把全人类纠集起来大开杀戒，血战屠戮和其他事情一样，是容易发生的。
不过他又相信，新时代提供的可逆性比乌托邦还要高尚，乌托邦毕竟是一个世俗的观念。他用最明快的语言说出了他最钟情的梦境：“人人都是基督一体的组成部分，是基督教神秘一体的观念，在电子条件下，这已经成为技术上可以实现的事实。”
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有趣的影子。麦克卢汉从未提到这个人的影响；然而实际上，他对麦克卢汉的影响和伊尼斯一样重大。他名字叫夏尔丹，地质学家和古人类学家，由于在中国和中亚寻找化石而一举成名。1911年（麦克卢汉在这一年出生）30岁时，他成为耶稣会士，到巴黎的天主教学院教地质学。他自认为的终身使命是，接受严重动摇基督教信仰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证明它是上帝为人类进化设计的宏伟蓝图的第一步。在此时此刻的20世纪，上帝正在将人类进化引入一个智慧圈（noosphere）——智慧圈是他造的新词。所谓智慧圈就是凭借技术实现的人类一切神经系统和一切灵魂的合而为一。夏尔丹提到的技术有广播和电视，尤其是电脑；他详细阐述了这些技术，论述了控制论。无论人们对他的神学怎么看，他的预见力实在是令人震惊。他去世的1955年，电视才刚刚开始普及，微电脑芯片还没有发明，计算机还是硕大无朋的机器，大得就像郊区住宅里的起居室，不可能在生产线上制造。然而，夏尔丹已经写下了如下的论述：“广播电视无与伦比的网络已经将我们结成一张巨网，这就是人类意识以太化的一张网”；“那些令人震惊的电子计算机提供了‘思想运演的速度’，为研究领域的革命开辟了道路”。他又写道：这种技术正在“为人类创造一种神经系统，一个单一的、有组织的、未经言说的、覆盖全球的薄膜，一种惊人的思想机器”；“文明时代已然终结，单一文明的时代正在来临”（The age of civilization has ended, and that of one civilization is beginning）。他在单一文明之下打上了着重号。夏尔丹笔下未经言说的薄膜，那个智慧圈当然就是麦克卢汉笔下的“感官经验组成的天衣无缝的网络”，他笔下的“单一文明”就是麦克卢汉的“地球村”。
夏尔丹写道：也许我们会认为，这些技术是“人为的”，完全“外在于我们的身体”，然而实际上，它们是我们神经系统“自然而深刻的进化”。使用这些技术时，我们也许认为仅仅是为了娱乐，仅仅是在发展商业，或者仅仅是在传播思想。然而实际上，我们仅仅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继续着不曾中断的生物进化。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那就是：“媒介即是讯息。”
私下里，麦克卢汉承认自己对夏尔丹心怀感激。然而，在公开的场合，他从来没有这样的表示。为什么？难道是害怕影响自己原创性的名气吗？那不像是麦克卢汉的性格。毕竟，他公开承认对伊尼斯的感谢，而且以五体投地的姿态表示感谢。更加可能的原因是，在天主教知识分子的圈子里，夏尔丹笼罩在异端邪说的阴云之下——我们必须记住，麦克卢汉所在的圣迈克学院是天主教学院。几十年前，教会禁止夏尔丹传授或出版他的进化论著作，因为他接受了达尔文主义，认为它多半是真理。他的6本书在生前无一能够出版。不过在圣迈克学院的知识分子中间，夏尔丹的地下出版物颇为活跃，尤其是在他1951年移居美国之后。麦克卢汉迷恋夏尔丹，但夏尔丹却是一个问题。即使去世之后，他也被排除在天主教神学的圈子之外，而麦克卢汉的信仰却是非常虔诚的，因为他是新教徒改宗的天主教徒，又在一所重要的天主教学院教书，所以他的信仰就特别虔诚。
此外，夏尔丹在世俗问题上也会给他的生活带来问题。在麦克卢汉的时代，哪怕带有一丝宗教色彩的学术著作也不会受到重视。在教会内部，夏尔丹可能被认为是神秘色彩太浓的达尔文主义科学家；在教会之外，他又被认为是天主教色彩太浓的神秘主义者。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承载着大量夏尔丹的思想，不过只有夏尔丹迷才能够发现这本书里承载的夏尔丹的弦外之音，而且这个夏尔丹迷还必须是一位非常细心的读者。《理解媒介》没有弹奏一个神学的音符。
事实上，20世纪60年代中叶，《理解媒介》像惊雷一样在知识界的头上炸响，放射出世俗的光辉，立即引起了工商界的注意，许多追求物质享受、讲究实际的人无不为之心动。其中一个原因是，书名《理解媒介》貌似简单，实际上却是一场挑战：“你们这些使用媒介的人，拥有媒介的人，向媒介投入数以百万计并依靠媒介的人——却不理解媒介，不知道它们如何影响人。”到1964年底，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等公司纷纷邀请麦克卢汉到美国去给管理层做报告。他们的态度与其说是“他说得对”，不如说是“万一他说得对呢（我们最好是弄清楚）”。麦克卢汉告诉通用电气公司，他们的业务不是给市场生产灯泡，而是传输信息，他们的产品是不带讯息的媒介；他们的业务和美国贝尔电话电报公司（AT&T）的业务完全相同。电灯光是纯粹的信息，是不带讯息的媒介（Electric light was pure information, a medium without a message）。他居高临下地赞扬IBM公司说，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不是在制造设备，而是在加工信息。他以先声夺人之势告诉位高权重、知识渊博的总裁，说他们对自己企业性质的了解实在是糊涂得云里雾里。不过，他从来不使用故意造成震撼的语气。他始终端着学者的架子，他的话一丝不苟、庄重严肃。他有一个典型的姿态：下颚后收，目光下视，掠过鼻子，那张苏格兰人似的长脸上写满严肃，然后才发布他那特尔斐似的神谕。他似乎身在听众之外，高高在上，从太空船上俯瞰着人间。
多伦多大学的英语教授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理论；可是，他突然成为世界知名的麦克卢汉，还多亏了一位广告人的干预。他名叫霍华德·戈萨吉（Howard Gossage），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他迷恋《理解媒介》，为麦克卢汉奔走，自掏腰包做义务宣传，且视之为己任。1965年，他邀请麦克卢汉到美国，把麦克卢汉介绍给西海岸和纽约市的报人和广告人。这是一场成效卓著的宣传运动。杂志文章、报纸特稿和电视访谈以惊人的速度在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到1965年底，《哈泼斯杂志》 （Harper’s Magazine）和《纽约杂志》 （New York Magazine）刊发论麦克卢汉的长篇特稿。1966年这一年之内，报刊上介绍麦克卢汉的文章就达120余篇，差不多每一种重要的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报刊都参与了这场运动。人们以激动的心情思量着，这可能是一位洞见堪与达尔文和弗洛伊德一比高低的重量级人物。
随着他名望的攀升，损毁他的队伍也随之壮大，文学界的人尤其多，因为他常常把这些人一笔勾销，认为人家墨守成规、反动倒退，连对自己使用的媒介都不甚了了。与此同时，科学家不知道应该如何评价他，是毁是誉拿不定主意。他的理论核心是人类“感知平衡”的观念。这个观念属于认知心理学范畴，广义地说属于神经科学的范畴。今天，神经科学是学术界最热门的学科；然而直到今天，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这样的感知平衡是否存在；也无法判断电视这样的媒介是否会改变个人的神经系统，更不要说改变全社会和整个历史的进程了。当代任何批评，当代任何批评家，麦克卢汉都漠然视之，真教人气得发疯。他并没有构建一套圆满自足的理论体系。他坚持说，他仅仅是一位打头阵的人物，一头扎进一块浩瀚无际的未知领域——也许他就是这样的开路先锋吧。已有的知识太少，探索的时间更是少之又少。他的使命是探索，像“探针”（probe）一样地探索，去开发一个未知的领地，他喜欢用“探针”这个词。以后跟进的人可以搞系统的调查、做临床实验、组织数据、解决分歧。他把一切反对意见贬之为弗洛伊德所说的“抗拒”——面对揭开人这个动物本质的许多令人眼睛一亮的启示时，现代人不愿意放弃过去那些令人舒服惬意的观念。
在《理解媒介》激起的激动余波之中，麦克卢汉在多伦多大学建立了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名字像十分威严的实验室，实际上只是一个印有头衔的信笺、一张书桌和他用来手写的横格稿纸，再加上他那颗多产而敏捷的头脑而已。在这个方面，麦克卢汉颇像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言论没有多少经受住了过去半个世纪的科学考察。事后看来，我们可以说，他是才华横溢的老派哲学家，生在一个只把科学当作福音书真理的时代。于是他晚上从诊所的后门把哲学思考引进来，早上又把它们当作科学发现从诊所的大门送出去。麦克卢汉在他的研究所也如法炮制。实际上，麦克卢汉从头至尾都是一位文人，他追随的是约翰逊博士、卡莱尔、阿诺德和切斯特顿的伟大传统，只是加上他对自己时代闪光的洞见而已。
然而，文人却不喜欢他，因为他许多颇具切斯特顿式的幽默话伤害了这些人。20世纪60年代，有人请他评论作家和学者一头扎进抗议运动的现象时，他说：“道德义愤是给白痴赋予尊严的基本手法。”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被他讥笑的人报了一箭之仇。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学界名人如果想要维持世俗的名气，就必须要漠视新闻界，至少要和记者、娱乐界和出版界的人拉开距离，因为这些人很高兴把他的名气放大到明星的地位。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深知这个道理。1922年，《芝加哥论坛报》 （Chicago Tribune）开价2.5 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30万美元，请弗洛伊德到美国来，赶在“杀人魔王”利奥波德和洛布受审时给这家报纸写心理分析评论。可是，他只到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做了一场深奥的讲演，这是连本地报纸都上不了的一所不大的学校。与此相反，麦克卢汉却出版了一些合署的、名字俏皮的书，比如《媒介即是按摩》，而且他还到伍迪·艾伦执导的喜剧电影《安妮·霍尔》 （Annie Hall）里去扮演他自己，况且这又是一个小角色，一位喜欢开玩笑的、高深莫测的理论家。多次中风之后，他于1980年去世，享年69岁。此时，批评他的人主要是纽约市的知识分子，给他来了盖棺定论，认定他“不严肃”，说他再没戏了。
然而，麦克卢汉提出的一个观念却没有被世人遗忘。世纪末高速增生的年轻的电脑技术人员绝不会让这个观念死亡。这个观念是：电视之类的新媒介有力量改变人的头脑，并进而改变历史。1992年到了——石破天惊轰然一声炸响！一种新媒介横空出世。电脑与电话线连接起来创造了互联网。互联网把麦克卢汉的思想重新点燃，他复活了，最新锐的网络专业杂志《连线》在每一期的报头上刊发他的相片。
天哪！倘若麦克卢汉90年代在世，那该多风光啊！那会是什么样的天堂岁月啊！他会多么喜欢网络啊！他将把他的地球村变成什么样的奥兹 啊！瞧，30年前的预言实现啦！全人类神秘一体的梦想实现啦！
当然，新千年到来不久，网络公司的泡沫就破灭了，麦克卢汉在硅谷的信徒从美梦中惊醒过来。他们摇摇头，清理一下思路，重新聚焦，以便看清未来的发展方向。现代人未能成功。吉迪恩笔下的年轻人组成的大军能够看清一盏小小的灯泡：它就像哈罗根公司的微型灯泡，比微型牙膏盖还要小的灯泡，仍然通亮……电灯光照亮四周……他们说这盏灯会继续发光。
新的传播理论家将会陆续登场，仿佛是从柏油马路、水泥房屋、树脂砖瓦或珀玛牌地板里直接冒出来的一样。但是，有一个事实是不会变的：他们得首先和麦克卢汉来一番较量。
汤姆·沃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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