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元与交流
晏绍祥 赵轶欧
高中世界史教学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古代文明的多元，即古代世界多个地区都产生了文明，形成非常有特点的诸如古代西亚、埃及、印度、中国、希腊、罗马、中古西欧、阿拉伯、日本、非洲和美洲等文明，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历程，由此造成了古代世界文明多元发展的格局。另一方面，古代文明又从来不是孤立发展的，它们的发展不同程度地受到对外交流和外来因素的影响，在教材中经常表现为某个文明本来正处在发展时期，突然之间却因为外来入侵而被灭亡，新国家或文明代之而起，学生困惑，教师亦然。出现困惑的原因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古代史不同，无论是内容还是相关背景，教师和学生都有隔膜。目前的教师在大学学习期间，世界古代史一般被安排在大一，彼时尚缺乏专业的史学学习方法；走上工作岗位后，因为教材和教学安排，又长期不与世界古代史接触，最多了解若干雅典民主政治和罗马法的知识，面对新教材中编年体例、叙述又带有一定跳跃性的世界古代史，教师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二是与世界近现代史比较，备课时可供参考的世界古代史资料不够丰富，一时无从查找，偶尔找到，也不易马上抓住要领。
考虑到中学教育的实际，本文特对古代文明的多元与交流及其影响略作说明。
01
古代世界文明的多元与形成原因
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关于世界古代史部分的两个专题分别是“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和“中古世界的多元面貌”。第一个专题要求“知道早期人类文明的产生；了解各文明古国发展的不同特点，并分析、认识这些特点形成的不同时空条件；认识古代各大帝国的区域性影响和不同文明之间的早期联系”。第二个专题要求“通过了解中古时期欧亚地区的不同国家、民族、宗教和社会变化，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状况，认识这一时期世界各区域文明的多元面貌”。后一个专题明确提到，通过学习，要让学生认识中古时期文明的多元面貌。在教材中，表现为课文基本按照从西到东的地域安排。首先是中古欧洲，之后依次是亚洲、非洲和美洲。欧洲分为西欧和东欧两部分，西欧的封君封臣制度、城市和大学，与东欧的拜占庭延续罗马和俄罗斯的扩张有自己的特点，与随后的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历史进程更是完全不同。亚洲分为阿拉伯帝国和日本，前者重在阿拉伯人的统治、融合东西文化以及欧亚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后者突出律令制国家和幕府制度。非洲的东非、西非和南非，美洲的玛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在国家形态和文化成就上，不仅与其他大陆迥然不同，而且文化上各有特色。上古部分的第一课，大体也按照地域，分别叙述了古代西亚、埃及、印度和希腊的历史发展与文化成就。第二课在说明古代文明交流的同时，也注意说明波斯、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各自的特性。波斯帝国主要继承了古代西亚历史的遗产，实行专制统治；亚历山大帝国则糅合了希腊-马其顿传统与波斯的制度，后来导向了希腊化世界的文化融合；罗马帝国一统地中海，完整经历了从城邦共和国到帝国的进程，是一个囊括地中海范围的大帝国。
那么，哪些原因造成了古代文明的多元？对此学者们早有论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古代大多数文明都以农业为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的一个注释中指出，“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马克思的论断，在当代西方最著名的古史学家芬利这里得到了回应：“古代世界的绝大部分人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以土地为生，而且他们自己认识到，土地是所有善的源头，无论是物质的善还是道德的善。”罗马帝国盛期，所谓的城市人口，可能从来没有超过总人口的5%，而且有些城市还是虚假城市，因为“土地是它们唯一的财富来源，并且它们用农业剩余支付进口的金属、奴隶和奢侈品”。
如果号称工商业发达的腓尼基、迦太基、希腊和罗马都以农业为基础，那么，工商业不如希腊、罗马发达的其他古代文明，就更不用说了。因古典世界在某些学者那里仍被视为工商业文明，这里有必要多啰唆几句。《荷马史诗》中，土地的多少，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富有最显著的标志。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诗人赫西奥德《田功农时》通篇的教导，是如何干好农活。他一生中离家最远的一次旅行，是渡过他自己家乡比奥提亚和优卑亚岛之间的海峡，去参加了一次诗歌比赛。梭伦改革给雅典公民划分等级时，所依据的标准是土地收入的多寡。斯巴达公民不事生产，但每个公民都有一块份地。如果失去份地，他将丧失公民权。到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发动革命时，最常见的口号仍是“没收财产，重分土地”。罗马共和国早期平民与贵族冲突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公有地的分配和债务问题。共和国缓解社会危机的基本做法，是把贫穷公民送往殖民地，在那里分给他一块土地，使他成为一个小土地所有者和有资格服役的农民——士兵。共和国后期罗马社会危机的根本原因，是长期战争导致了小农破产，因此格拉古改革的基本做法，是给每个无地和少地农民分配一块土地。马略军事改革的基本措施之一，是在士兵退役时由国家分给一块土地。共和国后期士兵不断追随将领攻击罗马，是因为以元老院为首的统治阶级拒绝给士兵分配土地，而士兵们的愿望，仍是在退役后获得土地维持生计，因此向将领和保民官施加压力。土地问题是共和国末年罗马内战最重要的原因，对此古罗马史家阿庇安的《罗马史》有清晰的表述。
土地作为社会主要财富、社会绝大部分人口是农民的状况，即使到中古时期，也没有根本的改变。无论是中古西欧，还是亚洲的阿拉伯帝国和中国的汉、唐王朝，主要要处理的基本都是土地问题。即使是西非的马里帝国，税收的相当部分来自贸易和金矿，但农业仍占有重要地位。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和印加文明等，均以农业为基础。与此相适应的，是古代国家的收入基本来自土地税和人头税。
农耕文明的根本特点之一，是安土重迁、自给自足。当柏拉图构建理想国家时，他希望各种职业齐全，这样就不用与外界交流或沟通，从而有效防止他构建的理想政制因与外界来往而堕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理想中，也以农民公民组成的国家最好。他们忙于田里的生计，既不参与国家政治，也不用与外人来往。因而对希腊人来说，最理想的状态，是城邦里万事齐备，不用与他人交易。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
前资本主义时期阶级社会农本经济的根本特点，是在最大限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为谋生而非为牟利，为消费而非为交换，因而必然具有闭塞性。手工业和商业同在当时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绝对优势的农业相比，是末，不是本。它们当时所达到的发展水平，终究不能改变农耕世界以农为本的这一根本状态。前资本主义时期各民族、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互相闭塞，是伴随这一根本状态而必然存在的现象。
吴先生的论述从根本上解释了古代文明相互之间交往薄弱的实际。不过这并非全是吴先生的发明，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认识。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在《论国家》中指出，“当时无论是社会或国家都比现在小得多，交通极不发达，没有现代的交通工具。当时山河海洋造成的障碍比现在大得多，所以国家是在比现在狭小得多的疆域内形成起来的。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只能为一个版图较小、活动范围较小的国家服务”。列宁这里关注的是古代国家内部的交通和山河海洋等造成的障碍，但可以设想，它们对古代文明的外部交流造成的阻碍，只会更大而非更小。这里我们对古代文明时期海陆交通的情况略作回顾，也许有助于说明古代文明何以多元的情况。
公元前4千纪到前3千纪，当古代文明分别在两河流域南部的苏美尔、埃及尼罗河流域中下游、中国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和克里特等地发端时，只是亚非欧大陆上几个非常不起眼的狭小地区，如苏美尔面积大约只有3万平方千米；古代埃及面积稍大，古王国实现统一后，大约有100万平方千米；印度河流域文明面积更大，也不过130万平方千米；古代商周时期虽然分布范围较大，但中心在黄河和淮河流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明相互之间相距遥远，且交通极为不便。如从古代埃及到西亚地区需要经过西奈半岛和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沙漠地带；西亚到印度之间，则隔着广阔的伊朗高原，需通过波斯湾的海上航线联系；从印度到中国，虽然距离没有那么遥远，但喜马拉雅山、兴都库什山和昆仑山等造成的阻隔，以及中亚地区的不安定，使得双方之间的来往非常不便。古代希腊和西亚、埃及的交往，虽然有海上交通提供的便利，但也不是那么经常。即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到公元前后，古代文明实力大为扩展，农耕文明区在欧亚大陆上从东到西基本连成一片之后，这些古代文明相互之间的往来，仍然由于交通和通信条件的限制，极为不便。汉武帝时代，张骞从四川寻求前往印度和中亚的道路的尝试，以失败告终，足以说明古代不同文明联系的难度。中古时期，社会生产力难说实现了根本性突破，各个文明相互闭塞、各自独立发展的基本格局，也并未得到本质性的改变。当时从欧洲到亚洲，花费的时间动辄以年计算。在此，不能不提到古代的交通工具。
在火车和汽车发明之前，古人能够依靠的主要交通工具，在陆地上主要靠牛、马、驴，或者靠人的双腿步行。这些运输工具中，牛和驴的行走速度都不快，甚至比人步行还慢。如果运输货物，则牛、驴有优势。只是那样一来，如果长途旅行，除携带旅行者需要的给养外，还需要给牛、驴准备草料，因而必然相应减少货物的运送量。马的速度稍快，但马和骆驼直到公元前3千纪才被驯化，而且在马鞍发明之前，人也不太可能骑在马背上长途旅行。希罗多德提到，从小亚细亚的萨狄斯到波斯帝国的行政中心苏撒距离约2500千米，一个人正常步行的话，需要3个月，平均每天约30千米。由于是御道，沿途设有驿站，驿站中备有马匹。遇到那些特别紧急的邮件，可以由信使专门骑马转送，速度要快得多，但也需要一周左右。但那属于特殊情况，一般旅行者既无法享受，也因为需要携带给养和货物，根本不现实。
如果是大规模军队的调动，速度只会更慢。公元前480年波斯人远征希腊，据估计全军约50万人。波斯人4月初就从小亚细亚出发，直到8月前后才到温泉关；又过了20天左右，才到雅典和萨拉米斯。波斯大王之所以愿意冒险在萨拉米斯与希腊人决战，一方面固然是过于自信，另一方面则难说没有季节的考虑：冬天即将来临，适合战争的季节即将过去。不奇怪的是，萨拉米斯战后，虽然留下的波斯舰队仍足以一战，但国王还是立刻把海军遣回亚洲，他自己也迅速离开了希腊。这样的考虑并非全如希罗多德所说是波斯大王吓破了胆，而是冬天来临，无法给大批军队提供给养。古代中国的情况大致一样。葛剑雄假设，汉唐时代的中国军队大概一天可以运动40千米，从长安到兰州需要18天，而且沿途还不能有任何干扰；如果从长安到今天的乌鲁木齐，则需要67天半的时间。然而这样的速度实际根本无法达到：让一个人连续两个月不间断地每天步行40千米，即使今天的锻炼狂人也达不到。可以相信，军队实际调动所花的时间，必然要多出一倍甚至更多（毕竟在前一天的强行军之后，次日需要一定的休息，至少无法保持前一天的速度）。再考虑到军队给养的需要，那么长途行军对古人来说，代价几乎无法承受。
与陆上交通比较，水路无疑更加方便，至少人一旦上船，可以在船上休息。然而古代的大多数船只绝不只是单纯的客运船只，很可能客货混装。此外，船只也很难说有固定班次，船主会沿途停靠，一边出售船上的货物，一边购入新货，在一个港口停留的时间会相当长，整个航行的时间更长。此时乘客除了等待，别无选择。如果情况特别紧急，他就只能自己出钱雇人了。如公元前427年雅典有关米提莱奈的第二份决议做出后，命令只能全程靠人工划桨送达。海上旅行较陆地旅行更容易受天气和造船技术影响。由于动力完全依靠天气和风向，一般来说每年4月到9月才可以在爱琴海上航行，其他时间因为海上风暴，船只只能被拖到岸上。如果遇上无风天，船只只能停在港口中。即使有风的时候，也要看是顺风还是逆风。遇上逆风天，勉强出行的话，只能“之”字形前进，所花时间会超过顺风航行时间数倍。此外，古代的船只不能长期在海水中浸泡，否则易遭损毁，因而到一定时候，船只需要拖上陆地晾晒。
由于这一系列的限制，古代海上航行相当缓慢。普林尼提到，一条船从西西里的墨西拿前往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用了6天，平均每天约140海里。这是我们曾见过的古代地中海上最快的航行速度了，其他航线则要慢得多。如从黑海北部到亚历山大里亚，距离约1200海里，需要12~14天，平均每天100海里左右。这是顺风状态。如果遇到逆风，如从巴勒斯坦的加沙到400海里外的罗德斯，正好遇上顶头的北风或西北风，所花时间是10天，平均每天只有40海里。
除速度和时间外，古代旅行的另一障碍是安全。由于不同文明之间相距遥远，陆地旅行要通过许多不熟悉的地区，有些地区尚未进入文明时代，劫杀旅行者是家常便饭。即使在文明区域的和平时期，路上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一个在异域旅行的普通人处境会相当艰险。如果辛努海特在埃及强盛时还能在西亚地区受到某些优待，到埃及二十王朝末期，当温阿蒙受底比斯阿蒙神庙差遣，前往腓尼基购买雪松时，他的遭遇则完全不同了：先是货款在德尔城被同伴偷走，接着当他找到当地王子要求拿回货款，因窃贼是他同伴，不属当地管辖而被拒绝。在比布罗斯，他因拿走他人财物被驱逐。后来虽然有人从埃及再度送来货款，他也如约购买了雪松木材，但不幸又被仇家夺走，他自己也差点丧命。他被迫逃亡，可能到了塞浦路斯。哲学家柏拉图曾去西西里教授叙拉古僭主哲学，因与僭主发生冲突，被交给斯巴达使者，后者把柏拉图带到埃吉纳，准备作为奴隶出卖。一个埃吉纳人还借口柏拉图是雅典人而控告他，要求把他处死。幸而他被认出，并被朋友出钱买下后释放。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古代那些旅途中遭遇不幸的人，绝大多数没有柏拉图那样的幸运。有些时候，旅行途中的不安全甚至影响到最高统治者。一直到波斯帝国时代，波斯大王在通过扎格罗斯山区的卡杜西安人部落地区时，还需要向那些部落交纳过路费。波斯国王虽然或亲征或派兵，多次讨伐卡杜西安人，但并未能完全解决问题。直到波斯帝国后期，卡杜西安人仍保持某种程度的独立，并打算向亚历山大大帝继续收取过路费。
既然古代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交通、通信条件的限制，造成了古代文明的分隔和多元，那如何解释古代帝国的出现？帝国，尤其是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都是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范围非常广阔。波斯人征服了从印度河流域到巴尔干半岛、从多瑙河到埃及南部边界的广大地区。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在原来波斯帝国的范围之外，还加上了马其顿到希腊西北部的地区。罗马帝国虽然很少涉足伊朗高原，但囊括了整个地中海区，东西距离约4800千米、南北约3200千米，而且维持了400—500年，如果从公元前2世纪罗马霸权确立算起，帝国延续700年之久。阿拉伯帝国更加广大，从西班牙到印度河流域，东西距离肯定超过7000千米，也维持了数百年。在我们过去的印象中，这些帝国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至于古代中国，从秦朝统一后，基本保持了大一统局面，至少大一统是人们追求的理想。那么，它们是如何克服交通和通信障碍的？答案或许在于地方自治。
虽然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古代帝国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但历史的实际是，专制或许存在，中央集权则要打上问号：古代帝国要维持自己的统治，不能不尊重帝国内部多种不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那些统治比较成功的大帝国，大多以保持各地传统、实行地方自治为基本特征。因此教材中强调了专制，但并未突出集权。这里征引教材对各个古代帝国制度的基本表述，以资说明。波斯帝国“继承了西亚地区传统的君主专制制度。国王是整个政权的核心和最高主宰，他的权力被认为来自于神”；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继承波斯帝国的基本制度，宣布君权神授，将政治、军事等大权集于一身”；“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地中海地区保持了200多年的和平”。阿拉伯帝国“最高统治者哈里发掌握政治、军事和宗教大权，下设各部大臣，辅助哈里发分掌行政、财政和宗教等方面的事务，其中以掌管财政和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奥斯曼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苏丹，他既是宗教领袖，又是国家和军队的主宰，还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这里都突出了最高统治者的专制，但未强调中央集权，应当说大体符合历史实际。波斯帝国从公元前6世纪中期崛起，到该世纪末基本完成征服，并通过大流士改革建立了帝国的基本制度。然而帝国统治下的各个地区仍保持着自己的法律、制度、语言和风俗，帝国并未形成统一的经济基础和政治认同。各省总督固然要听命于国王，但总督世袭和反叛是家常便饭。因此波斯帝国的维持，一方面固然取决于波斯相对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但更在于波斯采取的所谓“有益的忽略”的政策：除每年缴纳税收和需要时提供兵员外，各地大体保持自治。因此波斯入侵希腊时，高级将领固然由波斯人担任，各支军队的实际统帅，却是各地自己的统治者。犹太人不仅被波斯国王放归巴勒斯坦，继续保持自己的信仰，而且获得了建立圣殿和城墙的许可。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基本继承了波斯的传统，对不同地区的风俗和文化也大体采取了实用的尊重态度。在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宣布给予希腊人自由，到埃及后，他成了阿蒙神的儿子和法老；到波斯后，他采用波斯礼仪，变成了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继承人。到他去世时，尽管努力采取措施巩固统治，试图建立一个有效的行政管理框架，但波斯帝国作为一个拼盘的基本局面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因此亚历山大死后，他的帝国随着共主的失去，也立刻瓦解。古代中国一直强调中央集权，但根据葛剑雄的研究，历代王朝对于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真正实行郡县制的主要限于中原地区，边疆经常实行羁縻政策，真正的统治者仍是当地的首领。“不管统治者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当一个政权的领土包括农业区和牧业区，国民有多种成分，疆域有新的扩展时，就会在某些政区实行特殊的政策。”阿拉伯帝国借助政治和军事优势，以及伊斯兰教的威力，在融合异民族、保持文化影响力上更加成功，但不断出现的教派分裂，暗示帝国内部并不能实现充分统一。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就分别代表着阿拉伯人内部古莱氏族人与非古莱氏族人、南方部落和北方部落，本土阿拉伯人和后来皈依的教徒之间，帝国内部叙利亚和伊朗、伊拉克等不同地区的传统。这些部落和教派纷争，严重影响了阿拉伯帝国的稳定。事实上，从8世纪起，帝国已经开始分裂。先是西班牙脱离帝国统治，后来北非、埃及、阿拉伯半岛和中亚地区陆续分离。从某种程度上说，阿拉伯人扩张的成功，已经预示了帝国必然走向分裂的命运：它无法消除如此广大地区不同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也无力镇压不同地区的分离力量。
基于此，我们是否可以说，古代帝国扩张的成功，以及帝国包含的多元文明，基本注定了其必然走向分裂的命运。即使输出文化最成功的罗马帝国，到3世纪也不能不因应形势变化，先实行四帝共治，后来分裂为东西两部，最后西部被日耳曼人肢解，重回基层自治。东部虽幸存至15世纪，但范围一直在缩小，直到它被奥斯曼帝国灭亡。然而强大的奥斯曼帝国也未能避免类似的命运，在17世纪达到顶峰后不久就开始了走向解体的进程，陆续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地区，国内如埃及和希腊等地也出现不同程度的分离倾向。虽然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有多种复杂因素在起作用，但无法克服距离造成的巨大阻力和融合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于一炉，至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希提指出，“奥斯曼帝国，像以前罗马人的帝国和阿拔斯人的帝国一样，在特征上和组织上，本来是军事的和朝代的帝国。它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人民的福利，不如说是以素丹兼哈里发为化身的国家的福利。人民当中包括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埃及人、柏柏尔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民族集团，他们各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奥斯曼人用宝剑把他们结合了起来”。“它幅员广大，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甚至在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在基督教的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之间——存在着裂痕，具有这些缺点的一个国家，衰退的种子早已埋置在它的基本组织里了”。
1683年以降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不断遭遇的失败，不过是加速了本已存在的趋势而已。虽然帝国统治者做出多种努力，试图挽救分裂，但终归失败。希提的论断，或许也适用于古代所有的庞大帝国。因此当我们说古代帝国因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和文化传统而必然瓦解时，并不是在重复一种陈词滥调，而是在陈述某种比较确定的事实。
02
古代文明的交流
然而，古代文明的封闭永远是相对的。甚至在文明诞生之前，不同地区人类之间的相互交流就已经开始。古代文明的交流，首要的原因是物资交流。一个有趣的悖论是：农耕文明对自给自足的追求，导致了交流的必然性，因为自足永远是相对的，所有古代文明都必然缺乏这种或那种资源。为获得或控制相关资源，不同文明之间会有程度不等的交往。1500年之前，亚欧大陆大体划分为农耕和游牧世界，两个世界的经济相互补充，双方有着密切的往来。“游牧世界需要农耕世界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工具，农耕世界需要游牧世界的马匹和皮革。双方都要通过和平互市来满足各自的需要。”虽然资源有时可以通过征服、直接控制资源所在地获得，但更多的时候，由于资源所在地相距遥远，或农耕文明自身实力不足无法实现征服，必须通过商贸实现。古代埃及需要的木材，必须从叙利亚或黎巴嫩等地获取；古代西亚需要埃及的黄金和阿富汗的青金石等特殊商品；古代希腊需要金属和粮食，也需要腓尼基出产的紫色染料，因而希腊人最早的两个定居点：叙利亚的阿尔明纳和意大利西部的皮特库萨，都有利于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芬利这个特别强调古代经济农本性质的史学家在谈到古代雅典经济时指出，“它（雅典）被迫经常性进口也许多达2/3的小麦，所有的铁、锡、铜和造船所需的木料，为数众多的全部奴隶（除了内部繁育的意外），所有的象牙制品、宝石，绝大部分毛皮，以及种类众多的日用品（包括制作亚麻布的亚麻和用于书写的莎草纸），这些日用品是业已成为传统的高水平文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雅典只在蜂蜜、橄榄油、普通葡萄酒、白银、建筑石材（包括大理石）、陶土和燃料的供应方面是自给自足的”。因此，可能从公元前6世纪僭主庇西特拉图时代起，雅典就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后来又成了一个观光城市。意大利很早就进口迈锡尼和希腊人的彩陶，叙利亚、塞浦路斯和黑海周边地区，也进口了大量希腊人的陶器。地中海地区紧密的经济联系，使部分学者夸张地提出了所谓“地中海共同体”的概念。当罗马人征服意大利，后来又建立了囊括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大帝国后，按说以罗马之幅员，各种资源应有尽有，帝国的道路系统，地中海上便利的交通，也都有助于物资交流。据2世纪的演说家阿利斯泰德比较夸张的说法：
地中海周边是遥远而宽广的大陆，它们将无尽的商品流向你处。每一块陆地，每一片海洋，无论有何出产，都会在各个季节给你送来；每块土地，每条河流，希腊人的、外国的手工产品，都不例外。因此，任何希望看到所有这些产品的人，要么旅行世界去观看这些产品，否则就到这座城市来。因为每个民族种植和生产的东西，在这里肯定总是充盈有余的，带着世界各地在各个季节出产的各种产品到这里来的商人如此之多，让这里好像是世界共同的仓库一般。人们可以看到来自印度的众多产品，如果他愿意，还可以看到来自阿拉伯-费尼克斯的商品，其数量之大，会让他猜测那里的树上可能早就光秃秃了，无论那里的人们需要什么，都得到这里来求购他们自己的产品。巴比伦的服装以及蛮族国家的奢侈品被运到这里的数量要大得多，而且比人们从那克索斯或库特诺斯航行到雅典运输他们的任何商品都要更加容易。埃及、西西里和阿非利加的文明地区是你的农场，船只的进出从来不会停止。因此，大海，更不用说港口了，居然能容纳如此之多的商船，真是让人吃惊。……所有的货物，所有现存的和曾经存在的东西，贸易、航海、农业、金属加工，任何曾经创造出来或生长出来的东西，都在这里汇合。这里看不到的东西，肯定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也就是说，只要地中海周边地区拥有的，都会被运到罗马出售。不过阿利斯泰德没有提到，但罗马市场上必然还会有的，诸如波斯的挂毯，中国的丝绸等。著名的丝绸之路虽然在亚历山大大帝时代可能已全线贯通，但应当在罗马帝国时代达到繁荣。罗马通过丝绸之路获得的商品，除丝绸外，“还有包括冶铁炼钢之类高超技术，大黄、桂皮等新奇药材，和遥远东方古国的技艺、宝货、物产与文明信息；而且不仅限于中国，同路而至的还有印度、中亚的物品，安息、阿拉伯的土产，更不用说经中国而联络的更远的朝鲜、日本以及南洋的印尼和越南了”。有意思的是，中国文献记录的有关罗马商人三次到达中国的时间，也正是2世纪罗马帝国繁荣的时期。一些有关罗马的信息，也通过商人或帕提亚、贵霜、印度等中介，传到了中国。
古代文明交流的第二种重要方式，是人口流动。我们经常忘记，物品是由人运送的，而人是携带着各种文化的。古代世界各个文明之间的疆界，不像今天民族国家这样严格，出国有一套复杂的手续，入境的手续更加繁杂，而且可能被拒绝。即使入境了，如果被查出违规违法，还可能被递解出境。古代国家间，除少数例外，大多没有明确疆界，有时两国之间甚至有相当大的双方都不管辖的地界。人员相互流动，大多数也没有今天这么繁杂的手续。也就是说，古代国家间的人员流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今天，在法律上说可以更加随意。因笔者相对熟悉希腊，这里用希腊历史上一个医生的案例略作说明。
戴摩凯戴斯是意大利希腊人城邦克罗同的医生，因与父亲发生冲突，他离开家乡，先在埃吉纳行医，迅速赢得声望，被埃吉纳人以一个塔兰特聘为国医。一年后，雅典人出了更高的价钱，以100明那（一塔兰特60明那，当时赎取一位战俘的赎金一般是2明那）将其聘用。在雅典工作3年后，萨摩斯僭主波吕克拉泰斯看上了他的医术，用2塔兰特把他邀到萨摩斯。然而波斯驻萨狄斯总督欧洛伊特斯设计处死了波吕克拉泰斯，随行的戴摩凯戴斯因不是萨摩斯人，被欧洛伊特斯作为奴隶留了下来。谁知风水轮流，欧洛伊特斯因不法行为被国王大流士处死，他的家产也都被国王没收，并被送到都城苏撒。于是可怜的戴摩凯戴斯也和总督的财产一道到苏撒并被囚禁。关键时刻，戴摩凯戴斯的医术救了自己。国王大流士一次狩猎时扭伤了脚，宫廷中的埃及医生治疗无方，加重了病情。一个偶尔听说过戴摩凯戴斯医术的人把他推荐给了国王。国王马上召见了他。戴摩凯戴斯也没有让国王失望，很快治好了大流士的脚伤，从此成为国王的座上宾。后来，他又治愈了王后阿托萨的乳腺炎，地位愈加稳定。不过，戴摩凯戴斯非常想念家乡，但又不敢公开要求回国。于是他利用阿托萨对自己的信任，让后者出面说服大流士，派自己前往希腊搜集情报。大流士觉得主意不错，派他和15名波斯人一道，经腓尼基到希腊本土，再到意大利。为进一步麻痹大流士，他离开之前拒绝了大流士送的礼物，意思是自己还要返回波斯。然而一到达意大利，他立刻想法脱离了波斯人的掌控，回到了家乡克罗同。
戴摩凯戴斯的经历，是当时整个地中海地区人口相互流动虽不那么典型，但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不管是希腊人还是波斯人，或者埃及人，都可能跨出自己的居住地，前往相邻或更遥远的地区。早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已经到达埃及，腓尼基人也在希腊出没；古风时代，更多希腊人去埃及当雇佣兵，帮助国王阿玛西斯取得了政权，并在阿布辛拜尔的拉美西斯二世雕像上留下了他们到此一游的签名；女诗人萨福的弟子中，不少人去了萨狄斯；在新巴比伦王国的军队中，也有希腊雇佣兵的影子。波斯帝国崛起后，许多希腊人，尤其是政治上的失意者，前往波斯的不在少数，如色萨利的阿吕阿戴家族，雅典的庇西特拉图家族，雅典将军地米斯托克利，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哲学家柏拉图等。另一方面，吕底亚国王曾与斯巴达结盟；波斯方面的失意者也不乏流亡到希腊的；西徐亚国王也会前往希腊，并且回国后模仿希腊人的生活方式。
可以相信，类似的人员流动在许多古代文明之间都存在。罗马一统地中海区后，整个地中海区的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大批希腊人作为战俘、人质、医生和教师到了罗马，罗马人则作为官员、士兵和高利贷者到了西起不列颠、东到叙利亚的广大地区，还有少量的商人居然长途跋涉到达中国。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不仅意味着阿拉伯人于阿拉伯半岛散布到从印度河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也意味着其他地区的人去了阿拉伯。阿拉伯旅行家的足迹到过中国、非洲和欧洲的许多地区，并留下了大量旅行记录。部分中国人则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去了阿拉伯，甚至到达非洲。在东亚，遣唐使和大批日本留学生曾来到隋唐时代的中国。中国的高僧鉴真，也带着大批僧人到了日本。与此同时，为寻求真经，中国的僧人如法显和玄奘等，也陆续前往印度。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代文明不同地区的人员流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的旅行家并不是白丁，而是带着各自的文化底色在流动，也会把他们沿途见到的文化和物产带到自己的母国，由此产生了古代文明交流的第三种形态：知识流动。如戴摩凯戴斯的经历显示的，他把意大利希腊人的医疗技术带到了巴尔干，后来又到了波斯。同时我们也可以相信，他在波斯宫廷中也接触和了解到波斯文化，或许还有埃及同行的医术。当他回到意大利、希望大流士不要再找他的时候，他托人捎带的口信，是他已经和角力运动员米隆的女儿订婚了，因为大流士也是非常尊重米隆的。也就是说，戴摩凯戴斯不仅把希腊人的医术带去了波斯，也把波斯的某些习惯带回了希腊。由于波斯和希腊之间频繁的往来，许多波斯的习惯在希腊流行开来，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修建的音乐厅，据称就是以波斯大王的帐幕为模版修建的。
人员相互往来带来的古代思想文化交流，是文明交流中最富有成果、也是影响最大的领域。教材第2课提到了腓尼基文字的传播，这里做个相对详细的介绍。腓尼基字母文字可能是在西亚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共同影响下产生的，创造这种文字的人之所以是腓尼基人，正在于他们地处西亚和埃及两大文明影响之下，与双方都有密切往来，甚至长期处于埃及和西亚强国的统治之下，使他们能够汲取两种文字的若干因素，创造出新的字母文字。这种由22个简单符号组成的文字最早发端于公元前2千纪。相较于复杂的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字母文字有着明显的优势：它每个符号表示一个语音，每个字母都有名称，排列有一定的顺序，书写和记忆都很简便，因而首先被地中海周边，后来被亚欧大陆上相当一部分文明接受。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人来到了叙利亚，并在阿尔明纳从事贸易或其他活动。可能正是在这里或者腓尼基的某个地区，或者塞浦路斯，希腊人接触到腓尼基字母，并用来书写自己的语言，由此发明了希腊字母。不过希腊人不满足于照抄，而是将其中的部分因素改造成为元音，因而希腊字母表成为世界上第一种元音—音素文字体系，世界上其他元音—音素文字基本都来自希腊语。随着希腊人活动范围的扩大，希腊字母随之扩散和传播。罗马人通过伊达拉里亚人接受了希腊字母，将其改造为拉丁字母。由拉丁字母产生了今天西欧的主要字母。此外，希腊字母经拜占庭扩展到斯拉夫人中间，在9世纪形成以西里尔字母为基础的斯拉夫字母，进而形成后世东欧和东南欧的主要字母。
字母文字的传播，是古代文明交流中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一个显著例证。然而古代文明交流的内容和范围，较之我们能够列举的要多得多，这里简单罗列几个：希腊人从埃及学习过雕刻和神庙建筑技术，古风时代初期的希腊雕刻，与埃及的雕刻风格几乎完全一致；埃及人的测地学，被希腊人发展为几何学；两河流域的神话曾传入希腊，可能影响了早期希腊的创世以及世代更替的神话；至于天文、历法、货币和计量单位，希腊对西亚的借用更为明显。希腊人使用的塔兰特、明纳等重量和货币单位，直接来自西亚地区；犹太教后来传入罗马，成为罗马的国教；波斯的米特拉崇拜也曾进入罗马，米特拉的生日变成了耶稣基督的生日。另一方面，希腊哲学、艺术和科学早在公元前5世纪已经传入西亚，到公元前4世纪，塞浦路斯、小亚细亚和腓尼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希腊化。随着亚历山大东侵，希腊文化进一步东传到今天的印度河流域，并通过佛教艺术等进入中国。在从西西里到印度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希腊语成为官方语言，希腊的演说家们可以在中亚找到听众。希腊神话的某些内容，如关于海妖塞壬的传说，或许直接反映在《后汉书》的相关记载中。希腊文化对罗马的影响几乎是全方位的。早在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已经通过伊达拉里亚进入罗马；公元前5世纪制定《十二表法》时，罗马人遣使雅典的传说未必真实，但反映了两者之间的联系。到公元前2世纪，几乎所有罗马的精英人士都会说希腊语，甚至不同的希腊方言。罗马时代最知名的史学家，如波利比乌斯和狄奥尼修斯等，是希腊人，罗马人自己的第一位史学家费边·皮克托，写作罗马历史时用的是希腊语；罗马帝国最著名的医生盖伦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在科林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学习，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却是在罗马度过的。当然，罗马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公元前2世纪以降的希腊。帝国时代希腊人的城市节日中，崇拜罗马皇帝是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以弗所的节日和建筑，含有大量罗马元素。印度佛教曾广泛影响东南亚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中国和东亚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影响。
中古时期，世界各地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有所增强。阿拉伯帝国时代，阿拉伯人翻译过大量印度、波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因而阿拉伯人的文化成就包含着众多古代文明的元素。阿拉伯文化不仅进入西欧，影响了那里的数学、医学、天文、文学和哲学等学科，而且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医学和数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阿拉伯人与东非、西非的贸易中，伊斯兰教随之传入，西非古国加纳、马里和桑海都信奉伊斯兰教，古都廷巴克图有大量的伊斯兰学校；廷巴克图的建筑，一部分也出自曼萨·穆萨聘请的阿拉伯建筑师之手。中国文化对日本、朝鲜和越南的影响，给它们的文化打上了深深的中原文化印记。
最后，人员和物资的交流，有时会带来重要的政治变动。最早的例证，或许是印欧人公元前3千纪到前2千纪自他们原始的居住地向外迁移，造成了从欧洲到印度等地重要的族群变动，而且直接影响了后世意大利、希腊、西亚和印度历史在青铜时代末期的剧烈变化。马和马拉战车随着印欧人的迁移到达了西亚、埃及、印度等地区，后来还到了中国。在希腊，印欧人约公元前2000年左右进入巴尔干半岛南部，并与当地居民融合，形成了后世的希腊人；在西亚，赫梯、波斯等国家，都是由印欧人建立的；在印度，印度河流域文明被彻底摧毁，在它的废墟上，诞生了吠陀时代的文明。
古典文明时代，人类交往频率进一步提高，也促使了大帝国的出现，因为“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古代埃及较早实现统一，与尼罗河提供的交流便利分不开；两河流域国家范围从苏美尔到波斯时代不断的扩大，同样是以地区间的交流为前提的。埃及和西亚的交流与扩张，成为亚述帝国和波斯帝国形成的重要前提。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承继了波斯帝国的遗产，政治和文化上都带有浓厚的波斯色彩。希腊化世界既有东方文化的传承，更有希腊文明的东扩。罗马人的政治理念，可能自公元前3世纪已经受到希腊世界的影响。击败汉尼拔的西庇阿，最佩服的政治家是叙拉古僭主阿加托克莱斯和狄奥尼修斯；格拉古的改革，背后有希腊哲学的影子；征服高卢的恺撒，是亚历山大大帝的崇拜者，曾感叹在亚历山大已经立下不世之功时，自己还寂寂无闻。在后来的行动中，他多处模仿亚历山大。当屋大维击败安东尼到达亚历山大里亚时，他特意让人把亚历山大大帝的尸体和石棺抬来，还缀上鲜花表示敬意。希腊观念对罗马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致于罗马诗人贺拉斯感慨：被征服的希腊俘虏了罗马这个野蛮的征服者，并给粗鲁的拉丁姆带来了艺术和文化。因此，罗马帝国的形成和帝国制度的构建，既是罗马武力征服的结果，也是人员和文化交流的结果。如果没有此前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腊人等在地中海上的活动，罗马人对希腊和后来希腊化世界帝国观念的接受，则罗马帝国的兴起，也会成为不可能。
中古时期因人口迁移发生政治变动的事例更多。日耳曼人的一支西哥特人曾在亚德里亚堡战役中大败罗马军队；其他日耳曼人部落陆续进入罗马帝国后，西罗马帝国彻底被肢解，东部罗马也被严重削弱。法兰克人的扩张和迁移，使他们在9世纪初建立了查理帝国。中古中期十字军东侵，严重影响了西亚和西欧自身历史的发展。阿拉伯人的扩张，使他们把势力伸展至东到阿富汗和印度、西到西班牙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今天阿拉伯世界的基础。阿拉伯商人与东非、西非的贸易，直接影响了那里国家的形成。突厥人的西进，对阿拉伯帝国后期的政治造成了直接影响，其中的一支后来建立了奥斯曼帝国。日本派到中国隋朝和唐朝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在大化改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鉴真东渡后，除在日本传播佛教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政治和文化的发展。
总之，除美洲和大洋洲外，亚、欧、非的所有古代文明都不同程度地受益于文明的交流，吸纳着外来文明的养分，也回馈着其他文明，共同促进了上古和中古时期文明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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