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智慧
杨旻
我喜欢读余秋雨的散文，钦佩他冒着危险去考察文化废墟的举动，尤其感动于世纪之交他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了埃及文明、希伯莱文明、阿拉伯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以及巴比伦、波斯、印度河—恒河文明……须知那时某些地区还进行着局部战争、还有盗匪猖獗，这对一位世界知名的文化学者来讲，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
我读余秋雨的文章，一直想他怎么会有那么好的文笔，怎么会有那么广博的学识，直到读完《吾家小史》、《借我一生》我才明白，他也并非天才，他的成就归根结底源于童年所受的乡村教育，一种最朴素的教育，甚至连教育都称不上的教育。就是这童年的教育给他的一生打下了扎实的根基，这朴素的乡村教育中蕴含着大智慧。那就让我来剖析一下这教育中的智慧。
余秋雨出生于浙江慈溪桥头镇车头村一个叫高地地的宅落，原属余姚县，1979年划入慈溪。从这个地名就可以看出这是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在他四岁那年，村东头的尼姑庵里办起了一所正式的小学，老师挨家挨户来动员。余秋雨的母亲笑着问：“还在地上爬的要不要？”老师说：“要。”四岁的余秋雨就开始上学了。那时代乡间学校全用毛笔，课桌上放着砚台和墨，每次下课，小余秋雨总是满手满脸墨迹斑斑，老师就抱起他到河边洗脸，洗完再飞奔着把他抱回教室的座位，下一节课另一位老师又重复这般情景。学校的图书馆只有几十本书，怎能满足孩子们的需求呢？教他们的何杏菊老师是刚从外地小学毕业的，用今天的眼光看，本身还是个女孩子，但她定下规矩，写两页小楷，才能借一本书。为了多抢几本书看，余秋雨天天憋着劲儿写毛笔字。难怪余秋雨的书法如此之好，看他书写的“炎帝之碑”、“法门寺碑”、“大圣塔碑”、“采石矶碑”以及应邀题写的匾额，如“净月潭”、“昆仑第一城”等等，相信没人会怀疑他的书法功力，这都是幼时打下的基础，练就的童子功吧。而何杏菊老师定的规矩是最好、最有效的规矩，既督促了学生练字，又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培养了学生读书的习惯。当今学校制定校规时，也许可以从中获得一丝启迪。
余秋雨的母亲是村里唯一有文化的人，于是每天晚上她就义务承担了为乡亲们读信、写信的使命，后来村里成立了“生产合作社”，又担负起了记劳动工分、算账的任务。七岁那年，母亲决定由余秋雨接手为全村读信、写信，八岁那年，为村民记工分、算账的事务也交给了他。想想这样的场景，余家堂屋的煤油灯下，一个七岁的孩子成了屋子的主角和中心，村民热切的目光穿过腾腾烟雾落到小油灯前，这大约可以成为一幅印象派的油画永远定格在画布上的。但是对于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这样的差事毕竟苦闷，这将剥夺他多少玩乐的时间、剥夺他多少与小伙伴到山野里疯玩的乐趣！余秋雨的母亲想出了一个补偿方式，她说：“你所有的暑假作业、寒假作业，都由我来代你做。”我相信很少有父母会这样做，今天的父母更多的会选择用金钱来补偿，但她就这样做了，并且信守诺言，模仿着儿子稚嫩的笔迹为他做作业。
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写道：“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写信记账到底给了他怎样的影响呢？九岁的余秋雨已经小学毕业了，父亲决定把全家搬到上海，但对他能否考上中学始终缺乏信心，因为他无法无视乡村和上海在教育水平上的差异，在他的希望中也许儿子考上最差的普通中学就已经是烧高香了。但是令他大吃一惊的是，儿子竟然考上了当时一流的中学，并且不久还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上海北片数学竞赛第七名。余秋雨的母亲也终于放心了，她说：“我原来担心他在乡下天天给人家写信、记账会影响学习。现在才知道，写信锻炼了他的作文，记账锻炼了他的数学。”
在我看来，这种乡村教育的确蕴含着教育智慧。首先它是自由的，给予孩子较大的空间，因为穷，因为大多数家庭舍不得点煤油灯，老师就不布置家庭作业，只有寒暑假才有作业。没有了作业的约束，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在原野上自由驰骋，这就让他们亲近自然，热爱自然，健康成长。其次它是非功利的。写信、记账完全是出于纯朴的乡情，没有报酬，不计得失，但是替人写信总要了解他人的情况，理解他人的感情，这就使一个幼小的孩子踏进了成人的情感世界，懂得了世态人情。其三，运用适度的规则培养孩子的良好习惯。何杏菊老师的规矩简单有效，或许小学刚毕业的她并没有意识到这规矩里所蕴含的教育原理，但达到的效果却是实实在在的。
今天，乡村与城市各方面差距都在不断缩小，教育也不例外。从余秋雨的童年故事看，乡村教育不应自卑，相反要充分发挥乡村优势，挖掘教育资源，打造有智慧的乡村教育。
2017-0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