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实证研究已成为学术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偏爱的一种研究范式。在开展实证研究过程中，为了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和保证研究内容的丰富性，诸多作者纷纷在学习如何去有效地包装自己的文章，进一步地去琢磨如何将这个“A对B的影响关系”进一步升华，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己文章简单地探讨“A对B的影响关系”。
关于如何去升华“A对B的影响关系”这个主效应关系，常规用的研究思路包括：（1）运用自己所设计的巧妙工具变量，并采用契合的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问题的探讨；（2）中介机制分析，即如何运用现有的理论基础，在经验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A对B的影响关系进行中介路径分析，当然这种中介分析的探讨最好依据一定的理论框架；（3）调节效应分析，即分析不同场景下A对B的影响关系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对于本次文案的主题，我们主要解读的是第（3）中“调节效应分析”。通常来讲，实证研究中的“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因素C在A与B两者之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在数据分析系统中，一般会以交叉项（亦称“交乘项”）的形式而存在，如在主效应B对A影响下，交叉项B*C对A变量的影响分析，即考察C在B和A关系中的调节效应。当然，针对于调节效应的解读，一般是建立在交叉项（B*C）是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基础上的，如果不显著，对于学术论文撰写而言意义不是很大（当然，也有例外）。
一般而言，根据笔者自己的研究经验，调节效应的解读需要基于主效应的影响关系上，只有知道主效应影响关系系数符号了，我们才能找到调节效应的真正含义。一般而言，结合主效应和调节影响的两者符号，我们可以将调节效应分拆为如下八种类型，如下表所示。
情景（1）：当主效应中自变量B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时：
1、如果交叉项B*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调节变量C强化了B对A的影响关系，即可表达为变量C对B与A间关系具有显著的强化或促进作用。这对应上述调节效应类型的1-1、1-2类型。
对应的参考文献阅读：
郭桂花,池玉莲,宋晴.市场化进程、会计信息质量与融资约束的相关性分析——基于最终控制人的视角[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4,29(01):68-76+85.
2、如果交叉项B*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调节变量C弱化或抑制了B对A的影响关系，即可表达为变量C对B与A间的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削弱或抑制作用。这对应上述调节效应类型的1-3、1-4类型。
对应的参考文献阅读：
肖红军,阳镇,刘美玉.企业数字化的社会责任促进效应：内外双重路径的检验[J].经济管理,2021,43(11):52-69.
3、此外，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在1-3类型中，如果调节变量C的系数显著为正，我们在分析调节效应时可以表达为：在正向影响变量A中，B因素和C因素之间在正向影响A时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当然这属于（1）类型的特殊情况，需要根据所考察问题的逻辑场景来进行阐述分析的。
在这里，针对1-3这种特殊情况，我们给出两个例子：在主效应分析上，董事会秘书社会资本B越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A也越高，即“董秘”社会资本与公司信息披露质量正相关。进一步考察法律环境C、社会信任D与社会资本B在影响公司信息披露质量A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一是社会资本与法律环境交叉项（B*C）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法律环境越好，社会资本在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中的积极作用越低，但是此时法律环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在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中，社会资本与法律环境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替代关系。
二是社会资本与社会信任交叉项（B*D）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信任环境越好，社会资本在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中的积极作用越低，但是此时信任环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综合来看在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中，社会资本与信任环境间也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替代关系。
对应类型的参考文献阅读：
高凤莲,王志强.“董秘”社会资本对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J].南开管理评论,2015,18(04):60-71.
吕鹏,黄送钦.环境规制压力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吗[J].南开管理评论,2021,24(04):116-129.
情景（2）：当主效应中自变量B系数显著为负时：
1、如果交叉项B*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调节变量C削弱了B对A的影响关系，即可表达为变量C对B与A间关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对应上述调节效应类型的2-5、2-6类型。
对应的参考文献阅读：
修宗峰,刘然.企业财务重述、供应链关系与商业信用融资[J/OL].管理工程学报:1-22[2022-05-28].
2、如果交叉项B*C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调节变量C增强或强化了B对A的影响关系，即可表达为变量C对B与A间的影响关系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这对应上述调节效应类型的2-7、2-8类型。
对应的参考文献阅读:
张多蕾,邹瑞.会计信息质量、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绩效[J].财经问题研究,2021(08):101-112.
黄送钦,吕鹏,范晓光.疫情如何影响企业发展预期?——基于压力传导机制的实证研究[J].财政研究,2020(04):44-57+65.
3、此外，这里有个特殊情况：在2-6类型中，如果调节变量C的系数显著为负，我们在分析调节效应时可以表达为：在正向影响变量A中，B因素和C因素之间在负向影响A时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当然这属于（2）类型的特殊情况，需要根据所考察问题的逻辑场景来进行阐述分析的。
我们给出一个例子： 在主效应分析上，地区宗教传统文化B越高，官员腐败程度A越低，即宗教传统与地区官员腐败程度显著负相关。进一步考察制度环境C与宗教传统B在影响地区官员腐败程度A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宗教传统与制度环境（如市场化指数）交叉项（B*C）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制度环境越好，宗教传统在抑制地方官员腐败行为中的负向作用越弱，但是此时制度环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综合来看在抑制官员腐败行为关系中，宗教传统与制度环境建设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替代关系。
对应的参考文献阅读：
李摇琴,徐细雄.宗教传统、制度环境与地区官员腐败[J].南方经济,2016(10):38-53.
转自：经管学术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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