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公者｜南北朝刻石学习的几个问题

南北朝刻石学习的几个问题

——兼谈《谷朗碑》

□ 张公者

国家画院继“汉隶十二品”后又推出“三国两晋南北朝刻石书法三十品”拓片展，并由此而展开学术论坛，于当代书法创作与研究非常有益。

自清以来，对刻石尤其是南北朝刻石的取法学习等诸多问题，时至今日，更值得讨论、或许更需要进行一次“小结性讨论”。今提出几个问题，请专家批评。

第一个问题：刀刻与笔法问题。

这是取法刻石诸多问题中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讨论最多的话题、争论最多的话题。刀刻与笔法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如启功先生的“透过刀锋看笔锋”（启功论书绝句32），完全还原纸、墨、笔的状态；一种观点则是完全的还原刀与石。

后一种还原刀与石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有刀与石”，这样做会丢失书法中的“笔墨趣味”，也往往会丢失了书法中最本体的技法语言。书法的本体技术语言是“写”。“书者，散也”（东汉·蔡邕《笔论》），唯写，方能“散也”；写，方可抒情达意。而完全还原刀与石、遵循原刻石进行书写，则容易出现描、画、作等问题。南北朝多数刻石，有些尚未经过书丹而直接奏刀；即便是经过书丹者，刻者在刻制过程中会考虑刻制的便捷而进行改动，并不是完全遵循书写者原作的形态来刻制。这种不完全遵循原书写着的“可改动”是“允许”的，因为刻制的目的是传达纪录人物事件，文字内容第一，这也是碑与帖的区别之一。同时，南北朝碑刻又与东汉碑刻及唐碑不同。尤其是唐碑，在完成文字内容的同时，对书法艺术的要求极高，是按照“帖”的要求刻制的。

启功先生的观点则不是错的，但不完全准确。若完全还原笔墨形态，石刻的趣味又丢失了。清代以来，对石刻趣味的追求是书家的理想，所谓的“碑帖融合”。当然，今天对“碑帖融合”的学术命题，还需要再讨论其是否具有学术性。

清代至晚近，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是真正得到刻石之精神者。再有就是沈曾植、王蘧常、徐生翁。邓、何、赵、吴四家中，赵之谦尚有取法石刻痕迹，邓、何、吴三家则不露痕迹，真做到了“融”而能“合”。此“清书法四家”中，说其具有“碑刻趣味”，倒不如说其作品具备“金石韵味”。石者，锋棱；金者，圆融。由“金石韵味”而升华至“金石气”，更是书法的至高追求。四家中，吴昌硕所体现出来的金石气最浓，乃古今高标。有清书法，自邓石如出，至吴昌硕止。

[清] 吴昌硕 㯱有棕陈七言联

关于“金石气”与“碑刻趣味”也是今天有价值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前面所提到的四家之外，沈曾植是非常重要的一位，在刻石取法上最值得研究的一位。沈的笔法是直取石刻而成功者，完美的体现了石刻味道，而不做作。沈的问题主要在结字上，并不是每个结字都完美，这也是沈曾植未能与其他四家比数的原因。

这也引到了第三个问题：南北朝石刻文字的结字，多数是不完善的。这就造成南北朝石刻中经典作品不多。只有像《张猛龙碑》《郑文公碑》《张玄墓志铭》极少数经典作品。经典作品在基本技法（用笔、结字）必须是无可挑剔的。绝大多数南北朝刻石没有做到这点。原因还是在于书写者多为民间写手。

下面谈谈这次展览当中的《谷朗碑》。《谷朗碑》刻于272年，碑在今湖南耒阳。为隶楷合体。康有为称《谷朗碑》《郑长猷造像》等十二块碑刻为“上为汉分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广艺舟双辑·体系第十三》）。康有为的评论实在是“过奖了”。康氏论书，如今人评今人书，极尽赞美，却言不副实。不同的是康赞美的是古人，学书者多崇古。然而古今一同，亦是鱼龙混杂。《谷朗碑》，无书者姓名，或为当地能书者所作。在吴国末年的湖南耒阳，尚为不发达的偏远地区。这种民间书写一直延续到南北朝。如上所述，皆非经典书作。故初学者当慎重取法。而作为“合体”研究，有其意义。对有一定经验的书法家来说，作为风格的取法而完善之，或可形成书风。此才是“穷乡儿女造像”的价值所在。

2021年10月26日

（原文刊发于中国美术报公众号）

转自：初见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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