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5日上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第十七届博士后论坛在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均斋举行。该论坛是艺术学院展示在站博士后最新研究成果、推动博士后研究创新的学术交流平台。九位博士后通过论坛交流艺术理论、艺术史、电影学、文化产业等不同方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博士后们在论坛上分享的研究发现与心得，得到了其合作导师的支持和指导。合作导师们也进行了现场评议和讨论。彭锋教授、李道新教授、陈旭光教授、郑岩教授、向勇教授、祝帅研究员、刘晨研究员出席本次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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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彭锋担任主持人并致欢迎辞。彭锋院长肯定了学院博士后培养的成绩。博士后论坛汇聚了来自艺术学科不同研究领域的博士后，通过论坛的交流和讨论，可以激发合作研究的机会，推动学科交叉和创新。
李婷婷老师代表艺术学院汇报了博士后培养相关工作，并介绍了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后论坛的历史。博士后论坛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学院致力于为博士后们创造分享他们最新研究思考和发现的机会。期待博士后们的学术报告，也期待学院师生的互动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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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兆斌博士后报告的题目为《“奥斯维辛之后”的文艺危机——以阿多诺、策兰与海德格尔为中心的历史性考察》。奥斯维辛集中营以极端而惨烈的历史灾难不断被重访；它在文明与野蛮的辩证法中征用或收编文艺，并引发严峻的文艺危机，以至于阿多诺极端化地提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一著名论断。这一“写诗禁令”深关阿多诺的基本思想以及运思风格，但它不仅疑难重重，还常引人误解。我们必须充分关注阿多诺的言说动机、社会历史语境以及事实陈述与哲学陈述的差异，并且回到这一言说的原始文本及其上下文关系，才能较为准确地理解阿多诺的极端化表述。在阿多诺发出“写诗禁令”之后，策兰等诗人以奥斯维辛幸存者的身份仍然在写诗。策兰以深重的历史意识、激进的文体特征与自律的美学风格彰显出一种对抗时代的否定性质，不仅呼应了阿多诺的思想观念，还使之多次重审“写诗禁令”并调整自己的表述。作为参照性视角，海德格尔与策兰过从甚密，并与阿多诺针锋相对。他能够使我们看到“奥斯维辛之后”文艺场域的复杂风貌，并在一种三角关系中推进我们对策兰、阿多诺以及文艺问题的深入理解。
杜慧珍博士后的报告题为《从知识权威到多元共构：博物馆“众包”实践研究》。近十年来，众包成为西方多数博物馆的流行做法，由此发展出自下而上的、开放的、创造性的过程与自上而下的目标融合在一起的博物馆与公众的新型关系。在这一关系中博物馆将群体智慧融入到日常运营中，公众由此实现对治理的参与，而关系的背后是博物馆对自我享有知识权的厘革以及承认并接纳分布式知识的效用。
张韵博士后汇报的论题是《“英国性”的扩容：伊灵喜剧电影的神话功能与文化想象》，以伊灵喜剧为线索考查英国喜剧电影的“英国性”，以及喜剧电影在构建“英国性”的过程中如何一步步拓展了“英国性”的边界。张韵从三个方面展开议题，首先是伊灵喜剧对“英国性”的建构，即战后伊灵喜剧电影如何通过一系列的喜剧作品塑造了具备共识意义的认同，即同一性的中心化民族身份；其次是后伊灵喜剧电影对“英国性”的重构，在融入了多元化现实主义和多元民族题材之后的喜剧电影进一步扩充了“英国性”的概念，呈现出多元化的文化表征；最后总结了英国喜剧电影在跨国生产的当下如何通过塑造“民族神话”输出国家文化品牌。总之，“伊灵”可以被视为流行影像“英国性”的一个缩影，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其流动性不断应对着联合制作与国际化传播导向下的英国电影工业的走向。伊灵喜剧所创造的文化共识是喜剧电影挖掘“英国性”的典范，正是伊灵喜剧及其之后的喜剧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参与，不断重塑着“英国性”并扩充着“英国性”的边界。
易婧博士后分享的是她最新的研究发现，以及数字人文与电影史研究心得。报告题为《“重返现场”到“重塑景观”：数字人文与未被讲述的全运会联华馆（1935）》。易婧从各种档案、报刊、年鉴、方志、日记、影像等资料中，搜集、整理、分析和呈现“联华馆”这个展陈空间、文化景观，这个1935年后未被讲述过的故事。联华馆是联华影业公司于第六届全运会期间在上海体育场会场外东北部特别开辟的展览场馆，陈列联华过往成绩及制片情形，并宣传联华新片《天伦》（1935）。此外，易婧还通过数字人文和数字平台（中国电影知识体系平台，CCKS），展开以联华影业公司秉轴罗明佑为中心的影人社交关系图谱分析，产生知识关联、激发历史生命力，以期从重返历史现场到重塑更加立体和全面的历史景观。
韩宇华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界面之下：从元宇宙看数字世界的物转向》。韩宇华以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游戏《半衰期：爱莉克斯》为例，介绍了可分别定位的六自由度VR头显与手柄如何改变了游戏的互动方式，使VR游戏成为一种“手”的媒介。由VR硬件和设置构成的交互界面也进一步深入到游戏环境之中并塑造了环境，对游戏的物理效果提出更多的需求也释放了物理算法所蕴含的游戏设计潜能，VR游戏与物理引擎的发展是相互伴随、支撑的过程。从模拟现实出发的物理算法不仅仅将游戏物构造为指向某种日常现实的拟像，也塑造了游戏物自身作为实在的数字现实，其存在不仅仅是屏幕上的视觉形象，或必须追溯到代码乃至硬件层面，而是贯穿、沟通了诸多存在层级。标题中的“物转向”延续了许煜关于数字物的讨论，并指出许煜以元数据为原型所谈论的“物”概念的模糊，并过度窄化了“物”的范畴，同时也错失了西蒙栋个体化概念之于本体论的普遍意义。“物转向”实际上是数据变得看起来像“物”的过程，关于未来的“元宇宙”设想所涉及的两项主要技术则延续了这一过程：VR技术所塑造的数字物拥有接近我们日常所经验事物的表象，而区块链技术则建构了数字物的公共物质性、可交易属性等。这些与日常事物相似的特性构成了一个理解数字世界的入口，让我们从知觉与直观上更容易接受它们不只是冰冷的数据，而同样作为事物存在。但如果我们将这种接近日常事物的特性与数字物的存在等同，那么数字物独特、丰富的存在会被简化、异化为感官形象、可交易的对象，而我们对新技术的使用也将沦于对毫无新意的幻象和又一种商品、金融衍生品的追逐。
王圆中博士后分享了报告《禅会图意涵源流考证》。在禅宗绘画的研究中，一类名为“禅会图”的画作逐渐为各国研究者注意，但其概念自日本学者提出之后，一直未能真正厘清。本文梳理了古代文献中“禅会图”与“禅会”意涵的演变。“禅会图”在北宋最初出现时，是一种描绘真实集会的画作；南宋时期出现与临济宗杨岐派有关的系列“禅会图”，并随着入宋僧传入日本。虽然当代日本学者认为“禅会”是一种人物画的分类，表示僧人与俗人问答的场景；但本文在考察文献之后认为“禅会”自出现之后主要表示禅宗法会，“禅会图”的命名很可能是表示图像的功能性和所在场所。
东山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造像碑从何而来？--古阳洞个案研究》。兴起于五世纪末的中国宗教造像碑之历史源头问题在学术界内引发过诸多讨论，但是相关共识尚未出现。张东山赞同佛教石窟寺壁面上的龛像是造像碑的源头之一的有关推测，并且认为龙门石窟古阳洞正是为造像碑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启发的代表性洞窟。张东山的报告着重讨论古阳洞中与宗教偶像并立的配套石碑本身作为图像以及物质（而不是仅仅是作为一种文本框）所展示出来的多样性。张东山认为，这种图像性和物质性继续发展的下一步即是碑刻可以主要地成为展示宗教性图像（而非仅仅是文字）的空间。而这一点恰恰契合了盛行于六世纪的造像碑的最大特点：它们可能是中国现存的以石碑作为宗教偶像和仪式场景图像之展示空间的最早案例。
段南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如何阅读印度细密画——以梅瓦尔〈罗摩衍那〉插图本中的一幅插图为例》。报告借鉴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与思考问题的角度，尝试将这些方法与角度与印度细密画的具体材料相结合，意在探索如何深入地解析印度细密画，并深度挖掘细密画中隐含的历史与文化信息。报告在简要地介绍了梅瓦尔《罗摩衍那》插图本的创作情况之后，针对插图本中的一幅插图，展开了六个层面的分析。这六个层面依次为图像内容、画面结构、图像叙事、画中细节、制作技法以及审美趣味。通过对画中细节的分析、同一插图本中不同插图的横向比较以及与同时期其他画派作品的对比等方法，报告分享了段南在人物形象、颜色运用、绘制流程等问题的一些新的研究发现。
曹芳芳博士后报告的题目是《从“大圭不琢”到“琢纹成器”——玉圭纹饰的生成与“纪念碑性”的不断重构》。报告以巫鸿在《礼仪中的美术》中所论述的中国古代礼器的“纪念碑”及其“纪念碑性”为切入点，首先探研了玉圭“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的形成及变迁。她认为玉圭具有纪念碑的性质：玉圭是个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物、建邦立国的标志，同时，承载着对功名利禄的祈求和希冀，也是美好德行与品质的象征。至汉代，玉圭进一步成为皇帝专属之物，是皇权的象征。其次，探讨了玉圭造型与纹饰在帝国时期的变革与重构。在器型和纹饰上，玉圭在汉代、宋代和明代分别进行了三次重构，从“大圭不琢”发展到“琢纹成器，玉圭本体成为一种载体，是纹饰与政治理想表达的方寸之间。再次，分析了玉圭历次“纪念碑性”不断重构的动因。以周代为原点与定点，在之后的历史时期，由于战争与冲突的破坏性，以及统治者自身身份合法性的构建，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对礼制进行拨乱反正，以达到军事上、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制与恢复礼制以巩固政治秩序之效。因此，由于玉圭所具备的礼器性质，与礼制、帝制密切相关，因而它的传承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与地位的稳定性，也形成了知识生成的图像史。最后，她对顾颉刚所提出的历史“层累观”进行了在反思。具体到玉圭层面来说，形纹在历代经注与想象力的加持下，不断在经历破坏、解构与重构，内涵不断更新、丰富、丰满、体系化。不能越到后世越丰满、越呈体系化，而轻易否定早期的历史，而是有其历史原点和真实素地。历史上，每次破坏与重构其实也分别代表了历史上不断循环的“疑古”与“信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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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导师们对博士后们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现场评议和讨论。他们认为，不仅解决问题是重要的，提出真正有深度和影响力的问题同样至关重要。他们鼓励博士后们在研究中勇于提出挑战性问题，通过提出真问题并对其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探讨，推动学术领域的进步和创新。本次学术交流和合作有助于激发创新思维、促进学术进步，也为艺术学院未来的博士后培养和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来源：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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