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美]卢苇菁
译丨秦立彦
清初文人对贞女的赞美
文人对自杀的鼓吹和他们对贞女的大力赞美紧密相连。清初，有关贞女的撰著数量剧增。明朝只有少数文人对这一题目写过两篇以上的文字，而清初很多文人的文集中都会包含几篇有关贞女的作品。许多作品是应邀而写，但也有的是不请自作。而且发出征文邀请的并不限于贞女的亲属，也包括与贞女非亲非故的显宦要人。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门的纪念性文集，聚集了跨地区的甚至全国性的作者，规模之大在过去是罕见的。
为殉节的贞女举行的公开葬礼，成了把当地最有地位、有财力、有影响的人动员起来的场合。他们为此集资，将财富转化成了道德资本。比如，1664年，安徽灵璧的所有地方士大夫加上县令，都为贞女杨成的葬礼捐款。一位士大夫领袖为其墓地购置土地，亲身监督坟墓的修建，还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文人写了墓志铭。1687年，在吴淑姬与未婚夫合葬的仪式上，参加葬礼的士庶都穿上白色丧服，招展的旗幡把道路都遮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写来了成百上千篇悼念文字。诚然，明朝就已出现了把葬礼作为节妇纪念活动的情况。但在清初，自杀（或试图自杀）的贞女占据了这类活动的中央舞台。从下面发生在17世纪五六十年代三个不同地点的例子中，就可看出这一点。
雪棠纪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河北保定府满城。范贞女的未婚夫死后，她想前去悼念，而她母亲不许。范贞女偷偷服毒，说“生许为田氏人，死当作田墓鬼”。她吐了两天的血之后被抬到田家。她请求婆婆让自己留下，与未婚夫同葬。说了这些话后她就咽了气，死时穿着新娘的服装。据说那天晚上，她家院中的海棠突然开了花（在寒冷的华北春天海棠一般是不会开花的），而且所有花朵都是雪白色（哀悼的颜色）。
此事发生在顺治朝（1644-1661）末年，将此事广为宣扬的是保定太守胡苍恒，而范贞女的伯父和未婚夫的父亲也都大力为她征求诗文。他们得到的回应很热烈，回应的人中包括北方最著名的学者：孙奇逢（1584-1675），魏象枢（1617-1687），魏一鳌（？-1692），刁包（1603-1669），丁耀亢（1599-1669）和申涵光（1619-1677）。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孙奇逢为范氏撰写了墓志铭。各方文字很快辑成一书，名为《雪棠纪》。该书刊刻了两次，迅速流传。颜李学派的创始人颜元（1635-1704）后来很遗憾地评论说，自己当时太年轻，“未能与其盛”，多年后他才有机会写了篇赞文。但颜元还记得他很小时就能背诵《雪棠纪》中的诗。其中一首是山东某进士所写，有下面的句子：“乾坤久不闻清语，巾帼何缘有大儒？”
宋典事件
1665年，山西蔚州出了个贞女宋典。宋典是个17岁的农女，在听说未婚夫死讯后，即刻用罗帕（是未婚夫的聘礼）自缢而死。此事很快传播开来，但如果不是因为身居要位的理学家魏象枢也来自蔚州，宋典的事很可能湮没无闻。
魏象枢大概是受到几年前围绕着范贞女的“盛举”的激励（他也为范贞女写了首诗），而把当地士大夫召集起来，请求政府表彰宋贞女。1666年，康熙亲手书写了“贞烈”二字以示旌扬，并下令给她家三十两银子，修一座纪念她的牌坊。魏象枢在旌表申请得到批准后的第二年，为宋典组织了公祭（公奠），在公祭上，宋典的遗体被挖出，重新与未婚夫合葬。魏象枢为此事撰写了两篇文字：一篇祭文，在公祭上诵读；一篇铭，由他的妻舅李云华刻在石碑上（李云华也是富有的当地名人）。
与此同时，魏象枢还联络远近学者，请他们撰写纪念宋典的诗文。他本人已写了两首诗，但要让宋典（也让他自己）在全国得到仰慕，征请著名文人贡献诗文是很要紧的。在范贞女事件中，撰写者主要来自北方。但魏象枢的努力打破了这一地域界限。他作为直臣的名声和他曾在朝中担任的职位，大概都有助于他的请求。在回应魏象枢请求的著名学者中，朱彝尊（1629-1709）、汪琬（1624-1690）都来自南方的长江下游。汪琬写了篇传记，朱彝尊写了首长诗，它们很快都出现在屈大均辑的一篇文字中。魏象枢将这些诗文收集刊印，题为《双烈记》。
王秀文传奇
1666年，当宋典为未婚夫殉死一事引起的兴奋在北方尚未消退，又一位贞女王秀文的故事据说使长江下游的江苏嘉定人人感动流泪。这个故事属于另一类：王秀文几次试图自杀，但不是为了殉未婚夫，而是为了反抗母亲试图毁弃婚约。王秀文由伯父养大（伯父是个进士），8岁与项准订婚，当时项准只有9岁。后来项家的家境败落，王秀文的母亲想毁掉婚约，把她嫁给有钱人。
王秀文走投无路，吞下了金环试图自杀，但经过十一天的煎熬后被救。在她伯父的儿子的帮助下，她终于嫁入已经破落了的项家，与丈夫同甘苦。按照尤侗（1618-1704）的说法，这个故事也感动了当地文人，很多赞美的诗文因此问世，其中包括著名戏剧家洪升（1645-1704）的一首诗。洪升的那首诗很有名，一个文人后来评论说，那首诗比他的名剧《长生殿》还伟大。尤侗自己也写了首诗给项准，赞美王秀文的异行，并鼓励他努力向学，立身成名。
▲王贞女吞金（资料来源：《图画新闻》，收入《清代报刊图画集成》）
朝代危机和贞女象征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清初文人在纪念贞女活动中投入的巨大热情呢？的确，对于儒家士人来说，推广道德楷模（包括贞女）已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少清初作者仍然按照传统的语言修辞来赞美贞女，但清初文人并非只是在履行既定的道德责任。他们的不同寻常的努力和激奋的声音透示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对贞女的情感和其道德象征的理解。下文将证明，清初士人非同寻常的激情与朝代更替以及他们在其中的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根本上说，他们对贞女的关注是由他们在改朝换代的“民族伤痛”中所处的位置决定的。另外，他们的声音也远非和谐一致。
清廷征服，迫使儒家士人面对最困难的政治和道德选择。很多人毫不犹豫地以生命来维护道德操守。比如黄宗羲和陈确的导师、著名思想家刘宗周（1578-1645）在1645年南明覆灭时自杀。此前不久他就写过一篇关于两位女性的传记文章，其中一个是殉夫的节妇，一个是贞女。在那篇文章中，他谴责了那些“寡廉鲜耻”之人，“甘为钻穴踰垣之行而不顾，视贞女可以愧死矣！”刘宗周以就义履行自己的道德哲学，他所赞美的两位年轻女性也许激励了他的行动。
像刘宗周这样忠贞的儒家士子的自杀，极大改变了知识群体的面貌，时代的灾难给一代文人留下了永恒的创痛。很多人没有选择殉明，而是以其他方式对改朝换代做出回应。其中有人参与复明的事业，有人完全放弃从政，以避免事清，还有的则在满族政府里寻求发展。不论采取何种立场，他们的选择在如何阐释贞女行为时留下了深刻印记，赞美这些年轻女性成了他们政治和精神体验的一部分。
不合作者
清初许多著名学者的撰述表明，贞女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被加入了新的意义。殉未婚夫的年轻女性不再仅仅代表让不义男子蒙羞的杰出女德（如明朝文人赞美的那样），而是代表了终极的政治忠贞。这种政治忠贞是17世纪儒家士人最崇尚的道德精神。贞女的新象征建立在传统的节妇/忠臣的比照上：如果节妇如同尽忠于君主的臣子，那么贞女就代表着未臣事君主但仍为君主献身的人。这一特举为贞女形象添上了最荣耀的光环，使她的光辉掩盖了所有其他节妇。比如，孙奇逢（1584-1675）在范贞女传中说：
君于社稷，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分定于天，情根于性，其死也理之所不容紊，而义之所不容逃者也。至未觌夫面而为夫死，与未委质为臣而为君死者同科，则尤烈之烈矣！
孙奇逢是当时号称“三大儒”之一的著名理学家，倡导通过日常行为进行自我修养。在赞扬范贞女，把她殉节的行为与忠诚的政治美德联系起来的写作中，孙奇逢微妙而有力地融入了自己的道德决心。孙奇逢没有自杀，但他的确保持了政治气节。面对清廷反复的征请甚至压力，他仍拒绝事清。孙的态度在和他有相同政治理念和立场的士人中具有代表性。孙奇逢的两个朋友刁包和申涵光（他们都为宋典贞女写过诗），也拒绝臣事满清政府。
为贞女撰文，也是孙奇逢向明朝最后一代皇帝崇祯致敬的一种方式。在引用儒家人伦关系的传统说法时，孙奇逢添了一道明显的曲笔。“臣于君，子于父，妻于夫”的关系是传统的三纲说法的一部分，但孙奇逢又加上了“君于社稷”的关系。孙奇逢撰写此他歌颂女性英烈的另一面，是对懦夫和无耻之徒的极度鄙视。在周贞女传中王源问道，为什么近年来如此多的女性保持了忠贞，甚至为自己的丈夫或未婚夫而死？“岂廉耻灭绝，男子觍焉不复知有名节，物极必反，故钟于女子而远胜前代，若是乎？”王源的疑问让我们想起清初的“男从女不从”的历史：当新政府下令让汉人男子像满人一样留发，汉人妇女不许裹脚时，女性反抗不从，而男子却服从了。但王源心目中的这些无耻之徒究竟是谁？他描述过这样一件事：在“烈皇殉国”十年后，某有名有势的人在湖上举办了一个豪华宴会，邀请了十郡的文人诗客参加。客人们为此事写了很多诗。一面是儒人雅客为求活命弃道德原则而不顾，另一面是年轻的未婚女子甘为信念而献身。
对清初很多汉人知识分子来说，满族的征服不只意味着改朝换代，而且意味着“夷狄”征服文明的华夏。清朝很多民族歧视性或侮辱性的政策（集中体现在命汉人男子效满族而留发），也加剧了清初士人对明亡的追思。周佳荣指出，满人征服激发了一种“汉人感”，儒家知识分子通过实践儒家传统的核心道德，表达自己不同于“蛮夷”的华夏身份。清初文人对推广贞女形象的不遗余力，与他们的民族身份感亦密切相关。贞女作为极端忠诚的象征，有助于文人阐扬汉人道德的优越性。
复明分子在行动
屈大均（1630-1696）是广东人，代表了为复明而行动的汉族知识分子。当明朝都城陷落时，他15岁。他发誓忠于命途多舛的南明，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复明的无望事业而奔走，并参加了郑成功（1624-1662）试图收复南京的活动和吴三桂的反叛。临死前，他命儿子在墓碑上刻了四个字：“明之遗民。”由于他的反清立场，他的著作被清廷所禁。屈大均力主明朝复辟。他对贞女的推崇，与他的政治活动密切相连。
在反清复明无望后，屈大均专心撰著。在他撰写的书中，有一部题为《四朝成仁录》，记录了为南明四朝而死的忠臣。他又从全国收集了当时的贞女故事（包括宋典），辑入一篇题为《未嫁殉夫烈女传》的文章。在该文结尾他写道：
吾为《四朝成仁录》，自烈皇帝以来，韦布之士，未仕而死其君者，何多其人也！若女子之烈，自宋典至吴，凡十有一人，吾取以为女宗焉。以视夫被执不污，触锋刃而死，抑又难矣。自女以为吾未尝妇也，而不有其死夫；士以为吾未尝臣也，而不有其死君。于是天下之为女为士，致有不可言者矣。
他的11位贞女的传记与《四朝成仁录》相辅相成。对于复辟无望的屈大均来说，记录烈士烈女的历史是他尽自己未尽的责任的一条途径。
除了辑录11位自杀烈女的传记外，屈大均还为另外4位贞女写了单篇传记和文章，其中两位出自他本族。他为自己族弟的女儿香姑写了一篇《柏舟说》，文中再次把贞女比作未曾为官但为主而死的士大夫。这篇文章进一步表明，屈大均心目中纯粹的士人是那种当国家灭亡时不为新主服务的人。他举的两个例子是伯夷和王躅。伯夷在商朝被周推翻后，因拒食周粟而饿死。王躅是齐国的直臣，为表示不与征服齐国的敌人合作而自缢。屈大均显然把自己看成同类的人，尽管他没有像他所赞美的烈士烈女那样自杀。
屈大均用贞女来推广自己反清复明的思想也出现在其他语境中。明朝覆亡后，有些人为拒绝事清而出家。屈大均自己就曾几次进出佛门，但他对汪贞女的评论表明了他对出家这一选择的矛盾心理。据说，在汪贞女的未婚夫死后，人们提出她可以出家为尼，但汪贞女说如果出了家，她就不再是公婆的儿媳，不再是死去未婚夫的妻子了。所以，她没有听从这个建议。屈大均评论说：“嗟夫，贞妇与忠臣同一道哉！贞妇不可以为尼，犹忠臣不可以为僧。然而僧其外而儒其中，若雪庵之流可也。必为僧，则君不得以为臣矣。乌乎忠！”屈大均大概对逃避忠君责任的“僧”不太满意。至于他自己，当然他即使穿上僧袍也仍是儒士。屈大均最终回归俗世，大概表明了他的矛盾心态，甚至也许说明他但缺乏一以贯之的决心。过僧人生活毕竟不容易，而自杀更难。然而贞女却摈弃世俗享受，为信念而决然献身，没有犹豫也不留退路。也许，屈大均觉得她们如此令人敬慕，是出于愧疚心理，愧疚自己没能为道德而就义？
清初文人除了为贞女立传和写文章外，还以其他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有的以其他文学体裁创造贞女形象。根据徐朔方和李惠仪（Wai-YeeLi）的研究，孟称舜（1599-1684）创作的戏剧《张玉娘闺房三清鹦鹉墓贞文记》，体现了作者深刻的亡明之思。故事的原型据说发生在宋朝。张玉娘是浙江松阳的才女，与表哥订婚。未婚夫死后她拒绝嫁人，不久也死去。孟称舜有意把这一故事放在宋元过渡时期：宋元递变类似于明清更替，都是“夷狄”征服了文明的中国。孟称舜还创造了王将军这个人物，他在与元朝官兵战斗后英勇自杀。在剧中，玉娘得知王将军的死讯后说，“丈夫则以忠勇自期，妇人则以贞节自许，我今不敢远望古人，但得效王将军足矣”。
孟称舜来自会稽（绍兴府会所在地）的士绅家庭。在晚明时期，会稽是长江下游的文化中心之一。孟称舜是当地文人圈的活跃人物，是改革派的复社和枫社的成员，也是祁彪佳（1602-1644）的朋友（祁彪佳为晚明文人界领袖，清军入会稽时自沉而死）。虽然孟称舜没有选择屈大均或祁彪佳那样的政治道路，但在创作交织政治忠诚与妻子忠贞的贞女故事时，《贞文记》成了他委婉表露思明情感的独特媒介。
效忠清廷
明朝的悲剧性覆亡并未让所有人都悲痛欲绝或追思不断。魏象枢（1617-1687）的经历说明，虽然当时很多文人拒绝与满清合作，但并没有阻挠其他文人寻求在新政府中施展其政治抱负。魏象枢是理学家，热衷献身政事。他在1642年通过省里的科举考试，那是明朝科举的绝响。四年后，满清政府举办第一次科举，29岁的魏象枢中了进士，成为翰林，后升为尚书。顺治末年，由于受陈名夏（1601-1654）案牵连，魏象枢的仕途受挫。但后来他重新获得了继任的康熙皇帝的信任，历任言官、左都御史、户部侍郎。魏象枢68岁退休时，康熙赠他一首诗和一块亲笔题字的匾额，以表彰他的杰出贡献。
的确，魏象枢就是满人政府依靠的那种汉人官僚。他热衷仕途，处事干练，尤以敢言著称。《清史稿》的作者评价说，魏象枢“廉直謇謇，能规切用事大臣，尤言人所难言”。他的文集很能证明这个评价。文集中包括八十多篇疏，很多是揭露政府弊病，或者为新朝提出政策建议。但魏象枢的忠诚不能仅仅用政治热情来解释，毕竟，他怀有建立理学的有序社会的抱负。他从早年起就“欲综名教为己任”，在任职于清政府期间，他为自己的理想作出了不懈努力。颜李学派严刻的道学家李塨（1659-1733）评论说，清初几十年，在举荐著名理学家入仕这方面，魏象枢是最有影响的官员。像其他理学家一样，魏象枢也希望通过有德女性的道德楷模，使腐败的社会风俗得以净化。在为宋典写的祭文中，他说，“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为妇死节，皆人伦之大，风华之美也……若夫娟娟弱息，伉俪未谐，方在纳采之年，遂引于归之义如宋女者，尤奇中之奇，古今所不多见者也”。
为了更全面理解魏象枢的努力，我们应进一步将其放在清初政治史的语境中。当宋典事件正在展开时，清朝刚刚建立二十几年，新政府仍努力把全帝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反满情绪强烈，叛乱频繁，朝代更替的动荡毁掉或破坏了地方政治结构。魏象枢和他的同仁怀着很大紧迫感，力图恢复地方法律和秩序。鼓吹宋典这样的楷模，不仅能给当地民众树立道德榜样，也有助于新政府将地方重新团结起来。公祭、写赞美的诗文这一类活动，有助于确认地方精英在社区中的领袖地位。
就魏象枢而言，担当领袖角色的压力可能是很大的。当魏象枢组织纪念宋典的活动时（他为此投入了大约两年时间），他的政治生涯正处于低谷。他不在朝中，前途未卜。对于像魏象枢这样热心从政的人而言，这种处境可能更不好受。在地方道德活动中扮演领袖角色，不仅可以重新确认他在地方上的地位，也可表明他对新政权和新登基皇帝的不变忠诚。
魏象枢通过参与贞女事件来促进自己的地位，其时机是很理想的。1666年五月，也就是宋典自杀后的一年，康熙皇帝第一次下诏表彰安徽的贞女胡嘉芝。康熙特别赞扬她的道德成就：“胡氏合卺未成，一闻夫死，几欲自尽，径往夫家成服立嗣，不食数日而死。与已娶死节妇人不同，著地方官建坊旌表。”清朝时期，关于旌表的诏书和消息都马上刊在政府邸抄或邸报中，因此魏象枢可能看到了该诏书。无论如何，六个月后，魏象枢起草的请求表彰宋典的上书递到了康熙手里，康熙马上应允。宋典是康熙朝第二个获得朝廷旌表的贞女。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魏象枢的热情同时可能也令他尴尬。魏象枢写的祭文用类似当时其他人的语言称赞宋典，说宋典代表了最高形式的忠贞。但贞女的忠贞与魏象枢自己的事清选择形成了鲜明对照。宋典为忠贞殉夫，而魏象枢在明朝中举，转而献忠于异族君主。魏象枢作为公共道德的大力鼓吹者，似乎力图把贞女案例化为己用，用贞女事件掩饰自己的污点，在自己身上投射道德守护人的形象。当时，为新朝服务并仕途坦荡的不只魏象枢一人。实际上，与魏象枢同时的很多地方官和朝官都曾为明朝皇帝服务过，他们占据着府尹或县令之职，构成清初地方行政机构的主体。
清初文人表彰贞女的激情来源于对明清嬗变政治危机的深重感受，其长远的影响从本书下文的描述中就可以看出来。贞女现象本来是可能被抑制的，但是，清初文人的顶礼膜拜为它的发展注入了力量，并为后人评价贞女确立了道德标准。诚然，贞女现象此后赖以发展的政治与文化气候与清初很不同，但本章提及的很多文人儒士在清朝余下的时期里享有盛誉，他们的著作成为整个清朝文化传统的重要部分，对造就后人的思想观念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摘自卢苇菁著《矢志不渝：明清时期的贞女现象》，秦立彦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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