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9期P75—P76
作者单位：忻州师范学院历史系，原题《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转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以陶希圣、郭沫若、侯外庐为例》，摘自《近代史研究》2022年3期，武雪彬摘
1933年社会史论战的主要平台《读书杂志》停刊，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史学界在社会史论战的影响下发生了一些潜在的变化，这一时期可称之为“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后社会史论战时期的学术发展虽然以对社会史论战的批判和反思为切入点，在具体的路径上却有所不同，大致出现了三种学术路径的转向，代表人物分别是陶希圣、郭沫若以及侯外庐。后两条学术路径的转向又推动了抗战后尤其是40年代经典意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终形成。可以说，“后社会史论战时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初步形成到最终形成的一个关键的过渡期。
回避唯物史观的整理史料运动
陶希圣在社会史论战时期是与郭沫若齐名的风云人物，他在政治上属于国民党改组派，其主张是一面反蒋一面反共，具有改良主义性质。
陶希圣之所以在社会史论战时期会把唯物史观作为其学术话语的一部分，主要是因为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已经得到学术思想界较为广泛的认可。陶希圣对唯物史观的这种实用主义态度在社会史论战当中招致许多批评。事实上，对于陶希圣来说，唯物史观只是一种机械的、实用主义的工具，并不是其核心理论。
1933年，也就是社会史论战末期，陶希圣就开始回避唯物史观了。他重新打出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口号，其排斥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就十分明显了——而这一原则也贯彻在他编辑《食货》半月刊的过程中。在他看来，社会史论战的主要问题是缺乏史料的支撑。陶希圣表面上是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但实际上却在回避一个问题，即是否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作为历史学的指导，再精确一点，即是否承认唯物史观是指导历史学的科学理论。而事实证明，陶希圣此时是回避唯物史观的，他不肯承认唯物史观的完整性和科学性。因此陶希圣对社会史论战的反思，在根本问题上的回答是无力的。
陶希圣还特别强调《食货》脱离“政治”的旨趣。当然，他选择的是要脱离哪种“政治”，我们也能从他宣称唯物史观与“什么主义不是一回事”的说法中看出来。很明显，陶希圣所说的“什么主义”指的就是“共产主义”。那么，“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呢？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是密不可分的。然而，陶希圣却宣称唯物史观与共产主义“不是一回事”。
陶希圣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唯物史观基本没有关系，再联系到他倡导史料搜集的学术转向，我们就知道其学术转向是与回避唯物史观的根本目的相一致的，史料的搜集只不过是他回避唯物史观的一个借口。相比于塑造一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陶希圣更加愿意走回胡适“整理国故”的老路。总之，在后社会史论战时期，陶希圣与唯物史观渐行渐远。
从史料角度夯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
郭沫若与社会史论战的关系比较特殊，相对于国内轰轰烈烈的社会史论战，远在日本的郭沫若似乎是一个背景般的存在：一方面“郭沫若没有介入社会史论战”，但另一方面，郭沫若却成为论战的一个靶心，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郭沫若坚信自己当时在理论——即马克思主义——上是正确的，只不过是由于史料的问题才出现了一些错误。鉴于此，郭沫若在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便对自己的学术方向进行了调整，即转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史料考辨工作。
郭沫若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反思中意识到了中国古代传世史料的问题与不足，由此引申出通过新史料夯实马克思主义上古史研究的学术路径。他在完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就确定了从史料考证的角度来夯实马克思主义史学基础的研究路向。由于郭沫若身处海外，没有直接参与国内的社会史论战，因此他的学术转向与国内学者相比也较早——如果不机械地以社会史论战高潮结束即《读书杂志》的停刊为断限的话，我们可以认为郭沫若提前进入了“后社会史论战时期”。
在完成《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郭沫若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1931）、《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金文丛考》（1932）、《卜辞通纂》（1933）、《殷契余论》（1933）、《古代铭刻汇考》（1933）、《古代铭刻汇考续编》（1934）、《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935）、《殷契粹编》及《考释》（1937）等殷周史料的整理和考证著作，为此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先秦史的发展方面奠定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同时——或许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郭沫若的这一学术转向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一条重视史料考证的学术传统。
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之后转向史料整理和考证，从形式上看，郭沫若的这一转向与陶希圣的转向颇为相似，但二者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郭沫若的史料整理和考证始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我们甚至可以说，郭沫若开辟了一条从史料方面夯实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基础的学术路径，“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带来了重视史料的传统”。总之，郭沫若的史料考证转向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进行的，其目的也是进一步夯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基础；而陶希圣的史料转向一开始就是以回避马克思主义为目的，所谓的“史料整理”更像是一个顾左右而言他的托词。因此，郭沫若的学术转向与陶希圣的学术转向在形式上看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从本质上看是完全不同的。
从理论角度提升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高度
相对于郭沫若与社会史论战若即若离的特殊关系，侯外庐在社会史论战时期更加没有存在感。尽管与社会史论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侯外庐对论战漠不关心，相反，“旁观者”的角色可以让他更清醒地反思社会史论战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从而开辟出一条以社会史论战的批判为背景的学术路径。
在社会史论战进行之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所用的就是正宗的“唯物史观”，而没有对其所运用的理论进行反思。这一问题反而被战场之外的旁观者侯外庐清楚地发现并做出了有力的回应。
侯外庐认为社会史论战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没有得到深入研究。因此，他决定系统地梳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回到太原后，侯外庐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写了一篇《社会史论导言》（后改名为《社会史导论》）。在这篇文章中，侯外庐明确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方式”的概念及其学术意义，阐明了“生产方式”“生产力”“生产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同时，侯外庐还批判了“技术决定论”“流通决定论”“分配决定论”等错误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历史学上的进一步运用奠定了基础。
在梳理清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后，侯外庐又进一步尝试其在历史学中的具体运用，这就是《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的诞生。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并不是一部从历史学路径出发的著作，而是从经济学路径出发的。因此，这部小册子的核心问题就变成了在中国古代史的场域中检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科学性。侯外庐对《老子》时代的辨析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的，他又通过对《老子》文本的研究发现了其中的“价值”概念，并据此对《老子》所反映的历史时代做了一个经典的论断。
正是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社会史论战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才使得社会史论战时期那种理论的无序化状态逐渐结束，进而推动了20世纪40年代经典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
郭沫若和侯外庐代表了后社会史论战时期发展出的两条具有一定侧重点的学术路径：一是重视史料的整理与考证，二是重视理论的研究与运用。这两条学术路径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性格，最终促进了经典意义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仍然具有路径式的典范意义。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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