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发展阶段下，实现构建新发展格局等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目标内在要求加强需求调控。基于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中国创新性地提出了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理论。新时代需求侧管理是发挥社会需求总量牵引与结构优化效能，着力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均衡的新型管理模式。新时代需求侧管理强调短期与中长期目标相互融合，总体目标的核心在于促进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模式顺利塑造；具体目标的内核是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扩大社会需求规模、引导就业改善和牵引结构升级。管理好需求侧应以实现经济提质扩容为目的，坚持供需有机融合思路，立足扩张需求基点，消除经济循环堵点，抓住社会再生产着力重点。生产环节侧重以结构型需求政策为引导，塑造高质生产体系、增加有效供给；分配环节侧重以健全的三次分配机制为保障，优化分配结构、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流通（交换）环节侧重以消除流通阻滞为关键，建立高效流通体系、改善流通效率；消费环节侧重以消费安全与潜力释放为抓手，促进消费量质同升。
关键词：新时代 需求侧管理 新发展格局 社会再生产
作者简介：李标（1984-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四川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四川成都611130）。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7期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前进。” 当前，“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已成为新发展阶段下亟须消解的三大难题。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配，中国还有必要加强需求侧管理。管理好需求侧之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于新发展格局构建、之于经济发展质效提升有重要价值。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中有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力量：供给与需求。供需间相互适应，保持适度的均衡即平衡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进行。改革开放以后的较长时期，中国为扭转产品短缺的供需失衡格局，宏观经济政策注重生产力发展，供给偏向的调控特征突出。相应地，需求管理政策多是被动地充当调节供给的“从属角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需求侧的理解与认识越来越深刻。为最大程度激发需求牵引效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中长期重大发展战略目标，同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加强需求侧管理”。
从需求构成及其对增长的贡献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总需求总体上以内需为主，对经济增长的总体贡献也以内需为主”。这在裴长洪和刘洪愧的研究中得到了佐证。立足增长趋势的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主要不取决于总供给能力的变化，而更多取决于总需求水平的变化，与供给领域中要素投入或生产率的变动相比，需求增速变动对经济增速变动形成了更为突出的制约。”所以，新发展阶段下，有必要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理论上，需求侧管理“是从提高有效需求出发，推进扩大内需战略，纠正需求结构扭曲，提高供需适配性、增长潜力和运行效率”。与短期视角下的总需求调控明显不同，“需求侧管理具有长期性、全局性、系统性、动态性、开放性等特点，实施需求侧管理要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堵点”。从宏观调控角度出发，“需求管理包括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需求型创新和需求侧改革”。落实需求侧管理不能照搬总需求管理的方法，需要创新与完善中国特色宏观调控体系，统筹安排稳定政策、增长政策和结构政策。鉴于供需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且二者的动态协调是经济平稳运行的必备要件，所以“不应孤立地看待需求侧，不能将需求侧管理单纯等同于扩大内需或扩大总需求，而应将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联系”。
本文尝试对新时代需求侧管理在内涵阐释与路径设计两方面进行拓展。第一，本文基于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详细阐释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内涵。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新时代需求侧管理是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出发点，注重需求管理工具创新，发挥需求的总量牵引功能与结构调整功能，融合需求管理的短期与中长期目标，致力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均衡的新型管理模式；其目标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层、多元”的目标体系。第二，本文基于社会再生产系统，设计实践需求侧管理的路径。推进需求侧管理应在供需有机融合的前置条件下，立足扩大内需，以打通经济循环阻滞为关键着力点。社会再生产的生产环节侧重以高质生产体系牵引供给效能提升、分配环节侧重以健全三次分配机制优化分配结构、流通环节侧重以现代流通体系改善流通效率、消费环节侧重以消费安全与潜力释放促进需求量质同升。
二、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内涵阐释
新发展阶段下，中国的供需关系呈现了新变化：供给侧结构性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并存，高品质消费得不到充分满足，需求外溢规模较大等。供需总量与结构的双重错位，致使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模式不再适用，有必要建立新的理论指导需求调控。立足既有实践，党中央运用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的辩证原理，提出了新时代需求侧管理。
1.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原理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意蕴，其理论根基可溯源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深刻剖析的生产和消费辩证关系，也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
生产决定消费首先表现于生产为个体提供满足自身需求的消费对象或素材，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离不开消费特定产品满足某种需要；其次表现为生产为个体提供工具、场所等，完成某种形式的消费；最后表现为生产激发了个体的需要，为对象和材料创造了需要和主体。正如马克思关于生产决定消费的经典总结：“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做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
消费反作用于生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消费位于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末端，只有被个体实际消费的产品才能真正表现出自身外在的使用价值，否则只能转化为库存，妨碍生产行为的最终完成。马克思指出：“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另一方面，生产者供给产品的最终目标是在满足个体需要的同时，实现产品内在的价值，可以认为消费行为为生产提供了需要、目的和本源动力，牵引着社会再生产往复循环。对于此，马克思给出精要评述：“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马克思对生产与消费一般关系的深刻剖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民经济稳定运行提供了启发。宏观视角下，生产与消费分别对应着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样适用于供给与需求。可以说，供给与需求相辅相成，供需匹配是国民经济循环持续畅通的充要条件，二者的相对均衡状态决定着国民经济发展状况。供给要满足需求，市场上不符合有效需求要求的产品只能转变为存货、形成过剩，只有供给的产品被消费，需求牵引供给的作用方能真正得以体现。所以，宏观经济治理思路以及政策制定、工具选择等科学性的提升，需要深入把握供给与需求的辩证关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适应，需要科学建构新时代需求管理框架，以更好地调节社会需求，实现供需总量与结构的双重均衡，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
2.新时代需求侧管理是强调内需动力、兼顾供需、融合长短期目标的新型需求管理模式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并不是随意编纂的新名词，也不是仅仅为了对冲内外部冲击的短期宏观调控行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实体经济出现部分行业库存积压严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与需求大量外流等横向、纵向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伴随对马克思生产与消费辩证关系的理解深化，党中央不仅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而且也在扬弃凯恩斯主义总需求管理基础之上，提出了新时代需求侧管理。
中国的新时代需求侧管理是继承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思维，与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匹配，以扩大有效需求为基点，创新需求侧管理工具，充分运用需求的总量牵引功能与结构调整功能，融合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致力于实现供需高水平均衡的新型需求管理模式。对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深入理解与认识，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
(1)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不仅突出需求牵引经济的动力功效，而且注重区分内需拉动增长的效能差异。改革开放40余年来，内需扩大而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为加强需求侧管理，持续发挥需求在国民经济稳定与发展中的作用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中央顺应经济发展客观规律，适时将需求管理调整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点，尤为强调了内需拉动增长、稳定增长的战略功能，特别区别界定了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和投资对增长的关键作用。新发展阶段下，扩大内需不再偏重快速扩张投资总量的拉动模式，而是主张发挥消费引导投资的关键作用，以消费牵引新增投资调整结构，加快向关键环节、关键设施、关键技术、关键行业、关键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形成更多产业资本，支撑供给满足个性化、品质化、高端化需求的能力提升，促进供需匹配效率改善，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2)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主张供需兼顾，需求规模扩大与供给结构调整应协同联动，不应人为割裂、分别对待。管理需求侧应充分考虑供给侧面临的诸多不同制约，注重以需求扩大牵引供给侧优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经济政策是以供给侧为重点还是以需求侧为重点，要依据一国宏观经济形势作出抉择。放弃需求侧谈供给侧或放弃供给侧谈需求侧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关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可知，在宏观经济管理总体思路方面，国家坚持运用马克思的供需相互作用思想，由调节宏观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供给和需求入手，主张在加强需求侧管理的同时与供给侧保持协调联动，在更好发挥各自作用的基础上，协同破解供需错位难题，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增长。国家循着此思路制定的需求侧管理政策，兼顾了合理扩张需求规模与消解经济结构制约的战略要求。
(3)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强调短期与长期兼容，主张将短期的需求侧管理融入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以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均衡稳态。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增速持续下滑与结构性过剩的事实说明了，需求总量的短期调控难以支撑长期发展，需要创新需求管理。202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这意味着，国家已将需求侧管理放在更长的时间轴上看待，不再单一盯住短期增长目标，而是着力尝试将扩大社会需求、稳增长的短期经济目标与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中长期发展目标相融，以促进国民经济沿着供需相对均衡的动态路径，迈向更高发展水平。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治理领域的重要理论结晶，其动态生成过程较好地诠释了党中央对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辩证关系认识的升华，映射出其吸收马克思主义理论精髓、务实实践、进行再创新的优异能力。简言之，中国的新时代需求侧管理在继承马克思主义辩证分析逻辑基础上，科学厘清了需求与供给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协调处理了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相互关系，融合了需求侧的短期与长期效能。
3.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层、多元”的目标体系
中国推进需求侧管理不仅考量了总量层面的短期经济增长要求，而且更加注重化解长期经济发展的结构约束，确保国民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这意味着，需求侧管理目标必然不是单一的，而是有层次、多元化的。需求侧管理的多元目标构成了统领层和执行层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统领层，对应的是总体目标，是管理需求侧的宏观统揽，是对需求侧管理的方向、思路、目标等进行综合性、战略性的阐述。第二层是执行层，内含的是具体目标，是基于需求侧管理的总要求，从总量与结构层面确定的实践任务，其达成情况直接关系着总目标能否成功实现。
(1)统领层的总体目标。供给与需求是国民经济的两个基本面。供需错位问题已成为新发展阶段下，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践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质量稳定迈向更高水平以及顺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显著制约。及时高效地解决供给与需求不匹配的矛盾，内在规定了宏观经济治理需要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加强需求侧管理。
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总体目标在于，牢牢把握新发展阶段下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协调、审慎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引导社会有效需求充分释放，在总量与结构层面上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需相互匹配的更高水平动态均衡，塑造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的动力，促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推动高速增长模式平稳转型为高质量发展模式，在量质提升的过程中稳步走向共同富裕。
(2) 执行层的具体目标。需求侧管理总体目标的成功实现，需要依托一系列经济任务的协同集成推进，这些不同的任务映射出一个多元化的目标集合。需求侧管理的具体目标综合反映了国家关于宏观经济需求治理的战略要求，主要包括促进经济增长稳定、扩大社会需求规模、引导就业有效改善和牵引经济结构升级四个方面。
第一，管理好需求侧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稳定。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促进高质量发展、稳步走向共同富裕等需求侧管理总体目标的实现需要稳定的经济增长基础予以保障，因为稳定的经济增长趋势有利于稳定微观主体预期、稳定宏观经济政策预期，形成开展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所必需的稳定环境。依循马克思的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原理可知，中国强调的“稳中求进”的深刻意蕴在于，通过宏观经济治理解决供给端结构性问题的同时，更要管理好需求侧，这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以来最终消费率保持上升趋势的经济事实与发展规律相符。中国推进需求侧管理锚定了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与关键，注重以科学精准、创新性的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政策相结合，形成供需相互匹配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促进社会有效需求扩大，释放需求牵引供给规模扩张与供给结构优化的效能，从而熨平因结构性过剩而引发的经济波动，确保增长稳定运行于合理的区间，形成持续向好的发展态势。
第二，管理好需求侧是为了扩大社会需求规模。马克思曾指出：“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 此时，商品要顺利实现内在的市场价值，市场供给商品的社会劳动耗费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这也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显示社会需求信息、释放有效需求规模有利于消除供需失衡、重现价格甄别功能、引导劳动等资源配置回归理性，促进经济永续稳定发展。立足需求管理政策分析，灵活运用总量型与结构性经济政策能有效促进实际社会需求扩张。例如，通过以减税与补贴等政策工具提升居民消费比例为抓手，改变长期不协调的投资与消费关系；适度减少政府与国企在竞争性领域投资的同时，提高在新基建与公共领域的投资，促进投资结构优化，释放高质量的投资需求；确保初次分配更公平，着力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完善以社会保障为核心的公共政策，优化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居民消费潜力；设计兼容产业、投融资政策的外贸政策体系，促进外需稳中有升。
第三，管理好需求侧是为了引导就业有效改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价值与财富的创造源于劳动，社会再生产、最终产品价值实现以及经济体价值总量增加与社会财富增进，其实质是“活劳动”和“死劳动”等经济资源配置与再配置、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协调匹配的动态调整过程。“活劳动”要素在不同区域、部门、行业之间进行配置与再配置的经济行为，直观地表现为就业规模与结构的调整。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沿着经济高质量发展方向，通过灵活实施总量型、价格型、结构型的财政、税收、货币、收入、产业等宏观经济政策，并有机融合运用行政规制、法律监管等宏观经济治理手段，沿着需求演变规律与变迁趋势对社会需求加以管理，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化及其成果巩固、供需总量与结构协调，而且有利于引导劳动等生产要素合理顺畅流动，提高生产要素配置与再配置效率，增加社会就业规模，优化就业结构。
第四，管理好需求侧是为了牵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过去多年，中国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着力点在于供给端。长期注重通过创新驱动生产与交换等再生产环节变革、通过高投资快速积累物质资本、通过“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扩张外需等确实取得了促进结构转型与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效应，但也表现出忽视需求端牵引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功效。这不仅导致供需两端不匹配的格局日益突出，而且需求端也明显表现出不协调的现象，制约着国民经济持续优化。一方面，从内需构成看，消费需求增长及其规模慢于投资需求，需求内部结构的不协调特征明显；另一方面，从消费范围看，消费需求规模扩张的同时，国内消费需求外溢规模大、外溢增速较高，这说明消费规模扩张与消费结构升级有足够的购买力支撑，但国内供给与有效需求出现了结构错位；此外，从消费安全保障看，消费市场建设相对滞后、消费质量监管时有缺位等致使高品质供给及相关产业发展受限，由此对经济优化形成一定限制。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处于“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深化阶段，管理好需求侧是破解结构制约、促进内需扩大与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总之，以匹配需求升级为导向牵引生产结构调整、以畅通社会再生产循环为导向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以释放消费潜力为导向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以确保消费安全为导向完善市场监管等多策融合、多措并举的需求侧管理，有利于深度促进供需匹配，促进投资结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需求结构等优化演进，支撑经济发展质量跃升。
三、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的实践路径
新发展阶段下，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紧紧扭住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基于马克思关于社会再生产循环的深刻分析，内需的扩大需要高效推进需求侧管理，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度融合匹配，既要注重引导消费规模增加，也要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改善投资效率，要充分满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不同再生产环节打通循环“堵点”的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提升。
1．根本目的：以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推动经济稳定提质扩容
需求与供给是国民经济运行的“两翼”，二者在总量与结构层面是否协调直接关系着经济能否稳定实现提质扩容。短期而言，只有不断扩大内需才能拉动经济尽快回归中高速发展轨道；长期而言，内需的扩大要解决需求的内部结构问题，从需求的角度促进供需在可持续的状态下达到动态均衡。在中国面临供需错位矛盾突出的当前，时有反复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稳定等外部冲击，致使经济下行压力与日递增、预期有所恶化，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发展质量的提升均受到显著挑战。此时，通过加强需求侧管理，引导社会需求持续扩张，能够有效缓解需求收缩压力，提升内需扩大效率，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加快形成高水平供需动态平衡格局，稳妥实现经济量质同升。
2．总体思路：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结合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打通堵点、补齐短板，畅通社会再生产循环。新发展阶段下，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既要坚持解决结构性问题不动摇，又要维持一定增速水平上的高质量发展。如果“只是在需求侧进行改革和需求管理，并不能有效解决经济运行的效率和供给质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相对地，倘若一味地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忽略需求扩张的基础以及条件，也很难有效破除需求不足的掣肘。所以，扎实推进需求侧管理并不能简单延续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单一扩张总需求的策略，而应坚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融合，基于需求管理目标、手段、工具等创新与调适，在促进内需扩大的同时，稳妥实现国民经济总量与结构双重协调。
从政策设计角度看，加强需求侧管理不仅不能忽视供给侧，而且要形成供需两侧兼容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促进供需走向双重均衡，推动高质量发展。国家有必要着力创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科技政策、投资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引导、支持供给主体深化创新；调整生产投资结构，增加供给相对不足领域的投资，提高产业投资转化为社会现实生产力与高质产品的效率，以更高质量的产品供给规模与结构，满足社会消费扩容提质的需要。推进需求侧管理还应增加有利于居民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制度供给，“要从促进就业、提高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完善鼓励消费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着手，短期刺激政策和长期制度安排相结合”，以更有力地推动消费扩张和居民消费率提高。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化，实践需求侧管理这一宏观经济治理新方式，不能孤立地就需求侧谈需求侧，而应加大需求侧与供给侧的协同力度，促进二者系统高效融合。需求侧管理的思路应积极主动由需求的短期调控向中长期治理转变，高质量地满足社会再生产不同环节的需求，以更好地解决经济循环阻滞所引发的供需错位问题，扩大社会有效需求规模，持续稳定释放内需，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平稳提升。
3．推进路径：基于社会再生产系统的设计
循着供需两侧结合、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逻辑进路思索，需求侧管理的路径应放在社会再生产系统下设计。这需要围绕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四个环节下足“功夫”，也即通过分解社会再生产四环节，聚焦打通再生产循环“堵点”与供需协同提质扩容，探求有效的推进路径。
（1）生产领域应以结构化需求政策为引导，牵引高质供给体系加快塑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表明，扩大社会需求的根本限制之一是既有生产体系能否提供市场所需要的商品与服务。这实质上是市场上“有没有”所需产品的问题，对应着商品与服务的供给环节。“有没有”一方面是指市场上该商品与服务的绝对供给量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绝对量是否匹配；另一方面，它强调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结构性适应，即对某种商品与服务的更高质量的需求能否被充分满足。
随着经济发展与生活条件改善，中国居民消费正从生存型消费向享受型消费升级，从传统型消费向品质型消费升级，从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中国经济运行显化出局部性、结构性产能过剩与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消费需求大量外溢并存的现象，这表明国内生产力与消费力出现显著的不协调，社会有效消费需求的满足与扩张必须破解供给有效性的制约，这也内生要求加速塑造供给体系。实际上，尽管中国具备全门类的生产制造体系，但一些行业依然存在核心技术、关键环节、重要节点被国外“卡脖子”的制约，精细高端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较低；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特别是康养、文旅、绿色、信息等新消费热点的供给不足。所以，在经济发展提质扩容进程中，构建新发展格局、改善供给效能离不开高质生产体系的支撑，而高质生产体系的塑造又离不开宏观需求治理政策的引导。
由政策设计角度分析，需求侧管理需要科学把握需求政策的结构功能，及时对“大水漫灌式”的总量扩张政策进行创新性调整，以牵引供给效能提升，加速推动供需适配实现。总体上，需求侧的经济政策制定应坚持与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规划、产业规划等顶层安排相匹配，向关键领域、薄弱环节倾斜，设置优惠的投资政策、融资政策、财税政策以及外贸政策等，降低企业等微观主体开展经济活动的综合成本，拓展私人与公共投资空间，促进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出口需求扩大，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就业规模与经济体量稳定扩张。需要强调，在出口需求受制于不稳定的国际环境、消费需求增长乏力的情况下，满足投资需求、扩大投资规模对供需协同扩大内需至关重要。该阶段的投资不再是大量负债、大力上马“铁公机”等传统基建项目，而是强调以经济优化升级导向，要求增加投资规模的同时，注重改善社会投资的结构与效率。一方面，宏观层面上要“注重增加基础设施、民生事业、生态保护等‘补短板’投资以及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等有利于经济高级化现代化的‘升级型’投资”；另一方面，产业层面上应着力高新技术产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的规模扩张与效率优化，确保芯片、软件等核心关键技术与中间产品等自主供给能力持续提升，以更好地满足生产供给质量上台阶的需求。总之，新发展阶段下管理需求侧有必要坚持投资规模增加与结构调整并举侧重以投资结构优化带动规模扩张，从而在扩大社会需求规模的同时，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双重协调，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
（2）分配领域应以健全的三次分配机制为保障，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按照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四环节的分析逻辑，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循环畅通与否、社会需求能否顺利扩大，受微观主体收入水平高低的直接制约。这一限制实际上是市场需求或消费能力的直接反映，对应着分配环节。在现代经济学中，真实的市场需求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马克思曾明确指出：“这种消费是因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而消费量也要按照通常的或估计的收入的一定比例来计算。”收入支撑形成的有效需求表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与个人及社会的消费能力、消费规模直接关联。马克思强调：“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 由此可知，对社会消费力及消费需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收入背后的分配关系以及分配状况。
有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宏观消费倾向已开始上升，微观消费倾向仍处于降中趋缓的阶段，而且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也有所下滑。因而，管理需求侧要坚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建立三次分配相互协调的基础性机制安排，形成合理的分配结构，支撑社会需求持续扩大。在初次分配领域，要以起点公平与规则公平为基本导向，坚持完善要素产权制度建设，健全要素市场规制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制度，优化市场机制，确保数据、土地、资本、管理、知识、技术等生产力要素能公平参与收入分配，促进要素所有者按市场贡献大小获得多元、合理的个人收入。
在第二次分配领域，国家应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借助税收、社会保障等经济调节手段缩小收入差距，优化分配结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的价值表现为劳动者的名义工资或劳动报酬。实际上，消费规模扩张并不取决于名义工资，而是取决于剔除价格等因素的实际工资。实际工资扣除维持劳动力再生产以及劳动力发展所需的教育、健康等费用以后的余额越大，消费规模快速提升的或然率则越大。中国的名义工资提升长期滞后于通货膨胀以及劳动力发展所需商品或服务价格水平的上涨，这使得居民家庭消费预算约束趋紧，降低了消费意愿，压缩了消费潜力。理论上，在稳步提高劳动报酬、稳定物价水平的同时，致力于收入再分配的政府行为能改善家庭预算约束，让居民“敢消费”。因而，推进需求侧管理要形成扩内需、稳增长赖以依存的分配结构与收入基础。具体来说，既要考虑通过建立在个税免征额及个税附加扣除方面引入价格因素的动态调整机制、适度提升个税免征额等策略优化税制；也要坚定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壮大中等收入、提高低收入的优化方向，健全创新型人才、组织等经济主体按条件享受税收减免或返还优惠机制；还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与救济帮扶力度，不断增加教育、医疗、文化、住房、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政府投资，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在第三次分配领域，国家应注重以道德力量为基础，全力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之手”调节机制，深入挖掘其内蕴的财富分配与社会公平正义功能，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塑造合理分配结构的作用。为确保公益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蓬勃发展，助力收入差距缩小，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加强宣传引导的同时，要尝试以税收减免或税收优惠等财税政策为抓手，推动有能力的微观经济主体自愿参与慈善、捐助等公益事业；二是发挥财政或国有基金的引导、撬动作用，形成政府与社会相互协作的公益模式；三是加强公益部门的制度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政府监管，鼓励群众与社会监督；四是积极储备高质量人力资本，促进公益事业健康发展。
（3）流通领域应以消除流通阻滞为关键，加快推动高效的流通体系建设。马克思指出：“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流通（交换）是连接要素与生产、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中间桥梁。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高效的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把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对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加速价值实现与财富增进有着重要影响。马克思强调：“在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 这一过程耗时越短，商品周转效率越高，社会需要越能够较快得到满足，社会再生产循环速度越快。高效的流通体系还蕴涵着较高的劳动生产力。马克思说：“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死劳动量和活劳动量——越小，劳动生产力就越大；反之亦然。”从社会再生产循环角度看，流通效率越高越有利于生产时间相对增加，促进商品价值的创造与市场实现。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主要包括寻找所需要素的生产准备阶段与商品实现价值的销售阶段。因而，管理好需求侧应充分满足流通需求，全力建设现代流通体系，着力破解要素与商品市场流通阻滞。
就要素流通而言，需求侧管理的施策方向是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相适应、匹配要素自由流动需要的现代市场。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及其价值转型理论，等量资本获得等量利润，竞争机制驱动生产要素由利润率低的部门向利润率高的部门配置，要素流入部门的商品供给增加、市场价格下降、利润减少，要素流出部门则呈现相反的变动，从而各个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供给和需求趋于一致。但是，利润平均化和供需均衡化的实现隐含着要素自由流动的要求。以资本与劳动两个基本要素为例，“1.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2.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理论上，要素的自由流动意味着经济主体通常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所需要素，迅速扩大生产规模，增加短缺的使用价值供给，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支撑市场需求扩大。因而，管理好需求侧应充分满足要素自由流动的需求，以推动在全国范围内加快形成统一的现代要素流通市场体系，促进要素供需匹配效率提高，助力打造高质生产体系与供需适配格局。
目前，中国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要素大市场，要素自由流动还受到诸如产权不清、户籍制度、行政分割、公共设施或平台较少等制约。为此，高水平推进需求侧管理需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协同，以消除要素自由流动的限制。在制度建设方面，应加快基础性制度完善，健全土地要素产权、知识产权、数据要素产权等；优化完善城市户籍管理制度设计，完善劳动力落户政策。在市场规范方面，应健全人力资源市场管理的全国标准；建立健全知识、技术、数据等交易、定价、共享与保护的统一标准；建立健全要素权利抵押、担保融资的国家标准；建立健全资源能源市场交易、定价的指导标准，建立健全要素市场执法监管的统一标准。在公共设施或平台建设方面，应加快完善土地、能源等要素权利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建设；优化资本、数据等要素统一市场建设，加快区域要素交易平台互联互通或与全国交易中心平台衔接；推动建设统一的能源交易中心，加大能源商品期货全国交易中心、场所、仓库等建设投资。在需求调节政策方面，应发挥财政政策对要素自由流动所需设施建设的重要作用，以财政专项基金、国资投资平台、社会资金协同推进公共设施建设，并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优惠；最大程度上发挥金融支持要素流通效率改善的作用，创新金融产品，为统一的公共交易市场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并大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为流通建设提供信用融通。
就商品流通而言，推进需求侧管理的着力点在于支撑经济循环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应出台政策支持商品流通网络体系加快构建。一方面，改善劳动生产率会生产更多的相对剩余价值与使用价值，这要求扩大消费，“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以加快商品周转及其价值实现。另一方面，市场范围的空间延展在产品质量改进与产品类别丰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现代商品流通网络体系有效拓展了市场空间范围，加速了商品价值实现，提高了商品周转效率。因此，需求侧管理进程中应注重满足现代商品流通网络体系的建设需求，以加速商品价值实现，提高经济循环效率，支撑内需扩大与经济稳定增长。
现代商品流通网络体系主要由线上线下协调互动的现代销售网络体系和以交通运输为基本支撑的现代物流网络体系构成，是畅通现代经济循环的有力支撑。从推动线下线上协调互动的现代销售网络体系建设角度看，要加大实体商品流转中心建设投资，以财政资金、国有资本联合社会资本基于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国家中心城市与重要节点城市建设集商品集散、仓储、供应链、供需智能分析等于一体的现代商品中转中心；要自建或持股互联网平台，积极拥抱线上销售；对于建设期、孵化期的主体有必要给予适度的税费减免支持。从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角度看，应提高财政、货币等需求管理政策与物流产业发展政策的融合度，加快投建“数智化”物流中心，改善物流效率；积极改善国家、省、市、区（县）、乡不同层级的交通运输条件，稳妥推进高速公路收费等交通费用有序降低，大力发展铁运和水运，缩短商品运输时间的同时减少单位商品承载的物流成本，促进社会需求扩大。
总之，流通是经济顺畅循环的关键环节，消除流通堵点、满足流通需求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关键。在管理需求侧过程中，有必要向流通领域适度倾斜配置经济政策等资源，以支撑“国内国际互动、线下线上共生、品质区分清晰、流通高效有序”的现代流通体系打造，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概括来说，流通领域应突破制度、技术、设施等制约，以更好满足现代流通体系的建设需求。例如，应以健全完善要素资源产权制度、积极变革户籍管理制度、创新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及其监管制度、加快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等为保障，破除流通效率改善的制度藩篱；应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增加商贸物流领域的技术投资、绿色投资，促进商贸物流平台化、智能化、低碳化、国际化发展，提升流通体系的现代化水平；应注重补齐流通体系的基础设施短板，以城乡有效互动为导向，坚持打通“最后一公里”，创新信贷产品等金融工具、统筹财政专项资金，着力增加农村道路、物流设施与网点、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等投资，促进城乡流通体系无缝衔接。
（4）消费环节应以保障消费安全与释放消费潜力为抓手，促进消费量质同升。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内需，而在国内资本回报率明显下滑、投资模式偏向结构调整、外贸形势不明朗的事实下，扩大内需的主要依托在于增加消费。理论上，消费是再生产的终点，也是新一轮再生产的起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着力点之一。综观世界各国经济史可以发现，消费规模扩大与消费结构升级是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规律。所以，务实推进需求侧管理应注重发挥消费的作用，着力促进消费量质同升。扩大社会消费要做到需求侧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融合，在打通生产、分配与流通环节“堵点”基础上，还需着力改善社会消费质量、释放社会消费潜力。
提供高质量的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体现，是居民“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这要依托严格的消费监管体系确保消费安全。中国消费市场上曾出现的“地沟油、镉大米、长春长生疫苗”等消费不安全事件以及国人在境外疯狂抢购、代购马桶盖、奶粉等消费需求外溢现象映射的是，国内潜存的消费安全隐忧致使有消费能力的居民家庭因担心消费不当导致人身与财产遭受双重损失，而不敢、不愿在国内消费，进一步增加了内需扩大的难度。此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滞后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以及时有缺位的消费监管体系难以适应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因而，从满足社会消费的质量需要视角看，以严格的消费监管体系推动消费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向国内外市场供给高质量的商品与服务，保障消费安全，实现消费规模扩张与消费质量改善的双重目标，牵引社会总需求稳定提升。
释放社会消费潜力要求挖掘新消费增长点，培育消费能力。从消费空间分布看，城镇居民消费规模要高于农村居民，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又高于城镇居民，所以应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畅通城乡要素与商品的自由流通渠道，促进城乡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升。从消费内容结构看，食品等保障基本生存需要的消费需求稳中有降，而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需求旺盛，由此管理好需求侧有必要制定结构化的财税、投融资等政策，引导符合新发展理念本质规定的新消费热点增加商品供给与消费。从消费主体类别看，社会消费主要由政府消费和居民家庭消费构成。就政府消费而言，中国近些年的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较为稳定，约16%左右，仍可适度增加支出，尤其“需要增加那些更加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加有助于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更加有益于改善人们生活品质的公共消费”，如提高政府对教育、医疗卫生、环保、安全、社保、住房和社区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购买或投入。相对地，居民家庭消费扩大的核心在于可支配收入增加。具体地，要坚持落实“两个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劳动报酬稳定提高的长效机制，对冲通货膨胀的价格影响，确保实际劳动报酬不减；更要优化个税征缴制度，适度提高个税起征点，科学优化确立专项附加扣除类别及额度（如综合考虑居民户籍、性别、职业等异质性影响）；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积极拓宽居民收入来源，保护合法正当收入。
四、结语
中国经济供需错位矛盾制约着新发展阶段下新发展格局构建等经济社会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实现。依据马克思关于生产与消费相互作用关系的辩证分析，要化解这一矛盾不仅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要重视需求侧管理，充分发挥社会需求的牵引作用。中国提出并实践的新时代需求侧管理理论有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联系变化中，从社会主要矛盾及其运动中正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的优秀品质。主动适应这一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畅通经济循环、破解需求收缩制约、促进经济发展质量跃升，需要理解领会需求侧管理的深层要义，优化完善内需管理制度，加大需求调节思路、方式以及工具的创新力度，以集成化的宏观经济治理政策高效管理需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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