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9期P19—P20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学院，，原题《从隐喻看逻辑推理的起源——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的启示》，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022年3期，邵贤曼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有关推理的理论是其“主要逻辑贡献”和他的逻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以至于“他的逻辑就是研究推理以建立证明的科学”。而推理的必然性所依据的是形式逻辑最基本的思维规律，即矛盾律（又称“不矛盾律”）。但这种逻辑规律是如何产生的呢？
作为“前逻辑思维”的原始思维：“互渗律”
逻辑规律的必然性并非一开始就被信任，在人类的早期，矛盾律甚至根本没有被注意到。列维-布留尔在对原始民族的思维和语言的研究中将他们的思维方式归结为“互渗律”（law of participation），并将互渗律定义为：“在原始人的思维的集体表象中，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它们也以差不多同样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的力量、能力、性质、作用”，它相当于我们称之为“隐喻”的思维方式。列维-布留尔将这种万物“互渗”的思维方式称为“神秘的思维”或“原逻辑的思维”，并解释道：他绝不是要把原始思维判为“不合逻辑的”思维，而是要强调原始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可兼容性，以及原始思维虽然在根源上先于逻辑思维，但在时间上却与逻辑思维相伴随，甚至直到今天人们的思维中也保留有原始“互渗”的层面。
原始思维向逻辑思维的进化
如果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看现代人类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人们几乎会毫无异议地认同列维-布留尔的判断，即“在我们的集体表象中仍然保留着的前逻辑的因素是太弱了，不足以使我们再现那种以前逻辑因素占统治地位但不排斥逻辑因素的智力状态”。这种判断的眼光本身是狭隘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对逻辑的和前逻辑的思维进行了结构上的初步解剖。
他首先指出，前逻辑思维“很不喜欢分析”，而逻辑思维则在经过分析而严格确定的概念的基础上来进行综合。前逻辑思维是封闭、停滞的，缺乏自由和创新的，在其中，“特别显出互渗律的优势和真正智力要求的劣势”，而且“情感和激情的因素简直不让真正的思维获得任何优势。对原始人的思维来说，很难存在赤裸裸的事实和实在的客体”，而这种情感本身又是由传统决定了的，只要社会集体的组织制度不变，它也必定是先定的。只有当这个先定的集体表象逐渐走向分裂时，进化才得以开始，“真正的所谓‘思维’才服从着这些要求，开始分化、独立和解放。只是在这时候，稍稍复杂的智力运算才有可能实现，而思维所逐渐服从的那个逻辑机制则成为它的解放的必要条件和它的进化的必要工具”。
接下来，列维-布留尔对原始思维所运用的“概念”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前逻辑思维主要是运用互渗的方法来达成其抽象和概括的。不同于逻辑思维的抽象，原始思维的抽象必须联系对象周围的那些神秘力量来理解。因为在原始人那里，“他不神秘地进行抽象，他就根本不进行抽象”。因此他们对事物的“分类”也和逻辑思维不同，“这种分类的指导原则是这些实体里面共同存在着的对部族来说极为重要的神秘力量”。这里暗示了逻辑分类的起源。但在逻辑思维看来，这里没有任何与我们的逻辑分类相像的东西（除了表面的相像）。正是由于缺乏逻辑的概括性，原始人的语言中词汇量往往惊人的庞大，“这些语言拥有极大量的为我们的语言所没有的词汇”。
但是，原始人类语言的这种优势注定要失去，“概念的和抽象的思维的进步，使得早先用于表现比较具体的思维的描写材料减缩了”。随着社会的开化和交往的发展，语言的禁忌和魔力消失了，古老的仪式失传了，它们的含义不再被想起。《原始思维》最后一章以五个小节分别描述了从最低级状态的原始思维进化到我们今天的逻辑思维的五个阶段，它们可以依次被概括为：（1）前表象非人格化的阶段；（2）人格化的万物有灵阶段；（3）神话阶段；（4）概念和经验认识形成的智力阶段；（5）逻辑思维形成和不断发展的阶段。前两个阶段属于前逻辑思维阶段或原始思维阶段，后三个阶段属于发展出逻辑思维并日益精密化的阶段。
隐喻在逻辑思维中的作用
有两个问题值得先来分析一下。当互渗律还处于前逻辑思维最原始的阶段时，它是直接在人的思维中起作用的，人们感觉到了，但完全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这就相当于前谓词判断式的隐喻，从形式上说它和谓词判断没有任何区别，都是以“A是B”的形式表达的，如说“我是金刚鹦鹉”；但是当进入第二阶段，个人和图腾之间插入了一个第三者媒介（如巫师），这时前谓词判断的形式有了变化，相当于隐喻转成了明喻。我不再说“我是金刚鹦鹉”（只有巫师才可以“是”金刚鹦鹉），而说“我就像金刚鹦鹉”。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巫师，我仍然可以与图腾“互渗”，但毕竟是间接的了，如果巫师不在场，我就被“祛魅”，而成了一个普通人。这时，就像列维-布留尔说的，集体表象就“开始感到经验的影响”，而“客观关系则第一次出头露面”，并且“对矛盾律比较敏感了”。所以列维-布留尔说，当互渗感强烈时，“语言”就掩盖了逻辑上的谬误（即我既是我又不是我，而是金刚鹦鹉）；而在互渗感丧失了某种强度时，“语言”就暴露了这种矛盾。
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休谟问题”。列维-布留尔两次提及休谟对因果律的解释（或不如说解构），以说明原始思维的特点，其实是着眼于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当事情涉及经验的客观事物的必然关系以及我们对它们的必然把握时，原始人类对此毫无因果性概念，而是把一切都看作偶然的、无缘无故的或“奇迹”；另一方面，当事情涉及另外一些超出经验之外的神秘的互渗关系时，他们却又坚信其中有某种不可改变的因果性。所以，对于原始思维来说，“一切都是奇迹，或者更正确地说，一切又都不是奇迹；因而，一切都是可信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能的或荒谬的”。休谟摧毁了对客观必然的因果律的盲目信念，就此而言，我们不妨把每次的因果关联都当“奇迹”看；却把人自身的“习惯”确立为“人生的伟大指南”。就此而言，以“习惯”为指南与原始人以神秘互渗的集体表象为指南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却具有同样的、表面上看不出来的更深刻的含义。它尽管不能证明因果性的客观必然性，却揭示了现代人习以为常的因果观念的发生学起源。
互渗律对逻辑思维的利和弊——以中国思想为例
列维-布留尔看到，逻辑思维的进化过程是连同整个以往传统的积淀一起上升的。“概念仿佛是它的先行者——集体表象的‘沉淀’，它差不多经常带着或多或少的神秘的残余”。这些残余“在某个时期作为进步的辅助工具以后，自己又成了进步的障碍”，所以必须使那些已具有了实在性的概念“成为可塑的、易变的，以便让它们在经验的教训的影响下不停地扩展、限制在固定的范围内、变形、分解与重新结合”。而一旦它们“凝结了，僵化了，使自己形成一个趋向于自足的体系，则应用这些概念的智力活动便会无限期地运用这个体系，而与概念所要求表现的那些实在不发生任何接触”，这时它们便会变成“捕风捉影、空洞无物的议论的主因，变成抱残守缺的根源”。这段话，用来形容胡塞尔所说的“欧洲科学的危机”倒很恰当。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此所举的实例首先竟然是传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仿佛中国的问题不在于科技思想中的前逻辑思维，而在于逻辑思维本身走向了僵化。这充分表明，他对中国思想一窍不通。
其实，在和西方文化接触之前，中国传统思想就是前逻辑思想。它具有原始思维的几乎一切特征，如对矛盾律不敏感，“互渗”色彩浓厚，对违背集体表象的经验事实视若无睹，对神秘因素笃信不疑，以及分类法不依照逻辑关系而依照伦理等级和情感亲疏，如此等等。中国科技为什么发展停滞，与这些都有关。
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种前逻辑的互渗律的思维方式根本就是腐朽、僵化、应淘汰的“落后”思想，恰好相反，我们应该以客观中立的眼光，找出它最终毕竟演化出了逻辑思维和现代科学世界观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至今还在科学理性思维方式的底层发挥着它能动的创造性功能，今后也将继续促进这种逻辑思维不断地完善和丰富自身的内涵，不断地向更高层次发展。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