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文字能力是“文化人”的象征。未成年人必须通过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成人”。如今，儿童可以通过图像来认识世界、表达自我、沟通协商，傈僳族儿童在图像世界中建构了怎样的意义，请看下文：
作者：张越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4期
摘要
图像是重要的文化表征形式,也是儿童最熟悉的沟通方式,因此儿童图像世界的民族志研究可以成为了解儿童意义世界的重要方法。通过对一个傈僳族村寨儿童整体生活方式的田野调查和对儿童读图、画图、说图的参与式观察,文章发现儿童基于当地的生计方式建构了钱、父亲与未来自我的概念:他们洞察钱的生计逻辑,对父亲和未来自我的期待基于劳动的社会角色,对生产劳动性意义的分类更精致,消费审美性意义则存在“漂浮的能指”,意义编码的逻辑超越了固化的城乡差异
关键词
儿童; 图像; 意义; 劳动; 民族志
问题的提出
当代儿童生活的环境不再是静态、封闭的某一民族文化或地区文化。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数字网络媒介的发展，当代儿童不再只是简单地习得、继承所在群体的成人文化，而是与成人共同面对时代的新境遇。这对理解儿童文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个巨变的时代，当代儿童如何理解自身的处境与未来？如何建构自己与他人？其意义世界具有怎样的特征？
传统民族志文献未能对我们理解儿童给予足够的启示。从观念上看，儿童文化在传统民族志研究中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大多数研究者并不将儿童视作社群中的重要成员，对儿童的零星描写也多从客位的角度反映成人对儿童的看法，这种研究现象被称为“儿童失踪”。而以儿童为中心的民族志则倾向于将儿童与成人的差别本质化，忽略了儿童与成人关系的重要性和儿童经验与他人的关联性[1]。新的儿童文化观认为，儿童在成人文化中创造着自己的社会结构并用一种成人无法做到的方式影响着彼此。基于这一假设，探究儿童文化意味着揭示儿童如何应对不同的环境，如何修正成人的规则。从研究方法来看，面对“无意识的童年”及“无法完全表达的儿童”，民族志研究的策略和技术存在不足。研究者擅长通过使自己被接纳为局内人的方式研究异文化，但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限，表意也不遵循一般的逻辑，因此其意义世界对研究者来说具有更强的隐蔽性。
图像时代的到来为研究者理解儿童提供了一个契机和新的视角——借助图像，这是当代社会的重要表征，也是儿童最熟悉的沟通方式。由于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的迅猛发展，图像正在替代文字，成为当代社会更重要的文化表征方式，造就了“图像人”[2]207-235。当代儿童通过电视、手机、图书等多种媒介上的图像直接参与了成人的世界，而成人也越来越多地依赖读图而非读文[3]，成人与儿童的意义世界在表征方式和内容上的界限都在逐渐消失。在书写和印刷术占据垄断地位的千百年间，中西方文化存在着一个相似的假设：只有文字能力才是“文化人”的象征。未成年人必须通过识字、进入印刷排版的世界才能“成人”[4]，儿童和没有掌握文字能力的成人只能被视为“愚”的群体[5]9-10。这种将文字与文化画等号的价值观致使非文字表达的意义世界之丰富性和内在逻辑被遮蔽。如今图像化的变革赋予了儿童更大的自主性，他们不再需要借助习得文字就可以进行意义的理解与表达，极早地通过图像来认识世界、表达自我、沟通协商。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托马斯·米歇尔（Thomas Mitchell）和德国学者戈特弗里德·伯姆（Gottfried Böhm）几乎同时提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经历了古典时期以观念作为研究中心、20世纪以来以语言作为研究中心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应该迎来21世纪“图像转向”（the picture turn/iconic turn）的研究范式[6]。在语言哲学时代，词语问题、being问题、语言含义问题等成为研究的中心内容，语言分析成为最主要的思维方式。“图像转向”一方面意味着关于图像的观念发生转向，人们意识到观看行为（spectatorship）是与阅读（reading）一样严肃、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研究途径从“通过语言”转向“通过图像”，建立基于图像的认识方法、分析体系[7]11。
人类学领域的“转向先锋”克里斯托夫·武尔夫（Christoph Wulf）进一步指出：“图像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前提，其对人类的形成并不亚于语言对人类的历史性塑造。”[8]图像生成、图像识别、与图像进行想象式互动是人类拥有的普适性能力。同时，由于时间跨度不同及文化背景的差异，图像的具体表达不同；人们看到哪些图像以及如何去看这些图像总是受制于具体的历史与文化的复杂进程[8]。有关儿童绘画与读图的一些研究也已经揭示，儿童能够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图像符号所蕴含的文化意义，甚至能够辨别、使用相应的图像表达。譬如，埃及儿童在画人物时常采用非遮挡的侧身像（这种绘画手法常见于埃及壁画）[9]；非洲某地区三个部落中的儿童在画人物时，分别采用三角形、圆形和方形作为身体的表征符号[10]；在中国5～7岁儿童的画作中，“警察”和“园长”的面积分别大于“小偷”和“老师”，表现出他们对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认识[11]；新加坡的韩国移民儿童在画“我和妈妈打电话”时会在电话两端各涂一个颜色，体现出在他们的空间观念中已经具有清晰的国家概念[12]。这些研究揭示，儿童能够通过空间布局、色彩分配等隐喻的方式，或结合口语、文字等多种通道，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不同群体的儿童对同一图像符号的识别、偏好、解释也存在差别。譬如，乡村儿童在理解儿童绘本、教材插图中过于城市化、西方化的情景时存在困难，表达出差异化的认识、情感和价值[13]；在读图理解时，乡村儿童比城市儿童更主动地调动生活经验，而非接受图像符号在文本情境中的意义规定[14]。总体来看，图像是当代社会最重要的表征方式，读图、画图、说图是儿童理解和表达意义的重要渠道，共同构成儿童的图像—意义世界。对儿童图像世界进行描述与分析可以为“撬动”当代儿童的意义世界提供一个方法论的“支点”，同时，揭示当代儿童图像意义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儿童文化研究“图像转向”的必要使命。
研究方法
（一）基于儿童图像世界的民族志
人类学的研究视角认为，任何象征符号都与人们的意图、目的和手段相联系。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通过对恩登布人仪式的研究发现，恩登布人的狩猎祭坛仅由一根插在地上的分叉树枝、一块从白蚁窝山包上取来并修成三角形的土块及一个草环组成，这个造型包含15种不同的意义。因此他指出，象征符号的意义应该是在“与其他事件相连的时间序列”和“在所观察到的行为中推断出来”的[15]249.267-277。而在当代文化研究的传统中，象征符号生产意义的行为载体不再仅是仪式，而是“整体的生活方式”[16]。譬如，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对当代英国工人阶级青年生活的民族志研究发现，他们通过将摩托车的把手改造为公牛角造型等象征符号来表达“男子气概”，类似的其他象征表达反过来也强化了他们对工人阶级群体的身份认同[17]。这意味着本研究不把儿童读图、画图看作心理认知发展和情绪的投射，而是看作儿童沟通意义的手段。儿童看待事物有独特的视角，所使用的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与成人文化中的约定俗成也不一定相符。不能采用静态的图像分析或文本分析的方法，而是要通过儿童整体生活方式的民族志研究来了解其意义沟通的目的。同时，由于儿童阶段的发展性，他们的意义表达通常是多通道的，任何一个单一通道传递的意义都不完整，常需要画、讲、写甚至肢体语言的共同配合，读图、画图、说图的过程共同构成了儿童的图像世界。因此，对儿童读图、画图、说图的参与式观察与对儿童整体生活方式的田野调查相配合，可以最大程度上反映儿童的意义世界。
（二）研究的对象、策略与过程
本研究的核心田野点是云南省中缅边境上的一个傈僳族村寨，本文给它的化名为“香木坝”，全村90多户人家。村民日常都使用傈僳语交流，也能够用汉语方言交流，但不会使用傈僳族文字，认识的汉字也有限。采集狩猎和种植经济作物的产品主要用于售卖交换，简单农业和养殖业的产品主要自己食用，可支配现金主要来自打工收入。从香木坝到山下乡镇的路至今仍不全是水泥路，也没有公共交通。集市、超市、银行等都集中在乡镇的街道上。该乡镇距离缅甸口岸（已关闭）的公路里程仅10公里，距离所在市市区的公路里程60公里，村民们极少前往市区。村寨中有一所不完全小学（一至四年级），隔年招生，2016年时有4名教师、49名学生。
基于“儿童的整体生活方式—儿童的图像世界—儿童的意义建构”的研究框架，本研究主要包括对儿童整体生活方式的田野调查和对儿童读图、画图、说图的参与式观察两部分。笔者在2016年4月和2016年9—11月住在香木坝村小学，经常跟随学生和教师到他们家或其亲属家做客。在此过程中对该村落的生计结构、宗教信仰和亲属关系等进行了考察，收集了儿童在生活状态下自发读图、画图、说图的资料。同时，由于自然状态下收集的资料有限且内容分散，研究者也根据前期的研究经验设计了基于课堂的图画活动，包括一系列儿童绘本主题阅读和主题绘画[13][14]，其中涉及本文的主题为“我长大以后”“我最爱的家人”“星期天”等。这些活动的基本流程通常是，让儿童先根据主题“说一说”，然后“画一画”（画面可以包括简笔画、文字、拼音或任何他们想“放上去”的内容），用当堂课及课后两三天的时间完成“画一画”后再回到课堂上对着已完成的作品“说一说”。由于笔者并非正式教师，所设计的内容也并非基于课本，因此儿童在这些主题活动中非常放松，在图画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力，并积极地用他们能想到的方式为笔者解释自己的意图。笔者对这些图画作了分类整理，并结合田野日记记录了儿童对其图画的解释及这些图画与儿童生活的关联。在得到儿童的允许后，我们还一起与他们亲近的人（如教师、家人、同伴）分享和讨论这些图画。通过流动的分享，确保读图、画图、说图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课堂行为，而是真正的意义沟通，并基于生活的关联去理解儿童的表达。为了深入理解儿童的共性与差异性，笔者还在较短时间内以类似的方式考察了附近一所乡镇小学和另一所傈僳族村小学的同龄儿童，在前期研究中北京市市区某小学的儿童及其他农村儿童也是参照的对象。
钱：建构生计逻辑的焦点
“钱”是香木坝儿童意义世界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儿童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和观察社区中的生计与消费，建立了对钱的本土性理解。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货币交换经验极少，却总是谈论钱，并且从钱所包含的生计逻辑来理解社会。
（一）钱的表述及意义区分
1. 对钱的消费性意义的陌生与想象：“一块”和“大钱”
在香木坝成人的相互沟通中，钱通常被表述为“普卓”（即银子）或“妥切”（即人民币）。当研究者问儿童“钱用傈僳话怎么说”时，他们无法找出傈僳语中与汉语的“钱”对应的词，而是用当地汉语方言回答“一块”。因为他们所接触的真实的钱通常就是一元纸币，仅有的货币交换经验就是向大人撒娇说“一块，给我一块”，然后去村口的小卖部买零食。“钱”作为抽象概念，在当地儿童的感知中具体化为“一块”。
与“一块”相对应的则是“大钱”“很多钱”。在“我长大了”的主题绘画中，出现了很多关于钱的表述。画面上最多的图像元素是房屋（有平房、高楼）、水果和人物，代表了儿童希望用钱购买的产品和赠予的对象，譬如希望给父亲每天100元以及“买年”（当地汉语方言，即买年货）“买楼”的消费需求。画面的配文如：
我想象中，我会是一个有钱的人。因为我家有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要去买年，还要去干活。我每天要用1元，所以我要去打工才会有钱。
我长大了要去打工，我要去北京打工……一天能赚到100元，一年能赚1000（原本写了10000，擦掉了一个0），所以我给爸爸一天100元。因为要过年，我要赚到很多的钱。
我长大的家是高楼，我只要打工一年就可以买高楼了……所以我要去打工。
香木坝儿童对钱仅作出“没钱”“一块钱”和“有钱”“很多钱”的区分，希望购买的产品是比较单一的房屋、水果等和模糊的年货。对比来看，乡镇上的儿童因为自己的直接消费经验和来自所在群体的间接消费经验都更为丰富，因而对钱在消费性意义上的表述更为具体，譬如说得出每一种零食或手机的价格，评价街上哪些商铺更“实在”，对比哪种商品更“值得”，这意味着他们既理解钱是统称的抽象概念，也有对钱的消费性意义的复杂区分，甚至认识到钱的交换价值的稳定性。对于香木坝儿童来说，“没钱”和“一块”是对自己生活中消费行为的具体感知，“有钱”“很多钱”则是对消费行为的模糊想象，这显示出他们已经认识到钱的交换价值，对钱的消费性意义既陌生又向往。
2. 对钱的劳动性意义的熟悉与认同：“找钱”“赚钱”与“苦钱”
钱的另一个面是指向劳动和生产的。在香木坝表达获取钱最常用的说法是“找钱”，几乎所有获得现金的方式都可以被称作“找钱”。这个表达与当地生计方式的多样性与获得报酬的随机性是一致的，人们通过售卖采集—狩猎产品、简单种植和养殖、手工制作，以及短期打工和运输等，“到处都找一点钱”。有时，人们会使用“苦钱”替代“找钱”，这常指劳动过程比较辛苦的生计方式，譬如“我苦了多少钱”。与之相对应的则是“赚钱”，一般只用在从事正式工作或经营某种产业等以获取比较稳定、可观的收入上。
与对钱的消费性意义的贫乏表述不同，香木坝儿童对如何获取钱有着十分丰富的设想——从事什么类型的劳动、在哪里劳动、每天赚多少、打工多久能够实现愿望等，其图画中呈现了人物、劳动场景、劳动产品的丰富细节。香木坝儿童在口语中提及父母工作时通常使用“找钱”的说法，但在描述“我长大了”后的工作时使用“赚钱”，以与自己期望的生计方式相匹配。总体来看，香木坝儿童对钱的劳动性意义的图文表达远比他们对钱的消费性意义的表达更丰富，所体现的钱的消费性意义是高度象征化、模糊的，而钱的劳动性意义却是十分具体、区分精细的。
（二）建构钱与社会关系的洞察
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揭示，对于美国中产阶级子弟而言，“钱，永远存在却从不提及”，而在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中“事情正好相反，对经济问题的讨论不仅公开化而且还经常出现，孩子们都很清楚家长能付得起什么，不能付得起什么”[18]。在经济的窘迫中，儿童很早就洞察了钱及其所关联的社会行为。
天保（男孩，6岁）生病时对陪着他的妈妈说：“妈妈，你不要在这里陪着我了。你回去好好工作，让校长给你发两个那种卡，就是插进去，随时就有钱出来的那种。”他喜欢的动画人物“光头强”和老板的雇用关系更强化了他对校长和钱之间的关系的想象，以至于每次校长来香木坝小学的时候，他都会特意回房间换身干净的衣服再出来，生怕因为自己表现不好，校长扣了妈妈的工资。某次，他无意中听到同行的人称呼“校长”为“某老师”，从此便不再特意表现，还对校长说“我知道你不是校长，你是老师”。可见，他对雇用关系的理解并非局限于具体的某个人上，而是洞察了雇用、钱与权力的关系，形成了抽象性的认识并将之作为行为的逻辑。
女孩子则很小就意识到嫁娶关系和钱之间的联系。在华艳（女孩，9岁）和水英（女孩，9岁）与笔者的一段对话中可以看到，她们既理解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要对家庭经济有所贡献的模式，也理解嫁娶关系中聘礼对一个家庭的经济支持作用——意识到“舍得”“嫁女儿”和“拿钱”之间存在隐含的关系。
华艳：“你有兄弟姐妹么？你妈妈生的。”
我：“没有啊。我家就我一个。”
水英：“那你爸爸妈妈怎么舍得嫁你？”
华艳接着说：“哦，我知道了，那你男朋友就要拿这么大的钱（用手比划）给你家，然后你家就再也不用找钱了。你们家你爸爸找了钱安（放）在那里，你妈妈找了钱也安（放）在那里。”
水英插嘴道：“你找了钱也安（放）在那里。哇，那样你们家就很有钱了，就再也不用找钱了，对不对？”
香木坝儿童对钱的期待包含了对自我与消费的想象，但更主要的是指向社会关系。在他们对自己图画的解释中，水果总与看病人相联系，蛋糕总与生日等特殊场景相联系，自己要买年和买楼是因为过年、盖房对家庭成员产生压力，自己要“赚钱”或“有钱”是因为“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每天给爸爸100元”。可见，儿童敏锐地洞察到钱是各种社会关系中重要的纽带，也是人们行为的隐含逻辑。在这个过程中，钱不再是货币本身，而是他们建构意义的重要逻辑起点。
（三）建构对钱的情感结构
对钱在社会关系中重要性的洞察，进一步建构了香木坝儿童对钱的情感结构。随着香木坝村寨中生计与消费方式的转变，新一代香木坝儿童对待钱的态度与老傈僳族人的传统态度已经大不相同。一方面，他们洞察到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钱产生了“担心”的情感；另一方面，商店成为村寨新的中心，消费品为儿童呈现了一个丰富的、狂欢的世界，而钱正是去往这个世界的通行证。
水英口中的“再也不用找钱了”体现了香木坝儿童对钱的情感结构——“担心没钱”。香木坝的上一代人在年幼时更为贫困，但当时傈僳族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还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有了钱也不会想着盖房，而是去买酒，当下消费。水英家几年前搭了楼房的架子，但由于当地经济衰退，父母“更难找钱了”，所以至今仍用草席做墙，楼房四壁透风。如果说水英是因为家里缺钱而希望“再也不用找钱了”，那么家庭条件较好的兆香（女孩，9岁）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这种“担心”的情感是因为洞察到钱是生存、生活必需品的现代生活逻辑。
兆香：“你有没有觉得，有钱的时候很担心？”
我：“为什么这么说？有钱的时候怎么会担心？没钱才要担心吧？”
兆香：“嗯，我是说，你有没有那种时候，就是怕钱拿掉了什么的。就是，身上装着钱的时候，总怕它没了。反正我就是这样的。”
停顿了一会，兆香接着自言自语道：“你说钱是个好东西么？（看了看我）爸爸妈妈要是出去找钱，就不能陪我。但是要是不出去，又没有钱，我们吃什么？（停下来，想了一会儿）可是我还是喜欢他们不要出去。”
钱曾经并不是香木坝生活中的必需品。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虽然当地因为跨境木材贸易而变得富裕，但村庄内部尚是依靠简单耕种、采集—狩猎而自给自足的，现金仅被用作村庄外的消费生活。时至今日，香木坝村寨内自给自足的生计结构已难以维系，而是形成了生产和消费都依赖工业制品的“三明治”结构：买入生产性的工业制品（饲料、肥料等）——生产和出售初级加工产品——买入消费性的工业制品。不仅日常生活用品（如衣着、食品）越来越依赖商品交换，生产用品（如饲料、肥料等）也依赖工业制品，需要现金投入。
钱与生计之间的强关联导致儿童对待钱的情感结构以“担心”作为底色，但在此基础上，钱的消费性意义也为儿童枯燥乏味的村落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香木坝儿童最喜欢的事就是结伴去小卖部买零食，他们说“即使不买什么，看看也好”。他们把自己图画中的房屋最常解释为家、寨门、工作场所和商店，画村寨甚至画太空时都会画商店和商店中的商品。在乡村，商店往往坐落于寨子脚，周围有一片空地，是相聚、游戏的空间。“买东西”对于儿童而言，并不总是指向消费，而是包含着同辈互动和探索游戏的体验。
我最喜欢寨子里的寨门，那块自然形成的石头站在路旁边，非常雄伟。在那块石头旁，有家开着店的人家。所以我喜欢这里。
我想象出来的是太空，太空里有半牙的月亮、无数的星星和世界，还有飞快的火箭带着勇敢的男人飞向太空里转来转去，还有很好吃的薯片和棒棒糖……还有一个商店，商店里卖着糖、水果……还有可爱的卫星像刺球，还有家和太空船，还有太空飞机在飞，还有流星和太空食物。美妙的太空让人心旷神怡。
对传统的傈僳族人来说，宗教场所、学校或水井是村落日常生活的中心，“上刀山”“下火海”等宗教仪式或年节的载歌载舞是超越日常生活体验的“狂欢”。如今，多样化的商品创造了一个更为丰富的世界，消费成为年节的新“狂欢”。对于新一代儿童来说，钱不仅是家庭生产、生活的必需品，也是精神世界的必需品，不仅是值得“担心”的，也是令人“向往”的。
父亲与自我：基于劳动的社会角色
生计逻辑是香木坝儿童意义建构的主要逻辑，他们从父母的劳动方式中开始认识社会。因此，他们认可的父亲形象、想象中的未来自我都基于劳动的社会角色，体现出特定劳动塑造的价值品质。
（一）基于劳动方式的父职期待
父职（fatherhood）即社会建构的如何做父亲的理念和实践，是社会生态结构的产物。经济抚养与日常照顾是父职的基本内容[19]。美国的儿童绘本《我爸爸》近年来在中国的童书市场上非常畅销，塑造了一个无所不能、会做傻事，“常常逗得我哈哈大笑”，也会通过温柔拥抱表达“我爱你”的父亲形象，深受城市儿童的喜爱。对于“陪伴爸爸”的父职期待越来越受到城市家庭或中产阶级家庭的强烈认同。与之不同的是，香木坝儿童认可的却是“劳动爸爸”的形象，这个“劳动爸爸”既体现乡土社会重体力劳动者的价值品质，也具有新的时代特征。
1. 家庭的供养者：认可体力劳动的价值品质
香木坝儿童对父亲角色的首要期待是“家庭的供养者”，而非玩伴或日常照料者。由于当地男性的重体力劳动是家庭现金收入的主要来源，儿童普遍认为好爸爸就是对家庭负责任的爸爸，“吃得少，干得多”和给家里买东西就是父爱最主要的表达方式。
在“我的家人”主题写画中，很多儿童将《我爸爸》绘本画面中举重的爸爸改造成自己父亲的样子，譬如让主人公穿上黑裤子和蓝上衣（傈僳族民族服装的颜色），将杠铃改画成竹棍或木板等。他们将《我爸爸》中原本具有耍宝、逗乐性质的陪伴行为赋予了具体的劳动场景，呈现了自己父亲作为劳动者的形象，体现出对“劳动爸爸”的价值认同。
我的老爸不在家，在山上砍竹子。我天天在家里想：“爸爸在山上砍竹子辛苦不辛苦呀？”可能很辛苦。爸爸在（山）上砍竹子可能是为了钱，也是为了我再读下去书。每次都十多天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待两天就走。上一次爸爸走的时候还买（了）一些肉给我们。每天他吃得少，干得多。他真是一个好爸爸呀！
这是我的爸爸，他不怕黑。他能在晚上从家走到山上，还能从山上到家。我爸爸很棒，他能把一大块石头搬走。我爸爸很勇敢，他不怕蛇。我爸爸力气很大，他能把2米长的木头从山上搬到家。我爸爸很厉害，他能爬到很高的大树（上）。
当地父亲的主要生计是拉木料、砍竹子或外出打工，并且重体力劳动（如建筑工、伐木工等）的收入一般要明显高于轻体力劳动（如加工厂工人），勇敢和有力量是作为“家庭供养者”的父亲最重要的价值品质。相比“幽默/有趣”“温柔/陪伴”等人格品质，香木坝儿童认可的父亲角色集中体现出勇敢和有力量的特点，反映出儿童基于父亲的劳动方式建立了对于与生计攸关的品质的认同。
近来大众媒介建构了“父亲缺位”的话语，强调父亲参与儿童生活照料、情感陪护的重要性。城市家长的劳动是不直观、不可见的，而且这种劳动与对儿童的日常照顾是分离的，对家庭的价值是隐性的。因此，父母与子女的互动常需要抽出专门的时间，以拥抱、游戏、言说作为爱的表达方式。但在社会底层，生产和生活高度重合，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方式并不是游戏、亲密接触或直白表达。这种向内收敛的亲子互动容易显得淡漠疏离，或使长大后的农家子弟误认为父母不够关心自己[20]。而香木坝儿童的情况显示，农村父亲对幼小儿童的陪伴和与儿童的互动通常都在劳动场景中，譬如父亲与子女“一起拔萝卜搞玉米”，子女与父亲一起去山上时被蛇咬了得到父亲的照料，父亲“能把我的玩具车和一块木板一起抬起来”，等。这些劳动场景中的亲子互动同样让儿童感受到了关爱，基于劳动的亲子合作传递了父亲的价值品质。
2. 城市的联结者：寄托对城市生活的期待
近三四年来，由于边境木材贸易中止、资源开采受限与国际矿价的浮动等，本土的一些生计难以为继，原本走进森林谋生的父亲们越来越多地走向城市，甚至更远的地方。作为打工者的“劳动爸爸”成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意义符号，即父亲的角色不仅是“家庭的供养者”，还是“城市的联结者”——父亲成为村寨与外界交流的重要通道，儿童的父职期待体现出对商品与城市生活的向往。
儿童在图画中经常描绘父亲给自己买玩具、童书或更少见的商品（如绘本书、自行车等），有的是实际发生的，有的则是他们的想象。
我的爸爸在外地打工，我非常想念爸爸。有一天爸爸回来了，爸爸对我说我爱你，（我对爸爸说）我也爱你。爸爸和我一起去山上，一不小心，我被蛇咬了，爸爸背着我回家了。第二天爸爸（给）了我一个好的玩具，我非常喜欢，我对爸爸说我很喜欢这个玩具。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日子非常高兴，（很高兴）能够让爸爸（和）我在一起。
我生病时爸爸会带着我去看病，回家的时候会买一些水果和玩的东西回来。我没有书，爸爸没有钱，可爸爸还是去买了我喜欢的一本书给我，可我不喜欢他这样对我，我好爱爸爸。弟弟没有的东西爸爸都给我买了。一次我手痛，很痛很痛，可爸爸他又没有钱，去借了钱带我去看手。
我最爱的自行车。有一天爸爸给我买了一辆自行车，有时候我到山上去找柴，我就骑着它去找柴。我拉了一次轮子就炸了，我就推着回家。我回到家爸爸就把车轮子换了。
香木坝儿童大多没有离开过村寨，最远也就到过山下的街市。买东西、带回城市的商品成为父爱的重要表达方式。儿童在电视上看到某样玩具，譬如自行车、变形金刚、绘本书等，会希望父亲在回家时给自己买；他们通过父亲接触到城市中的更多商品和生活方式，如手机等电子产品。在外打工的父亲成为儿童建立与城市—商品世界联结的真实纽带，通过这种纽带，“劳动爸爸”的劳动性同时也强化了儿童对城市—商品消费的期待。
（二）基于父母劳动关系的未来自我
1. 未来自我的生活描写：凸显劳动价值
韩国学者让在新加坡的韩国移民儿童进行了“未来自我”（future self）的主题写画，发现他们想象中的未来自我具有世界公民的特点，譬如想象自己在美国上学、在法国结婚、去欧洲旅行等[12]。与这些为学业而旅居新加坡的韩国中产阶级的儿童不同，香木坝儿童对未来自我的想象并非基于消费，而是凸显了劳动价值。他们在对未来自我的生活描写中没有关于结婚或旅行的场景，而是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谋生，对劳动场景有着十分真实、详细的描绘：搬砖块、打针喂饭、洗碗洗菜、洗头洗脚等。
我想象中长大后的我非常勇敢，非常地强壮。我的眼睛小小的。在远处看我，我把眼睛闭上，你根本看不见我的眼睛。我喜欢穿蓝色的衣服，黑色的裤子。我的身子很强壮，可以举起一个杠铃和一块板子，上面站着四个人都没问题。这就是我长大后的样子。
我长大了以后想当一个大力士。我可以帮助别人，搬砖块，我也想把船给搬起来。大力士的好处是，身体健康，可以把家里的重物拿起来。我的梦想也是想当大力士。
我长大了想当一名医生，每天早上我都给病人打针，给病人吃药，等病人好了以后，就不（需要）天天打针了。第二天，我给病人吃（饭）和吃水果……我长大以后要去广州做饭。每天早上都要做饭，要洗菜，还要洗萝卜。第二天早上，洗碗洗菜还要做饭，每天早上都要洗很多的菜。
这些对未来自我的描写突出体现了儿童与父母一致的、与生计相关的价值观，譬如男孩希望自己如父亲一样勇敢、强壮，能够在重体力劳动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女孩对未来自我的期待仍是做饭或从事服务性的工作。不同的是，他们的父母大多在村落或县城从事这些劳动类型，但儿童通过在画面上增添高楼、写上一些城市名称，将同样的劳动置入大城市的背景中。
2. 未来自我的劳动方式：打工者与老板
只有极少数香木坝儿童的未来自我有着与父母不一样的生计方式，但没有任何一个儿童的未来自我是教师、公务员、科学家。他们希望成为像自己父母一样的打工者，或成为雇用父母的人——老板。
我长大了想在××城市（作者隐去的地名，是香木坝所属地级市的名称）开服装店。因为开服装店赚钱，这样就可以养家糊口，不让家人挨饿。开服装店还可以卖和（可）漂亮和（可）漂亮的衣服，男装女装都可以设计得很好看很好看的衣服。开服装店还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学问。
我长大以后要去北京工作。我要去北京开一家酒店，在那里会有很多人来我开的酒店喝酒，喝完酒，还有人来付钱，就回家了。
我长大想开体育馆。等我长大了，想在广东开一家体育馆，要让很多人去我的体育馆玩。所以我想开体育馆。
这些儿童对未来自我的生计期待和社会角色期待都受限于父母的劳动方式。香木坝没有走出过大学生，这里缺少对“读书改变命运”故事的传述和真实的示范。绝大多数人都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上高中或中等师范学校的人屈指可数，而其生活并不比打工更令人羡慕。由于村庄的封闭性和父母劳动方式的高度一致，儿童对此外的劳动方式及其价值缺乏了解，因而没有想象的基本素材。另一方面，这些儿童想象自己能比父母去更远的地方、更大的城市打工，或者成为雇用关系中有利的那一方，这也体现了他们的能动性和超越性。保罗·威利斯笔下的工人阶级子弟继承父业是因为其文化生产与学校及其所代表的中产阶级文化相悖[21]，香木坝儿童也通过认同其父母基于体力劳动的价值品质，向往父亲作为城市联结者的生活方式，再次强化了打工者的身份。而从历史的结构看，在香木坝，曾经流传的是通过发现一口富矿而改变命运的故事，如今则改为远赴都市或做生意发财的现代传奇。
结论与讨论
钱、父职期待与未来自我反映出香木坝儿童意义建构的两个维度——生产劳动性的意义和消费审美性的意义。他们在这两类意义的分类强度、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符号意义的来源等方面存在差别。
（一）关于劳动的意义：清晰的分类
“界限”是让生活有序化的认识方式。巴索·伯恩斯坦（Basil Bernstein）借鉴人类学对界限的研究传统，用分类的强度来讨论界限的性质，强分类表示范畴（category）之间必须分开、隔离明确，范畴之间维持彼此的纯正性[22]12-19。通过这个视角审视香木坝儿童的意义分类，发现：他们对生产劳动性的意义分类更具体，也更在意分类的界限；对消费审美性的意义分类更模糊，分类的强度较弱。譬如，香木坝儿童对消费性的钱仅作出“一块”和“有钱”的区分，而在表述钱的生产劳动性意义时不仅出现了具体的数字和情境，还能够辨析相似的表述，如“赚钱”与“找钱”的细微区别。在图像编码中，儿童图画中的高楼几乎没有意义区分，都用叠加方块的高度来区分高楼与平房，既不区分高楼的意义，也不体现场景；相反，他们对卡车则作出了非常精细的划分，通过车尾部开放与否区分不同类型的卡车，如尾部开放的是“拉木料的车”，而尾部封闭的是“矿车”，并且在具体的图画情景中体现其功能。
可见，香木坝儿童符号的表达方式并不必然是简缩的符号，其符码的思考结构也不必然是通过隐喻的方法，而是与意义本身的性质有关。因为对生产劳动性意义的熟悉和对社区生计逻辑的洞察，让他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方法对相关意义使用明确表达的符号。
（二）关于消费的意义：“漂浮的”能指
在香木坝儿童的图像表达中较常出现的消费审美性意义符号主要有房屋、水果、蛋糕、花朵等。这些事物并不常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却常出现在他们的图画上。儿童通过学校、书籍、商品包装等习得这些符号，但不了解它们具体的意义或重新赋予它们以新的意义。譬如，他们笔下的花朵有荷花、郁金香、牡丹等多种形象，并且与柳树、湖、蝴蝶等组成公园的场景。但事实上，他们从未亲眼见过公园，亦不能说出这些花的名称，只是因为审美的缘故复制了这些形象。这些符号出现在图画上时通常形象固定，且是平面化、零散分布的，画面元素之间不呈现强逻辑关系，在表达上比较简化，意义逻辑具有隐喻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漂浮的”能指，即符号与意义分离。
由于生活在偏远乡村，香木坝儿童对消费性意义的表述及其意义的情境了解较少，但这种缺乏真实意义理解的状况并不影响他们对“漂浮的”能指的热爱。譬如，画花的时候，他们不是经常画自己村头的那些花，而是偏爱山上不常见的菊花与荷花，而且越是这些外面世界的花，他们描绘得越是精细；他们经常向往天安门，却不能仔细分辨天安门城楼与天安门广场。对于“漂浮的能指”，他们反而赋予其超越庸常生活的意义，将之作为对周末、生日等的憧憬，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正在替代对传统节日盛装与集体欢腾场面的期待[23]。
（三）意义编码的逻辑：超越固化的差异
由以上所述可见，香木坝儿童图文表达呈现出的特征无法简单套用符码的再生产理论。即便位处偏远地区，当代香木坝儿童所使用的表征符号与意义编码的逻辑已不再囿于乡土社会，而是超越了固化的城乡差异。消弭城乡发展不平衡的国家政策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延展，极大地改变了偏远地区社会的语言与文化条件。农村儿童意义编码的话语来源变得更丰富，意义沟通的情境也发生了变迁，这种丰富性与复杂性促使当代农村儿童通过文化生产建构新的意义世界。
基于本土的生活世界、基于网络的媒介世界与基于学校的教育世界，这些场域共同建构了当代农村儿童意义编码的逻辑。基于学校的教育世界以文字作为主要载体，基于网络的媒介世界以图像作为主要载体，这二者都为农村儿童提供了现代城市生活的符号表征系统。譬如，对香木坝儿童来说，诸如花朵的名称、城市街道的表述乃至“有趣爸爸”的文化意象和“我爱你”的表达都是从书本和学校中习得的。教育世界的符号表征是标准化的，但也是相对情境独立的。学校的权威性强化了儿童对“漂浮的”能指的认同，但未能提供足够的意义实践。这导致“漂浮的”能指对于农村儿童来说具有高度的审美意义，但缺乏教育系统之外的沟通价值。基于网络的媒介世界则强有力地促成了农村儿童与全球化、商品化社会的意义系统之间真实的联结。香木坝儿童可以从家长那里获得被淘汰的手机，并独立地进入短视频平台或游戏世界。媒介世界以图像作为载体，具有高度的视域敞开特征，儿童不因文字的习得性被隔离在信息之外；但更重要的是，信息技术支持下的图像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儿童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来拍摄图像信息、上传交流共享。
基于网络的媒介世界不再是电子媒介时代的单向传递，成人文化的可见并不等同于儿童的成人化。借由数字图像对意义表达的赋权，媒介世界积极勾连起农村儿童基于本土的生活世界，提供了理解与表达双向的表征实践。儿童以图像的方式洞察、参与着媒介世界中的意义沟通、意义共享与意义创造。
当代农村儿童基于本土的生活世界不再是静止、凝固的传统乡土社会，而是已经具有了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香木坝儿童尚未离开本土情境，但其他社区成员以商品、故事等作为媒介的流动经验已经将他们联结到更广阔的世界中。通过“劳动爸爸”，香木坝儿童建构了对勇敢、有力等传统劳动品质的认同与对“劳动自我”的期待，但这个“劳动自我”也具有比“劳动爸爸”更鲜明的城市化、商品化的社会特征。媒介世界中的其他社区成员提供的流动经验成为儿童进行想象、角色扮演的素材，一些原本作为“漂浮的”能指的符号（如“我爸爸”的形象）在这些创造性的情境中被儿童改造，赋予了新的所指，建立了本土性的意义联结。
由于篇幅和研究能力的限制，本研究仅尝试性地探索了儿童图像世界中极其微小的一个边角。城乡儿童显然都已经参与到当代表征方式的重大变革之中，通过日益丰富的表征形式创造新的沟通方式，在急剧变化着的全球—地方世界中建构新的意义。图像转向的视角有助于尊重儿童在当代文化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为改变“儿童失语”与“儿童失踪”的研究现状提供一种可能。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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