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关注的是季候性返乡青年如何通过媒介再嵌入乡村并重建自身能动性,但亦在提醒人们在关注乡村振兴主体的同时,要注重主体性与实践的关系。如果你也对此感兴趣，请和小编跟随作者的视野一起深入探讨吧！
作者：王玉玮, 黄世威 暨南大学
来源：《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21年第2期
标题：媒介化回嵌:季候性返乡青年的主体性重建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鄂西北王村的民族志研究
摘 要
媒介技术与季候性返乡青年的主体性彼此勾连,镶嵌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场域中。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鄂西北王村,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重塑主体性的逻辑。新旧媒体在青年主体视域下彼此混搭、共在、嵌合,而季候性返乡青年则通过新媒介重拾身份认同,并回嵌于乡村社会。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激活了自身的主体能动性,增强了乡村社会的抗逆性。王村的个案研究可以窥视出中国乡村社会的主体关系、文化意蕴与权力结构。
关键词
乡村振兴;返乡青年;
媒介实践;主体性；
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青年是重点。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及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都将凝聚青年力量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然而,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受城市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影响,乡村青年外流现象严重、“在乡青年”稀缺。季候性返乡的多数乡村青年,由于长期在乡村生活中缺场,使得其对乡村的主体意识与责任感淡薄。从乡村青年的个体生命历程来看,季候性返乡青年生于斯长于斯,曾经内嵌于乡村之中并作为乡村参与的重要一环,后因务工、求学等被迫长期与故土脱嵌。“但季候性返乡青年并没有完全斩断乡村社会网络,而是在城乡往返中架构起蕴含着信息资本、经济资本、人力资本的大规模且富有潜力的复合型社会网络”,这种异质性的社会网络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更多的活力与可能性。因此,季候性返乡青年连接着乡村与都市、传统与现代,成为乡村振兴理想化的青年群体之一。
2019年末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大量季候性返乡青年一定时期内被滞留在乡村,这为观察季候性返乡青年的主体性重建提供了一个窗口。作为疫情防控的薄弱地带,乡村医疗资源、应急物资、防控预案以及志愿服务体系等均与城市存在着较大差距。季候性返乡青年目睹乡村的防控短板并积极投身于防疫阻击战,凸显出乡村青年的责任与担当。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乡村防疫中,季候性返乡青年不仅通过捐款捐物等短时性、间接化的方式参与其中,更凭借媒介实践这一更为普遍化、可持续的方式将自身回嵌于乡村场域并重建了其主体性。他们凭借自身的媒介使用优势成为乡村疫情防控的监督者、科学话语的普及者、抗疫共同体的实践者、村民防疫的动员者,甚至在乡村后疫情时期还通过媒介继续扮演着复工复产助力者与公共事务参与者的角色。从彼时的脱嵌到此时的回嵌,看似不经意的媒介化实践却激发了季候性返乡青年的主人翁意识,促使其从“返乡做客”向“返乡做主”的身份转变,这为季候性返乡青年长期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创造了可能,亦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乡村振兴生力军的主体性。
在此基础上,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季候性返乡青年是如何通过媒介形成自组织并再嵌入乡村抗疫共同体的?又是如何逐步通过媒介实践重建自身的主体性的?这种媒介化参与方式对于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何种意义?
文献回顾
有学者按照青年与乡村社会的弱强关系将乡村青年划分为三类:已经市民化的进城青年、未市民化的打工青年、长期生活在乡村的在乡青年。已经市民化的进城青年一般而言很难再愿意回到乡村,在乡青年却又面临主体意识不强、流失严重等问题,而通过外出务工经历提升人力资本的青年则是潜在的新时期乡村振兴的关键力量。共青团中央在2019年实施了包括外出青年返乡创业“燕归巢”工程、在外学子“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等重点项目以吸引季候性返乡青年。
还有学者将参与乡村振兴的青年主体分为“外生性主体”与“内生性主体”。“通过国家制度安排的外在于乡村社会的‘外生性主体’易遭遇熟人壁垒与传统权力壁垒”,诸如大学生村官、驻村第一书记等。“内生性主体”面临生长空间萎缩、个人利益导向显著以及缺乏能力、动力与资源等困境。相比之下,季候性返乡青年对曾经长期生活的乡村较为熟稔且富有情感,同时又携带着外在的机遇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内生性主体”与“外生性主体”的双重优势。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指出了季候性返乡青年的“双重缺失”状态:一方面,季候性返乡青年呈现出主体缺失,“由于长期与乡村脱嵌导致其对乡村生活出现了陌生感并产生了‘非必要不返乡’的心态”;另一方面,“即使季候性返乡青年主体在场,但主体性亦在很大程度上缺失,表现为对乡村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看客’心态”。因此,如何让季候性返乡青年再嵌入乡村并发挥主体性这一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一些研究总结乡愁情结、政策红利、社会资本支持、改善乡村生存环境和硬件设施等吸引季候性返乡青年永久返乡的外部因素。
另外,也有学者将研究视角侧重于意愿、体验和认知等主观条件的作用,比如分析“城市与乡村”框架中的结构性推拉力对返乡青年心理意愿的影响。后者显然转入更为本质的内因剖析,但“其对内在层面的分析仍不够彻底,表现为普遍仅展示制度和结构等宏观社会要素对个体意识单向的、直接的、静态的形塑关系”,缺少对于季候性返乡青年主体性与乡村实践之间动态、互塑的关注。马克思实践的主体性理论主张,主体性与实践性相互依存,人的主体性在实践活动中得到确认,但实践活动也离不开作为人的主体性。因此,探讨季候性返乡青年必须将其主体性与乡村实践相勾连,以及阐释两者之间的互动与互塑关系。
媒介研究的实践范式强调,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年龄、经济收入、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乡村中的青年群体通常处于现有社会结构的边缘,在社会的组织结构和话语结构中缺乏基本的权力。然而,青年群体是新媒介技术的积极研发者、热情使用者和大力推广者,其具有的技术优势可以在媒介实践中转化为诸如话语等其他优势。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参与乡村抗疫,这实际上是将自身嵌入到乡村场域的过程。
目前,相关研究大致是从三类媒介实践剖析季候性返乡青年重塑自身主体性的路径:第一,季候性返乡青年“借新媒介技术使用中的信息优势和知识权威在‘数字反哺’中获得了挑战亲代主导地位的可能”,青年的自我意识亦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觉醒;第二,季候性返乡青年在新媒介实践中进行自我身份重塑,比如“通过‘三农’短视频将自身重新定义为充满活力、希望与野趣的‘新农人’以摆脱被‘他者化’的框架”;第三,季候性返乡青年运用媒介技术助力乡村健康传播,比如“在乡村抗疫中,青年创造性地将新旧媒体彼此交融混搭,两者共构为一种社会文化‘传播力’”。
“嵌入”最早是一个经济社会学概念,是用于表述经济体系与社会体系间的双边联系。“嵌入”和“脱嵌”特指全球化和人口流动导致人们脱离了所处的地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环境,以及个体与社会、抽象与具体、主体与客体出现严重分化的局面,由此现代性的核心问题可以理解为“脱域”和“嵌入”相互依赖的辩证法。“嵌入”意味着要超脱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事物间的生产、建构和互动关系。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重新“嵌入”乡村社会,这是现代社会中个体脱嵌之后的“再嵌入”,本研究“媒介化回嵌”指涉的正是这一动态过程。
调查路径与资料来源
笔者采用线上与线下民族志相结合的调查路径,主要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的方式,观察季候性返乡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媒介实践与主体性重建。“民族志研究强调叙事与修辞,注重深描个案,并具有阐释主义、历史主义等取向。对农村动态、复杂和多元的生活场景,民族志研究路径具有天然的契合性”。选择湖北省西北部地区某农村(此后简称“王村”)作为田野地点,主要有以下考量:
第一,湖北省是此次疫情最为严重的省份,而王村是湖北省最为偏远与贫困的村落之一,其疫情防控能力不足和防控形势严峻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但通过乡村多主体的联动“抗疫”实现了疫情零感染;
第二,该村手机信号覆盖及宽带接入不满4年,导致该村手机与网络的使用非常不均匀,季候性返乡青年的媒介优势显得更为突出;
第三,王村是笔者的家乡,“家乡的田野”是做民族志调查的重要路径,费孝通《江村经济》、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民族志经典著作都是基于学者在自己家乡的研究。此外,将家乡作为田野点亦有助于笔者通过熟悉的人际关系网络收集更为珍贵、真实的资料。
王村距离其所在县城中心约35公里,距乡政府约18公里,村域面积9.6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150亩,全村所辖7个村民小组,共323户,户籍人口1082人,但常住人口仅400余人,贫困人口占50%以上。该村符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划定的14-35周岁的青年共217人。由于较弱的经济基础与21世纪初“撤点并校”的政策,村内大部分青年出于务工、求学等原因被迫离开家乡,其中一部分青年在外永久定居,还有一部分则成为季候性返乡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这些“被迫”留在乡村的季候性返乡青年经历了从消极观望到积极介入的主体自觉过程。从2020年1月15日开始,笔者对这一群体进行了长达6个月的参与式观察,访谈了27名代表性的季候性返乡青年(16名工人、11名学生),以了解他们是如何通过“抗疫”媒介实践回嵌到乡村场域并重拾主体性的。
疫情期间返乡青年的媒介化回嵌与主体性重塑
在王村面临疫情的危急时刻,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这一核心元素打破了村庄原有的例行化过程,将媒介实践与自身的主体性彼此勾连,镶嵌于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场域中。
(一)以“媒”为镜:返乡青年抗疫自组织的形成
德勒兹认为镜像构成了想象的母体,构成了确认/误认的母体,由此也构成了第一次阐发“我”或者说主体性的母体。在疫情面前,原本短暂的季候性返乡体验,被迫成了漫长的逗留期。“返乡者”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身份,使返乡青年陷入了更加焦虑的状态。“我每天要用手机刷上百次的疫情信息,担心自己有症状传染给家人,更想知道疫情何时才能结束。(C1SM21)”
在对疫情动态保持高度敏感的同时,季候性返乡青年也观察到其他地方应对疫情扩散所采取的诸如戴口罩、隔离、封路、测体温、广播宣传等措施,自觉不自觉地建构了城市与乡村、我与“非我”之间的对比。“看到媒体天天推送的‘硬核’防疫措施,再想到自己村落的不重视和无作为,形成了巨大的落差。(C7WF27)”
此种不安与失落情绪亦在季候性返乡青年之间形成共鸣:“本来就是发条朋友圈吐槽一下,没想到收获很多点赞和评论,感觉村里的防疫确实应该被重视了。(C2SM29)”
于是,部分自我隔离期已满的季候性返乡青年开始筹备一场关于王村防疫现状的社会调查,而媒介成为其调查必不可缺的工具。“我和我堂弟进行了一次线上和线下的防疫摸查,一方面,我们说服六组的组长并让其带着我们对附近三个村落进行实地走访,并访谈部分村领导与村医,录制音视频资料;另一方面,通过同学群线上访谈部分季候性返乡青年,以此了解实际的防疫举措。在两者的对比中,我们发现王村的防疫几乎是处于‘裸奔’的状态。(C16SM27)”
相对于主宰传统乡村的“人情法则”,季候性返乡青年显得更富有理性和责任感。已经熟稔新媒介使用的季候性返乡青年很快就将调查结果写成新闻稿并投给了一家有影响力的大报。两天后,该稿件就首发于其媒体的网站主页并被刊登于不久后出版的周报上。该报道的撰稿人之一谈道:“我们只是真实地记录所见所闻,希望通过媒体报道引起村委会对防疫的重视,这既是履行我们的监督权,也是捍卫全村人的生命健康权。(C18SM19)”
“以媒抗争”引发的关注使得更多季候性返乡青年参与到乡村抗疫自组织中,其信息流与影响流基本遵循了“返乡学生———返乡工人”的路径,他们希望以己之力倒逼村委会的积极作为。“这些大学生比我们(农民工)有文化,对基层不作为的官员更有震慑力。看着他们的报道,我感觉热血沸腾,也希望跟着他们参与到‘抗疫’中,为家乡出一份力。(C4WM28)”
媒介的意义在于准确地将所思所想发送到你的头脑当中,从而打破“我”与“非我”的界限并分享意识。这乃是一种打通“我”与“非我”隔阂的“传心术”。媒介在王村的防疫中充当了城市与乡村、村委会与村民、青年学生与青年工人之间相互观察的“镜子”,而季候性返乡青年尤其是学生成了“镜子”的积极使用者。通过媒介这面“镜子”,季候性返乡青年观察彼地的防疫措施并调查此地的防疫现状,在双向对比的“反思性监测”中修正对王村防疫的认识,并通过媒体报道将短板暴露在村委会及公众视野中,从而起到对上监督、对下联结的作用。平时联系颇少、轨迹迥异的两个群体通过媒介调查与媒介报道而相互了解并形成共同目标,由此形成王村的青年抗疫自组织。
(二)以“媒”传知:科学话语的多元生产
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一方面表现在公共资源分配、传播渠道开放性差异等“物”的因素方面,另一方面表现在城乡传播者多元性、主体性、媒介素养、传播理念差异等“人”的因素方面。在王村,4G网络和宽带入户是近几年的新生事物,大部分老年人没有智能手机与电脑,少数贫困户甚至还没有电视机,仅仅依靠插存储卡的唱戏机娱乐。对于疫情的了解主要局限于电视与本土意见领袖,他们不愿意使用新媒介且没有使用新媒介的需求,所以王村与城市、王村内部村民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不过,在防御新冠肺炎疫情这一新事件之时,“电视等大众传媒可以起到告知作用,本土意见领袖的人际传播则是有效说服的关键”。
“饭市”是王村本土意见领袖与人际传播最为活跃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端着饭碗出门,聚集在村中某处,边吃边聊天,既可以消解劳作的辛苦,亦可以交流村内的家长里短与村外的最新信息。“‘饭市’的意见领袖通常是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是乡村教师、村干部等粗通文墨的乡村精英,还有可能是熟悉本村‘村史’和村中人物掌故、能说会道的故事篓子”。在疫情前期,王村的“饭市”建构了关于王村防疫的三套话语体系:第一,疫情与城市污染有关,所以主要爆发在城市,地广人稀、空气清新的乡村不会有疫情,即使有患者也会自愈;第二,乡村人经常在田间地头劳作且饮食健康,身体抵抗力要优于城市;第三,王村在“非典”期间安然无恙,此次会依然如故。
面对上述困境,季候性返乡青年努力普及新冠肺炎疫情的科学防疫知识。首先,通过前述的线上和线下社会调查及新闻报道倒逼村委会干部采取防疫措施。“王村防疫报道出来后,村、乡镇领导来找我们谈话,希望删除报道并征询防疫策略。谈话后的第二天,乡镇领导就派人开始每日消毒、宣讲防疫知识。(C16SM27)”
其次,在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I级响应的同时,围绕“随意聚餐”“乱吃野味”“隐瞒病情”“相互串门”等主题,季候性返乡青年书写标语并张贴到村内各个居民安置点,并将标语与当日的疫情情况分发到王村的微信群。再次,由于王村各个居民安置点之间距离较远,村内缺少统一的广播,季候性返乡青年便借来村内的音箱,通过自制音频与转播防疫公益广告的方式在各个居民安置点进行早中晚的固定宣传。
“我负责第四安置点的广播播放,早上7点半、中午11点、晚上5点,我都会把音箱搬到广场上播放大约1个半小时的防疫音频。(C9WM33)”
最后,王村老年群体与贫困户较多,他们出于个人年龄、身体状况、经济条件抑或是尚未搬进居民点等原因,几乎被排除在了上述宣传方式之外。但走访发现,他们家的唱戏机可以插入存储卡,这是其在家无聊或务农时最常用的“陪伴者”。唱戏机中时常播放的内容大多是《刘三姐》《卷席筒》《天仙配》《女驸马》之类的传统戏曲以及革命歌曲或怀旧音乐。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了解各户最喜爱的曲目,然后下载已经根据该曲目改编好的“防疫”歌曲或者自编相关歌曲并录制,将其拷贝给老年群体与贫困户播放,比如改编自《十三亲》的防疫歌曲“辞旧迎新突发病,村民朋友要谨慎。贪吃野味祸上身,我的朋友啊,亡羊补牢肠毁青。科学防范驱魔影,斩断魔爪防延伸。不要聚餐和串门,抗疫封村只为民......”。
在防疫科学话语的多元生产中,季候性返乡青年一方面自下而上督促村干部的防疫举措,另一方面结合王村已有的媒介使用情况,将“防疫”知识与不同媒介、不同人群做到较为精准的匹配。在多种潜移默化的宣传之中,王村各类主体的抗疫能动性被逐渐激发,村民开始自觉地相互监督、错峰出门,并在进村的各个路口设立了自制的“警戒线”与警示牌。
(三)以“媒”相合:返乡青年成为抗疫共同体的主力
在疫情前期的“以媒抗争”中,季候性返乡青年与王村的村干部之间形成了一定的紧张关系,“但外在的威胁亦有可能增加‘内群体’的凝聚力”。“在年初十之后的一周内,村干部先后找我谈话五次,分别从大局意识、社会稳定、报道流程、个人前途等方面对我们的报道予以否定,村主任还多次私下问我是否删除了相关报道(C16SM27)”
季候性返乡青年将约谈的过程及内容进行记录并发在个人公众号与“头条号”,以此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我们不断地转发这篇推文,一夜之间就有5000多的阅读量,100多条留言,还有一些媒体也开始联系我们。(C18SM19)”
此番博弈过程中,季候性返乡青年所表现出的主体能动性与媒介使用优势成了此后村委会与季候性返乡青年合作的关键。由于季候性返乡青年此前在抗疫动员中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又适逢共青团中央号召“广泛发动广大青年参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契机,王村所在的乡政府发布了《致返乡高校大学生的倡议书》《关于招募志愿者开展公共区域消毒杀菌志愿服务活动的通知》。于是,村委会围绕抗疫这一目标开始与季候性返乡青年进行优势互补、密切合作。
当前,农村基层干部面临成员结构老化、人手不足、媒介素养较弱等困境。在公共卫生服务上,农村基础设备薄弱,卫生人才匮乏,而且农村人口空间分布呈“满天星”式的散落状态,增加了公共卫生服务覆盖的难度。面对此种情形,“文化水平较高、视野较开阔、思想觉悟高,组织性、纪律性和大局意识较强,同时具有浓厚的家乡情结和公共服务意识的部分季候性返乡青年则是可以调动的本土资源”。3在王村,除了新引入的一名信息员之外,基层干部和村医的年龄都在50岁以上,主要村干部只有3人,在防疫工作中困难重重。因此,季候性返乡青年与村委会、村民组成抗疫共同体,发挥着独特的媒介优势。
第一,协助村卫生室进行全村体温测量并登记上报。季候性返乡青年在空间上具有“分布式”特征,可以协助村医对不同居民点进行体温测量。每日测量体温之后,还需要将其录入“云表单”中,这正是熟练使用智能机与电脑的季候性返乡青年最擅长的。
第二,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成为乡镇领导了解村内疫情的另一个窗口。“在之前的报道出来后,乡镇第一书记和其他几位领导加了我们的微信。偶尔会打语音电话或发消息向我们了解王村的‘防疫’情况并征询相关对策。这也是他们绕过村委会直接了解地方真实情况的一种方式。(C16SM27)”
第三,季候性返乡青年逐一入户帮助村民注册支付宝账号并完成每日“打卡”。“六组一共有三名青年负责‘打卡’,每个人大约要负责40名村民。除了我之外,其余两名都是大一的学生。每天下午三点开始,大约需要两个小时完成‘打卡’。(C11WM29)”
第四,季候性返乡青年成为中小学网络课堂的协助者。湖北省中小学线上课堂于2月10日陆续开始,但王村大部分家庭均没有入户宽带与有线电视,网络直播课堂与电视空中课堂均无法进行。“以第四居民安置点为例,一共只有五户安装了宽带,但需要上网课的孩子却有将近20人。(C13WF28)”
在此情况下,已经安装宽带的季候性返乡青年组织一部分学生到自己家中上课,另一部分季候性返乡青年则说服其他安装宽带的家庭帮忙解决学生上课问题。“考虑到疫情需要隔离,所以每户只安排了4-5个孩子,让他们分布在不同的房间或者间隔一定的距离。3月份进村交通开始有所恢复的时候,我们联系了当地宽带营业厅帮助部分有意愿的村民安装了宽带,这样基本完全解决了学生上网课的问题。(C18SM19)”
(四)以“媒”为介:后疫情时代返乡青年主体性的延续
2020年3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慢慢好转,王村逐渐从全体抗疫转为恢复正常的生活与生产。在后疫情语境中,季候性返乡青年继续通过媒介实践延续自身的主体性。在恢复生产生活的背景中,王村的季候性返乡青年分为继续留村与回城的青年。继续滞留乡村的青年通过身体在场的媒介参与助力村民创业与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疾病并不仅仅是医学事件,更是一种道德隐喻”,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道德隐喻之一便是对湖北人的“污名化”。王村的大量外出务工村民由此面临着短期无法复工甚至被告知辞退这一窘境。一些年龄较大的农民工为了开辟新的更为持久的收入渠道,开始筹备养殖业方面的自主创业,而季候性返乡青年利用自身的媒介使用优势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技术指导与信息服务。
“村里一名52岁的农民工正面临着失业,但是家中还有两名上学的孩子。光靠务农是没办法维持一家人开支的,于是他准备办一个养鸡场。我教他使用电脑并在网上学习相关的养殖技术,然后教他使用淘宝和京东并购买了一台可装60枚鸡蛋的孵化器。买回来后,我们一起学习教学视频,在5月份成功孵化了40只小鸡,目前已经开始第三轮孵化了。(C16SM27)”
此外,在疫情成为次要矛盾后,村内垃圾处理、公厕改造、4G网络建设等问题再次成为焦点。鉴于之前“以媒抗争”的有效性,一些村民小组长主动找到季候性返乡青年,希望其能够围绕上述问题通过写报道或者反映信等方式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于是,季候性返乡青年在小组长的带领下了解相关情况并通过微信等方式将其反映给了乡镇领导。与继续滞留乡村青年的身体在场的媒介参与形成呼应,回城青年并不因为暂时离开乡村就不再关注乡村事务,而是继续以身体缺场的媒介参与发挥主体性。此前,多数季候性返乡青年仅仅把返乡视为休假或旅游,和村内其他人除了少时的联系之外并不想有更多瓜葛。但是,疫情之后,已经回城的季候性返乡青年主动要求加入家乡的微信群并成为群内较为活跃的一分子。
“参加村里的抗疫活动让我觉得自己对于村里还是挺重要的,也让我找到了儿时的乡村记忆。虽然已经回城了,但是我希望还是能够在微信群里和村里保持联络,关注和参与家乡的发展。（C3WF25）”
结论与讨论
英国学者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认为媒介研究需要转向“实践范式”。这是一种整合媒介研究的传递范式与文化范式,也是正在建构和成型中的“元范式”。“实践范式”研究是以媒介为面向或与媒介相关的所有开放的实践行为以及媒介在组织其他社会实践行为中所发挥的作用。媒介实践范式强调,媒介行为模式和媒介社会权力必须从日常媒介的行为出发,考察实践过程中主客体元素的协商机制,揭示媒介行动与社会权力的互动关系。王村季候性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仅仅是中国乡村抗疫的缩影,其背后蕴含着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折射出中国乡村的主体关系、文化意蕴与权力结构。
第一,季候性返乡青年在媒介实践中呈现出从“个体主体性”到“共同主体性”的重建逻辑。主体性是一个哲学概念,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4包含单一的“个体主体性”与更为本质的“共同主体性”两个层面。一方面,季候性返乡青年在媒介实践中经历了从“返乡做客”到“返乡做主”的个体主体性重拾。无论是外出务工还是求学,“逃离”曾经是对季候性返乡青年的一种典型叙事方式。这种叙事框架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实际上,季候性返乡青年并非不热爱乡村,而是由于长期“脱嵌”造成了其缺少重建主体性的契机。季候性返乡青年虽然不懂农活、也不具备乡村人情社会的资源,但凭借媒介实践突破了以往的权力结构。新媒介所形成的虚拟社会空间及在这种空间活动中所产生的规范、信任、回应等,为人们构建了一种具有超越百科全书功能的新型社会资本。
“这种新型社会资本的拥有及使用与社会行为主体的身份、地位、种族、宗教信仰、文化背景没有关系,而与他们的网络媒介使用时间及方式和网络媒介传播能力密切相关”。面对乡村的防疫短板,季候性返乡青年借助媒介使用优势在防疫宣传、体温测量与登记、基层抗疫监督、健康码申领与打卡、网络课程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整体意义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共同主体与共同客体的关系。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共同客体,返乡的青年学生率先通过媒介进行一定反思,并逐步带动返乡青年工人、村民、村委会组成抗疫共同体。此时的青年主体性表现为共同主体性,即主体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发动整个返乡青年群体及其他主体共克时艰。“从被动的强制性抵御风险转换为主动的参与式抵御风险是农村抗逆性的关键转向,各主体的能动性发挥能够形成一种连续主动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此外,季候性返乡青年在抗疫媒介实践中形成的主体性并非昙花一现,而是在后疫情时代依然通过媒介参与乡村复工复产和公共事务。
第二,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加速了乡村“参与式文化”的转向。学者们多认为“参与式文化”描述的是web2.0时代自由、开放、共享、交互的新型媒介文化样式。1实际上,“参与式文化”在传统媒介中就已存在。斯丹迪奇(TomStandage)认为,古罗马人靠莎草纸卷、信使、涂鸦等传递信息与今天的网络社交媒体并无二致,都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分享信息的基础上。在疫情期间,不仅仅是新媒体,原本被乡村精英所主导的公示栏、广播、宣传标语、警示牌等传统媒介亦被返乡青年赋予了“参与式”属性。此时的媒介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是在主体的实践中成为了乡村文化的形塑力。
代际关系是乡村社会关系的基础,可以形塑出多元的乡村文化景观。返乡青年一方面将健康打卡、网络购物、网络教学等技能逆向传授给长辈,另一方面还向其普及识别网络谣言与骗局的常识,并与长辈共同学习、实践养殖技术。返乡青年对年长世代的反哺已经从行为上升到观念、从生活方式上升到思维方式,其反哺的场域亦从以往的家庭代际扩展到整个村落代际关系中。此外,乡村青年的文化参与正在从疫情的“特殊时刻”转向“日常语境”,越来越多的返乡青年通过短视频、直播等方式重塑自我身份与视觉秩序。
第三,传媒实践的变迁可以折射乡村权力结构的变化。乡村广播是与国家政权下沉和农村集体化相配合的媒介形式,增强了国家政权下的乡村治理能力。新媒介技术的嵌入影响着乡村基层政府和平民百姓之间的话语冲突与平衡,使乡村公共能量场呈现出由“一元主导”到“多元互动”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新的组织手段和话语权力,建构了乡村内生秩序的数字‘社区公共领域’功能。”3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不仅在于信息传递,更在于传播意义共享之上的共同体建构。现代村庄面临着农民生活个体化、农民行为私利化和乡村社会无序化、结构松散化等多重困境。4在灾难中,阶级、宗教、种族等差异被集体主义所取代,人们将回到更古老、更有机的相互联系的共同体之中。同时,新媒介技术可以通过集中动员与分散动员,将散居于不同空间的“原子化”村民重新连接,并通过意义共享建构一个“同质化”的事件、时间与空间,形成“想象的共同体”。
本研究关注的是季候性返乡青年如何通过媒介再嵌入乡村并重建自身能动性,但亦在提醒人们在关注乡村振兴主体的同时,要注重主体性与实践的关系。吉登斯主张要对社会生活开展一种总体性研究,主要关注点不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而是以日常生活为主要研究领域。不可否认,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其一,本文作为个案研究尽管具有典型性,但推广性会受到一定限制。比如,疫情重灾区的乡村与疫情非重灾区乡村、经济发达的乡村与经济不发达的乡村,其季候性返乡青年的媒介实践与主体性之间可能有所差别。其二,对季候性返乡青年通过媒介实践重建主体性的考察应该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本研究只考察了6个月的时间,至于后续青年人对于乡村事务的关注是否会因长期离开家乡而再次被磨灭,这是值得进行长期观察的。
转自：“新传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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