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131—P132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原题《从特殊中发现一般——反思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摘自《学术月刊》2022年3期，王宁摘
对于中国经验的阐述问题，思维特性对传播效果具有重要影响。要从中国案例中揭示新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挑战和检验，需要我们对人类可共享的知识有深入理解，并相信存在认识事物的一般思维逻辑。
问题意识
社会科学正在努力让世界“读懂中国”，普遍采用的方式是论证我们的独特性——本土特征、差异模式、独特道路。但有一个问题不可回避，那就是如何阐述独特性。
在学术界，理解的前提在于评估是否值得了解。“值得”是一个特指的专业性判断，指是否具有知识价值。有知识价值意味着两点：提供事实而不是论断，揭示事实中的原理。学界的信念仍是培根所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内容必须是通过事实证明的解释原理。这提示了一个问题：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如果疏于阐述事实和原理，将使交流遇到困难。而“如果只通过‘同理心’去了解人类行为，我们就永远不能证伪描述性假设、或者为它们提供自己经验之外的证据，从中获得的结论，也永远无法超越那些未经检验的假设，这样的阐释将止步于个人理解，而非科学研究。”“同理心”常常以识别对象为前提，难免忽略系统性思维和参照系比较，结果往往是排斥超越自我经验的证据。
那么怎样解释，人类上百年来的工业化现象，作为更具效率的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出现？又怎么解释，从长程历史来看，中国企业的各种管理规则，和世界的趋同大于趋异？对于这类问题，是否缺乏整体观照的自我专注呢？和其他的成功经验相比，原理上相似还是迥异？如果是后者，需要从特殊经验中揭示新的、可解释的一般性原理，并经受其他经验的检验，方能产生说服力。
整体性与系统性
知识虽然来自某个地域，但它的价值往往不受地缘限定，全球学界和业界都将参与评价。这意味着，判断知识是否有价值，和广泛的认可有关，因而新知识需要和已有的知识系统发生关系，很难仅由单方面定义。也就是说，所有新的探索，都不能不在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
为什么要和已有知识相联系？社会科学的持续性和系统性特点，要求知识之间具有牢固的支撑关系：“在比较成熟的科学里，有一些相互关联的模式，可以称之为假设和理论，为研究者个人提供了牢固的支撑。这些假设和理论的发展，通过不断的逆向反馈，和具体资料及数据进展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从前的那些步骤，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这些步骤，后来的步骤超越从前的步骤，然而从前步骤的意义，作为研究工作整个链条上的一环仍然保持不变。”这种“牢固支撑”不仅来自具体的经验，也来自经验和理论的系统性关联：“如果没有一些比较自治的、相互关联的模式以及比较自治的理论发展，而仅仅从汗牛充栋的文献里选择一些个别的文献资料，就会被一些短命的、难以经受检验的研究惯例所主宰”，从而无法避免在“时代动摇不定转瞬即逝的各种派别影响”下，“历史总是被改写”的命运。
社会科学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还与是否指向非短期、非偶然、非特定的一般性相关。社会科学要寻找的，是推动重要改变发生的常态因，而非条件稍微变化，因果关联就即刻瓦解的偶然因。
发现一般性要求以理论产出为中心，这与以经验（个案）产出为中心有所不同。后者是就事论事的，不需要关注案例结论与人类整体知识的联系，而前者必须对已有的知识作出系统性回应，明确新结论在知识系统中的位置。如果缺少把局部经验进行一般化的意图，很多中国经验就止于特殊性故事，无法以一般知识的面貌出现。如果某一独特性同时具有普遍性意义，那么它的知识价值会提高，更容易吸引他人运用本地经验验证，通过交流过程向外扩散。
本体论与历史论
更进一步，面对中国经验，为何我们不去探索——独特中的一般——这一价值更高、更容易传播的知识，可能与更深层的思维特点有关。
古希腊哲学的目标，是回答事物的本质或自然属性，即探寻本体论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客观和主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容改变的固定差异，事实也未必具有自在的稳定特征用于“援引”。“中国文化的形成，并不企图诉诸那些规定人的本性、并确立人类统一的普遍范畴，中国人更愿意用中部之国的人、或汉人等地域性语言讨论他们自己……在对文化和历史的理解中，古代中国的思想家都不会援用超越的原则，来为他们的见解寻因作证。”为了容易区分，暂且称此为历史论思维，对应上述的本体论思维。两种思维信念处理事实的方式很不同。我们都已经知道，本体论思维是现代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在自然科学方面，对这个基础是一致承认的，但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仍充满分歧，在中国这个人文传统深厚的国家，此问题尤其明显。
葛瑞汉曾经借助于“因果思维”和“关联思维”的对比，来说明本体论和历史论思维的差异，他发现这两种思维由于逻辑不同，注意的面向和能力有异。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能不能产生共同的知识目标？笔者没有答案。但我们无法回避，因为这关系到什么是知识，要去认识什么——此信念极大地影响着思维逻辑。只要观察——面对同样的资料，为何不同的人常有不同的认识和分析深度——就可以发现：和掌握材料（经验现象）相比，思维逻辑（分析能力）一点也不次要，（因为）“思维会给自然的事件和物体，赋予很不相同的地位和价值”。
事实与意愿
上述思维方式的区分，可以帮助研究者辨别，在面对现象的时候，所谓“认识”，究竟是发现事实，还是阐述意愿。这两个东西有时混在一起进入交流，但区分它们对于沟通能不能建立共同的基础很关键。
在知识交流中，事实之所以比意愿更容易接受，因为它有超越于不同的情感、立场、意识形态、利益、道德、个体经验和偏好的特点，这一特点，不妨称之为事实的独立性。事实的独立性使之纯粹：它不是愿望，和是否喜欢无关，和应该怎么样、希望它怎么样也无关。这确实非常冷酷，常常被有情感有温度有道德的常见思维所不喜。但之所以揭示事实才能使人信服，就在于它区别于文学虚构、情感宣泄、道德评判和个体偏好。
事实现象无论如何定义，必须有经验基础和证据，但意愿未必。比如“现代性”，它们是什么，为什么出现，以及如何扩散的，是必须要用史实证明的，这和人们是否喜好它，是否应该推动它，完全是两个问题。詹姆斯·弗农描述了一系列传统规则的瓦解及现代规则的扩散，她用“规则抽象化”（指不是针对某特定对象的通用规则，它无须再以辨认对象为前提，由此降低了传统社会面对面交往的巨大成本），概括变化中出现的一般性现象。为何这是一般性现象？因为它虽在英国历史经验中发现，但所描述的异质性出现，在很多国家的社会变迁中都可见到。因此，类似的事实完全可以从任何地域经验包括中国经验中得到证明。但如果我们缺乏从特殊经验阐发一般事实的能力，就会把他人的阐释当作独特经验，同时也把自己看作独特经验。如果独特经验无法互通，不存在普遍共享的事实，等于否定了从自己独特经验中挖掘一般性的可能。
目标设定和推理逻辑
在任何思维方式的交流中，阐述自己都可能出现两种后果：强化或缓解沟通不解。为何会强化沟通不解？变成你说你的我说我的？缺乏可共享的目标设定和推理逻辑是也。
从反思出发警示问题，笔者简要讨论以下几个常见的方面：（1）轻视将经验和理论问题相联系，主动弱化二者关联的必要性；（2）忽略分析框架和预设等观念架构的参与，无法让叙事服从于解释顺序；（3）用道德解读和意识形态评判，替代理论解释和事实归因；（4）停留在有限（局部）经验的现象因上，忽略探索有系统性价值的理论因；（5）用现象的复杂性拒绝超越经验的模式简化。这五点，简单说，就是研究目标、分析框架、推理逻辑、抽象化和形式化，这些问题可能限制从特殊经验中发现一般理论的能力。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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