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货币文化在丝路上的传播与融合
——以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为例
郭云艳
在5—8世纪的丝绸之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拜占庭金币在东方的广泛传播。来自地中海世界的货币出现在亚洲东端，无疑是此时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学者们通过考古实物的分析，证实地中海世界与中亚之间的联系古已有之；亚历山大的征服则极大地推动了这一联系的深入。以罗马钱币为例，帝国初期发行的银币就曾经在中亚发现过；当帝国进入拜占庭时代后，银币的东传仍然存在。20世纪初，A. 斯坦因（A. Stein）曾在新疆购得3枚君士坦丁王朝的银币，它们就是从中亚被带入新疆的。然而，这种联系与钱币东传现象在5世纪之后出现明显变化，中国境内发现的5—7世纪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表明：5世纪之后传入中亚的拜占庭钱币数量骤增，且影响更大，扩散至更远的中国。由于这些钱币的生产时间约为420—641年，传播范围也更大，若概而论之则难以分说清楚。故而本文聚焦于7世纪初的伊拉克略一世（Heraclius I，610—641年在位）金币，通过梳理、分析它们在各地的分布特征，以探究当时丝绸之路上的钱币传播与文化融合。
一.
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及仿制品在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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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明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在东方的具体分布前，有必要简要说明一下这位皇帝的生平及其在位期间发行的钱币种类。伊拉克略一世是伊拉克略王朝的首位皇帝，他不仅推翻了弗卡斯（Phocas，602—610年在位）的残暴统治，还终结了自查士丁王朝末期开始的社会动荡与严重危机，将拜占庭帝国重新拉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而他最重要的功绩就是远征并击败萨珊波斯帝国。
伊拉克略一世在位期间发行的钱币有金、银、铜三类。其中银币发行总量不多，铜币主要用于国内流通，因此这两者在境外的分布较少；流入境外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是金币。伊拉克略一世发行的金币根据重量分为不同单位：1.索里得（Solidus）。24克拉，约4.45克。2.减重索里得，两种，一为22克拉，约4.05克；一为20克拉，约3.10克。3.塞米西斯（Semissis）。索里得的1/2，12克拉，约2.20克。4.崔米西斯（tremissis）。索里得的1/3，9克拉，约1.45克。除重量外，这些金币的图案与铭文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索里得与减重索里得的重量差别不大，所以外观区别不明显，直径均在18~22毫米之间；正背面图案完全相同，正面为皇帝们的正面像，背面为十字架台阶。只是减重索里得背面底部的铭文标以OB+*或OBXX，不同于索里得背面底部表示足金的CONOB。伊拉克略一世发行的索里得形制也有多种样式，根据正面皇帝数量的差别可分为三类：（1）皇帝正面胸像，身着披风，右肩有搭扣，皇帝脸型较宽，留络腮胡，时间在610—613年。（2）皇帝与长子伊拉克略·君士坦丁（Heraclius Constantine，612—641年）的并排胸像，前者居左，留络腮胡，后者较小，时间在613—631年；这种形制存在时间将近20年，随着伊拉克略·君士坦丁的成长，其形象也从很小逐渐变大，直至与父亲并立。（3）皇帝与其两子的并排立像，皇帝居中，两个儿子分居左右，时间在631—641年。塞米西斯与崔米西斯因重量的影响，直径略小一些，分别在18~19毫米和15~18毫米之间，厚度明显更薄；它们的正面均采用皇帝右侧胸像，头戴皇冠，身着铠甲；背面为十字架圆球。在这四种单位当中，塞米西斯、崔米西斯和减重索里得的发行量远远低于索里得，后者既是帝国的基准货币，也是宣传皇帝意志的主要媒介，广泛用于财政支出、军费发放以及赔款、结盟等重要对外事务，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更广，因此出现在亚洲中部及东部地区的金币也主要是索里得。
还要说明的是,拜占庭帝国以外的金币存在两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一是穿孔与剪边，这是由于拜占庭帝国的法律无法保护境外的金币免遭破坏；二是仿制，且各地因制作技艺差别较大，仿制的效果也千差万别。有些仿制金币在重量、外观、图案等方面均相当准确；有些金币重量较轻，图案变形较为明显；还有些只有单面的薄金片。通常，由于仿制品大多无法准确刻印铭文，因此其所仿原型大多只能通过图案来判断。如果某一形制长期使用，那么判断仿制品的原型就会十分困难。而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却辨识度极高，尤其是第（2）类的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拜占庭其他皇帝发行的货币上均没有类似形制，因此当考察仿制金币和仿制金片时，能够快速判断仿制原型是不是这一类金币。
根据目前各地能够获取到的考古信息和
，可知在中亚及以东地区既存在伊拉克略一世的官方铸造金币，也存在其他地区制作的仿制金币和金片。
首先，中国境内出土的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与仿制品共有7枚，其中可判断为拜占庭官方生产的金币仅有1枚，仿制金币共4枚，还有2枚仿制金片，具体情况如下。
金币：1992年辽宁朝阳唐墓出土；直径20毫米，重4.4克，含金量不详；正背图案角度为180°，正面底部有一个从背面向正面的穿孔。虽然发掘报告仅附黑白
，但仍可清晰辨别出该币的图案与铭文。其正面为第（2）类，即伊拉克略父子二人的并排胸像，左侧人物较大，蓄络腮胡，右侧人物较小，铭文读作[ddNNh]ERACLIUS ET hERA CONST PPAVG。背面铭文读作VICTORIA–AVςЧAΘ；底部铭文为CONOB。根据伊拉克略·君士坦丁像的大小，可知其制作时间在616—625年。
4枚仿制金币也均属于第（2）类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的形制。与拜占庭官方发行的金币相比，这些仿制金币的图案线条太过粗糙，皇帝们头戴的皇冠、身上所着披风绘制得不够准确；且背面的十字架台阶经常出现一些其他符号。更重要的是，这些仿制金币要么是完全没有铭文，要么铭文难以识别。
仿制金币1。1970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直径20毫米，重4.1克。正面图案中左侧的伊拉克略较大，留短须；伊拉克略·君士坦丁像较小；背面的十字架台阶周边空白处无其他图案。正面铭文无法识别；背面一周似乎是uBV-HnAVI，底部为OV?I。该币图案被一圈鱼骨状线圈包围，该线圈应从联珠纹圈演化而来。
仿制金币2。1956年西安土门村唐墓出土；直径21.5毫米，重4.1克。正面图案中右侧的伊拉克略·君士坦丁只比左侧人物略小一点儿；背面的左侧空白处有一枚十字架，右侧空白处有一颗八芒星。正面铭文难以辨识；背面一周符号似乎是ILΔIOΕI-ΠOVΛIIΥΛ。
仿制金币3。2001年山西太原郊区唐墓出土；直径20毫米，重量不详。正面右侧的伊拉克略·君士坦丁略大，背面左右两侧空白处分别为一个由五个圆点组成的十字架。正面铭文难以识别；背面一周符号为OC＜?VⅢΛAVΛ??；底部为VOHP。
仿制金币4。洛阳市郊唐墓出土，出土年份不详；直径23毫米，重3.2克。该币正面顶部镶一环，根据镶环位置，可知其正背角度为90°。正面右侧的伊拉克略·君士坦丁像比较小，背面空白处没有其他符号。正面铭文无法释读；背面铭文读作VICTORV-AvςЧ C；底部铭文作COHOB。
2枚仿制金片也是以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为原型，但图案变形更加明显。这两枚分别是1973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群出土的73TAM214:107金片，直径17毫米，重0.5克；2005年吐鲁番木纳尔墓地出土的05TMNM302:1金片，直径21毫米，重1.22克。
其次,在亚洲东北部的蒙古高原也发现了具有伊拉克略一世金币特征的金币与金片。2011年，在蒙古国北部巴彦诺尔的一座突厥贵族壁画墓中出土40枚金币与金片，其中3枚金币以及5枚金片均为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经过甄别，可知这分别是1枚金币、2枚仿制金币以及5枚仿制金片，具体情况如下。
金币（272号）。直径22毫米，重4.6克，正面顶部穿有一金制小环，环高4毫米；从环的位置看，该币正背角度为150°。该币形制也属于第（2）类，左侧人物较大，右侧人物较小；铭文能够辨识，正面铭文读作ddNNhεRACLI-?? hεRACONSPPAVC，背面铭文为VIITORIA-AVIЧI，底部有CONOB。
仿制金币（259、263号）。259号金币直径22毫米，重3.45克，背面顶部外缘处略有腐蚀或缺损，正背角度为90°。该币形制也属于第（2）类，但正面铭文难以辨识，背面铭文VICTORIA-AVIЧ?，底部铭文为COИOB。根据该币的重量、正背角度以及图案线条的风格来看，这是一枚仿制金币。
263号看起来像是两个金片黏合而成，直径21毫米，重2.76克，若去掉所附着金片的重量（按照其他类似大小的金币重量计，约0.7克），还剩2克左右，因此有可能本身是一枚仿制金币。该币有图案的一面为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属于伊拉克略一世索里得第（2）类，但从两人身上披肩的搭扣位于右肩来判断，居于左侧的人物较小，而右侧人物较大，与伊拉克略一世索里得的第（2）类形制正好相反。
仿制金片（249、252、258、273、275号）。这5枚金片重量均不足1克，它们的图案或模糊、或清楚，但基本相同，都是与263号一样的左小右大两并排胸像，且币面的线条压痕都比较浅，有的仅隐约可见轮廓。
最后,在中亚也出现过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及仿制币，但由于未能系统搜集与整理那些地区的出土资料，因此能够用来研究的相关信息并不充分。根据A. 耐马克教授（A. Naymark）对粟特地区出土钱币的统计，可知有7世纪的拜占庭金币2枚、金片7枚，未见仿制金币。其中有一枚金片有图案，可知其仿制原型是伊拉克略一世的这种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的索里得。此外，在钱币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一个分享、讨论亚洲钱币的“东方钱币数据库”网站上（zeno.ru）有各地收藏者上传的中亚地区发现的具有拜占庭钱币特征的金币与金片，其中有3枚金片也是这种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的图案。由此，说明中亚地区的拜占庭仿制金币与金片中，这种形制占据的比例也较高，上述耐马克教授统计的9枚7世纪的金币与金片中，属于伊拉克略一世索里得与仿制金片的数量不会少。
由上可知,伊拉克略一世时期发行的金币索里得和以其为原型制作的仿制金币和金片在中国、蒙古、中亚地区均有分布，且与拜占庭帝国其他时期相比，仿自此类索里得的金币与金片数量更多，说明在7世纪初及稍晚些时候，伊拉克略一世的第（2）类索里得在上述地区的传播十分广泛。
二.
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在东方各地的传播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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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了解中国、蒙古以及中亚发现的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及仿制品情况后，接下来的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些金币和仿制品会出现在这些地区，以及它们是如何传播的。在回答这些问题前，还需说明一个前提，即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与仿制品在中亚及以东地区的传播与仿制，与此前其他皇帝金币所遇到的情况并不相同。这一判断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出。
第一，根据中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的时间分布来看，无论是金币还是仿制品的原型，都在6世纪中后期出现一个明显断层（见图1）。具体说来，目前我国发现的拜占庭金币有37枚，从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402—450年在位）一直持续到伊拉克略一世，最早的一枚是423—424年生产，接下来则是利奥一世时期发行的2枚，从利奥一世开始，一直到查士丁二世，这期间每位皇帝发行的金币索里得均有发现，尤其是从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491—518年在位）到查士丁尼一世（Justinian I，527—565年在位）统治初期的金币数量最多。以527年4—8月间，即查士丁一世与查士丁尼共治的4个月期间，发行的索里得为例，这种金币发行时间短，数量极少，但在我国境内共出土了4枚，可见当时东西方交流之盛。但从查士丁二世（Justin II，565—578年在位）开始，金币数量骤然减少，目前仅见查士丁二世金币一枚，仿制金币一枚，其后在位的两位皇帝提比略二世（Tiberius II，578—585年在位）与莫里斯（Maurice，585—602年在位）发行的金币至今尚未发现。而进入7世纪后，弗卡斯与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与仿制品再次大量出现。这个明显的断层说明前后两个时期东西方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交往发生了剧烈变化，使得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的渠道在6世纪中后期出现一次中断，而到7世纪初又再次建立。
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中国境内出土的仿制金币上。目前能够判断出来的仿制金币共15枚：仿自5世纪索里得形制的有4枚，仿自查士丁尼一世开始使用的正面皇帝胸像的有4枚，仿自7世纪索里得形制的6枚，这其中也只有1枚仿自6世纪中期查士丁二世的索里得形制。
同样地，在中国出土的拜占庭仿制金片中也存在类似的分布。目前已有
信息的金片有33枚，其中仿自5世纪到6世纪初的3/4正面胸像以及同时期背面形制的金片共有22枚，仿自查士丁尼一世开始启用的正面胸像的有6枚，仿自7世纪前半期索里得正面形制的有3枚。虽然仿制金片因制作更为粗糙，辨别正面胸像的原型是查士丁尼还是6世纪中后期的索里得形制，略有难度。但从细节看，还是能判断出6枚正面胸像的金片仿自查士丁尼一世的索里得。因此，仿制金片的图案类型也说明，6世纪中后期拜占庭帝国的索里得在中亚及以东地区存在一个明显的断层。
第二，还有一个现象能印证拜占庭金币的东传渠道在7世纪前半期发生了变化。从现有资料看，6世纪中期之前的拜占庭金币和仿制金币存在较为普遍的剪边、穿孔等现象，而7世纪之后的金币和仿制金币大多完整，仅个别存在穿孔现象。由于金币是重量货币，黄金本身的价值确保无论金币本身是否完整，其流通功能不会受到影响，因此穿孔、剪边、镶环等现象通常并不损害金币作为等价交换物的地位。但一枚金币被剪边或穿孔本身并不是为了帮助金币更好地发挥通货作用，而是要将它们做成吊坠、戒指等饰物以便佩戴、赏玩。故而穿孔、剪边、镶环等现象，反映出这些金币开启了第二个功能：饰物。金币被剪边可能主要是为了适应镶嵌到吊坠或戒指所需，而直接穿孔或镶环可能是直接将金币作为挂饰，而不再额外装饰上外框。
具体到中国发现的这些金币与仿制金币，可知在查士丁二世之前的37枚金币（包括仿制金币）中，完整无损的仅有1枚，24枚经过剪边，既剪边又被穿孔或镶环的有9枚；而在查士丁二世之后的13枚金币中，除7世纪中后期的一枚仿制金币略有剪边外，其余13枚均未经剪边，5枚金币穿孔，其他7枚完整无损（见图2）。
由此一来，5—6世纪中期与7世纪以后的金币和仿制金币在剪边与穿孔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说明金币在从通货过渡到饰物时的遭遇不同，前一个时期镶嵌到饰物中的情况较多，后一个时期则直接作为挂饰或未经穿孔直接赏玩。而这样的差别很可能是由于拥有金币的人群发生了变化。
在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初的丝绸之路上，能够导致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的途径及使用方式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的原因，在于中亚地区政权的更迭，突厥取代嚈哒成为中亚的统治者。嚈哒在5世纪中至6世纪中得以控制中亚，特别是当5世纪中后期他们通过军事胜利使得萨珊波斯臣服于自己后，从波斯人那里得到大量金银币（波斯的银币与拜占庭金币）作为贡赋，导致大量贵金属涌入中亚。当6世纪中，嚈哒被消灭后，这种贵金属东流的途径被终结，从而造成6世纪中后期新制拜占庭金币涌入中亚的数量较少。
当然，突厥取代嚈哒也导致另一种结果，即由于西突厥汗国在查士丁二世时曾派遣使者来到君士坦丁堡，并且在此后数年间保持着比较频繁的使节往来。故此，张绪山老师与林英老师都曾认为，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的政治通使是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并进入中国的主要途径，林老师还推测有可能是拜占庭的皇帝将金币作为礼物赠予西突厥可汗与官员，进而西突厥人再将其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原的皇帝。然而，这种推测尚找不到充分的史料印证。虽然拜占庭帝国经常给予黑海周边的游牧部族大笔金币，但其目的不是为了保证这些部族与帝国保持和平，就是为了鼓励他们与波斯或其他人为敌。究其根本，只有当这些部族确实关系到拜占庭帝国的生存与安全，才会被赠以大笔金银，而且史家们也不会讳言这些赠礼。但米南德在记录西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时，并没有提到给西突厥可汗大笔金币作为赠礼，说明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毕竟远在中亚的西突厥汗国在当时还没有直接影响到拜占庭帝国的生存。
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关系在7世纪初出现变化。当伊拉克略一世推翻弗卡斯的统治后，当时的帝国内外交困，他通过改革暂时稳住内部事务后，于622年4月发动对最大的威胁波斯的远征。为了筹备远征所需军资，伊拉克略将从教会和民间征募来的珍宝熔制成金币；为了有效地打击萨珊波斯，他还邀请西突厥的可汗与其夹击波斯，向突厥人“许诺无以计数的财富”。由此一来，大量伊拉克略一世新铸造的金币，以及此前社会上已有的弗卡斯金币，作为结盟的条件被送给西突厥的可汗，在突厥人治下以及与之有往来的地区广泛传播，从而造成7世纪初的拜占庭金币再次大量出现的结果。
综上可知，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在中亚及以东地区广泛传播的直接原因，与6世纪中期之前拜占庭金币于该地传播的原因略有不同。虽然突厥推翻嚈哒占据了中亚，并在6世纪中后期与拜占庭保持频繁的政治互访，但这种政治关系并没有直接促成大量金币东传至中亚。直到7世纪初，为远征波斯，伊拉克略一世以大笔金钱作为条件拉拢西突厥可汗，才使得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大量进入突厥人辖下的中亚和东北亚，并由此大量进入中国。
三.
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在东方的传播与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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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后，它们被仿制，出现一系列带有拜占庭钱币特征的金币、金片；而在考察此类仿制品时，伊拉克略一世索里得上的形制，特征鲜明，辨识度极高，有利于追踪仿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
这是因为各地制作者在钱币模具的制作水平方面存在差异，仿制品上的图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而且由于不同人群审美以及文化喜好的差异，原有的钱币图案也会被修改，由此导致许多仿制金币和仿制金片上的图案只能判断其原型的大致时间。而伊拉克略金币上的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有着非常明确的时间线索。小的胸像表示伊拉克略的长子伊拉克略·君士坦丁（612年出生），这种形制也是从613年开始采用，一直持续到631年。他于622年发兵远征波斯，那么向西突厥可汗的赠礼时间就要在这之前，也就是620—622年之间；此时的伊拉克略·君士坦丁10岁左右，因此传入中亚的主要是这种大小很明显的金币，也就是币面左侧是壮年、蓄络腮胡形象的伊拉克略一世，右侧是儿童形象的伊拉克略·君士坦丁。这样的图像组合无论人物形象怎么扭曲，无论左右位置是否调换，都可以确定其源自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形制。因此借助于它在金币与金片上的演变，能够发现拜占庭钱币文化在丝路沿线地区的传播与变化。
首先，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与6世纪中期之前的其他拜占庭金币一样，凭借其确定的规格、足金的品质，以及直观且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人物形象，在中亚及以东地区颇受欢迎，被仿制成金币、金片，有的还被穿孔、镶环。但从本文第一部分统计的数据看，与之前相比，伊拉克略一世金币被仿制的比例明显更高：目前在中国、蒙古以及中亚等地发现的相关金币和金片中，仅有2枚为拜占庭生产的金币，仿制金币有5枚，仿制金片有10枚。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除了拜占庭金币在中亚及周边地区广受欢迎外，还在于这种形制似乎更易被突厥统治者接受。因为钱币上的双人像较为契合当时突厥实行的双王制。阙特勤碑的东面碑文第一段明确说：“我的祖先土门可汗与室点密可汗成为君主。”《隋书》在“北狄”卷专设《突厥传》与《西突厥传》。这种双王制在此后受突厥政治文化影响的国家与地区长期存在，如8世纪锡尔河流域的石国（Chach）就实行双王制，10世纪高昌与龟兹的回鹘人也采用双王制。这说明当时突厥人很看重这种制度，因此对于有着两个胸像的伊拉克略一世索里得就更加喜欢，从而激发了更广泛的仿制潮流。因此，在仿制的金币与金片上，虽然图案的细节差别明显，但都维持着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的基本框架，也都较为准确地表现了皇帝们的皇冠、十字架、斗篷及搭扣等要素。
其次，仿制金币和金片上的图案在制作时对所仿原型做出了些许调整，这反映出当地人的审美倾向。在一些仿制金币和金片上，一大一小两胸像中，较小的那个脸部轮廓比较方正、饱满，与拜占庭式的小而立体的脸型差别较大。这许是由于生活在阿尔泰山脉周边的游牧族群更为崇尚面骨宽阔的大脸庞，从而有意识地调整了制作金币的印模。这种倾向并不少见。例如在中亚的巴克特里亚地区，那里自希腊人的巴克特里亚王国开始发行希腊式钱币以来，其后的政权基本都因循了这一制币传统，希腊人的钱币上人物面孔比较立体，当然这与当地人五官也比较立体有关。但当月氏人进入中亚建立贵霜帝国后，他们发行的钱币上就出现了脸颊明显变得宽大的头像，说明作为统治者的月氏人与当地传承自希腊化时期的审美取向不同。再如草原上分布极广的石人均为大圆脸，也说明这是草原部族熟悉且推崇的美。而且当5世纪大量拜占庭金币传入中亚，一些人开始制作仿制品时，也经常将币面上的人物刻画成轮廓较为方正饱满的形象。7世纪时，统治中亚及北方草原地区的突厥人同样有着类似的审美取向，因此他们治下的仿制金币和金片也存在这种倾向，一些仿制品的图案除保留较大的人物留络腮胡的强壮形象外，较小的人物采用了圆脸庞。
再次，仿制金币和金片对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图案所做出的调整还反映出金币所有者的价值取向。2011年蒙古突厥壁画墓出土的1枚仿制金币（263号）和5枚金片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的位置被调换，长者居币面右侧，幼者位于币面左侧。鉴于6枚金片均为单面，曾有学者质疑：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的位置颠倒可能出于视角问题，把金片翻过来，看到的就应该是较大胸像居左。而且第263号金币的另一面附着一枚金片，既无法确定它是否为单面，也无法翻过来看，似乎目前看到的左小右大图案只是观看视角所致。然而，还是有途径确定正反的。由于拜占庭人所穿外袍的搭扣均在右肩，而263号金币上两个人物的外袍搭扣也在右肩，这说明这一面就是该币的正面，也就是说两个人物确实是小的居左、大的居右。这一格局并非观看视角导致，而是制作者有意为之。制作这样一枚金币的过程并不简单，需要熟练工匠在印模上雕刻反向图案，再通过打制将印模上的图案刻印在制作好的金坯上。只有当这种新样式的需求足够强势、足够有影响力，才能推动此类仿制金币的制作与出现。
还有一个现象也能证明大人物居右是金币所有者的有意选择。前面已经提到，突厥壁画墓中共出土伊拉克略一世风格的金币和金片共8枚，除263号仿制金币上的人物左小右大外，另外两枚金币均是左大右小，而5枚金片全是左小右大的人物格局。更重要的是，通过仔细比对，可以发现有1~2枚金片的图案与263号金币的图案完全一致，很可能是将金片放在该金币上直接打压，从而压印上该图案。这样的做法不需要提前制作印模，也并不复杂，只要有金片就可以完成。而当存在两种一大一小并排胸像的图像模板时，却选择左小右大的图像来制作金片，说明这一模式更受金币所有者青睐。5枚金片中的其余金片看起来并非复制自263号金币，说明还存在其他左小右大的金币。无独有偶，根据耐马克教授的介绍，在今塔吉克斯坦伽姆区（Garm）的哈伊特（Khayit）发现的1枚金片，其图案也是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的并排胸像，同样根据人物身着外袍的搭扣位置，可以确定它也采用的是左小右大的人物格局。由此可知，伊拉克略一世金币的这种左大右小两人物并排形制在草原地区传播的过程中，被有意地做出改变，变成两人物左小右大，这似乎反映出当地统治者崇尚右方，认为地位较高的大人物应该居于右侧。
关于7世纪的突厥人是否尚右，还可从其他地方找到印证。钟焓在讨论中亚突厥系民族对成吉思汗的尊崇时，提到帖木儿宫廷中的尚右传统。例如在一幅朝觐图中，君主右侧的尊贵位置属于成吉思汗的4位儿子，而相较卑微的左侧站立着官员；从成吉思汗时期留下来的习惯做法是把俘虏放在左侧。《史集》中也记录了“右手地位高于左手”的内容。王远新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哈萨克语中隐含的尚右文化。具体说来：在东西南北四个方位中，因太阳升起而以东为尊，因南方日盛而以“南”为尊；人们因崇拜太阳而以东为正，因此南方在右；而“右”也成为“南”这一个词的重要部分，“北”则含有左的意思。同样地，这一尚右文化在8世纪设立的古突厥碑铭也有体现：《阙特勤碑》在提到突厥的部众时，是按先右后左：“还有你们，右方的失毕们、伯克们，作坊的达干们、梅录们、伯克们……”提到方位时，也常常是以东、南、西、北为序。由此可判定，7世纪的突厥人确实存在尚右的观念，正是基于这一价值观，才促使突厥及其治下的居民，在得到图案为两并排胸像的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后，一方面喜好这种双王并排图像，另一方面又对左大右小的人物格局不太满意，于是进行调整，改成更适应突厥文化的左小右大人物并排像。
从现有资料来看，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融合体现为：该类型金币深受草原上突厥统治者的欢迎，被大量仿制；在仿制时，拜占庭钱币上的人物形象得以保留，但在细节上被稍做改变，融入了当地统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不仅将人物的形象改成他们更为认同的大脸庞，还调换了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的左右位置，以适用草原地区突厥统治者尚右的文化内涵，从而完成了拜占庭货币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
综上所述，公元7世纪初，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在远征萨珊波斯前为有效打击敌人，以赠送给突厥可汗大笔金币为条件邀请西突厥汗国合击波斯。这促成伊拉克略一世在7世纪20年代发行的索里得金币大量涌入突厥人治下的中亚和草原地区。由于此类金币上的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与当时突厥实行的双王制有一定契合，因此更受欢迎，被大量仿制。在仿制的过程中，当地统治者对于大脸庞的审美品位以及尚右的价值观念被融入进来，制作出既有鲜明拜占庭货币要素、又有东方草原文化内涵的仿制金币和金片。
事实上，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形制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并非特例，它是5世纪后拜占庭金币涌入中亚及东方其他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缩影，也是拜占庭文化沿丝绸之路向东方的传播与融合的缩写。这体现为器物上丰富的装饰图样，如陶骆驼俑上驼囊上的“醉拂菻”形象；体现为相互借鉴的技术工艺，如新纺织技法的学习；也体现为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古代中国称景教、也里可温教）的向东传播与发展。这种融合具有主动性、平等性、多元性等特征。也就是说：无论是文化元素的输出者还是接受者，都是基于自身的需求主动推动的；且各参与者的关系是平等的，在文化的吸收与融合过程中，既无先进、落后之分，也无高、低之别。因此这样的融合表现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方面，呈现出多元的特征。也因此，包括金币在内的欧亚大陆西端的拜占庭文化元素，才能向东传播，将5—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峰。
原文刊发于《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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