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起源语境下的文明标志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69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摘自《中国史研究动态》2022年1期，张云华摘

中华文明起源的标准，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进化论视角下的社会发展方面的标准；二是以历史时期多民族统一国家和文明体为参照的文化共同体形成方面的标准。

从进化论的角度观察，文明可以定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从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角度观察，文明是包含特定基因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综合体。

兼顾普遍进化意义上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共同体的形成两个方面，我们可将中华文明定义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具有独特文明基因和发展道路的灿烂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果的总和。

文明起源研究中，关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标准的讨论更加丰富。

中国考古学界根据中国考古资料反映的史前社会发展和各地区的互动与融合，不断提出适合中华文明起源实际的文明形成标准，目前达成的共识大致包括以下内容：

1． 生产力获得发展，出现社会分工。在农业显著发展的基础上，出现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并且部分手工业生产专业化（如琢玉、髹漆、制作高等级陶器、冶金等）。

2．社会出现明显的阶级分化。社会阶层分化显著，少部分社会上层精英垄断社会管理权，形成王权、军权和神权，出现最高统治者——王，形成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规范的礼制。

3．人口显著增加和集中，出现都邑性城市，并成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出现反映王权的高等级大型建筑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兴建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出现明显的城乡分化。

4． 出现王权管辖的区域性政体“古国”和“早期国家”，构成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密切结合的政治组织。形成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具有暴力职能的公共权力。战争、刑罚和杀戮等暴力行为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祭祀等礼仪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5．各地区在社会发展的同时，发生密切互动，形成“中国相互作用圈”或“最初的中国”，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的基础。

依据上述标准，中国考古学界普遍认为，距今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已经形成。

距今6000年至5300年前后，中国各地区同步进入跨越式发展的灿烂转折期。在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出现随葬品超过百件的大型墓葬。在长江下游，安徽凌家滩遗址出现祭坛和随葬大量玉器的大型墓葬；江苏东山村遗址发现目前崧泽文化最高规格墓葬。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核心的仰韶文化进入庙底沟类型时期，出现10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聚落，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占地面积达500余平方米的“宫殿”式建筑。最引人注目的是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出现辽宁牛河梁遗址群，是专门举行宗教仪式活动的“圣地”，在方圆50平方公里范围内，集中分布着祭坛、冢墓和“女神庙”，高等级墓随葬玉猪龙等有特殊内涵的玉器。

这些考古发现表明，各地区已经出现苏秉琦定义的“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古国”。

在此形势之下，距今约5300年前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首次完成了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学界普遍认为良渚社会基本符合上述中国考古学对于“文明”社会发展程度的定义，形成了比一般“古国”更加成熟、可以称作“早期国家”的高级政体。2019年，良渚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表明世界学界对其文明发展水平的认可。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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