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4期
作者：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20世纪80年代末，史学成为解构苏联意识形态，乃至苏联国家的利器。诚然，最早对意识形态发难的不是史学家而是政论家；在苏联历史上的多数时期，史学并不直接回应现实问题；但史学对意识形态的支撑作用巨大，苏联史学与意识形态几乎同型、同构，对于解构苏联的意识形态来说，解构其史学几乎是釜底抽薪。苏联解体的猝然性，导致俄罗斯及中亚国家的史学和意识形态的重构都滞后于政治进程。相比之前苏联只有一种统一的官方史学，中亚各国和俄罗斯都在努力建构自己的历史叙事，这也导致在从1991年至今的三十多年里，中亚史学与俄罗斯史学形成复杂的互动。这种互动既是统一的史学空间分裂后必然出现的态势，也是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关系、地缘政治局势的风向标。
一、中亚史学的范式转换
苏联解体前后，在“不留历史空白点”为口号的史学运动之下，“大清洗”、卡廷森林事件等很多历史悲剧被揭露，反苏、反共题材的历史著作层出不穷，苏联时期许多有定论的历史问题被完全翻转。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口号下，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被解构，独立后的中亚国家也仍然保持了这种惯性，长期沿袭了反苏—反共范式。一些中亚新独立国家转型并不顺利，在推行急剧的西方式社会实验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贫富分化、失业加剧等尖锐的社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大谈苏联时期的种种弊端，可以部分地为现实中的困难开脱，甚至证明现实中道路的优越性：比苏联时期有更多的“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1991年后，循着惯性，中亚国家继续挖掘本地的悲剧历史，各种层出不穷的“悲情史学”“苦难史学”大行其道。比如，1991年8月30日，在1938年被苏联国家安全机构秘密处决的137名吉尔吉斯共和国政治、文化精英的尸骸被发掘后重新下葬；20世纪20年代活跃一时的反苏武装巴斯马奇被认定为“民族解放”斗士和“民族英雄”；20世纪三四十年代流放少数民族问题，不仅从学术上进行翻案，同时也予以政治和法律平反。
除了反苏—反共范式，中亚国家还出现了反殖民—民族解放范式、泛突厥主义范式、泛伊朗主义范式、文明史范式等，短期内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学术研究方面消除了政治禁区，研究视野扩大；兼之1991年之后，后苏联国家纷纷解密了许多档案文献，史学家在俄罗斯外交部档案馆、国家安全部门档案馆，各个中亚国家的中央档案馆、各省档案馆、县城档案馆辛勤耕耘。因此，在实证研究方面有很大进展，得出许多“崭新”认知。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中亚社会的史学需求很大，史学家在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也很大。一时之间，中亚史学似乎迎来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
但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是所有后苏联国家史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在苏联时期，中亚—高加索民族的史学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就不容忽视和贬低，且未来仍有复兴可能。至今没有哪一种史学范式能够完全取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如此无所不包，如此强大的解释力。在今日俄罗斯以及中亚国家里，仍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理想，也仍有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
21世纪初，史学家开始自我反省，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史学。例如，哈萨克斯坦学者М.К. 科兹巴耶夫表示，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一无是处。苏联时期在民族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古代中世纪史等方面取得许多成就；尽管有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却是研究史学思想演变的史料来源；而且，对于认识历史过往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具体的历史信息。
较为突出的现象，是以塔吉克斯坦科学院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研究所拉希姆·玛索夫院士为代表的史学家群体。作为一个执着的独特学派，他们明确宣称：“历史唯物主义或说科学共产主义乃是研究苏联时期塔吉克斯坦历史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而且，玛索夫始终反对“重写”（在他的字典里，“重写”≈篡改）历史。相对来说，塔国史学对苏联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有很大的继承性。这既是出于惯性，同时也由于新独立国家意识形态方面的“创新能力枯竭”，从中学历史课本直到大部头著作仍然不同程度地沿用了这种范式，具体表现在：继续坚持进步主义史观，从原始人、新旧石器时代、铜器铁器时代一直阐述到当代；尽管不再将社会形态归结为五种，但许多相关词汇和术语还在习惯性地使用；历史分析和评价仍坚持辩证思维，只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不再高扬革命史观，强调历史研究应当论从史出。由此可见，苏联时期培养和成长起来的史学家仍在发挥作用，只是史学家的代际更迭并未真正完成。
中亚国家与俄罗斯一样，都需要意识形态重构，也需要史学革新；但是各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不同，文明使命不同，因此在史学和意识形态方面面临的迫切任务有很大不同。对中亚国家来说，史学家需要进一步克服、破除“欧洲中心论”——在中亚史学的语境下，所谓“欧洲中心论”，既指“西方中心论”（俄罗斯史学也倡导反对和克服“欧洲中心论”），同时更多是指沙俄、苏联史学中体现出来的“俄罗斯中心论”。在沙俄乃至苏联的学科体系中，研究中亚历史与研究中国、印度、波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一样，都属于东方学的学科范畴。在沙俄史籍中，中亚地区乃是边鄙蛮荒之地，住着落后野蛮的“异族人”，先进的俄罗斯文明负有使命，需要对这些民族和地区加以开化。苏联史学中的中亚历史只是整个苏联国家历史中的边缘部分；按照阶级分析法和社会形态学说，近代之前的中亚是四分五裂、封建内讧的地区；历史叙事往往从欧俄地区展开，即重大的历史演化进程是从苏联的中心地区逐渐波及中亚边区，民族边疆区的历史往往被矮化、低估。因此，中亚“新史学”要做的第一步，是以本民族、本地区为中心展开历史叙事，依样画葫芦地建构起某种“本族中心论”或“本地中心论”史学，抬高本民族和本地区的地位或还原中亚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应有地位。中亚各族和中亚地区的历史相当于将苏联史学“本地化”“民族化”，并且重新审视本民族、本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凝聚国民，团结社会，走向未来。
二、中亚史学在重建中的消极趋势
苏联末期是以反对“意识形态化”为口号解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而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史学却实现了更加彻底的“意识形态化”。新独立的中亚国家领导人都是曾在苏联受过良好教育的政治、学术精英，对苏联的意识形态运转机制较为谙熟，因此他们几乎本能地将意识形态重构的任务赋予史学家群体。新独立国家需要快速填补意识形态真空，重建新的史学样态。
新的史学样态主张以民族为中心进行重建，这就需要建构本民族的历史谱系，探讨族源问题，堪称是一种“寻根史学”。这是民族史学中的最基本问题，同时也是最难于解决的问题。中亚各国史学家都不约而同地将本民族与欧亚大陆上传说中的古族、或文献中有影影绰绰记录的古族建立起线性联系：雅利安人、塞人、匈奴人、吐火罗人、突厥人等，论证本民族源自一个勇武有力、光辉荣耀的祖先。同时，各国史学家纷纷引经据典，在本民族历史的久远性方面展开竞赛，竭力将本民族历史“古老化”，纷纷自称是中亚“最古老的民族”。比如，俄国中亚史学者瓦西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巴尔托里德关于吉尔吉斯人的话，就被吉尔吉斯坦学者百引不厌：“吉尔吉斯人属于中亚最古老的民族。当今生活在中亚的民族中，没有哪个民族的族称这么早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塔吉克斯坦史学家则认为，塔吉克民族早在公元前两千年前就已形成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对塔吉克史学家巴巴江·加富罗夫大加赞誉，认为他的不朽之作《塔吉克人》真正成为塔吉克民族的名片，一点一滴地收集塔吉克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遗产，还原并系统化了历史图景，向全世界证明：塔吉克人是河中地区和呼罗珊最古老的居民。土库曼斯坦学者也以考古发掘成果为依据，宣称早在公元前六千年前，在今天土库曼斯坦境内就已出现了土库曼人的先祖。
一个民族出现国家实体，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和文化发展方面的成熟和发达。论证某个民族的国家起源，与族源问题同样是非常迫切的问题，显然不能只将中亚国家的建国历史从1991年后算起。吉尔吉斯人利用中国史籍《史记》的记述：“后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认定他们是鬲昆人的后代。司马迁生于公元前201年，因此他们大致认定：吉尔吉斯人建国历史有2200年。2003年，在阿卡耶夫总统倡导下，吉尔吉斯庆祝了建国2200周年。
1997年，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其著作《乌兹别克斯坦在21世纪的门槛上：安全威胁、进步的条件和保障》中明确提出：乌兹别克斯坦的立国历史已经千年之久。土库曼斯坦总统萨巴尔穆拉特·尼亚佐夫在其著作《鲁赫纳玛》中强调，土库曼民族最古老的先知乌古斯汗（他是伊斯兰教五大先知之一的奴哈——也就是《圣经》中的诺亚——的直系后人），在五千年前就建立了土库曼民族的第一个国家，而这个国家的中心正位于今天土库曼斯坦境内。因此，在土库曼斯坦的宣传中，土库曼人几乎是一个“神选民族”“先知的民族”。
实际上每个国家的具体论证也都并非无懈可击。族源问题头绪很多，用什么研究方法？国家起源问题同样如此。有的王朝、汗国是所有部落、族群都参与了的，难分彼此，这样的王朝和汗国如何确定是哪个民族为主体？很多论证存在自相矛盾的逻辑环节，或证据不足，引起中亚学者之间互相揭发与攻击。这种论战并非仅仅是意气之争，而是涉及一个重大的根本性问题：谁是中亚的原住民，谁又是外来者？因为，中亚各国史学家需要证明：本民族与今日所在的国土在时空上具有充分的一致性，即本民族的活动地域自古至今都始终一致（或比今日更大），而这常常是难以完成的史学任务。今日的中亚民族，其先祖（或先祖之一）在历史上的生存和活动范围并不总是与今日一致，或完全不在中亚地域内。原住民显然比外来人或新来者有更多的合法性。考虑到至今许多中亚国家尚未严格划分国界，且经常因国界交错而爆发边民冲突、边防军枪击事件，这些学术争端就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有边界争端的相关国家的史学家为了论证己方主张的某一段边界的历史依据，常常会在莫斯科或彼得堡的同一图书馆、档案馆寻觅与搜求。
这种趋势的一个逻辑后果就是将民族历史“英雄化”。一些中亚统治者和征服者被认定为民族英雄。例如，乌兹别克斯坦尤其重视对帖木尔时期历史的宣传和挖掘，将帖木尔视为乌兹别克民族的“民族英雄”，成为乌国象征。尽管帖木尔到底是乌兹别克人还是蒙古人存在争议，但是这个并不重要，依据“属地原则”，帖木尔就出生在今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今日的卡尔希附近），而且他的陵墓就在撒马尔罕，因此自然就成为乌兹别克人的“民族英雄”。帖木尔曾经征服中亚、高加索等广大地域，被称为“世界征服者”，其“文治武功”被极尽称颂。帖木尔不仅被认为是将河中地区从“异族入侵者”手中“解放”出来的“解放者”，而且还是俄罗斯国家的“拯救者”，因为正是帖木尔打败了金帐汗国的脱脱迷失汗，帮助俄国终结了鞑靼—蒙古的统治，“被解放的罗斯重又走上了历史舞台”。
塔吉克斯坦着力挖掘中世纪萨曼王朝的统治者索摩尼。按照塔国史学家的论述，索摩尼是塔吉克斯坦历史上最伟大、仁慈的君主，帮助中亚地区摆脱阿拉伯哈里发的控制，而且索摩尼的文化成就不亚于军事成就，在萨曼王朝宫廷中形成了新波斯语和新波斯文学，后来传播到整个波斯语世界。塔吉克斯坦的立国历史应该追溯到萨曼王朝时期，其创立的政治体制一直延续到1920年布哈拉汗国覆灭。
吉尔吉斯则挖掘玛纳斯的题材——玛纳斯究竟是传说人物，还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本身已并不重要。吉尔吉斯努力建构起玛纳斯崇拜。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1995年为《玛纳斯》长诗诞生1000周年。阿卡耶夫总统仿照“摩西十诫”，归纳、提炼出“玛纳斯七诫”（7对于吉尔吉斯人是个神圣数字）：统一和团结；族际和谐、友好、合作；民族荣誉和爱国主义；经由流血流汗的、孜孜不倦的劳动和知识，达到繁荣福祉；人道、大度、宽容；与自然和谐；巩固和保卫吉尔吉斯国家，以此作为吉尔吉斯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各方对于历史上在中亚地区出生、活动的文化名人，也都展开争夺，因为按照当代标准断定一些古代名人的族属其实很难，因此仍然采取“属地原则”确定其族属——即古人的出生地位于今天哪个国家境内，就认定为哪个民族。如玉素甫·巴拉萨贡用突厥语创作，出生在吉尔吉斯的托克马克附近，在今天中国新疆境内的喀什去世。吉尔吉斯则将巴拉萨贡的形象作为其国家货币索姆上的头像，并以之命名了该国的国立大学。
年轻的中亚国家面临着许多紧迫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任务，史学被赋予了太多的学术外功能，政治和意识形态深度浸入历史学科，导致史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一定程度上导致历史学科的非学术化。
由于历史学科的某些特点（非精密学科，专业门槛似乎较低；与众多学科“接壤”、交叉，易被“侵入”等），中亚国家出现了“业余史学”（folk history，
）。按照相关解释，通常意为“伪史”“非专业者写的历史”或“民间史学”等，其作者则为“伪史作者”“民间史家”“业余史家”等。这类史学主要表现为专业水准低下；将历史研究变成了传奇、神话的创作，经常发表缺乏严谨性的历史“发明”。他们也与专业人士争夺话语权，甚至比专业人士影响更大。
此外，中亚史学还出现了另一种消极趋势，即史学的“政治化”，甚至“武器化”。各种历史辩论折射出双方关系中的种种消极问题，同时又让消极方面放大，实际上是展开了真正的信息攻防战。考虑到一些明显的外部因素，论战往往具有地缘政治意义。
三、中亚史学与俄罗斯史学：互动与张力
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反共、反苏的史学运动中，中亚与俄罗斯学界处在共同的学术空间，且曾是盟友，但在1991年以后开始渐行渐远。与中亚国家一样，俄罗斯同样需要建构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学界开始反思、回归理性,并寻求新的史学范式；同时，俄罗斯需要着力克服历史虚无主义——俄罗斯文献通常称之为“历史造假”（
）或“篡改历史”。由于对沙俄、苏联历史的消极面的渲染，很多历史阐述几乎成为一种不折不扣的反俄宣传，而克服、回击弥漫于东欧国家、中亚国家，乃至西方世界的仇俄症（
），是俄罗斯政界和学界面临的迫切任务，也成为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焦虑所在。1991年前后，俄罗斯精英一度将中亚、高加索视为包袱，认为它们妨碍其更快融入欧洲，加入文明世界。但是，俄罗斯全盘西化的过程非常短暂。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的外交理念、意识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重新重视中亚空间，甚至一直有人呼吁俄罗斯“回归”中亚。俄罗斯开始强调沙俄和苏联时期与中亚国家的共同历史，将语言、历史记忆等作为对中亚国家外交的“软实力”，积极推进“俄罗斯世界”（
）、“欧亚经济联盟”（ЕАЭС）构想，推进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再一体化。俄罗斯修正了历史教科书，对于苏联时期的官方评价更为积极，俄罗斯史学似乎日益成为苏联史学观念和范式的继承者，而某些中亚国家似乎成为“激进派”“革命派”。或者说，俄罗斯似乎更大程度地坚持苏联时期的“官方史学”，而个别中亚国家则将苏联时期的“地下史学”、政治异见者史学变成“官方史学”。
如果说，中亚国家之间史学的张力主要表现为竞争性（诸如“谁的历史更古老悠久？”“谁是中亚原住民、或最早居民？”“谁的祖先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等）和较小程度的对抗性（比如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学者持续多年的论战），那么，俄罗斯与中亚国家之间则主要表现为对抗性。例如，俄罗斯曾与格鲁吉亚、乌克兰、波罗的海国家及个别东欧国家之间对抗性表现明显。这些国家的主流史学往往强调自己在历史、文化方面的纯正欧洲出身，鄙视俄罗斯民族的东方性；强调俄罗斯帝国时期对相关民族的征服、镇压和迫害；炒作苏联时期的集体化、“大清洗”“大饥荒”对本民族造成的骇人听闻的灾难性后果等。“大饥荒”尤其成为俄乌关系迅速恶化的重要历史问题。对于沙俄和苏联的消极评价，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释现实中国家发展遇到的困难。近年俄罗斯学界在探讨相关问题时，广泛运用一个舶来的学术概念：“历史政策”（
）或“记忆政策”(
)分析这种历史对抗，得出很多有益的认识。
关于民族起源问题，中亚国家的主流史学并无东欧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那种相对于俄罗斯的莫名的优越感（也有中亚学者论证，自己的先祖与欧罗巴人种、印欧语系族群有关）；甚至有俄罗斯史学家也认为俄罗斯人源自雅利安人，这样就与中亚民族（如塔吉克人），乃至伊朗、阿富汗、印度存在某种亲缘性。而关于鞑靼—蒙古统治时期的解读，个别中亚国家与俄罗斯形成竞争。俄罗斯学界通常认为鞑靼—蒙古统治俄罗斯250年造成巨大灾难，导致俄罗斯文化落后；但是，也有如
等俄罗斯学者积极评价俄罗斯历史上的蒙古化时期。古米廖夫认为，所谓“鞑靼—蒙古桎梏”多半是一种意识形态神话，与历史真实相去甚远，弗拉基米尔公国其实是金帐汗国的盟友，所谓“鞑靼—蒙古桎梏”的神话源于波兰人的宣传。今日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都自认为是金帐汗国的继承者，哈萨克斯坦多次以金帐汗国为主题召开学术研讨会、举行周年纪念活动。
令俄罗斯感到不安的是，中亚学界炒作沙俄时期对中亚的征服和统治的题材，如俄国对中亚的殖民征服；1916年民族大起义导致的悲惨后果；反苏的巴斯马奇运动是“民族解放”运动，为其平反；20世纪20年代到1933年的大饥荒问题，导致哈萨克人饿死几百万（数字从100万到400万不等）；“大清洗”等。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与相关国家展开了信息战。
对于中亚并入俄国的根源和性质的看法，苏联史学曾有过多次变化。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波克罗夫斯基等史学家强调沙皇俄国武力征服中亚的非正义性；20世纪30年代之后，苏联官方史学认为中亚地区是“自愿归并”，且对于中亚民族具有历史进步性。1991年之后，“自愿归并说”遭到挑战，中亚史学家又开始论证俄国对中亚的武力征服。当然，在俄罗斯与中亚的关系史上，有些中亚汗国和部落曾主动要求俄国庇护或臣服俄国。
1916年中亚民族大起义的前因后果，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史学家重视的研究题目，相关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且每到周年纪念就会举行相关活动；有政治精英要求俄罗斯承认这是对吉尔吉斯人的“种族灭绝”，并要求做出赔偿。2015年5月17日，吉尔吉斯总统阿坦巴耶夫签署命令，准备建立一座起义受害者纪念碑。该国活动家А. А. 别克纳扎罗夫（
）致俄罗斯、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总统呼吁书，称1916年的中亚是俄国殖民地，而土著居民遭受沙皇制度和当地封建主的双重压迫，沙皇政府镇压起义乃是“种族灭绝”。
关于“大清洗”，许多中亚国家都建起诸如“政治迫害受难者纪念馆”之类的文化设施，并且继续深入挖掘此类题材。2021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出版新著《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政治镇压受害者之书（1920—1953）》（
(1920-1953
)）。该书准备出版十卷，为那些“无辜遭受政治镇压者恢复历史公正，永久纪念”。中亚国家还会不时地推行“去苏维埃化”举措：为街道、城市、文化设施更名，消除苏联时代的痕迹，而所谓“去苏维埃化”往往会与“去俄罗斯化”相关。2021年5月，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副议长、民族复兴党领袖阿里舍尔·卡迪罗夫（
）在苏联胜利日前夕表示，在乌兹别克斯坦升起苏联国旗是“民族耻辱”。该议长认为，所有加入苏联的民族失去的比获得的更多……假如不是布尔什维克，俄罗斯至少会是像德国那样的欧洲发达国家……乌兹别克斯坦也会有发达的经济，是苏维埃政权消灭了市场经济的最初萌芽.哈萨克斯坦为被苏联定为“叛徒”的哈萨克裔的穆斯塔法·乔凯平反，称之为“民族英雄”“东方的良心”；与纳粹德国军队合作的、由中亚族裔苏军战俘组成的“突厥斯坦军团”也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被翻案。
近年哈萨克斯坦学界也倾向将1929—1933年的“大饥荒”解读为针对哈萨克民族的“种族灭绝”（或“大屠杀”）。乌克兰研究“大饥荒”的史学家也给哈国同行“传经送宝”，关于“大饥荒”的词汇直接照搬乌克兰术语
（哈萨克语“大朱特”“阿沙尔希雷克”）。一些非政府组织拍摄关于“大饥荒”的影视作品，渲染悲情。俄罗斯学者则反对将“大饥荒”的原因政治化，强调这是当时苏联各民族的共同悲剧，而不是针对哈萨克人的所谓“灭族”行为。
作为一种明显的外部因素，英国、美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学者对“大饥荒”问题的研究非常积极，在哈国影响很大。美国学者萨拉·卡梅伦（Sarah Cameron）在《饥饿草原：饥荒、暴力与苏维埃哈萨克斯坦的成立》（
）中称，20世纪30年代的大饥荒即使不是大屠杀，也是苏联政府对哈萨克人在文化、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消灭。然而该书作者被指学术不端——伪造档案文献。2017年，德国学者罗伯特·金德勒（Robert Kindler）的著作《斯大林的牧民：哈萨克斯坦的政权与饥荒》俄文版出版，但是该书被指引文与文献不符，有故意曲解的嫌疑。事实上，该作者将用于研究的文件说成结论，故意无视、忽略重要文献。比如，一份档案显示苏联政府计划将哈萨克族人口从1929—1930年度的413. 32万人增长到1932—1933年度的435. 5万人。这份文件证明，根本不存在苏联政府对哈萨克族实施所谓“大屠杀”的计划。而作者肯定看到了这份文件却没有利用。又如，金德勒说苏联政府拨出6401万公顷土地安置俄罗斯族移民，这一说法涉嫌造假：这些土地是用于安置哈萨克牧民而不是俄罗斯族。
对于哈萨克“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学界至今争论不休。移居西方的哈萨克裔的穆斯塔法·乔凯及美国学者罗伯特·康奎斯特估计，1932—1933年哈萨克斯坦被饿死人数在100万左右。乌克兰学者估算为125. 82万人。人口学家А. Н. 阿列克谢延科(
)估算为184万人。哈萨克斯坦教育科学院下属乔康·瓦利汉诺夫历史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汗科尔迪·阿布扎诺夫认为，哈萨克人人口损失不少于300万人。哈萨克斯坦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认为，加上逃亡境外的150万人，哈萨克人口损失400万。
俄、哈两国学者的论战推动相关史学家推出新的研究成果。2021年，俄罗斯学者
维尔霍图罗夫依据大量档案文献撰成新著《并不存在的“哈萨克大屠杀”》，他认为，哈萨克“大饥荒”最多饿死65万人，那些反苏的巴依老爷才是“大饥荒”的罪魁祸首。2021年3月，哈萨克斯坦学者苏丹·阿奇穆别科夫的著作《在革命与饥荒之间的哈萨克人》出版，仍然认为是苏联的政策导致大量人口饿死：“人们死亡是因为国家政策而导致的后果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正是国家为人们死去创造了所有条件。国家一开始就已经计划好了百姓的死亡率了吗？显然没有。但是这并没有让国家的政策少一点罪恶。”
维尔霍图罗夫认为，阿奇穆别科夫的著作得到上层授意，而在他的著作即将出版之际，
维尔霍图罗夫的著作先他一步而出版，该作者被迫对自己的著作大幅修改。
维尔霍图罗夫称，阿奇穆别科夫批判自己的著作“政治化”，却不敢正面回应他认为的仅仅饿死65万人的观点。
俄、哈两国精英常常因历史问题展开“商榷”。例如，2014年8月29日，普京总统谈及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时说：“他在一片从来没有过国家的领土上创建了国家。”尽管普京还说了很多赞赏纳扎尔巴耶夫总统的话，比如“他总是思考自己国家的未来”；“他从来没有违逆民意，他能够细致入微地感受到人民期待什么”等，但普京的话已经引起了舆论风波。有人认为，如果说哈萨克斯坦领土上此前从无现代国家，那是对的；还有人认为，苏联时期的哈萨克共和国就是苏联统一国家内的国家实体，等等。随后，哈国出现很多研究哈萨克汗国历史的论著。有的学者论证，哈萨克汗国是被广泛承认的国际法主体、主权国家，与奥斯曼帝国、萨菲王朝、俄国、克里米亚汗国、莫卧儿王朝等都曾建交。哈国教育科学院历史学、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汗科尔迪·阿布扎诺夫（
）撰文高度评价哈萨克汗国及其历史意义，称哈萨克汗国为哈国留下两大财富：广袤的地域；统一、宽容、有竞争力的民族，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这些财富将哈国从“殖民主义和极权主义”实验中拯救出来，构成当代哈萨克斯坦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对故土和人民的无尽热爱揭开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创造性使命，鼓舞他建立伟大功勋，这也就是他提出的民族国家思想——“永恒国家”和“百步计划”——的源泉。该文多处暗示了当代哈萨克斯坦国际关系现状。
近年来，俄罗斯精英就苏联历史问题表述的“新史观”引起一些中亚国家关注：例如，布尔什维克党人推行的政策令俄罗斯利益“受损”，如将原本属于俄罗斯的领土划给其他加盟共和国；如果某国不承认苏联时期的共同历史，那就应该将其在苏联时期获得的领土留下等，这些看法引起一些国家的不安。
总的来说，1991年至今，中亚国家的史学正在嬗变和重构的进程中，在许多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也不免出现一些消极趋势。史学和政治常常会有交叉，重要的是，史学家要有主体自觉，要在学术研究和紧迫的政治需求之间保持距离感与平衡感。今日中亚国家史学与俄罗斯史学的互动，折射出历史过往中的全部信息，同时也表明中亚国家与俄罗斯的现实关系的趋势。中亚史学和俄罗斯的发展脉络表明，史学空间的分裂并不与苏联解体同步，但相关国家要实现“再一体化”，史学的一体化却必须走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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