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马拉美《骰子一掷》始终受到欧陆哲学家的特别关注，萨特、布朗肖、德勒兹、巴丢都曾直接论说其中的一个关键诗句。以这些哲学家的相关解读为线索，或可通过“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发生”、“不存在”从而“发生”、并非“因果逻辑”的“发生本身”等议题，解析马拉美对哲人的可能启发以及哲人从马拉美重构形而上学的努力。用布朗肖的话说：文学并不“存在”，却启发着没有任何对象形式的 “发生”。
关键词
马拉美；《骰子一掷》；欧陆哲学家；形而上学
作者简介
杨慧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比较文学和宗教学研究。
Title
A Chain of Thought on “A Dice Throw”: The Interpretations of Mallarmé’s Poetic Line by Sartre, Blanchot, Deleuze and Badiou
Abstract
Mallarmé’s poem, “A Dice Throw,”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attention from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among whom Jean-Paul Sartre, Maurice Blanchot, Gilles Deleuze, and Alain Badiou all offered their interpretations of one particular line. With clues from their interpretations, the author attempts to analyze Mallarmé’s inspiration on these philosophers and their effort to reconstruct his concept of metaphysics by exploring ideas like “nothing will have taken place but the place,” something “in-exists but takes place,” and “taking place” contrary to the “cause-effect logic.” To borrow the words from Blanshot, literature does not “exist,” but it inspires a kind of “taking place” that is “not taking part in the form of any object that exists.”
Key words
Stéphane Mallarmé; “A Dice Throw”; Continental philosophers; metaphysic
Author
Yang Huilin is a professor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China), specializing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religious studies.
Email: yanghuilin@ruc.edu.cn
2006年“牛津世界经典”丛书收入《马拉美诗选》，其中的《骰子一掷》是将英译文与1897年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亲笔调整过文字和版式的UN COUP DE DÉS JAMAIS N’ABOLIRA LE HASARD相互对照并作注释，①另由《马拉美与德彪西》②一书的作者麦康碧（Elizabeth McCombie）撰写导读。而《骰子一掷》以其编排之奇特著称，因此各种译本均严格遵从原作的字体、字号和版式；惟其如此，也才能拼接出完整的意思。比如仅仅是一个题目：无论法文版UN COUP DE DÉS、英文版A Dice Throw、中文版“骰子一掷”，都占据了整整一页；第2页则标明“本页特意留为空白”；第3页才是JAMAIS，第9页终于有了N’ABOLIRA，最后的LE HASARD则排在第17页。英文版将AT ANY TIME排在第3页、NEVER WILL ABOLISH排在第9页，只是词语的顺序稍有差异，基本格式却并无二致。这些“令人吃惊”的“留白”可能正如马拉美所说：“诗学要求它们，就像音乐要求寂静一样”（117）。
《骰子一掷》不仅有多种中译本，还有葛雷选译的《诗人、批评家论马拉美》，使中国学界很早就了解到西方的相关论说。比如魏尔伦将马拉美称作“由其风格的玄奥而成为空谷独步的诗人”；纪德看到马拉美的晚期作品“散播了未被以前的研究者们的研究所企及的东西”；左拉认为“在马拉美笔下，形式的全部疯狂爆发出来，并由于对节奏与词语的持续恒定关注而最终失去了文字语言的意识”；萨特则相信马拉美诗用诗歌“熄灭”和“否定”其内心的冲突，从而“孕育了作为纯粹否定的真正形式的诗歌”（葛雷 387—393）。但是何谓“纯粹否定的真正形式”？上述“选译” 中可能惟有布朗肖直接点明了后世思想与《骰子一掷》的关键联系，那便是比题目的字号稍小但同样都用大写且不断被哲学家们引用并引申的一句：NOTHING （18）… WILL HAVE TAKEN PLACE … OTHER THAN THE PLACE（19）… EXCEPT… PERHAPS（20）… A CONSTELLATION（21）③。
据英译本提示，这个“用次一号大写字体呈现出的附属性句子”还包括此前的半句：Even when cast in everlasting circumstances from the depth of a shipwreck（3），whether（4）… the master（6）… might have existed, might have begun and ended, might have been reckoned, might have enlightened（17）（Mallarmé 264）——“即使从海难的深处掷入永恒之境，无论投掷者是否已然存在、已然开始和终结、已然被认知、已然生觉悟”——于是这成为后半句的铺垫。而后半句的落点 a constellation多被中译本理解为“一团星座”或者“一个星座”（马拉美 140），这究竟是就何而言？
马拉美确实提及“大熊星座”（Septentrion），英译本的注释也特别说明：这首诗最后七行和同页上方的文字都被编排出北斗七星的形状，这是马拉美有意为之的“视觉呈现（visual presentation）”（Mallarmé 265）。不过在语言学的意义上， constellation当是指“并列关系”（郑易里等 290）；文学研究者谈及“不同的读者会被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文本（very different constellation of texts）所吸引”，constellation也与“星座”毫不相干（Damrosch 281）。如果将马拉美诗句中的eu lieu与le lieu、take place与the place相互照应，那么从“星座”延展于“方位”，未尝不是指代相互并置又相互关联的意义，从而那后半句才凸显出“纯粹否定的真正形式”，即“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
要从这个几乎无所谓“读懂”的诗句“读出”深层的意味，哲学家的感悟包含着更多的启发，而马拉美也确实早已成为当代法国思想无法离开的话题。1990年出版的文学论争：文本和语境》一书选录了九位重要思想家对马拉美的论说，包括福柯、德里达等等，④而萨特、布朗肖、德勒兹、巴丢更是直接聚焦于《骰子一掷》的这个关键句子。缘此解读，未必能就马拉美的诗句达成共识，却可能理解哲学为什么会被诗人所启发。因为正如巴丢所言：“七位关键性诗人”标志了当代思想的路向，马拉美便是其一。⑤
01
略去了“星座”的前半句：“什么也没有发生”
德勒兹曾将难解的“星座”释为“落下的骰子”，而“骰子的落点形成了得之于星辰的数字”；因此“骰子一掷〔……〕既是偶然的大海也是必然的天空”（Deleuze 245）。德勒兹此言当然是回应马拉美“从海难深处掷入永恒之境”，“骰子的落点” 和“星辰”所呈现的“数字”则来自马拉美对“大熊星座亦即北方”的界说：“被忽略、冷落却仍然在空旷的高处标识出连贯的痕迹”⑥。沿此追究，如果“宇宙的和谐在于数字”（Copleston 49），那么骰子与星座、落点与数字、大海与天空、偶然与必然、“视觉呈现”与意义结构全部得以关联，使破碎的句子显示出某种逻辑。但是问题在于，马拉美的逻辑可以如此清晰吗？
就此，选编者从萨特的《马拉美，或者虚无的诗人》⑦一书选取了《一位诗人的安魂曲：马拉美》，并认为“萨特对马拉美的尖刻介绍，是一篇微型的存在主义心理分析”，因为马拉美的故事与“萨特分析过的波德莱尔和热奈”一样，“完全是反叛或者否定的意志，乃至最终是否定自我”；这种“斯多葛式挑战的极致是怀疑主义，使其瓦解的也正是怀疑主义”。如果细读正文，萨特其实是从马拉美表示“投掷者” 的“主人”一词连及黑格尔的“必然”和“偶然”、“主人”和“奴隶”：“他掷出骰子，〔……〕创造中的他却发现自己再度成为物、阻碍和骰子。”而要摆脱这一宿命，萨特认为“马拉美认真考虑过自杀”是“合乎逻辑”的：一旦“诗人选择‘不存在’”“行为”才不是由“物”所决定，诗人的“否定”才成为“无”的原因，于是“存在所产生的仅仅是存在”（Sartre 189, 191）。
然而“人的消失”只不过“复制了骰子的运动”，这使马拉美意识到“普遍的否定也就是否定的缺席”，“语言”所能表达的“否定”才是比“人的消失”更为彻底的否定。萨特在这里引用了布朗肖的话：“语言的全部力量都在于‘不存在’，全部荣耀都在于通过自身的缺席而唤起一切缺席”（Sartre 192-193）。他声称马拉美不久便写出了那些“真正是炸弹的诗”，随之被他以原样字体引出的，正是“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NOTHING … WILL HAVE TAKEN PLACE … BUT THE PLACE [ITSELF]）。萨特在括号内添加了加重语气的ITSELF，呼应着自己对这句诗的理解：“诗歌的完成亦即诗歌的消亡，这些诗所体证的‘真’就是‘无’”（Sartre 193）。
为了强化这层意思，萨特还提到“马拉美在其作品的第一页写下‘无’字（Nothing [Rien]）绝非偶然”，尽管这种“存在的缺失构成了存在的方式”并非 “先天有效”，但“产生于偶然又反抗偶然的诗歌”恰恰是“通过破坏自己而破坏偶然”，于是“偶然”的“否定自己”成为可以被经验到的“无”，犹如“骰子曾有，也就永有”，无论由何一掷、掷向何方，除了再现出“存在的缺失”，除了体察到 “什么也没有发生”，除了在“消亡”中“完成”，也就没有“破坏偶然”的任何可能（Sartre 191-193）。
较之德勒兹，萨特读出的显然不是那“一团星座”如何贯通必然和偶然，而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意义。他可以为“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添加ITSELF一词，却干脆不提其后的EXCEPT… PERHAPS… A CONSTELLATION。有趣的是，巴丢多次引用马拉美的这句诗，同样略去了这后半句。
关于德勒兹，巴丢常有不同的看法，然而对德勒兹“将萨特奉为从学术的昏睡中唤醒了法国哲学的人”、特别是德勒兹从萨特看到“主体永远都是被构成的”等等，巴丢不仅表示赞同还会推及“骰子（alea, dice）”（Badiou, “The Event in Deleuze” 37）。与之相应，“掷入永恒之境”的骰子被认为完全表达了巴丢所谓“事件的事件性”，甚至作为“事件的绝对象征”，被化用为“除了革命，什么也没有发生”（Hallward 115, 10, 37）。
在巴丢著作英译本的引用中，“发生”有时译作took place，有时也译作takes place （Badiou and Žižek 32）；齐泽克可能意识到这与马拉美原诗所用的时态不同，曾专门说明“发生永远不能用一般现在时，〔……〕因为发生本身从来没有发生，却永远都是回溯性的，亦即‘将已经发生的’”（Žižek 31）。齐泽克以此提点马拉美的“will have taken place”，无非是为了明言“从来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应该说，这确实是巴丢略去后半句的主要意指。
在引用马拉美的诗句之后便是巴丢对“事件”的界说，这为“什么也没有发生” 留下了一系列重要的注脚。比如“事件是不及物的（the event is intransitive）”（Badiou and Žižek 31），“谓词性描述是自足的（predicative descriptions are sufficient）” （Badiou and Žižek 32），事件“出现亦即消失（disappears in its appearance）”“事件的存在就在于消失（whose entire being consists in disappearing）”（Badiou and Žižek 36-37）等等。——“事件”具有动词的性质（Caputo 31），才谈得上“不及物”；“发生”并非发生为“什么”，才算是“自足”；通过“谓词性描述”导出“纯粹的行为性”或者“事件的事件性”，才能理解“出现”亦即“消失”、“存在”就在于“消失”。反观萨特“诗歌的完成亦即诗歌的消亡”、布朗肖“通过自身的缺席唤起一切缺席”，巴丢从马拉美得到的启发与之一脉相承。
略去“星座”的“什么也没有发生”，为巴丢提供了“事件”哲学的绝佳样本，也为“星座”提供了另解。巴丢在《哲学与欲望》中同样是化用马拉美“空旷的高处”，同样认为“星座”可以“暗示出数字”；但是德勒兹的重点在于“骰子的落点形成了得之于星辰的数字”，以便连及宇宙的秩序，巴丢强调的却是“超越一切”的诗歌暗示出“数字”的“独一而非他”。既然诗人“通过语言的内在作用”，使“在场的纯粹性”（present purity）得以“发生”（arise），那么诗歌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在场之在”的思想，却“并非与实在结成任何表达性关系”。巴丢从“骰子”看到“将我们掷出于我们自己”，便也成为 “事件”的“诗意称谓”（Badiou, Infinite Thought 75）。
如果略作梳理，可以说“什么也没有发生”的“发生”、“不及物”便可以自足的“谓词”、“出现”亦即“消亡”的诗歌，都是“将我们掷出我们自己”。巴丢之所以一路倚重这类“诗意的称谓”，当是由于“哲学对诗歌的接续也解放了诗歌，使诗歌成为真理的独特演绎”（Badiou, Infinite Thought 74）。换言之，马拉美作为“关键性的诗人”，其实是用诗性的逻辑重构了形而上学之“在”的语法。
02
“文学不存在”的后半句：“如果文学发生”
从马拉美的“除了发生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句，到“存在的缺失构成存在的方式”“诗歌的完成亦即诗歌的消亡”“事件的存在就在于消失”等一系列哲学延展，亦隐含在布朗肖关于马拉美的读解之中。然而这可能还不仅在于萨特所理解的“通过自身的缺席唤起一切缺席”，更是针对着传统形而上学的要害。
布朗肖的《马拉美的经验及其核心》（Blanchot 196-199）选自其《文学空间》一书。⑧他注意到马拉美写于1891年8月8日的一封信，其中提到“it is”两个字“支配着我思想的最深处”。按照马拉美的说法，这里的全部奥秘就在于“通过一种既呈现对象又侵蚀对象的双重作用〔……〕而暗中建立同一性”（Blanchot 199 note 1）。何出此言呢？
印欧语系之主谓句式的it is，亦即Being和is（to be）互指的“双重作用”；而这既如马拉美所说是双方在暗中“建立了同一性”，又恰恰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⑨马拉美似乎对此忧心忡忡，在布朗肖看来，这是因为“马拉美对文学创作的独特性质有着极为痛苦的认识”，即：一旦“使‘这是’（it is）的‘那些’词语得以呈现”，一旦这 “成为艺术的任务”，艺术也就把自己减损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Blanchot 197）。
布朗肖就此解释说：“我们不能说艺术作品从属于存在，或者艺术作品存在”，却只能说“文学不存在”；或者说“如果文学发生了，那么所发生的结果‘绝无任何实存之物的形式’”。这一“并不存在”却在“发生”的逻辑，亦如萨特—巴丢的“存在”“诗歌”“事件”之“缺失”或者“消亡”；而“让事物‘生成’于缺席”正是 “词语的力量”——“词语是缺席的大师”（Blanchot 197）。
关于这一点，布朗肖还引用波利特（Georges Poulet）的评论将“偶然”与“发生”进一步连接：“偶然之关联发生于我们又与我们无关（chance combinations take place in us, regardless of us），〔……〕我们破坏自己，却也经由这种破坏找到了自己（we abolish ourselves, but through it we also found ourselves）”（Blanchot 199, note 2）。或可说布朗肖既是从“偶然”读解“骰子一掷”，也是用“发生”化解马拉美“思想最深处”的“存在”（it is）。60多年以后，这又成为新一轮“世界文学”之争的关键。
2015年10月，四位西方学者曾在北京共同讨论“世界文学”，⑩其背景、方法、所及内容各有不同，但实际上都是从中发掘某种解释性的思想工具。其中柯马丁（Martin Kern）特别强调“非己”亦“非他”的态度和观念：“超越作者自身的期待视野、又并不融入任何其他的期待视野”，从而在“文化之内”开启“差异”（intra-cultural difference）也在“文化之间”发现“亲和”（inter-cultural affinity）。这一“疏离” 式的“参与”（detached mode of engagement）或者“参与”中的“疏离（detachment in the engagement）”（Damrosch 300, 281），进而被弗雷泽（Matthias Freise）归纳为 “世界文学”的“关联性观念”，并以一个堪称警句的命题重回哲人对马拉美的论说 “世界文学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⑪
如果马拉美的纠结是在于“呈现（wear）对象”也就“侵蚀”（erode）了对象，如果布朗肖“绝无实存之物的形式”亦即巴丢“并非与实在结成表达性关系”，如果用作take place或者arise的“发生”都直接针对着“it is”的“主谓句式”，那么“并不存在、而是在发生”当然不仅是文学的问题，却“关联”到可能会重构“形而上学语法”的“关系性存在”（correlated existence）。⑫
由此梳理西方思想从“神人二性（two natures in one person）”脱胎而来的“因你而我（I become through my relation to the Thou）”⑬“非己而己（coming to be oneself in relation to what one is not）”（Tanner 122），乃至列维纳斯“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 为何是“基于他异性（rooted in alterity）”（Brogan and Risser 4）、德里达“S是P之句法中的主体”（the subject in the form of S is P）如何被“相互”置入问题等等（Derrida, Adieu to Emmanuel Levinas 58），同样可以显示出一个“发生”的思想链条。而克里斯蒂娃的“颠覆性小说”（Kristeva 85）则几乎就是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为哲学家从马拉美看到“真理的独特演绎”提供了文学的背书：西方认识论已经成为一套“禁律”（prohibition），只有“诗性的话语”和“诗性逻辑”才是“‘逃离’禁律的唯一语言实践”（Kristeva 70）。
以略去“星座”坐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以“不存在”逼迫“文学的发生” ——据此回溯“骰子一掷”及其哲学的“落点”，当可在“诗人之真”的“独特演绎”中体会到哲人的洞察。反过来说，也正是通过“发生”与“it is”的对应逻辑，哲学取道于诗人的“思想路向”也才依稀可辨。
03
当“星座”成为“理解的模型”：“偶然已不存在”
德勒兹的《尼采与马拉美》选自《尼采与哲学》一书。编者认为德勒兹与德里达的看法完全相反：“马拉美只是在表面上像尼采那样颠覆柏拉图主义”，其实却是“那个‘没有生活’的哲学家康德的原型”（Deleuze 245）。
“德里达的看法”当然是他就马拉美《摹仿》与柏拉图《斐利布斯篇》的对观（Derrida, “The First Session” 127-180），即“如果恰当地解读，马拉美为解构柏拉图主义提供了支撑”，甚至可以说是“解构主义的诵经书”（Derrida, “Mallarmé” 235）。德勒兹引出的却是另一番论说。
德勒兹首先描述的是“尼采与马拉美之间的相似”，并且同样相信“思想就是骰子一掷”，“基于偶然的骰子一掷才能确保必然”；然而“人并不知道如何掷骰子，〔……〕大师老矣，不知道如何把骰子掷到大海和天空；大师老矣，就像一座让人跨越的桥”（Deleuze 245-246）。这“大师老矣”的一唱三叹，仅仅是德勒兹的人生感慨吗？
德勒兹的“大海和天空”也就是如前所述的“偶然和必然”，“大师”则未必是夫子自道，却有如萨特的“投掷者”、黑格尔的“主人”以及即使在“掷骰子”的“创造”中也会发现自己“再度成为物、阻碍和骰子”（Sartre 189）的宿命。这样 “掷骰子”当然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荒诞的、超人的行为”，而这恰恰又是 “悲剧意图和悲剧思想”的“超凡”之所在。德勒兹还将“星座的数字”或者“数字的星座”视为“世界的结果和印证”，这令他想到“对立又和谐的必然和偶然共同创造出艺术作品”在尼采那里同样是“存在的美学印证”（aesthetic justification of existence）。于是“骰子”与“悲剧”、“投掷者”与“超人”、马拉美与尼采便相互关联。
但是在洋洋洒洒的几段对比和分析之后，德勒兹却说“无论多么接近，这些相似都是表面的”，因为“马拉美始终把必然理解为偶然的废弃”（necessity as the abolition of chance），“骰子一掷”中的偶然和必然始终是“相反的概念”，是“后者否定前者”（the second must deny the first）“前者抑制后者”（the first can only hold the second in check）；这就是为什么“得之于骰子一掷的数字仍旧是偶然”（Deleuze 246）。
由此，德勒兹从马拉美重归“二元世界的古代形而上学”，其中“偶然”必须被否定，惟有“必然”才是“纯粹的理念或者永恒的存在”（the pure idea or the eternal existence）。这样，“骰子一掷的最后希望”便是“在另一个世界找到理解的模型” ——亦即“空旷高处”的“星座”；一旦由作为“理解模型”的“星座”确保永恒的意义，“偶然”便不再存在。就此而论，“与其说星座产生于骰子一掷，不如说它是超越此岸之局限或者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结果”；与之相应，马拉美散文诗《伊纪杜尔》（Igitur）的主人公也就不是什么尼采式的“超人”，而成为充斥于形而上学历史的 “流溢（the emanation）”（Deleuze 246）。
在德勒兹上述的“理解模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发生”、“不存在” 从而“发生”、就连“星座”本身也得之于“发生”的“骰子一掷”，实际上已经暗中转移为某种超然世外的存在；正如其《褶子——莱布尼兹与巴罗克风格》（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干脆将“骰子一掷”解释为“大写的一的投掷”。如果这就是马拉美的“星座”，确乎可以说是“康德的原型”。不过这与萨特—布朗肖—巴丢的思路实在有所差异，乃至巴丢认为无论德勒兹如何谈论绘画、音乐、小说、诗歌、电影的“多元”，其实都是建基于内在（immanent）的本体，都是将“一”设定为“本体论的条件”（the One as ontological condition）。巴丢本人则坚称：“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一’并不存在”（the One ontologically in-exists），因此才需要“绝非结果”（not at all a result）、“不再是原因”（no longer cause）“更非本质”（even less “essence”）的“发生”本身（Badiou, “The Event in Deleuze” 40）。
尽管德勒兹意识到“骰子一掷”必然包含着“对偶然的肯定”，而且“如果偶然和必然相互反对便根本没有骰子一掷”（Deleuze 247），让“流溢”成为“最后希望”的却未尝不是他自己：即使马拉美的“偶然已不存在”，也不过是转换为“发生”而已；但是在“骰子”将我们“掷出于我们自己”的轨迹上，在“发生”与本体—因果逻辑的对应中，传统形而上学的回转之路恐已难寻。
“一切思想都引发骰子的一掷”⑭——这既是《骰子一掷》的终结之句，也是哲学思考的起始。用巴丢的话说：“这个谜一样的公式也指称哲学”，因为“哲学思考普遍性，〔……〕其基础却是永远不能排除偶然的一种承诺，这承诺也就是一次风险或者一次赌注”（Badiou, Infinite Thought 29）。换言之，如果在“流溢”的“星座”中 “偶然”已不“存在”，那么巴丢宁愿将哲学限定为“哲学的承诺”，让“偶然”留作这“承诺”的前提；惟其如此，哲学所“承诺”的“必然”才算得到合法的表达。这与“因果规律的客观化”及其将“有机联系”视为神圣的“整一秩序”针锋相对（巴丢 32—36），而思想“最赤裸的形式”，正是巴丢“意义公式”的“去客观化” 和“去神圣化”。⑮按照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的归纳，这是通过“一种纯粹关系性的中介”思考“普遍性”（250）。
马拉美的“骰子”掷向了天空，而它落下的，不也是一团“纯粹关系性”的“星座”？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
转自：“外国文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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