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1世纪的西班牙环境史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讨论西班牙学界如何认识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史，以及环境史学科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如何随着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推进而发展的。其次，考察18世纪以来西班牙社会与环境关系的重大历史变革。对此，笔者重点关注三个问题：（1）前工业化时期典型的地中海生态系统中森林的演变；（2）20世纪下半叶农业扩张和向工业化农业转变的历史进程；（3）人类群体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以及农业系统的转型。最后，笔者阐述西班牙社会在气候变化形势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与欧盟农业和环境政策的关系。

作者：安东尼奥·奥尔特加（Antonio Ortega），现任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现代史系长聘教授。1999年获格拉纳达大学地理和历史学博士，2003年起任教于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现代史系。研究兴趣主要是商品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冲突、去殖民化等。他是欧洲环境史学会（ESEH）会员、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环境史学会（SOLCHA）理事。

译者：黄晓波、李星皓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2年第2期P97—P102

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导  言

本文首先讨论西班牙学界如何认识作为一门学科的环境史，以及环境史学科在过去几十年中是如何随着世界环境史研究的推进而发展的。其次，考察18世纪以来西班牙社会与环境关系的重大历史变革。对此，本文将重点关注三个问题：（1）前工业化时期典型的地中海生态系统中森林的演变；（2）20世纪下半叶农业扩张和向工业化农业转变的历史进程；（3）人类群体与自然关系的转变以及农业系统的转型。最后，本文将阐述西班牙社会在气候变化形势下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与欧盟农业和环境政策的关系。今天，土地、城镇、山脉和海洋已经成为这样的地方：在那里，人类社会发展出利用和消费自然资源的一种新陈代谢关系。我们把西班牙农业生态系统的历史看作是人类群体发展出各种资源利用模式的地方，这些模式有时是可持续的，有时是不可持续的，都与人们的物质需求密切相关。我们不能忘记西班牙史所具有的殖民历史维度，这也是环境史关注的。关于这一点，我将介绍一些美洲和非洲的案例。在讨论热带出口作物、奴隶制和殖民商场（colonial emporiums）的问题时，我们不能忽视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stein）的“世界经济”、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的“生态帝国主义”、胡安·马丁内斯-阿列尔（Juan Martinez-Alier）的“穷人的生态主义”等研究框架。 

农业的历史：土地﹑作物与气候

1492年收复失地运动之后，基督徒在伊比利亚的土地上重新定居下来，这一过程被称为“人口之运”（Suertes de Población）。“人口之运”意味着耕地、牲畜用地和林地等土地的管理职责由家庭承担。这是一种延续到19世纪的农业系统，我们可以用农林牧复合系统（agrosilvopastoral aystems）来定义这种现象。这些重新定居的家庭采用新的生产模式进行耕种，特别关注谷物生产问题。但是，这种土地所有权变化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家庭将林地视为集体所有的财产加以利用，从而产生了公有林地。这些土地正是西班牙公地的起源。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公有林地为乡村和城市社区提供了宝贵的能源供给和社会保障，不仅保证了西班牙海军在征服美洲和非洲大陆过程中的木材供应，也为普通人提供了薪柴。薪柴在19世纪和20世纪化石燃料时代到来之前，对于一个基于生物能源的能源系统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然而，随着19世纪中期农村公社（communes）的消解（即1803年至1850年的《没收法》引起的解体），佃农经济的基础不复存在。这种社会与自然关系的商品化产生了几个重要的结果：一是王室从1812年开始将西班牙的土地认定为神圣的私产；二是农民在属于王室、贵族和天主教会的大地产上进行劳作；三是人类群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再生关系（reproductive relationship），而是一种商业关系和榨取关系。作为对第一点的最后反思，我们必须考虑到：收复失地运动后产生的农民得以生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凭借劳动力在大地产中获得金钱，而在属于他们自己的小块土地（small properties，西班牙语中叫huertas）获得食物和能源供给。在环境史学和民族生态学（Ethnoecology）领域，这种现象称为自然的多样化利用（natural pluriactivity）。西班牙环境史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西班牙现当代农业和森林系统的特征。首先，地中海景观是由马赛克景观（mosaic landscape）的形式构成的。这种景观，在西班牙表现为地中海基本作物模型（Mediterranean matrix crop model），特别是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作物——葡萄、橄榄和麦类（特别是小麦）。当然，尽管上述作物占据主导地位，我们也要留意其他有明确地理分布的作物。葡萄的种植在西班牙南部占主导地位，并出口到欧洲和美洲，从而出现了著名的雪利酒或者叫泽里葡萄酒（Jerez wine or Xerry）。而橄榄油直到20世纪都是一种工业专用产品，迟至1960年，经过提炼工艺处理的食用橄榄油才开始量产，以满足不断扩大的全球市场需求。直到20世纪中叶，橄榄树还是一种与蔬菜、绿色作物（greens）和豆类并列的混合种植作物。在过去的50年里，橄榄树已经成为西班牙用于出口的单一种植作物，靠欧盟的财政援助得以维持。麦类对于西班牙人的饮食来说是必需的。16、17和18世纪，由于麦类的缺乏，西班牙经常发生有关生计的骚乱或饥荒危机。在那几个世纪里，农业边疆的扩张进程开始了，原来的林地和畜牧用地改为用于生产麦类，以满足农村和城市供给。在西班牙环境史中，这一历史过程被称为农业化（agricolization）。要理解这一历史过程，我们必须从环境制约因素着眼。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1）降水不足造成了用水压力，制约着农业生产系统；（2）农业生产依赖耐旱作物；（3）耕地面积扩大，导致肥力水平和肥料利用率降低。这些因素对于我们理解以下现象具有关键意义：西班牙农业在18、19世纪无法达到英国或其他欧洲北部国家的生产水平。地中海气候中水资源匮乏，伴随着农业系统中的肥力下降以及资产阶级和工业部门的缺失，是西班牙和英国农业发展差异的来源。 

工业的历史：并非失败的叙事

考察西班牙的工业化历史，必须考虑一系列的历史因素。首先，西班牙帝国殖民美洲的历史是一个大规模获取黄金、白银、鸟粪石、农作物等资源的过程。西班牙的资产阶级和贵族阶层并没有投资工业项目，他们不过是全球商品贸易商而已。18世纪后，随着英国资本的介入，这些工业部门才开始在西班牙出现。19世纪时，在原料和煤炭供应、奴隶劳工的保障下，西班牙部分地区才兴起较大规模的工业活动。当时，西班牙有三个主要的工业中心。一是北部的巴斯克地区（Basque Country），主要发展钢铁等重工业生产。英国通过其港口为该工业生产中心供应煤炭，两地存在密切联系。二是加泰罗尼亚地区（region of Catalonia），以纺织工业生产为主，其发展依赖美洲的棉花供应。船只将棉花从美洲运到西班牙，再将纺织制成品运到美洲和欧洲其他地区的港口。三是南部的马拉加镇（town of Malaga），它得益于巴斯克地区和英国的煤炭、铁矿石供应，主要生产钢铁。但从其他港口运送原料的成本太高，从商业角度看这不是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因此它的长期发展受到限制。影响西班牙工业模式的另一个核心因素是殖民特性。占领殖民地长达数个世纪，不仅意味着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也是工业迁移的过程。下面将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介绍两个不同的发展案例。第一个是古巴。蔗糖的单一化种植生产，在西班牙已经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自10世纪以来，随着穆斯林进入西班牙，甘蔗的种植也从中东传播到西班牙，伴随着地中海农业生态系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西西里等地的发展。17世纪以来的一系列有利因素，推动了对古巴的殖民：（1）西班牙王室将砍伐热带森林清理出的大片可耕地授予军队、贵族或资产阶级，后者在这些土地上发展蔗糖生产，并延续到19世纪；（2）建立由王室控制的“奴隶市场”，王室授予它所控制的公司及其他产业部门对非洲贸易的特许权，从而获得贸易税收；（3）一整套殖民科学（colonial science）模式发展起来，旨在为开发型殖民模式提供实用知识。古巴甘蔗种植导致了景观变化、物质和能量循环改变等长期性社会环境影响。即便在古巴独立后，控制着蔗糖生产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重新适应古巴局势，并干预当地政府事务。然而，加勒比地区和东南亚出现了新的蔗糖业中心，这意味着古巴的蔗糖产业无利可图，种植面积不断减少，奴隶劳工也转移到到其他生产部门。另一个案例是非洲的赤道几内亚。1959年之前，它一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并且存在一种与古巴类似的热带森林开发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当地不仅生产蔗糖，还开发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桃花心木以及渔业资源、香蕉和其他产品。所有的开发都处在殖民剥削体系之下，当地大量使用来自塞内加尔和其他国家的奴隶劳工。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政府创建的非洲研究所（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该研究所的目的是：（1）论证信奉天主教的白人优于黑人，黑人被认为是耕种土地的牲畜（work animals）；（2）在非洲各地传播天主教信仰；（3）二战后研究热带植物品种，服务于西班牙的工农业发展。1959年，西班牙在赤道几内亚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但热带木材和作物的开发项目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财团不再使用奴隶劳工，但继续在赤道几内亚开采木材、天然气和石油。时至今日，赤道几内亚在奥比昂·恩格马（Obian Ngema）家族的控制下已经成为一个欠发达国家，该家族在与法国道达尔公司合作的天然气开采和贸易中牟取暴利。 

森林的历史与环境抗争

西班牙环境史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家与森林的关系。森林由王室与民众协商管理，以确保木材供应能够满足能源、建筑等消费需求。同样，为了维持帝国的统治，海军需要获得必要的木材。1748年颁布的《海洋和森林令》（Maritime and Forest Ordinance）标志着国家第一次直接干预森林管理，确保海军的木材供应，并规范管理城镇和社区的薪柴和木材产出。结果，在没有挑战和改变财产所有权的情况下，西班牙向森林管理的国有化迈出了第一步。森林继续以集体财产的形式隶属于市政和社区。19世纪，西班牙的森林管理体系走向了商业化和国有化。根据1863年的《森林法》（Forestry Law）和1877年的《重新造林法》（Law of Reforestation），为了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木材生产的商业化管理得以发展起来。经历了国家指导下的大规模造林过程，森林的这种生产性功能与三个要素密切相关：（1）西班牙在制定每个山区的森林利用计划（forest utilization plan）后，对所有的森林生产都实行公开拍卖制度，这种制度显示出人们能从森林中榨取多少资源，而无论山林的所有者是谁；（2）对于农民收集薪柴、放牛、采集野货和香草等开发森林的行为，国家可以禁止、起诉和入刑，因为这些行为威胁到利用公共森林时优先考虑的商业用途；（3）将能够快速生长的外来物种进行单一化种植，改变森林的景观。20世纪公共森林管理的国有化趋势愈发明显，尤其是在佛朗哥政府（1936—1939）时期，森林在国家森林遗产机构（State Forest Heritage）的管理之下。这种森林管理以国家木材消费市场的利益为导向，制度化的管理和各种形式的保护（如国家公园、自然公园或生物保护区）一直延续至今。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森林市场化模式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和环境后果：首先是地中海景观的单一化，针叶树种、灌木和栎属植物入侵，以及栗树、核桃和其他树种消失；其次，由于劳动制度的改变，国家控制下的公共森林维护工作推动了工业发展，使国家能通过公开拍卖的方式控制公共森林中生物量的获取；最后，砍伐森林使山区的生物群落发生了变化，加重了许多山区的水土流失和肥力丧失。更大的问题是，西班牙南部的气候趋于半荒漠化。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将其理解并定义为自然的日益人格化（anthropization）。以下几点是最重要的：首先，森林立法后，农民被禁止利用公共森林，否则会被定为犯罪。社区管理、收集和消费森林产出物品的做法被认为是犯罪行为，因为它们可能危及森林法所规划的商业用途。因此，19、20世纪农民的环境抗争此起彼伏，目的是捍卫传统利用方式。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将这些日复一日的抵抗定义为“弱者的武器”。这些抗争在很多情况下不是大规模罢工，而是表现为对森林的微小犯罪，如放火、非法开采和破坏行为。他们总是用和平的方式甚至是消极的抵抗来表达抗议，其做法与印度的抱树运动非常相似，但距离抱树运动已有一个世纪的时间。这些抗争是一种捍卫和呼吁保留传统利用方式的策略，而传统利用方式受到了现有森林开发模式的威胁。其次，人类社群与森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伴随自然环境的变化，从占有关系变成了货币化和薪酬化的关系。正如拉马钱德拉·古哈（Ramachandra Guha）在印度史研究中指出，人不再是生态系统中的人，而是变成了生态系统的杂食者。最后，最重要的影响是，人类社群与自然的关系被剥离，自然变成了纯粹的商业管理和娱乐用途的对象，这是欧洲中心主义哲学观的结果。

西班牙环境史中的跨大陆交流

在关注热带生态系统的传统方法之外，研究知识流动和殖民扩张的历史还有其他途径。17世纪末，在耶稣会士的探索下，西班牙人发现了下加利福尼亚州。数十年间，他们在埃尔南·科尔特斯（Hernán Cortés）的领导下试图在这个半岛建立殖民统治。1697年，耶稣会士开始在洛雷托市定居，开启了西班牙在下加利福尼亚州的殖民统治。到18世纪，在缺水的沙漠地区，居住着如伯里库斯（Pericúes）﹑科奇米斯（Cochimíes）等土著民族，他们仍处于狩猎采集社会，遭到殖民者的攻击。他们被迫在耶稣会士建立的传教区定居，那里已变成地中海式的花园和绿洲。耶稣会士利用从西班牙带来的植物和农作物，人为造就了生态系统，成为克罗斯比所提出的“生态帝国主义”中“新欧洲”的一个例证。耶稣会士不顾西班牙王室反对，开展了一个改造下加利福尼亚州景观的项目，他们在农场绿洲（huertas-oasis）引进了橄榄树、无花果树、橘子树以及其他杂交作物，后来从墨西哥和西班牙移民过来的牧场主至今还在种植这些作物。下加利福尼亚州见证了殖民帝国主义影响下陆地和海洋开发体系的影响。近年来，我们一直在研究西班牙的海洋资源开发。西班牙人将盐、鸟粪石、珍珠、鲨鱼、鲸鱼和海龟视为新的商品。这是一个有巨大研究空间的领域，从中可以看到帝国对商品的长期掠夺。对下加利福尼亚州的开发过程非常猛烈和复杂，在两个世纪内，当地便从采集狩猎社会演变为一个现代的、全球旅游业逐渐兴起的地区。 

西班牙环境史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个新视角是博库研究所（Boku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在社会新陈代谢（social metabolism）研究领域所开展的物质和流量核算工作（Material and Flow Accounts，MEFA）。该研究侧重于分析商品交换中的生物和货币流动（biophysical and monetary flows），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进行社会分析。自从曼努埃尔·冈萨雷斯·德莫利纳（Manuel González de Molina）和维克托·托莱多（Victor Toledo）在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社出版《社会新陈代谢》（Social Metabolism）一书以来，美国和欧洲在这方面的高水平研究得到了扩展。我们将这些研究扩展到三个工作领域：（1）通过评估海洋地区的渔业系统，研究人类群体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物质性开发，在此基础上制定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2）分析全球农业食物体系的物质和能量消耗，重点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进行合作，一同规划农业生态的生产和消费体系；（3）通过评估美洲、亚洲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制度，获得生产过程中的数据化正确信息。第二个新视角是农业景观建设的新进展。这是“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arian Policy）的结果，重点研究种植制度的变化和西班牙农业、畜牧业的全球商业化过程。这项研究也涉及新陈代谢的观点，有助于理解生产模式对西班牙能源供应情况的影响。西班牙农业生态学（Agroecology）的发展，是伊比利亚美洲研究中最具潜力的领域之一。第三个新视角是对能源供应体系和个人、集体流动性的研究。这项研究非常重视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这些能源既用于个人消费，也用于革新私人和公共交通系统。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备受关注。第四个新视角是环境冲突，即为了保护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免受气候变化的影响、避免发生对土地破坏所进行的抗争。西班牙的各个研究小组正在围绕这一重心展开工作，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些年来的人地关系。近年来，在墨西哥绿洲研究项目完成后，里斯本大学与亚洲、美洲、新西兰和欧洲的实验室合作，正在进行对世界沙丘（dune）系统的新研究，试图描绘过去几个世纪里这些生态系统中的生命形式，以及海岸景观遭到的人为或自然因素的破坏。

结  语

综上所述，西班牙环境史在过去20年里有一定发展，特别关注理查德·诺尔加德（Richard Norgaard）提出的自然与社会的协同演变关系。西班牙环境史涵盖大量的社会史内容，叙述了欧洲和美洲语境下人们对土地的看法，也叙述了土地的转型过程。此外，西班牙环境史非常关注农业系统和政策的变化，在解决社会和土地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方法上有各种不同的观点。长远来看，西班牙环境史主要有以下研究议题：（1）拓展社会新陈代谢方面的研究，并将其应用于海洋开发和全球贸易等新的领域；（2）研究农业体系的新项目，这与欧盟的研究政策密切相关；（3）研究森林系统历史性变化的影响，将其与能源转型问题联系起来。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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