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8期P9—P10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民族学学院，摘自《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2年4期，武雪彬摘
少数民族先贤名人是一个具有特定影响力的群体。在专制时代的各民族传统社会中，他们占本民族总人口的相对少数，却拥有绝对的权力和威望，通常可以决定社会当前和未来的走向。本文拟在对近代少数民族群体构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剖析其文化心理，进而厘清其在自觉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历史贡献，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更为充分的历史依据，推动各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和行动实践。
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国家认同实践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入侵我国，地处边疆的民族地区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而居于各民族社会上层的先贤名人，在民族地区近代社会变革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完成了在新型文化冲击下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调适。
1． 擎旗：振兴中华的奋进者。近代发轫的中国现代化早期进程中，社会各个阶层或相关群体的自觉或非自觉的角色转换，既是社会转型的重要内容，又在各自发生作用的范围内，对社会转型产生了多半是积极的社会影响。少数民族先贤名人正是在这一角色转换中，经历了对西方文明从最初痛恨愤悱到形成改良变法思潮、从变法失败到投身民主革命、从“五族共和”和“共和民主”的保卫者到“振兴中华”的擎旗者等几个阶段，实现了对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表率作用，成为引导民族地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2． 实业：民族经济创新的践行者。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在经济上最重要的贡献是兴办新型民族实业。
近代转型时期，民族民间资本也开始崛起，成为官僚资本以外另一大经济力量。他们通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良好经营成为少数民族中的新兴贵族阶层，逐渐成为传统少数民族上层社会的有力挑战者或取代者。由于特殊的宗教原因，藏族地区以寺庙商业资本最为雄厚，近代以来逐步形成了以邦达仓、桑多仓、恩珠仓为代表的数十家由传统农奴主开办的主营进出口贸易的经营商号，对藏族传统经济社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民间资本的兴起对丰富民族经济结构，凝聚各阶层实业兴国的社会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3. 探路：民族文化创新的推动者。面对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原本固守传统的少数民族先贤群体一开始便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最终他们不得不走上苦苦探寻第三种文化的道路，即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民族传统文化、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多元基础上改造和重建民族新文化。虽然他们有极力糅合几种文化以求在传统基础上创新的执着追求，但终因现代化模式与传统文化的某些不可调和性而失败，但他们为民族地区文化转型作出的努力尝试是应予肯定的。
近代民族地区的新学普及是文化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民族地区新式教育在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的倡导下，逐渐得到了发展和普及。
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文化心理
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近代激烈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与他们所具有的家国天下的责任与担当、对国家的认同以及由来已久的中华情结的文化心理密切相关。
1．家国天下的责任与担当。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先进的科技和资本主义文化，少数民族先贤由最初的愤悱到适应，从借鉴到相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权—责”和“义—利”的关系。在全球范围的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冲击下，中华民族意识日益增强，爱国主义提升为社会主旋律，导致“义—利”并重转化为舍小利取大义，少数民族先贤不约而同地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同一阵营。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这些表现，洋溢着浓厚的“国族”意识，说明“中华民族”的概念在内忧外患中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的最为有效的抗争旗帜。
2. 对国家的认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持续的冲击和封建王朝进一步压迫和剥削，尤其是在烟毒、洋货和赋税的深重影响下，民族地区经济的脆弱性开始显现并变得越来越严重。作为少数民族中得风气之先的先贤名人群体不得不思考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这使得他们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从最初的愤悱发展到反思与整合，适时举起了民族主义的武器，也顺利完成了为民族、为国家从救亡图存到求富图强的目标转变，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进而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级。
3． 由来已久的中华情结。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非凡凝聚力的民族群体，历史上各民族通过朝贡和亲、互市结盟等多种形式彼此融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趋同态势和血浓于水的中华情结。少数民族千百年传承下来的中华情结，在应对西方文化冲击下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和明显。从1840年至1949年的少数民族的近代文化活动，按照各族群众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文化的认识过程，以及与这个过程相关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内容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文化冲突、文化再认识和文化相容三个阶段。无论在哪个阶段，爱国主义思想始终是贯穿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灵魂和准则。这种在某种文化精神或价值观引导下的共同心理素质产生、培育与发展机制，就是形成民族精神或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共同心理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共育出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
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历史贡献
少数民族先贤名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群体，在民族地区近百年的社会巨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更是当之无愧的社会引领者。
1． 政治层面上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精神内核。对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而言，无论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大一统”的政治理念或政治追求，还是血浓于水的中华情结，都保证了他们在时代大潮中高扬爱国主义传统，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积极作为。可见，“中华民族”这个共享性最强的文化符号，为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所普遍接受与认可，成为社会革命、兴办实业、文化变革等类似场景中行之有效的动员旗帜和政治标识，或可称之为“价值信条和行为取向以及抗击帝国主义和奋争国家统一的有效动员机制”。由此可见，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的历史作为，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觉凝聚与整合，以及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发挥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
2． 经济层面上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国各民族在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斗争中逐渐觉醒，进一步深化了各民族之间的命运与共及心理相通意识。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更是意识到中华民族的成员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从整体上完成了对旧有经济体制的整合并对发展道路进行积极探索。尽管在西方资本主义冲击下的经济改革，由被动应对转变为主动作为，再到被打压的衰败，最终没能完成资本主义变革的最后一步，但民族资本主义实业的发展使民族地区经济由传统内向型走向开放型和多样化，客观上打破了传统社会各民族相对封闭的经济环境，有利于民族间经济的交流与相互补充，为民族间的相互协作和共同发展创造了思想条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华民族利益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3． 文化层面上为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注入了思想源泉。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文化方面积极作出的探索，对先进西方文化精髓的引入以及激发本民族的中华文化自觉都有着重要贡献，尤其是在民族教育的现代性改造方面。可以说，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和汉族先进分子实现了同频共振，共同致力于在西方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平衡。正因如此，中华民族在现代转型阶段才能够在吸收和改造西方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文化的精神内核。近代少数民族先贤名人群体在文化发展上所作的种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宏观格局，折射出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思想来源与精神纽带。
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中很容易得出结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也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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