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与批评话语分析

方法之间不是独立的，是可以相互融合运用和发展的，该文将民族志的方法和批评话语分析的方法在学理上进行了分析，论述了两者结合的可能性和路径，民族志和批判话语源于不同领域，侧重点不同，分析视角也有差异，但是两者结合正好弥足了各自的不足，为方法的发展和创新提供新思路。

作者：吴宗杰 余华来源：《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4期
摘要

批评话语分析与民族志的结合已成为一个前沿性的方法论创新。本文将梳理这一结合的话语风格与理论基础。通过综述这一发展趋势中的各种研究案例,我们从三个方面重点展现民族志研究策略是如何丰富批判话语分析的,这包括:田野作为研究对象和语境化方式,语料收集途径,以及学术话语的书写风格。基于中国传统史学视角,我们探讨了一种中国本土的民族志视角,考察语言记录与行动描写之间应是如何相互促进和补充,以达到言与行两者的动静平衡、阴阳互动。我们相信通过吸纳民族志,批评话语分析研究风格将变得更加开放和具有文化敏感性,使其能对更加广泛的社会、文化和历史问题展开研究。 

关键词

民族志;批评话语分析;言行;田野工作;

引言

随着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范式的不断更新, 传统学科边界不断被打破, 这不仅带来学科间的互动, 更重要的是学科意识被模糊化, 形成一系列以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超学科领域。批评话语分析 (CDA) 从它出现那一刻便带着跨学科特性, 从而获得许多社会科学学科的青睐, 除了在政治、种族、民族、性别、媒体、教育、心理学等领域中加以利用之外, 还对接一些新兴超学科领域, 如文化遗产与文化记忆、人文地理、场所与景观研究、气候、视觉文化、组织与管理, 等等。总的趋势就是CDA研究视角越来越贴近现实和具有案例导向, 问题也更加具体、更具人文性。而这种学科的拓展必然要求研究风格的创新。民族志由于其扎根土壤 (situatedness) 、关注田野的特色, 成为CDA跨学科拓展的重要方法论。与此同时, 民族志本身也受话语批判的影响, 开始越来越体现出对语言批判的敏感性, 形成所谓的民族志话语转向。由此民族志与批判话语就具有了相互靠拢、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的内在合力。2011年第四期的《批评话语研究》发表了一组民族志与批评话语分析结合的研究专刊, 内容涵盖了教育、医疗、语言政策、政治机构、媒体报道等领域。组稿人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研究来展示近年来民族志的话语转向与CDA的民族志转向使得两者能在不同主题的研究中相互靠拢, 甚至融为一体 (Kryzyzanowski, 2011)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CDA有必要全面了解民族志研究, 并将其与中国社会和文化背景结合起来, 发展出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志话语分析新思路。本文将从外语学科视角, 简单介绍民族志及其历史变革, 对CDA领域结合民族志的研究进行代表性综述, 最后探讨中国语境下批评话语分析与民族志结合的途径。

什么是民族志?“民族志” (ethnography) 主要是指研究者对异民族、异域的社会、文化等现象的记述, 从其希腊词根来看, “ethnos”的内涵是民众, 民间的人们 (folk/people) , “grapho”有书写的意思, 两者合在一起, 就组成了意在书写普通民众的文化现象的一种研究方法、一种书写方式以及一种文体体裁。Tyler (1984:122) 将“ethnography”的前缀“ethno-” (ethos) 解读为道德的、伦理的内涵, 其后缀 (-graphy) 意指民族志书写应包含道德意义。早期的民族志是人类学家为了认识非西方社会而从事的调查研究, 并将其异域经历写给自己文化中的人们阅读。人类学家把民族志书写发展为以客观性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 马林诺夫斯基在功能主义基础上建立的“科学民族志”书写与研究范式为其成为一门学科奠定了基础, 师从马林诺夫斯基的中国学者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奠定了中国民族志的范式。自此, 这种基于社会调查、参与观察的田野作业成为了民族志的学术规范, 并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 发展出了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等交叉学科 (高丙中, 2005) 。民族志一度成为人类学家的专业标志, 专业生产关于“他者”的知识 (王建民, 2005) 。真实、客观、科学、规范、精确、完整、直白、透明成为衡量民族志的准绳, 使其文化写作区别于游记、日记、传记等。但是, 为了追求客观表征, 人类学家在表述过程中不得不挤掉不符合西方客观性思维方式的文化场景。通过把复杂的、偶然的、不确定的、多元的“土著”文化“表述为一个完整、逻辑化的整体, 人类学家在研究过程中把模糊而多样的意义变成了一个整合起来的画面” (Clifford, 1983:132) 。自从Geertz (1973) 提出文化阐释理论, 民族志开始从客观性的科学范式走出来, 提出人类学家的任务是从本土情境中制造意义, 而非通过科学、客观的研究方法从社会现象中发现规律。由此民族志研究逐渐与符号学、阐释学、现象学、话语学等结合。20世纪80年代中期, 以话语批判为视角的表征危机争论开始, 随着《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写文化》、《经历的人类学》等作品的问世, 传统民族志的权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表述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模糊体裁”成为学术书写的创新目标, 也就是在虚构和真实, 理论与描述等维度上模糊边界。表征危机最后落到了语言问题上, 即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生产文本?语言表征和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语言能否透明地呈现文化现象?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民族志写作的重要反思对象 (Denzin&Lincoln, 1998) 。民族志的话语转向与话语分析的民族志转向似乎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 甚至融为一体 (Galasińska, 2011) 。民族志对CDA影响早已超出方法论的范畴, 其最大贡献是让CDA对语境化 (contextualisation) 有一种新的敏感性和表述方式, 大大增强其生活基础。简单来说就是CDA可以象人类学那样到“田野”里去做, 可以像文学家那样更细腻和具有情感地写作, 而不仅仅局限在媒体、机构、政策、国家文件等权势关系的冰冷阐释上, 由此CDA研究变得更加丰富和具有人文性。

CDA民族志的研究特点

CDA从它产生开始, 就表现出对民族志的兴趣, 主要体现在选题和文本采集过程。比如Fairclough提出, CDA的问题一开始就瞄准社会现实, 而不是从语言学研究内部产生。他也强调文本的采集应该具有整体观和社会实践基础。他对英国大学教育市场化的话语研究就是基于自身的学术生活, 甚至就是他自己直接参与产生的真实文本 (Fairclough, 1993) 。Wodak和M atouschek (1993:241) 通过田野采访记录奥地利人日常谈话中对外来移民的种族偏见。van Dijk (1987:18) 在种族歧视的研究中, 没有用预设性强的问卷调查以及有问题设计的采访, 而是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美国圣地亚哥和加利福利亚这三个地方, 在受访者的自然生活状态下采用深度访谈, 让受访者自己讲故事的方式搜集丰富的语料, 从而在社会的日常生活细节中讨论种族歧视的多样话语和表达问题。这些早期研究都体现一定程度的民族志研究风格。但由于呈现成果时, 比较多地放在理论与语言学特征分析上, 因此没有像民族志那样对“田野”或称语境有透明的描述, 此外早期研究由于其术语的宏大性, 削弱了作为民族志所具有的案例和叙述风格。

近年来, 随着批评话语分析寻求多样性风格, 民族志越来越凸显其在方法论创新中的作用。民族志作为关键词在CDA论文中大量出现。我们在搜集文献时发现, 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的国际期刊中, Discourse&Society用“ethnography”作为关键词搜索, 至今有167篇文章;Discourse Studies杂志, 至今有103篇文章;2004年创刊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杂志, 有19篇文章;2007年创刊Discourse&Communication杂志, 有24篇文章涉及到民族志。这些研究大致在三个方面体现民族志风格, 即:民族志作为问题和案例产生的来源;民族志作为语料收集途径和语境描述;民族志作为语言分析和案例展现的学术书写风格。这三个方面分别针对实际研究中的具体问题, 即到哪里做田野?田野采集什么样的文本?采集的东西怎么分析并写出来?

第一, CDA的民族志田野与案例选择。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以案例为研究对象;研究问题源于田野。一般情况下一个田野、一个案例就构成了整个研究对象, 田野经历在具体社会问题的话语分析中得以全面展现。比如rulv和Hydén (2006) 的研究关注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人们的对话和叙述这样一个案例, 作者通过在养老院六个月的观察和录像, 老人们说话时表现出来的与现有情景不一致的虚构症叙述成为作者研究的对象, 提出虚构症的话语治疗策略。Kremer-Sadlik (2004) 深入自闭症孩子的家庭进行观察和录像, 提出帮助自闭症孩子获得基本的交流语言的话语策略。Kremer-Sadlik和Kim (2007) 通过采访并拍摄在洛杉矶地区的32个双职工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的体育活动, 分析孩子们在运动中和运动后与家长的交流、互动, 提出运动对降低青少年犯罪率、提高学习成绩和各方面的表现、塑造正确的价值观、增进子女与家长感情等方面的作用。Aronsson和Cekaite (2011) 通过对八个瑞典中产家庭的300多个小时的家庭生活录像、深度访谈、和后期追踪来分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话语谈判。Dean等人 (2013) 在一个历时八周的项目中, 对患自闭症的女孩Cindy和她的同龄女孩们12个小时的录像的162段叙述的话语分析, 试图得到Cindy采用何种话语策略才不会受到其他女孩子们的排斥的解决方法。Barkho (2010, 2011) 的研究基于他对BBC (英国广播公司) 和AlJazeera (半岛电视台) 两大媒体的二十多位主编、记者、专栏作者的采访, 以及对这两大媒体内部新闻写作指南和体例样本的制定者的近一个月的深度访谈。为了能够取得这些语料, 他在路透社做过总编辑, 在美联社做过特派记者, 这样的身份使得他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能深入田野, 也让读者看到他所获得的语料的真实性与内部性。其研究呈现了媒体内部写作指南在塑造BBC和AJE对中东报道叙述、中东冲突叙述等的约束和建构作用。这种基于媒体制作群体内部的研究有别于一般通过新闻报道本身所做的分析, 体现更深入的语境分析。由以上实例中可以看出, CDA的民族志研究的田野很广阔, 学校、运动场、家庭、养老院、发廊、报社、电视台、公司等都可以是CDA研究的田野。这样从具体情境中获得研究问题, 使得话语分析更有现实生活意义。在这类研究中, 田野、文本及其收集过程会大篇幅地出现在文章的正文部分, 构成CDA话语分析的语境。在书写上, 客观文本分析与经验性描述穿插在一起。

第二方面是将民族志作为搜集语料研究方法 (Wetherell et al., 2001) 与通过民族志实现文本语境化。CDA一向重视语料的采集要深入社会生活, 而不是呆在书斋里。通过参与、观察、采访等形式来得到的语料能提供文本之外的丰富语境意义。此外田野搜集来的语料能体现体裁的多样性, 从文书、文件、报纸、书信, 到谈话、演讲、口述、对话、访谈等等能形成一条文本链。Majors (2007) 通过对非裔美国人的发廊和理发店的顾客的真实聊天、谈话的参与观察、采访、录音和录像、记录人们谈话时的表情、语调、动作、空间布局、身体特征等来分析非裔美国女人如何在平时的生活语境中谈论在课堂和社区涉及的种族关系。Stroud和Mpendukana (2009) 把南非的一个小镇作为田野, 研究城市空间里的语言政治。他们采集了小镇视觉空间里的文本, 包括大型广告牌, 以及学校、食品店、加油站, 洗车场、发廊, 手机修理店, 柴火堆等等场所或大或小的指示牌, 张贴、符号等等。研究从话语批判视角切入到空间与景观的研究, 大量使用图片作为文本的展示方式。Morales-López等人 (2005) 将采访理解为做民族志, 采集了一个供水公司重组项目中公司职员与顾客在对官方条款的解读中出现的矛盾、冲突与协商等语言。Galasińska (2006) 在德国边界的波兰小镇, 通过给受访者看老照片的方式来激发回忆和叙述, 受访者处在一种日常交谈气氛中自由讲述。他把构建波兰人复杂且矛盾的身份话语看做是激活叙述的民族志采集方法和转型中的历史语境, 以及边界空间之间的互动作用。他认为“任何用来表征社会现实的话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选择与排除的问题, 以及如何安排这些话语的问题” (Meinhof&Galasińska, 2000:325) 。语料采集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语境的表述, 民族志田野过程就是文本语境化的过程。面对自己采集到的语料, 民族志研究者一般有两种态度, 一种是将语料看作为客观研究对象, 另一种是将语料看成是由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同构建而成, 研究者自己也纳入到语料分析的范畴中。因此民族志研究都会像Galasińska那样, 把田野过程, 甚至研究者的活动都作为研究内容作认真叙述。Rogers (2003, 2011) 研究的非裔家庭在美国教育中的沉默就把自己的田野经历做了详细描述, 并叙述了自己与被研究者一家人共同经历的故事, 从而让语境展现故事化、情节化。

将民族志纳入CDA的第三个表现方面是话语分析的书写方式变革。民族志强调透明的叙述, 较少运用分类概念和论证方式。我们前面提到书写曾经是民族志极为关注的问题, 并从话语视角做过深刻的反思。在CDA领域, 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 带有宏大叙述特点的话语批判风格也曾长期受到过质疑, 认为这是在理论预设下的主观揣测 (Widdow son, 2004;辛斌, 2008) , 也有学者认为CDA的学术语言执着于意识形态词语, 不利于问题的清晰呈现 (Billig, 2008) 。民族志在这一点上为CDA的分析表述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大量吸纳叙述而不是类型分析来呈现话语意义。比如rulv和Hydén (2006) 的写作以叙述为主, 他们对田野观察到的行为和言论做某种叙述化的展现, 细节到某时某刻某地, 谁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她明确提出“情节植入”、“故事线索”等叙述概念作为话语分析手段。Galasińska (2011) 结合话语分析与民族志书写, 展现精神病研究中经常忽略的“病人”对医生的叙述。作者自述在波兰精神病院做实习生期间如何与“病人”与医生建立起信任关系, 作者始终在反思自己作为研究者的身份如何影响自己的写作、分析与判断, 由此, 反思书写成为了CDA民族志的一部分。话语展现不局限于文本的客观分析, 也包括作者的真诚叙述。Rogers (2003, 2011) 通过历时十年的民族志研究, 以一个非裔家庭成长的女孩的受教育经历作为个案, 尝试将宏大话语、中间层话语、微观话语等编织在一起, 将美国教育政策制定的三个阶段的机构话语与政策话语纳入对她的小学、初中、高中的特殊教育经历的分析, 即官方话语叙述与作者和该家庭相处过程中的采访、个人谈话、学校会议等编织在一起叙述, 来理解教育政策制定与实施的长远结果以及对教育平等的真正意义的批判性反思。最有意思的是, 尽管有十年跨度, 针对非常宏观的研究问题, 文章核心部分却是三个小片段故事, 用第一人称, 带着个人化口吻叙述自己的田野经历, 通过田野再现研究对象, 一个女孩的故事。民族志比较强调原生态文本的呈现, 较少使用分析性术语。而CDA通常借助语言学术语和其他学科的理论概念来分析文本。因此除了运用民族志叙述外, 还有一个文本意义的诠释方式就是学习民族志更多地用文本本身说话, 运用不同文本之间的张力, 以互文性方式, 穿插对话, 相互诠释。这样的分析既能对文本的话语意义进行阐释, 但又避免大量分析性图解。Barkho (2011) 关于BBC和半岛电视台的分析, 就把内部的新闻写作指南与报道文本、外交部文件、宗教文本等等相互穿插起来, 特别是他把BBC和半岛电视台指南分别裁剪, 并列在一起让读者直接从其文本的并置中感受到话语的张力。吴宗杰等人 (2011, 2012) 试图发展一种中国特色的CDA和本土民族志结合的书写风格。他把CDA拓展到文化遗产、文化记忆以及历史空间领域。文本不仅包括当下的口语与书面语, 将其带入传统文本, 如家谱、地方志、地方史料, 甚至带入视觉图像的呈现与分析。他的话语分析通过重新排列, 切割与组合不同文本来实现。这种话语分析风格吸收了White (1975) 历史话语的“情节植入 (emplotment) ”概念与司马迁裁剪与实录风格。话语批判隐含在文本细节的处理、情节的编排与各种声音的对话中。

以上总结的三个方面的CDA民族志, 在具体研究中并没有严格的界限, 不同研究体现不同程度的民族志风格。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通过CDA与民族志的结合, 研究领域得以扩展, 研究对象更加具体, 研究问题得到超越因果关系的深度阐释。

 CDA民族志的中国范式

CDA与民族志的中国结合途径, 不仅仅是一个学科和研究方法的问题, 还是一个文化和历史问题。Geertz (1973:10) 曾将民族志比喻成阅读一部发黄的手稿, 异域、褪色、满是省略号, “记录下来的不是传统的根据声音写下来的符号, 而是书写瞬间发生的行为动作细节。”在CDA的本土化上, 中国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Tian和Williamson (2012) 用民族志的方法, 采访了在英国与中国成长起来的公司经理对“问责”这个概念的不同理解, 用批评话语分析来讨论话语的再情景化等问题, 认为“问责”不适于与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公司。施旭 (2010) 在发展CDA中国范式时注意从传统文化的表述中寻找CDA价值观的多样性, 他把“和谐”、“仁”、“礼”、“言不尽意”、“风骨”、“神韵”等等传统概念纳入CDA的分析中, 体现多元文化的思想。吴宗杰和侯松 (2012) 探讨运用传统中国书写中的“春秋笔法”与“述而不作”的历史书写形成一种面向当下的话语批判, 使批判成为一种具有积极意义的教化活动。在CDA与民族志融合的过程中如何吸纳本土思维还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国际CDA和民族志研究总体上来说还限于自身话语的局限, 是基于西方思维框架。正如Wittgenstein (1922) 所言, “我的语言的局限就是我的世界的局限”。因此中国学者可以通过挖掘中国传统话语, 给CDA与民族志注入一种不同的语言, 这可能也是国际学术界所期待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CDA和民族志领域渗透一种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和历史观, 要把过去看做是一种话语资源, 一种能够拓展文化视域的另类思维。中国的CDA甚至应站在全球视角, 承担“代圣贤立言”的使命。下面我们尝试从中国传统话语来拓展我们对CDA民族志的理解。

中国古代其实有一种很好的把语言和田野结合为一体的民族志思维。汉语“史”字就包含着民族志与CDA的重要思想 (吴宗杰余华, 2011) 。先秦之前的史官并不是今天理解的历史学家, 他们充当的其实是一种民族志书写者的角色。天子之侧, 诸侯之旁, 盟会之时, 燕私之际都是史官的田野, 史官以一种明澈世事的眼光去记录看到和听到的一言一行。《礼记》解释“史”:“动则左史书之, 言则右史书之”, 说的就是史官在现场的书写活动。这里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古人田野是由“言”和“行”两方面构成, 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话语, 即行动是一种有意义的“语言”, 而语言也要看做是行动。其实西方民族志也是从这两个方面切入, 并逐渐形成两大方向, 一个就是起源于人类学并拓展到语言学的会话分析 (conversation analysis) 、应答分析 (interaction analysis) , 注重的是言;另一方面就是在人类学界非常重视的行动“深描” (thick description) (Geertz, 1973) , 也有称为常人研究法 (ethnomethodology) , 行为理论 (performance theory) 注重的是行动细节的描述。CDA本身对行动描述也有自己的诉求 (van Dijk, 1975) 。Billig (2008:837) 在反思CDA的学术语言问题之后, 提出我们需要找到“一种适合描述动作的语言”。在中国古代, 通过“史”把言与行这两个方面结合为一体, 但同时又有明确的区别。《礼记正义》孔颖达对“史”的注疏, 表达了“民族志”中语言与行动的关系:“《春秋》是动作之事, 故以当左史所书, 左阳阳主动。《尚书》记言诰之事, 故以当右史所书, 右阴阴主静也” (郑玄注孔颖达, 2008:1181) 。由此可见, 中国最重要的两部经典, 《春秋》与《尚书》分别就是民族志的两个方面。《春秋》是一本记载行动, 并通过行动叙述实现“别嫌疑, 明是非, 定犹豫, 善善, 恶恶”的话语批判 (吴宗杰侯松, 2012) 。而《尚书》作为一本以语言为对象的“民族志”, 则让我们看到古人的文本观、体裁观。孔颖达把《尚书》文本分为十种体裁:典 (历史文献) 、谟 (谋划讨论) 、歌、誓 (出师时帝王的讲话) 、诰 (勉励的文告) 、训 (告诫、解说) 、命 (指令) 、征 (征之为言正也) 、贡、范。这一体系界定了天子之侧的以言语为载体的田野特征。这对今天CDA如何到田野中去采集围绕特定社会实践的多样性文本是具有重要启迪的。许多CDA文本采集经常是依靠一种手段采集一种体裁的文本, 如采访。CDA研究一直以来都重视体裁与社会实践的关系 (Fairclough, 2003) , 每一个田野都包含丰富多样的文本。不同体裁体现的是同一社会实践的不同方面。我们要学习《尚书》的文本视角, 善于体裁多样化, 善于用多视角、互文性 (intertextuality) 的方式加以分析。

那么作为田野 (案例) 的两个方面“行动”与“语言”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CDA通常比较重视语言, 而忽视行动作为话语的分析, 而民族志则相反。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孔颖达说记录动作的史官在左面, “左阳, 阳主动”, 而记言语者在右面, “右阴, 阴主静也”。CDA的民族志就是要善于平衡好行动与语言这阴阳两端, 即描述好事件, 记录好语言, 使其相互配合, 做到左右互动, 动静结合, 阴阳交感。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经典就是《论语》。它围绕孔子的言行, 深刻地相互诠释。离开对孔子行动的理解, 就不能把握他所说的话, 同时言说也应看做是一种行动。比如论语有一段记载:“子入大庙, 每事问, 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大庙, 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孔子是在太庙助祭的人, 于是有人就质疑, 都说孔子懂礼, 入太庙却事事都要问。孔子听说了就回答“是礼也”。太庙对孔子来说是要表达最大敬意的地方, 虽知亦问语言行为, 就是莫大的敬意。这里行与言巧妙转换, 阴阳互动, 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对礼和对孔子作为人的解读。当然今天的学术语言无法像《论语》那样可以直接展现, 而需要借助源于西方的元语言, 也就是理论来加以表述。但那些元语言不能掩盖具有民族志特征的透明描述, 只能在其中起一种穿插和对话的作用。

小结

CDA吸纳民族志本质上就是提升CDA研究的田野意识, 也就是要走出书斋进入社会去发现问题, 去采材料, 感悟话语。Brewer (2000) 和Krzyzanowski (2011) 指出的田野带来的不仅仅是搜集数据的一种方法, 而是一种新的研究风格。它让研究超越了一般线性过程, 成为一种在“意义”海洋里探索并产生意义的过程。田野意味着CDA的研究具有案例的特征, 现象学的视域, 是一种关注深度而不是广度、重视过程而不是结论, 提升洞察力而不是解决问题的研究。

现在归纳一下民族志与CDA曾经有的一些差异:CDA关注的是文本与语言, 民族志重视的是田野和行动。民族志注重叙述与白描, 以口头叙事为主, 而CDA注重书面文本, 喜欢论证与分析。民族志有更强的多元文化意识, 尤其是对他者的兴趣, 目的是通过文化差异产生对意义的敏感性, 而CDA主要放在同一文化圈内不同阶层的权力关系上, 一定意义上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民族志受文化学影响较多, CDA则受政治学影响, 前者倾向功能主义, 后者突出结构主义。但在各自的演变过程中, 两者分享一些共同的变化过程: (1) CDA和民族志都是前沿而开放的学科, 都能根据研究问题很灵活地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叉起来。(2) CDA与民族志都有很强的话语意识, 前者把这个意识表现在语言形式分析上, 而后者则隐含在自己的叙述修辞中。(3) CDA与民族志研究都曾从文学中得到文本分析启发, 比如语篇研究受文学语篇分析的影响, 而民族志书写反思也是从文学的修辞中提出来。(4) CDA与民族志都建立在后现代思想上, 比如阐释学、现象学、新马克思主义、解构主义等等, 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 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提出挑战。(5) 民族志研究和CDA研究都在某个时期曾因研究过程中无法排挤掉的主观性遭到实证主义的批评。

CDA在与民族志结合中还应突出自己的特色, 这包括文本意识、历史意识、语言意识。但要说明的是, 语言意识不是语言形式的意识, 而是语言行为的意识, 文本是一种基于生活源头的实证意识, 而历史并不是当代人对过去的想象和表征, 而是一种渗透在过去语言里的文化思维。“过去是一个异域的国度” (Lowenthal, 1985/2003) 。中国的CDA还要与其传统对接, 培育跨文化的意识, 关注古人的思维, 只有这样, 两者相互渗透既不是传统的CDA, 也不再是传统的民族志, 而是一种具有东西汇通、会古达今的学术新平台。

最后我们以《左传》记载的四位以语言为使命的民族志史官的故事来结尾。“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 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 执简以往。闻既书矣, 乃还。”这里说的是三位太史世家兄弟为了记录“崔杼弑其君”这句话而先后被杀, 第四个弟弟继续这样书写, 被放了过去, 而另一位太史听说了, 手持竹简也冒死来书写, 直到听说这句话已经写上, 才离去。至于这句话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 也许只有读了《左传》的“民族志”叙述才能有所领悟。但我们能够明白的是CDA学者应承担的对语言和书写的社会和历史使命, 这是西方CDA不太能体会得到的。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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