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路径的摒弃与超越。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自信自强走向现代化，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天然的示范，形成了自然的吸引力。在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变革动荡期的大变局中，“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更加鲜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制度文明，创造了人类更好发展的“中国蓝图”。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西方现代化；以资本为中心；制度优势
作者：马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室副主任。
文章来源：《哲学研究》2022年6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2022年a,第9页）这一重要论述不仅科学阐明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历史方位，而且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根本区别，对于我们全面正确认识西方现代化本质，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实质，提供了科学指导。
一、西方现代化的批判性透视
一提到现代化以及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很多人自然把它等同于“西化”。最早产生现代化的欧洲，采用了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了西方现代化的路径。它无疑曾经对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推动社会生产力进步，加强全球经济联系，产生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然而，“自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之后，一批又一批发展中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踏上了追求自身现代化的道路，但这条道路不是处处洒满鲜花和阳光的道路，往往会遍布荆棘和阴霾，无数矛盾、悖论将会显现在人们面前”。（辛向阳，第8页）西方的现代化过程，并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无尽灾难。无论是“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还是贩卖黑奴、屠杀印第安人，以及进行残酷的、血腥的殖民掠夺，都表明“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第871页）。
现如今，表面上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图景非常“美好”。然而，单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来说，也远非如此。以美国为例，它号称具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医疗资源，却是世界上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美国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2021年7月29日的《新冠困境报告》显示，尽管情况比2020年12月有所改善，但2021年上半年美国人生活困难情况依旧十分普遍，仍有2000万成年人所在家庭没有足够食物，1140万成年租房者无法按时交纳房租，面临被赶出租屋的风险。（参见《美国民主情况》）西方现代化始终难以破解其与生俱来的发展难题和困境。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质主义膨胀、对外扩张掠夺，成为西方现代化的鲜明本质和特征。“资本主义文明由于制度的深层矛盾，各个领域不可能协调发展，造成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物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分裂、生产与生态的冲突，酿成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危机。”（陶文昭，第13页）
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漠视人的存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起源及发展的过程，它实际上也是资本推动的现代化。资本在其发展过程中有“文明面”的表现，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27-928页）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与它之前的奴隶制、封建制时代相比，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文明成就”，极大提高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过程中它的“反文明面”以及由此给人类社会造成的灾难，也是巨大的。资本把人类社会的一切都物质化，泯灭了发展的人性。人的感情和灵魂都可以被资本任意操纵，以服从于获取高额利润、榨取剩余价值的目的。资本从市场领域，向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渗透，向政治权力的扩张，使得西方现代化成了漠视人的存在的现代化，是人的物化的现代化。“资本的本性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实现‘资本的世界化’扩张过程中，必然会导致一系列的生态问题（‘自然的异化’）、社会贫富差距问题（‘社会的分化’）、世界和平和全球治理问题（‘全球冲突’）以及人的发展问题（‘人的物化’）。”（唐爱军，第9页）
此外，资本在给劳动者带来自由时间，可以让其追求实现自身发展机会空间的同时，实际上这只是一种表面上的“文明的表现”，在无处不在的资本的渗透下，所谓的个人自由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平等、自由、博爱”等价值，也只是资本化的一部分。在资本的渗透和推动下，个人自由只不过是个人主义的泛化。“顽固的个人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相结合的模式不仅改变了个人如何考虑自己及其偏好，还同时改变了他们与其他人联系的方式。在一个充斥着顽固个人主义的社会中，几乎不需要任何团体和信任”（斯蒂格利茨，2017年a，第287页），只需要资本发挥作用。
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所导致的结果，不是偶然的。无论外在表现形式如何变化，都改变不了资本的本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数百万贫穷的美国人已经失去或者正在失去他们的房子”，美国“国内的一些借款人发现他们的房子被拍卖出去，不再属于他们，导致了这些人的自杀和婚姻破裂”。（同上，第79页）银行的肆无忌惮，“让数十亿人为其承担承担成本、血本无归”（同上，第15页）。美国人面临经济灾难和“社会悲剧”之时，银行资本却使用大量金钱购买“政治影响”，不但攫取了上万亿美元的救助资金，而且利用对政治的渗透和扩张，以道德风险为理由，反对救助普通人和穷人。而且，“当美国纳税人将数十亿美元投向银行的时候，银行却将这些钱用于分红和发放奖金，而它们还声称这样做是为了让它们能够重新放贷”。（同上，第51页）除此之外，疫情之中，美国拜登政府以“重建美好生活”之名，塑造了一个重建美好美国的图景，但是也难以掩盖美国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现实和资本的“伪善”。资本在政治领域的高度渗透，使得美国政客可以以不计其数的美国普通民众的生命为代价，将疫情视为攫取权力和党派利益的契机。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指出，美国穷人正受到新冠病毒的“最严重打击”，“由于长期的忽视和歧视，低收入和贫困人口面临着更高的受到冠状病毒侵害的风险，而一个混乱的、注重企业的联邦应对措施未能完全照顾到他们的利益”。（参见中国人权研究会，2020年a）
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必然是建构起一个“资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的“反文明面”才是它的真实写照。当西方的政客以及他们背后的资本集团在运作“资本项目”时，自由、民主、人权就只是一个“画皮”。当他们以自由、民主、人权之名而将疫情防控中的“拒绝戴口罩”和“拒绝接种疫苗”作为彰显所谓“个人自由”的形式，并宣扬为对“人”和“人权”的尊重时，其背后是资本的政治算计和对“人”和“人权”的漠视。在这个资本塑造的“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第940页），资本的目的就是把一切关系简单化为冰冷的金钱关系，而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也可以说是金钱关系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道路，在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在反噬西方社会自身。
西方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无视社会发展的正义。两极分化的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认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并且在《21世纪资本论》中作了详细论证。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在制造直接的收入、财富不平等的同时，也在制造社会动荡。这直观地反映到社会现实层面，影响到每一个社会成员。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社会成员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分裂、对抗，政治的分裂、对抗，成为当今西方国家社会现状的一大特征。
不平等深刻影响到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美国为例，阶级固化日益严重，不断侵蚀社会发展动力。以机会平等为代表的“美国梦”日渐消逝，中产阶级塌陷，不但进入中产阶级愈发困难，而且保住中产阶级经济地位也十分困难。“2017年，在25岁以上的美国人口中，将近40%的人拥有的最高文凭是高中文凭。”（凯斯、迪顿，第36页）同样是在2017年，“只拥有高中文凭的人口的失业率几乎是拥有学士学位的人口的两倍”，“而只拥有高中文凭、没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中，仅有68%的人有工作”。（同上，第37页）自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的10%人口”。（皮凯蒂，第303页）美国人口普查局报告显示，“2010年占美国总人口48%的1.464亿美国人要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4910万人），要么属于低收入人群的范畴之内（9730万人，他们的收入是贫困线的100%到199%）”。（怀松、卢佩奇、赖特，第99页）美国也是公认的种族不平等、种族歧视最严重的国家。“我不能呼吸了”不是始自弗洛伊德，在埃里克·加纳被锁喉时即已经出现。（参见佩恩，第146页）2013年，美国白人家庭拥有的平均财富是西班牙裔家庭的10倍，是黑人家庭的13倍。（同上，第141页）今天，美国的阶级两极化与阶级固化日渐成为一套定型的机制。“阶级两极化是指美国日益分化成两大极端的阶级：特权阶级和新工人阶级”，而“中产阶级作为这个阶级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将逐渐消亡”。（怀松、卢佩奇、赖特，第97页）社会日渐成为直接对抗的“两个世界”，一个穷人的世界，一个富人的世界。
两极分化的现代化实质是无视社会发展的正义，只维护处于财富顶端的群体。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洲，不平等正在让那里的人们经历“绝望的死亡”（即自杀、药物过量使用、酒精性肝病和肝硬化），特别是在受教育程度低的群体和劳工阶层中，仅2017年美国就有多达15.8万人死于“绝望的死亡”。（参见凯斯、迪顿，第83页）造成美国以及整个西方社会陷入两极分化并导致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资本在占据了经济权力之后，开始向政治权力扩张，反过来更加将这种趋势机制化、规则化。“实现民主政治的前提是政治平等，而政治平等总是处于经济不平等的威胁之下。经济越不平等，则民主政治所受到的威胁也就越大。”（迪顿，第175页）两极分化之后，处于财富顶端的群体越来越善于利用规则增加财富，使得社会发展更加的不公平，社会发展的正义更加难以实现。“那些底层的民众却饱受经济歧视、教育缺乏的痛苦，将近1/5的孩子就医困难，整个阶层看不到希望。”（斯蒂格利茨，2017年b，第83页）
两极分化的出现及导致的严重社会后果，不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政策放任的结果，也是其政治选择的结果。从资本与政治权力绑定的那一天开始，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后果。财富的两极分化与政治的极化是如影随形的。美国的政治献金制度就是最好的例证。“政治献金的存在让华尔街能够对政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以摆脱监管，并参与任命那些相信自由市场的人为监管者——这样做的结果不言自明。”（斯蒂格利茨，2017年b，第47页）美国式腐败反映了西方国家在“文明外衣”之下的“真实面孔”。美国等西方国家缺乏扭转贫富分化的政治意愿。西方的政治制度和西方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密切相关，愈演愈烈的金钱政治使政府已经成为富豪群体、资本财团的代言人。斯蒂格利茨认为，美国的“经济不平等不是由经济学定律导致的，而是由我们的政治和政策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强了经济不平等”。（同上，第57页）2018年5月，联合国极端贫困与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菲利普·奥尔斯顿发布报告指出：“美国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和最具科技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但无论是财富、权力还是技术都没有被用来解决约4000万人持续贫困的局面。‘极端贫困的持续存在是当权者做出的政治选择。’”（中国人权研究会，2020年b）而且，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扩大不只是在美国，“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不断扩大”，“在最近的10年里，收入不平等让德国、瑞典、丹麦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幸免”。（斯蒂格利茨，2017年b，第93页）
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蔑视人性和自然的法则。资本主义制度与它之前的奴隶制、封建制相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在对人性的解放方面。欧洲近代文艺复兴以及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将人和人性从封建和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这些思想解放运动也确立了资本主义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观念。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成为引领欧洲地区最早迈入现代化社会的原动力，也带来了自然科学的产生和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助推力，特别是率先把欧洲和北美带入以工业化革命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然而，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带来物欲的无限放大和物质主义的膨胀，其结果导致对人性的蔑视，而且掩盖在人文精神和理性主义“外衣”之下，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物质主义膨胀的背后，使得西方政客们可以一边大谈自由、民主、人权，占据所谓“道德”和“道义”制高点，为人类社会发展树立“灯塔”，一边放任民众“绝望的死亡”，任由不平等导致的社会悲剧一再上演。以美国为例，“一个富有的国家，却有成百上千万的贫困人口。一个以机遇之地自称的国家，却不能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让孩子脱离父母的地位生活；一个相信公平的国家，富人缴的税却比穷人更少；一个孩子们为司法公正向国旗致敬的国家，却只给有钱的人提供正义”。（同上，第82页）而那个激动人心，塑造美国精神的“美国梦”，也日渐成为破灭的“神话”，“奉行金钱至上、赢者通吃的游戏信条，在这个游戏里最富有的人注定会赢而其余人不得不以巨额贷款为赌注，并且得不到任何关于报酬的保障”（同上，第131页）。因此，“美国梦对特权阶级来说是一种安慰，但对非特权阶级来说更多的是一种幻觉”。（怀松、卢佩奇、赖特，第219页）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给富人带来财富和幸福，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带来贫困、不幸和道德堕落的物欲主义膨胀的资本主义文明进行了深刻批判。资本主义文明不仅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而且将人类社会置于无尽的苦难和异化之中。无产阶级的处境是现代社会“非人性”生活条件的最集中表现。“如果无产阶级不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解放自己。如果它不消灭集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非人性的生活条件，它就不能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262页）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机制，资本主义社会中金钱关系是维系全部关系的纽带，西方现代化成为“道德天堂”与“人间悲剧”并存的蔑视人性的现代化。
此外，对自然法则的蔑视也是物质主义膨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的一大特征。以气候变化为例，在美国，资本的利益超过了全人类的利益。认为气候变化是骗局的所谓“气候变化否认派”，就像“长期的宣传攻势迷惑公众、掩盖吸烟带来危害的烟草公司”，以阻止公众了解事实，以便继续获取高额利润。“在气候问题上持怀疑态度的几乎所有知名科学家都从这些企业收取了大笔资金，或者通过‘捐助者信托基金’（Donors Trust）之类的黑钱渠道得到好处。”（克鲁格曼，第320页）在气候问题上，资本坚持一贯做法，与美国政治深度绑定，让否认气候变化在党派政治中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甚至在整个西方将其高度意识形态化，成为民粹诉求。克鲁格曼认为：“我们今天的统治者竟愿意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而置人类文明于危险境地，更不用说能给他们在化石燃料产业的朋友送去丰厚利润了。”（同上，第316页）资本与政治深度捆绑，自然法则也要让渡于资本法则，让渡于资本孕育出的物质主义价值观，即使人类文明面临生存的危机。这套法则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带向全世界，使得“国家间的商业竞争被一再鼓励，而这带来的只是国家对企业税收的减少，是对环境和个人健康保护的忽视，更是对劳动者核心权益的损害”（斯蒂格利茨，2017年b，第73页）。事实上，今天看似环境优美的西方发达国家，实质上是建立在牺牲发展中国家环境利益基础上的。人性和自然法则在资本逻辑支配下，都是卑微的。
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泯灭人类的价值。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一部对外扩张掠夺的历史。《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35-36页）“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实质是资本扩张的世界，他们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为资本主义的掠夺和扩张创造条件，几百年来不断地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即使不提殖民时期的罪恶，单就二战后的对外扩张掠夺来说，亦触目惊心。同样是一项关于美国的研究表明：“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01年，世界上153个地区发生了248次武装冲突，其中美国发起的就有201场，约占81%。”（中国人权研究会，2021年）这些战争不但给所在国的人民带来了无尽灾难，而且也反噬了美国自身。以阿富汗战争为例，“一般认为，自美军2001年10月7日进入阿富汗以来，当地已有3万多名平民被美军打死、炸死或因美军带来的战乱死亡，受伤人数超过6万，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同上）2021年，美国不负责任地从阿富汗一走了之，不但给阿富汗人民留下深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给地区稳定带来巨大的安全挑战。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就2021年国际形势和外交工作接受新华社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采访时说的：“喀布尔机场混乱不堪甚至人性泯灭的一幕，将永远被定格在人类的记忆中，成为所谓‘民主改造’失败的历史标记。”
除了直接发动战争外，他们还运用“金融掠夺”这种看起来更文明的方式进行对外扩张掠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就以这种帮助的名义，让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并打开当地市场让发达国家的商品融入，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不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开放它们的农产品市场”，而这些“带着华尔街的影子，承载着它们利益的东西”，被推广到了发展中国家。（参见斯蒂格利茨，2017年b，第9-10页）如此一来，就完成了资本的渗透和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在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事实上成为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现代化的牺牲品，被“设计”的现代化的最终结果是逐步丧失国家经济政治主权的独立性。此外，通过不公开的战争以达到控制和掠夺一国的目的，美国也是轻车熟路。“以支持代理人战争、煽动国内叛乱、暗杀、提供武器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直接或间接方式频频对其他国家进行干涉，给相关国家社会安定和民众安全带来严重伤害。”（中国人权研究会，2021年）“天赋给他们的人权”不过是掩盖其对外扩张掠夺的“遮羞布”。这样的现代化道路也加深了西方自身的社会危机。“西方国家一再出现危机的原因，就在于将情况看得过于简单。而这也是金融资本主义的成就所在，其帮凶就是那些新自由主义机构——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央行、国际专利保护法案等——以及由企业与金融寡头对政府的取而代之。”（兰德斯，第25页）
西方现代化高扬“人道主义”旗帜，本质上是“霸权主义”。人道主义与霸权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西方现代化缔造的资本主义文明无论多么“伟岸”，也难以掩盖给人类带来的无尽灾难。以资本为中心缔造的文明，在其背后是最大的不文明，是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泯灭和对人性的蔑视。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代表的现代化必将被摒弃，也必将被人类社会发展缔造的新的文明形态和现代化路径所取代。
二、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建设的现代化必须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我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特别强调了5点，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2021年b,第7-8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2021年c）中国式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实现了“五大文明”协调发展，摒弃和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路径，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的现代化，破解了资本无序发展、野蛮泛滥所导致的人类社会发展难题，让资本为人类的文明发展服务。在14亿多人口规模的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其规模将超过现在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14亿多人口进入现代化社会，本身带来的示范效应是巨大的。如何实现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路径方法，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方略，都是中国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的中国方案。“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习近平，2021年b，第11-12页）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天然具有对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是其本质特征。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利益是唯一的利益诉求。“正因为无私，才能本着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经常检视自身、常思己过，才能摆脱一切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的围猎腐蚀，并向党内被这些集团、团体、阶层所裹挟的人开刀。”（习近平，2022年a，第13页）这是不被资本驾驭，而驾驭资本的根本制度保证。“中国成功的特质是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在他们需要时，不顾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修正国家经济的发展模式。”（斯蒂格利茨，2017年b，第261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遏制其消极作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是机制性的结构保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伟大创造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紧密结合，有效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存在的各种形态的资本的驾驭能力。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社会主义制度从根本上避免资本对政治干预，杜绝权力服务于资本的西方政治弊端。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坚持包容、普惠、均衡发展，促进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现代化两极分化无视社会发展正义，导致社会分裂、对抗、撕裂、冲突的社会发展难题。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西化”的现代化道路中，也陷入两极分化、社会分裂的陷阱。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作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在涉及人民现实利益的根本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夯实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习近平，2021年b，第12页）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都没有少，历史性地破解了绝对贫困问题，向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扎实迈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将会更加有力的发挥出来，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实践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共同富裕不是一个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要让全体人民的团结在国内得以实现，而且也把这份团结带到国际上。中国式现代化让“富裕”不再是制造分裂，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而是全体人民走向美好生活的共同奋斗目标，并且以中国发展带动世界共同发展，以中国人民的幸福带动世界人民的共同幸福。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西方物质主义膨胀给人类带来的发展难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内嵌于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习近平，2021年e,第4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在打破资本主义虚假民主与虚假自由的枷锁，逐步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事业中，真正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第52页）。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可以超越物质主义膨胀的西方现代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中国人民结成了基于共同信仰和追求、共同团结奋斗目标的共同体。在这里，个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可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双重和谐。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性选择。譬如，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始终如一。“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习近平，2022年c）这不但是中国破解资源环境约束突出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顺应技术进步趋势、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迫切需要，而且也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迫切需要，是主动担当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迫切需要。“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习近平，2021年d）
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国强必霸的历史怪圈，推动发展中国家走向自信自强的现代化，壮大了世界支持和平、主持正义的力量。中国始终站在世界正义的一方，在自身获得发展的同时，也希望别人获得发展，这构成对西方对外扩张掠夺现代化的超越。中华文明没有对外扩张掠夺的历史，对外扩张掠夺也不存在于中华民族的基因中。“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靠的不是对外军事扩张和殖民掠夺，而是人民勤劳、维护和平。”（习近平，2021年a，第11页）新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50多年来，“中国人民始终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合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2021年f）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中国始终支持团结抗疫，为世界走出疫情的阴霾奉献了中国力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中国努力向世界提供20亿剂疫苗，为世界应对疫情作出巨大贡献”。（《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倡议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超越了西方“普世价值”，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提出坚持发展优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普惠包容、坚持创新驱动、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行动导向的全球发展倡议，超越了“华盛顿共识”，为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实施路径。
中国坚持走自己的路，自信自强走向现代化，为与中国命运相似而依然徘徊在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天然的示范，形成了自然的吸引力，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事实上，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之后，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依然处于对发达国家经济的依附状态，走上“被现代化”道路，再次成为西方掠夺的对象。“当所有其余发展中国家都追随‘华盛顿共识’的步伐而狂热地追求着GDP的增长时，中国一再清晰地认识到，它应该追求一种可持续的和更加平等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模式。”（斯蒂格利茨，2017年b，第259页）“世界没有定于一尊的制度样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国都有权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需要的道路。”（《习近平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中国走自己的路，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
三、结语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中国历史文化母版的简单延续，不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模板的简单套用，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中国式现代化是对西方现代化的摒弃和超越，中国的成功为人类带来希望，为人类发展创造美好未来提供可能，也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进入新的变革动荡期。“人类发展指数30年来首次下降，世界新增1亿多贫困人口，近8亿人生活在饥饿之中，粮食安全、教育、就业、医药卫生等民生领域面临更多困难。一些发展中国家因疫返贫、因疫生乱，发达国家也有很多人陷入生活困境。”（习近平，2022年b）疫情防控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新动能、社会生活新模式、人员外来新路径成为不同制度和文明都在适应、都在探索的现代化新内涵，新一轮国家间竞争的新模式也呼之欲出，这不但涉及综合国力、科技实力，更涉及谁能更好的为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找到出路，提供可供选择、可供学习、可供借鉴的经验和制度文明，为人类点亮未来发展的希望明灯。“这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各国的领导力和制度优越性如何，高下立判。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习近平，2021年b，第7页）
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清醒认识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艰巨而伟大的社会革命，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2022年a，第12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新征程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发展，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定走自己的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这既是我们党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习近平，2021年b,第11页）习近平总书记科学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实质和价值旨趣，这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的最本质不同，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给人类社会带来不同发展结果的最本质区分。中国式现代化，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进程中，也一定可以为世界发展提供稳定的中国预期，为世界人民走出疫情的阴霾，“一起向未来”提供中国方案，为人类社会实现更好发展提供“中国蓝图”和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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