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更加多元取向的世界环境史研究——《世界环境史》海外名师系列讲座引介

内容提要：2021年春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依托《世界环境史》课程邀请了11位国际知名环境史学者进行了在线讲座。这个系列讲座并非追求一种马赛克式的科研成果拼盘，而是基于对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学理层面的反思。环境史学在国际学界兴起凡半世纪有余，在中国发展亦逾30载，学人们既需要明确学术传承的初心，梳理学脉流变的态势，也要探讨环境史对我们所处时代根本问题能够作出何种回应，继而明确值得深入钻研的方向。

作者：费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历史学系教授，兼任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大洋洲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环境史组织联合会（ICEHO）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是：世界环境史理论，特别是大洋洲的移民环境史。代表作有：《再造金山：华人移民与澳新殖民地生态变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近代华人移民与南太平洋地区复合生态的形成》，《历史研究》2020年第1期；《“环境焦虑”与澳大利亚殖民地反华话语的构建》，《世界历史》2017年第4期。Email: feish@mail.sysu.edu.cn。

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2年第2期P55—P57

责任编辑：梁光严   张南茜

近年来，持续的疫情不仅让学界更加关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也空前推进了网络教学与科研的实践。2021年春季，中山大学历史学系依托《世界环境史》课程邀请了11位国际知名环境史学者进行了在线讲座。我们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合作，在此呈现这一系列讲座的要旨。

需要说明的是，组织这个系列讲座，绝非要追求一种马赛克式的科研成果拼盘，而是基于对学术史的总结以及学理层面的反思。首先，环境史学在国际学界兴起凡半世纪有余，在中国发展亦逾30载，学人们需要定期“顾后”而“瞻前”。“顾后”，就是明确学术传承的初心，梳理学脉流变的态势。需要注意的是，环境史作为一种研究门类，本无谓东西，但其作为一个专业名词无疑是舶来品，尤其与美国学界的知识生产及传播有密切的关系。因此，讲座开篇环节先后邀请了唐纳德·沃斯特以及约翰·麦克尼尔两位学者，结合自身学术阅历进行学科综述。这两位教授都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毫无疑问是公认的学术权威。沃斯特是美国环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其本身经历堪称一部学术史。他不仅目睹了美国环境史知识生产与制度建设的细节，甚至是操盘手之一。当大部分专家在论证这个研究领域创生的必要性时，他用史实告诉我们这个学科成长的可能性。以“顾后”为基础，“瞻前”就是要探讨环境史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根本问题能够作出何种回应，继而明确值得深入钻研的方向。在此，比沃斯特年轻一代的约翰·麦克尼尔堪称领军性人物。他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是美国环境史学界长期关注跨学科对话、开拓跨国性议题的代表。其研究最大的特色有二：一个是以某个具体议题（如能源消费结构的变化）为抓手，统合世界各地区相关的历史；另一个是以具有内在联系的自然地理单元（如加勒比海、地中海等）作为研究基础，不再拘泥于行政地理的单元。他强调，环境史分期应该以人与环境关系变化的节点性事件作为依据。在讲座中，麦克尼尔使用了“人新世”这一概念，介绍历史分期的新思路及理由。

在介绍环境史学史和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本系列讲座希望提醒学界同仁注意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即环境史研究从理论起源到实践操作都不仅仅以美国学术界为唯一典范。事实上，自环境史学科滥觞，学者们就开始关注不同地域中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几乎所有的联系。美国的环境史研究也存在多个流派，比如沃斯特和麦克尼尔的研究就是和而不同，他们分别以美国西部史与全球史为起点，而他们所展示的也只是某一种类型或者精神气质（ethos）的环境史研究。

美国环境史学具有无可否认的强大国际影响力与话题主宰性，极大激励了世界各地环境史研究的发展，但也可能产生问题。比如，对国内学界来说，由于语言障碍以及跨国学术交流的有限性，观察国际同行的工作难免出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疏漏，有时可能只留意到在国际舞台上最耀眼的美国学者。因此，本系列讲座尽可能广泛地邀请母语并非英语或者非美国史的学者来畅谈各自的学术心得。这或是本系列讲座的最大特点。这种安排的灵感来源之一，是全球最著名的环境史科研平台——慕尼黑大学蕾切尔·卡逊环境史研究中心（Rachel Carson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History)。该研究中心常年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驻访，常态化维持着30位左右的学者驻扎写作并主持研讨，只要是从环境角度开展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均有机会。这为不同学科、不同文化背景乃至不同政治价值观的学者平等且从容地展开交流创造了机会，绝大部分专家都因此开拓了眼界和思路。因此，本系列的讲座也专门邀请该中心的负责人、欧洲环境史学会前任主席克里斯托弗·毛赫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他采用一种以地方看国际的视角，从德国慕尼黑的环境史出发，对欧洲环境史的特色问题进行了梳理，展示了许多美国经验不会或不足以涉及的问题，如古代乡村景观的现代化转型问题等。

顺着这一理念，本系列讲座试图进一步向学界引介北大西洋世界之外的环境史研究，特别侧重亚非拉历史或所谓“南方国家”的历史。这首先是因为“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过去30年国际史学研究中兴起的重要概念之一。它一方面兴起于欧美国家对近代殖民地历史的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来源于“南北矛盾”这一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刺激。无论是地理上的南半球，抑或是国际政治上的南方，都是常常被国际主流话语所轻视的边缘地区。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即便南方国家处于失语状态，南北问题也具有联动性。一方面，从能源危机、地区性战争、难民危机、恶性传染病的跨国威胁来看，北方国家不能独善其身。另一方面，从污染产业与废弃物转移、自然资源开发与贸易乃至气候变化问题来看，南北关系涉及一种全球物质流动与环境正义问题。“全球南方”的概念，提醒学界注意南方国家的共通性问题。虽然不同南方国家在近现代史上的具体遭遇不同，但是无一例外都背负处理传统文化与殖民主义遗产的压力，也都要面临新兴国家治理与赶超式现代化的挑战。比如，面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之时，南方国家不是主要责任主体，但遭遇的困难更直接，付出的代价更沉重。事实上，南方国家通常面临经济发展滞后与环境破坏的双重困境，而这并非仅仅依靠其自身能力建设或内部制度调整就能解决的。第二个原因是，中国是南方国家的重要一员，我们不应忘记这里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最集中的自然资源以及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在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今天，必须对最广义上的世界及生活在其中的人群有所关爱。而“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又让中国空前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南方国家。这些都产生了专业知识生产与消费的新需求，包括南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区域，都为我国环境史研究提示了发展的新契机。

出于这些考量，本系列讲座特地邀请了来自南方国家或者在相关地区史研究中成果突出的学者：巴西的丽思·塞德雷斯讲授拉丁美洲沦为“新欧洲”的历史变局；孟加拉国的苏尼尔·阿姆瑞斯讲授南亚跨国人口流动问题；生长于南非的桑德拉·斯沃特介绍南非自然保护区的发展史及争议；长年扎根于越南的大卫·比格斯讨论越南的军事与景观变化；闻名于西班牙语学术圈的安东尼奥·奥尔特加分享西班牙帝国经济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新西兰的新锐学者毕以迪探讨英帝国生态—文化网络的发展；精耕于南太岛国的保罗·达西评析了原住民本土知识与海洋环境史议题。他们或从近代殖民帝国的架构入手，或从地方性经验出发，展示了环境史研究如何帮我们全面深入思考亚、非、拉国家及南太岛民的历史命运。他们充分展现了北大西洋世界之外的环境史研究特色，也为中国环境史或东亚环境史研究提供了极好的参照。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学者亚历山德罗·安东内洛为这场讲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他是目前国际上南极洲历史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而南极洲是我们国内文史学者极少涉猎的领域。他系统地介绍了近现代历史上西方大国对南极的认知、探索、研究与管理之历史，充分展现了极地环境史研究的价值以及环境史研究拓展的空间边界，极具启发意义。

毋庸置疑，任何学术研究都难以做到空间与议题上的完备性和充分性，遑论一组讲座。尽管从具体的研究议题上看，本系列讲座关注了从陆地到海洋、从寒带到热带、从人类到动植物、从渔猎到工业、从杀生到救生的许多领域，但这依然远未实现我们从国际视野反哺本国学术发展需求的宏愿。这或许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永恒挑战，但这恰恰使得每一代中国学人有可能也有必要为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添砖加瓦。对中国学者乃至大众而言，“放眼看世界”的时代远未结束，而且会越来越重要，环境史学研究理应为此作出积极不懈的努力。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的学子们参与了2021年春季学期《世界环境史》混合式教学在线系列讲座的翻译整理工作。每篇讲座内容都经过了翻译整理和校对两个环节，并由我本人审校一遍。这些学子中，除李星皓为博士研究生外，其余为硕士研究生。在此，也感谢他们的努力，相信这次参与式教学实践对提高他们的环境素养和环境史研究意识会有很大帮助。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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