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拉美自主理论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代表人物是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两人曾分别担任巴西科技部长和阿根廷外交部长。自主理论以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为思想源泉，突破了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将外围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主体”而非“客体”，围绕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自主来构建理论。自主理论认为，主权平等掩盖了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秩序掩盖了由自主程度不一的国家构成的等级秩序，并强调外围国家国内精英集团对维护或改变依附状态至关重要。针对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自主理论提出，在依附和革命的选项之外，外围国家还有第三条道路——自主，可以通过创造性地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回旋空间，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目标，最终摆脱对中心国家的依附，实现自主发展。作为一条可行路径，自主理论将自主与一体化联系起来，提倡志同道合的外围国家一起实施共同的一体化战略，形成一个贯通的、有凝聚力的系统，扩大资源和市场基础，提高生产规模，促进内生性发展，提高在国际层面的集体议价能力。
关键词：自主理论 外围国家 发展主义 依附论 一体化
作者简介：赵晖，新华社高级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拉美系博士研究生。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4期
国际关系学带有突出的西方中心主义“烙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西方主流理论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更是将国际关系学称为“美国的社会科学” 。然而，随着第三世界的经济崛起和思想觉醒，包括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等在内的拉美本土理论在全球国际关系研究中崭露头角，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学科话语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发起一定挑战。形成于东西冲突和南北冲突共生时代的自主理论，深受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影响，自成一派，被视为拉美学界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大理论贡献。
一、自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拉美国际关系研究对“自主”概念的大讨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中期。当时，由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过度的向外扩张中实力有所滑坡，东西方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导致美苏关系出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一度得到缓解。与此同时，曾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为维护共同利益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合力，以成立七十七国集团等实际行动来推动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力图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第三世界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拉美国家逐步成为国际舞台上反对霸权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经历了从东西视角到南北视角、从自动结盟到不结盟、从泛美主义到拉美主义、从重安全到重发展、从对美依赖到对外多元的五大转变。
第一，从东西视角到南北视角。受长期沦为欧洲殖民地等历史原因的深刻影响，拉美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传统、民族构成等方面与西方有着天然的联系，因而拉美精英阶层在自我认知上将自己认同为西方体系的一部分。二战后，拉美作为美国势力范围的这一事实在雅尔塔会议上得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默认。杜鲁门推行反苏、反共的冷战政策时，拉美更是被强行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战略体系。
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国内种族矛盾白热化，美国国家实力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石油危机的爆发、原材料生产国的出口红利以及美苏关系和美中关系的缓和，预示着国际权力关系的调整和重塑。这些事件导致拉美国家的统治集团开始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能力产生怀疑，并看到了第一世界没落式微、第三世界发展壮大进而发展中国家在重构国际经济秩序中施加更大影响力的可能性。基于这样的预判，拉美国家在考虑自身在未来世界格局的地位和作用时，将立足点转向南方，更多地关注南北关系而不是传统的东西关系，对第三世界的身份认同也不断加深。这一时期，以墨西哥埃切维里亚总统、委内瑞拉佩雷斯总统、阿根廷庇隆总统、巴西盖泽尔总统等为首的拉美国家领导人都积极发展与域外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第二，从自动结盟到不结盟。二战后，美国为加强对“后院”的控制，力主推动拉美国家与美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结盟。1947年，拉美国家被拉入美国一手炮制的《美洲国家间互助条约》。1948年，美国主导的美洲国家组织成立，成为美国干涉拉美事务的重要工具。战后初期，先后有13个拉美国家同美国签订了双边军事互助条约，美国在拉美建立了400多个军事基地。在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机构中，大多数拉美国家成了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一些拉美大国甚至将与美国 “自动结盟”奉为对外政策的圭臬。
但随着冷战中期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两极格局的削弱、欧洲和日本等“第二世界”的复兴、一大批政治独立的新兴国家的涌现，在全球范围内推高了不结盟运动的浪潮，不少拉美国家也开始从“结盟”转向“不结盟”。1961 年9 月，古巴成为当时拉美国家中唯一一个不结盟运动成员国。1972年8月，不结盟运动外长会议首次在拉丁美洲召开，掀起了拉美国家加入不结盟运动的一个高潮。1974年，基辛格对拉丁美洲“滑入不结盟集团并使我们在世界各地的问题更加复杂”的前景感到担忧。到1979年9月第六次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在古巴哈瓦那召开时，拉美已有11个国家成为不结盟运动正式成员国，另有11个国家为观察员国。拉美国家成为不结盟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在捍卫 200 海里海洋权的斗争中，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捍卫海洋权益、反对超级大国的海洋霸权主义发挥了带头作用，最终推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做出了明确规定。
第三，从泛美主义到拉美主义。泛美主义最早由玻利瓦尔等人在拉美独立战争期间提出，目的是联合拉美国家抗击西班牙，谋求独立，摆脱殖民地位，巩固和维护自身主权。19世纪末，随着美国从大陆扩张阶段进入海外扩张阶段，泛美主义开始被美国利用，成为美国加速对外扩张的一面“大旗”。通过频繁使用“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美国对拉美国家进行武力干涉和经济扩张。一方面，在军事上将一些拉美国家变为自己的保护国，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排挤欧洲列强在拉美的影响力，使该地区逐渐沦为美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与此同时，拉美各国的对外政策受到美国的蛮横干涉。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以古巴意识形态与泛美体系不相容、导致西半球团结处于危险之中为由，对古巴实行孤立政策，推动美洲国家组织通过了驱逐古巴的决议。到1964年年底，拉美国家中只有墨西哥与古巴保持外交关系。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随着拉美国家经济实力逐步增强、民族主义不断高涨，要求改革泛美体系、以拉美主义取代泛美主义的呼声便越来越高。1975年10月，在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倡议下，拉美23国政府代表签署《巴拿马协议》，宣告拉丁美洲经济体系成立，以协调拉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共同立场，提高拉美国家在国际对话中的地位。这是继1948年成立联合国拉美经委会、1949年成立拉美大学联盟、1960年成立拉美自由贸易协会、1964年成立拉美议会、1969年成立拉美特别协调委员会之后，拉美国家成立的又一个代表“拉美主义”的地区性组织。所有这些机构都有助于在国际法层面强化“拉美”这一概念，有意识地与美国及其倡导的泛美主义拉开距离。
第四，从重安全到重发展。战后初期，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西半球的发展，积极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在拉美培植大量亲美反共的右翼军人上台执政，并提升对亲美政府的军事援助力度，巩固双方的军事合作，一致反共，维护集体安全。这一时期，拉美在东西方冲突中旗帜鲜明地站在美国一边，许多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都被打上了反苏、反共的印记，将防止共产主义渗透这一安全问题置于首要位置。
随着世界格局从战后初期的美国独霸演变为美苏均势，冷战开始进入缓和阶段，拉美国家的对外政策开始从单纯战略安全利益转向社会经济发展考量。许多拉美国家公开拒绝“拉美与美国之间有特殊的和排他性的关系”这一说法，不再“谈共色变”，加强了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取得突破性发展。20世纪70年代，共有11个拉美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此外，拉美经济民族主义呈现出十分强劲的势头，对内坚持发展民族经济，以进口替代工业化为发展路径，摆脱外国控制；对外维护经济主权和独立，强烈谴责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而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忽视和回避，让一些曾寄希望通过美国援助和双边合作来改变落后状况的拉美政府抛弃了幻想。1969年5月，21个拉美国家在智利的比尼亚德尔马召开会议，讨论拉美与美国之间不平等的经贸关系问题，公开表达对美国的强烈不满，并强调各国有权自由支配其自然资源以及经济合作不能附带政治和军事条件等原则。
第五，从对美依赖到对外多元。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中，拉美国家纷纷摆脱了西方殖民统治，赢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上仍被英国、德国等西方垄断资本牢牢控制。二战期间，英国的实力显著下降，拉美国家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基本中断，美国垄断集团实现了排挤竞争对手、夺取该地区经济统治地位的目的，从而确立了在拉美的经济霸权。如20世纪70代中期，仅美国跨国公司就控制了拉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工业生产的1/3、出口的2/5、银行资产的1/2。
随着拉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不少拉美国家掀起了大规模国有化运动，将以美资企业为主的大批外资企业收归国有。1960—1976年间，拉美国家将约200家外国企业收归国有，其中美资企业158家、英资企业8家、其他国家企业34家。与此同时，美国在拉美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也不断下滑，从二战后初期的50%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40%左右。到了1979年，美国仅占拉美进口的34.9%、出口的38%。美国对拉美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也从1950年的38.8%下降至1980年的17.9%。与此同时，西欧国家、日本在拉美的贸易和投资显著增长。拉美国家同苏联、东欧等经互会成员国之间的经贸交往明显增多，与亚非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往来也日益频繁。
在美国霸权相对衰落、拉美自主实践兴起的现实背景下，拉美学界特别是南锥体国家的国际关系研究开始密集关注和探讨通过自主外交实现国家利益的可能性和制约条件，由此产生了以“自主”为核心概念的学术共同体。巴西学者雅瓜里贝和阿根廷学者普伊格是其中的佼佼者。
二、雅瓜里贝的主要观点
出生于1923年的雅瓜里贝是巴西知名学者，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参与组建了巴西社会民主党，并曾出任巴西科技部长一职。早在青年时期，雅瓜里贝就曾参与创立巴西高等研究院，宣扬带有强烈发展主义色彩的思想。
在1969年发表的《拉美的依附和自主》一文中，雅瓜里贝采纳了拉美发展主义的一些“诊断”结果，指出拉美国家存在依附性的三个结构性趋势：停滞、边缘化和去国家化。首先，贸易条件恶化、进口替代不彻底和外部融资不可持续，导致了经济停滞，并由此带来了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停滞。其次，随着越来越多的失业农民迁移到城市，中心城区的贫困带越来越庞大。这部分人群在经济、政治、教育等领域都处于边缘化地位，无法融入工业化进程，只能从事低端第三产业，导致社会边缘化问题突出。再次，在战略性经济部门、文化层面和政治军事层面都出现了去国家化现象。由于跨国公司、外资企业的比重不断增加，拉美国家失去了对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性行业的控制权。外资企业在做决策时考虑的是中心国家的利益，与拉美国家谋求内生性自主发展的设想南辕北辙。与此同时，拉美国家科技创新能力弱，不具备推动和促进科技发展的机制性保障。而在国外大学深造的拉美年轻人回国后，只想充当外来知识的“传送带”，没有致力于建立研发中心以推动本国的科技进步，导致科技依附不断延续，形成了文化层面的去国家化。此外，借抵御共产主义“威胁”之名，拉美军队加强了对美国国防系统的依附，不仅从美国大量引进武器和战备物资，还有大批拉美高级军官接受了美国方面提供的军事培训。通过政变上台的军政府，以及由军队与保守派结盟组成的威权政府，也在政治上不断巩固与美国的依附关系，造成政治和军事层面的去国家化。
1979年发表的《外围自主和中心霸权》一文是雅瓜里贝全面阐释自主理论的代表作品。在文中，雅瓜里贝运用历史—结构分析法，在宏大的历史视角下，将国际体系作为自主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他看来，当时主导世界格局的主要是两种秩序。第一种秩序是两个超级大国所代表的两种帝国系统之间体现出来的复杂的竞合关系，第二种秩序是帝国系统内部存在的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关系。虽然两种帝国系统具有鲜明的差异性，但也有相同点，即内部结构的不对称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系统内部的对立和紧张。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国际上存在着新的等级制度，根据自我决断能力的高低，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全面支配型（primacía general）。二战后的20年里，美国是唯一的全面支配型国家，主要体现在本国领土的不可征服性，以及具备全球统治能力和实施核反击以摧毁进犯者的军事能力。苏联则依靠20世纪60年代末科技军事实力的稳步提升，日益接近全面支配型的标准。第二类是地区支配型（primacía regional）。苏联是地区支配型的典型代表，拥有对某些特定地区而非所有地区的统治权。当时正在实施“联美抗苏”政策的中国较有希望晋级到这一类别。第三类是自主型（autonomía），包括西欧国家、中国、日本。其特点是，虽然本国领土不具备不可征服性，但可以对可能的侵略者实施物质上或道德上的惩罚。此外，在本国内部事务和国际事务上具有较大的自我决策空间。相对于严格意义上的全面自主型，还有地区自主型（比如中东的伊朗、南美的巴西等）以及行业自主型（比如沙特阿拉伯等）。第四个类别是依附型（dependencia），涵盖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受制于具有全面支配或者地区支配能力的外来国家，有的还受制于具有自主能力的中等强国。
雅瓜里贝认为，在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系统内部存在的支配和依附的关系，既是社会客观现实的反映，也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两厢情愿的结果。换言之，那些处于依附状态的国家并非被强制要求依附的，而是本国的精英集团出于自身利益考量所做的对外政策选择。在这一帝国系统内部，发挥居间作用的是那些具有全面自主能力的中等强国。但是，自主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已经具备地区自主或者行业自主能力的国家有可能“升级”为具有全面自主能力的国家，而以前具备全面自主能力的国家也有可能“降级”。
在自主还是依附的问题上，雅瓜里贝认为，只有同时满足两个静态结构性条件和两个动态功能性条件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自主型而非依附型国家。
第一个结构性条件是“国内可行性”（viabilidad nacional）。国内可行性取决于一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逐步摆脱依附状态而掌握和支配的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国际交换能力的程度，包括自然资源、战略资源、工业、原材料、农产品、能源、科技以及接轨国际贸易的公共政策等一系列内部条件，同时也与一国的科技发展状况、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民众道德及教育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如果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或者社会集体道德水平较高，实现自主的物质要求就会相应降低。雅瓜里贝根据国内可行性的高低，将全世界分为三类国家。第一类国家具备实现自主发展的充足条件，包括美国、苏联、中国、日本、欧共体、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第二类国家具备在经济上建立自主发展计划的最低条件，包括印度、拉美的大国和中等国家、阿拉伯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第三类国家则不具备自主发展条件，比如中美洲和加勒比小国、非洲国家和部分亚洲国家等。
第二个结构性条件是“国际宽容度”（permisibilidad internacional）。国际宽容度的概念更加抽象，是指一国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层面所拥有的对冲他国发动实质威胁的条件。这些条件既可以是内部的，比如一国的经济、军事实力，也可以是外部的，比如与他国建立防守联盟。以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这三个拉美大国为例，巴西和阿根廷的国际宽容度比墨西哥要高，更容易增强自主性，这是因为美国对墨西哥进行直接干涉的能力要比对巴西和阿根廷高得多。与此同时，国际宽容度并非常量，会随着国际大环境趋于紧张或缓和而发生变化。比如，同在冷战时期的两极格局下，国际宽容度会根据两极之间对抗的激烈程度而有明显变化。
此外，自主还有两个功能性条件，分别是“技术—企业独立”和“种族—文化相近”。技术—企业独立的典型代表是欧共体和日本。在欧共体内部，尽管法国比西德更多拥有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但西德的自主性明显高于法国。雅瓜里贝认为，这是由于西德在技术和企业层面更加独立，更具有内生发展动力。而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无论在政治、军事上还是在技术、企业上都不具备充分的自主条件，但由于这些国家在种族和文化上与美国非常接近，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因此在帝国系统内部也享有较高自主权。
雅瓜里贝指出，结构性条件属于赋权型条件，与一个国家采取的对外政策关联甚小，却与社会文化融合程度、民众道德教育水平密切相关。而功能性条件属于操作型条件，可能会因外围国家的自身努力或者中心国家的行为改变而发生变化。
通过考察国际格局从两极向多极发展的趋势，雅瓜里贝对拉美政治的未来走向提出了三种假设：继续保持卫星式依附、革命、自主。与依附模式或革命模式的“内在不稳定性”不同，自主模式具有“相对稳定性”。鉴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帝国体系内部为符合美国基本利益和价值观的外围国家提供了相当大的自主空间，他认为拉美国家可以选择“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这一模式的自主体现在两个层面。第一是决策过程的自主。自主发展和自主一体化运动，意味着拉美国家根据自身利益，自由地做出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重大决策。第二是发展模式上的自主。“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不是简单地复制新自由主义模式或共产主义模式这两种存在着严重意识形态冲突的发展模式，而是有别于它们的第三条道路。这一融合国家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拉美国家作为自主行为体在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上的结合，另一方面是在不损害其身份和社会最佳发展条件的情况下，通过地区一体化，形成一个贯通的、有凝聚力的系统，扩大成员国的资源和市场基础，提高其生产规模和生产力，确保整个地区的内生性发展。
雅瓜里贝认为，一体化进程是对拉美国家自主发展进程的再保险，也是从地区层面改善拉美国家国内可行性的工具。与此同时，拉美一体化进程的核心价值体现在政治上而非经济上。因为这一进程一方面关乎拉美国家的自主，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拉美为建立一个更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根据拉美的实际情况，他指出，拉美一体化应该是开放的和渐进的，“同心圆”式一体化是比较理想的一体化模型。他力主建立阿根廷—巴西联盟，通过双方强烈的政治意愿来推动实施共同产业政策，并以这一战略联盟为基础，打造和引领南方共同市场。
雅瓜里贝是南方共同市场的坚定捍卫者。他认为，南方共同市场不仅有效提高了成员国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也维护了成员国在国际层面的自主权。这一双重优势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未来是美国独霸天下还是多极世界相互制衡，能否在国际舞台上实现自主决策将决定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能否以最佳方式融入国际新秩序。而在南方共同市场这一圈层之外，还有涵盖更多国家的南美洲国家联盟。他期待，在“同心圆”式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下，南美国家相互抱团，通过自由贸易和地区合作，从整体上提升成员国的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宽容度，从而实现自主。
三、普伊格的主要观点
出生于1928年的普伊格是阿根廷国际关系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曾于1973年短暂出任过两个月的阿根廷外长，期间筹备了与英国就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问题的谈判，后因坎波拉总统辞职而告别政坛。1976年，为躲避军政府迫害，普伊格流亡到委内瑞拉的一所大学任教，并在那里撰写了大量有关自主理论的书籍和文章。
对普伊格来说，提供真正自主方案的唯一途径是“放弃那些基于我们自己以外的现实建立起来的理论框架”。普伊格的自主理论建立在对阿根廷和拉美进行历史政治分析的基础之上，将自主作为拉美国家外交政策的核心范畴，同时也作为民众需求和历史斗争的表达内容。其代表作品有1980年出版的《国际学说和拉美自主》、1983年出版的《马尔维纳斯和国际制度》、1984年出版的《拉美：外交政策比较》等。
国际体系中存在的无政府状态与等级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普伊格构建自主理论的出发点。普伊格认为，国际体系与人类社群一样，都具有明确的职能分工，都被一套具有最高效力的分配制度所支配和管理，即有人做出决策，有人遵照执行，有人服从决策。他将国际社会“原子化”，大体分为三类群体：最高分配者、低级分配者和接受者。拥有核武器等超大威慑力的美国和苏联统治者是最高分配者，其他国家元首以及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掌门人是低级分配者，而除此以外的其他所有人都是接受者。
通过综合分析全球性大国传统优势衰减、帝国体系稳定性出现松动、欧佩克等新的国际行为体不断涌现等国际形势新特点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普伊格做出了“集团间不可渗透性” “集团内部自主化”等判断。他认为，二战结束后形成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将世界分割为两个不同的集团，相互之间存在着互不干涉的默契，导致两个集团之间“不可渗透”。这也决定了集团内部的相对稳定性，即一个集团的中心国家无法通过对另一集团的外围国家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来削弱集团内部的支配和依附关系，也就不可能推动外围国家从现有的集团中脱离出来。与此同时，集团内部的中心国家可以运用足够多的政策工具来保证对外围国家的支配和主导，一旦有个别外围国家有“异心”，中心国家还可以争取集团内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声援来进行压制。然而，真正的变化却可能来自于内部。外围国家的精英集团在充分认清国际社会现实和本国自主决策潜在空间的前提下，通过渐进式自主化，借助高超的危机管理艺术，有可能最终实现与中心国家的战略性切割。
普伊格反对依附论给出的“令人沮丧的和虚无主义的答案”，不认为“依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结构不对称的自然结果”。他指出，“拥有最高分配者的国际制度与各国人民渐进式自主化之间并非是不相容的。”在不采取革命的情况下，外围国家并非只有依附这条路可以选择。相反，外围国家通过实施自主外交政策，可以参与修改旧规则、制定新规则，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甚至对中心国家形成一定制约，并最终摆脱依附地位。他将“自主”定义为，在现实世界的客观条件下，一国可以拥有的最大的自我决策能力。他认为，追求自主意味着“扩大自己的决策空间，这通常意味着减少其他人享有的决策空间。实现更大的自主权意味着预先发生战略性零和游戏，其中一个人赢得另一个人失去的东西”，“无论好坏，对抗都是不可避免的”。
普伊格认为，外围国家在依附和自主之间拥有四种外交政策选项：类殖民性依附，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阶层沦为中心国家的附庸；国家性依附，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将依附视为国家发展的理性选择，将中心国家的利益纳入本国的国家计划，通过依附寻求在未来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非正统性自主，即外围国家的统治集团制定不同于中心国家的国家计划，追求不同于中心国家的国家利益，但不挑战中心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脱钩性自主，即外围国家从中心国家主导的集团里脱离出来，挑战其全球权力。这代表了外围国家从殖民地似的原始历史依附到最终实现最大程度自我决策的不同形态。但这些形态之间的逻辑并不是单向线性发展的，而是会根据特定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前进或后退。
在类殖民性依附模型中，外围国家虽然享有主权，但在参与国际政治经济活动时与殖民地并无二致，其政府充其量只不过是中心国家权力结构下的附属品，完全听命于中心国家的最高分配者。受制于来自外部的政治统治，这些国家经济完全丧失自主权，以中心国家的利益为导向，大力发展资源开采活动，向中心国家提供其工业发展所需的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且绝大部分利润被转移到国外，而不是再投资并促进本土经济发展。与此同时，本国市场成为外国工业制成品的倾销市场，令本土手工业和制造业生存艰难、濒临崩溃。在中心国家的默许下，这些国家的少数群体享有超高特权，维持着与现代经济不相容的统治形式。1821年独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仍处于政治经济“半殖民”状态的秘鲁属于这一类型。
在国家性依附模型中，外围国家的决策者部分行使国内最高分配者的职责，制度化的国家决策系统虽独立于外部干涉，但却受到外部影响力的高度制约。统治集团接受依附状态，并试图从对外依附中获取最大的国家利益，争取未来取得更大自主权。他们将依附“合理化”，根据依附情况制定本国的发展目标和国家政策，谋求依附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同时为国际体系中的高级分配者划定不可逾越的“底线”。一旦触碰底线，外围国家将会做出反应，甚至是激烈反抗。比如19世纪的阿根廷，在面对欧洲列强向拉美国家强加治外法权、运用武力讨债等触碰底线的行为时，阿根廷表现出典型的国家性依附特点，相继提出卡尔沃主义和德拉戈主义，得到了拉美各国的支持，阻止了欧洲列强以外交保护为名行干涉他国内政之实以及用武力向他国索取契约债务的行为，维护了本国和其他拉美国家的正当权益。
在非正统性自主模型中，外围国家在接受中心国家领导的前提下，其决策者较为充分地行使国内最高分配者的职责，在涉及本国发展模式、对外交往战略等国家决策层面享有较高自主权，不接受中心国家机械地、教条地将以自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的政治和战略考量强加在他们身上。同时，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弱点和错误，来拓展本国的国际回旋空间。而中心国家也允许外围国家自主制定本国的几乎所有政策，并在一些涉及非核心利益的一般性议题中存有分歧。但对于中心国家的核心诉求，外围国家必须做出积极回应，否则，中心国家会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所有力量来迫使外围国家就范。实施非正统性自主外交政策，有时如同“在刀锋上行走”，尤其需要准确判断中心国家的一般利益在特定条件下“升级”为核心利益的临界状态并及时调整以与其保持一致，以维护中心国家在集团内部的领导地位。19世纪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追随英国的美国是这一模型的突出代表。
在脱钩性自主模型中，外围国家决定切断与中心国家的关系，从既有的集团内部脱离出来，完全独立自主，国内最高分配者也不必再顾及中心国家的战略利益。19世纪末的美国就成功实施了脱钩性自主外交政策。当时的美国决策者决定在全球范围内明确挑战英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其结果是两国达成了“19世纪的雅尔塔协议”，英国承认美国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主导地位，而美国则承诺不干涉英国在南美洲的利益。然而，实施这一外交政策的风险系数较高，不仅可能穷尽国家资源，还可能导致完全有违预期的结果。因为一旦国家缺乏在国际体系中足够的生存能力，极有可能还会回到以前的依附状态。比如，古巴在脱离以美国为主导的集团后，并没有实现完全自主，而是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国家性依附和非正统性自主间摇摆。
对于外围国家从依附到自主的“进阶”条件，普伊格特别强调国内精英集团奉行自主战略的决心和在集团内部建立反对中心国家的联盟。他认同雅瓜里贝有关“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宽容度”的表述，认为外围国家具备“国内可行性”是实现自主的重要内因。在“国内可行性”的构成方面，他指出，除了拥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外，存在坚决走自主化道路的功能性精英集团（élites funcionales）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这是因为，“依附性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决定的，而不是物质决定的”。精英集团所采取的行为至关重要，如果他们以功能失调的方式行事，不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那么，他们将成为中心国家主导部门的权力“传送带”，促进和巩固依附现象；但他们如果发挥积极的功能性作用，也可以推动实现依附的最小化，从而逐步达到自主。而在外因上，他主张外围国家要走出孤立状态，与集团内的其他外围国家结成联盟，汇聚成共同的权力性资源，以反抗中心国家的统治。但他同时也指出，一体化本身并不是自主导向的，而是工具性的，即推动一体化进程并不必然导致自主的发生。只有将一体化的目标设定为实现自主，成员国通过一体化进程完成国内国际战略的协同发展，实现自主的条件才有可能得到加强和完善。
普伊格认为，拉美国家的自主，比如庇隆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属于非正统性自主，主要是在两极格局中美国影响力下降的背景下发生的。非正统性自主的一个典型特点是，依附国家虽然接受中心国家的战略性领导并维护中心国家的核心利益，但至少可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公开与中心国家“唱反调”。第一，自主确定本国发展模式，而不必过多考虑中心国家的需求；第二，自主发展不具有国际战略性的对外关系；第三，区别对待中心国家作为单独国家的国家利益和作为帝国系统领导者的国家利益。基于第三点，普伊格认为外围国家在系统内部可以通过联合自强，以集体的方式对抗中心国家向其强加的仅符合自身利益而不符合系统整体利益的目标。于是，他提出了“休戚相关的一体化”（integración solidaria）的概念，主张超越以往仅仅从贸易和经济角度考虑一体化功能的做法，加入更多政治和文化等内容，建立“包括自主在内的地区共享的价值观”J，从而实现整个地区的逐步自主。此外，一体化不应局限在谋求自主的功能性精英集团上，而应该着眼于民间社会，从国家的宏观层面到个人的微观层面都达成对“民族区域”而非“民族国家”的共同认知，推动具有自主意愿的区内国家开展涵盖广泛的多领域战略性合作，摒弃只考虑经济收益的模式，结成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以集体的方式寻找更大的国际活动空间，进而调整与中心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关系。
四、对早期自主理论的评价
雅瓜里贝和普伊格的观点尽管并非完全一致，但仍有很多共通点，都是在借鉴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核心观点的基础上，以更符合外围国家现实需要的“自主”概念替代经典现实主义的“权力”概念，作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发展、约束跨国主体行为、增强国际谈判能力、与国际体系中更为强大的行为体博弈并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
在蒂克纳看来，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对拉美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于解释了在全球分工和资本主义运作机制由外向内的作用下，外围国家的发展潜能是如何被压制、国家主权是如何被否定的。而继承了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中心—外围”结构分析方法的自主理论，其中心任务是界定政治自主和经济自主在对内、对外两个维度上的潜能，并设计出行之有效、最大化地激发这些潜能的战略。
布里塞尼奥—鲁伊斯和西蒙诺夫则认为，拉美虽然是发达地区国际关系理论的被动接受者，但仍基于其外围视角发展出了一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本土理论。其中，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最为突出。而以普伊格和雅瓜里贝为代表人物的自主理论，尽管其影响程度较低，但“仍可称得上是拉美对国际关系学的第三大理论贡献”。科拉克莱也认为，自主理论为弱小国家寻找减少脆弱性方案的努力，超越了具有虚无主义色彩的依附论，也超越了现实主义对弱国自主行动能力所持的悲观结论。
第一，突破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既定框架，围绕拉美国家的核心关切——自主来构建理论。在现实主义的语境中，权力界定利益。权力斗争在个人层面和国家层面的作用机制是一致的，都是为了控制对方、使对方屈服。通过外交政策实现国家利益的过程就是保持、扩大和展现权力的过程。与权力相比，自主从来不是中心国家需要关心的问题。作为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国际制度的制定者，中心国家拥有足够大的操作空间，可以在有利的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环境下自主开展对外行动，最大限度地追求本国的国家利益。沃尔兹指出，“权力是面对外部力量仍保持自主的能力”。换言之，自主是相伴权力而生的，由具备巨大权力属性的行为体来行使。中心国家因为拥有巨大权力，几乎享有完全自主，而外围国家的自主则是先天不足的，甚至是缺失的。
对于权力概念在分析国际行为体互动方面的重要作用，雅瓜里贝和普伊格都不否认，但同时也提出权力并不能涵盖所有内容，尤其是被中心国家所忽视的自主问题。自主理论认为，不同于中心国家在国际权力争斗中产生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居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更关心的是经济社会的欠发达问题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自主。这是因为，在与国际体系的互动中，自主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外围国家能否有效抵挡来自中心国家和跨国行为体的制约和影响，以及国内精英集团能否自由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不同领域做出符合国家利益的重大决策。自主理论转换视角，将外围国家视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体”而非“客体”，提出了以自主作为替代方案来提高国际回旋空间、减少或终结依附现象的一系列主张，符合外围国家的核心关切和利益诉求。其思想原创性是发展中国家对国际关系学科的重要贡献，为思考外交政策和国际政治提供了不同于已有的国际关系主流派别的视角。
第二，批判性地吸收拉美发展主义和依附论的核心观点，理性分析依附的内外成因。自主理论继承了拉美发展主义有关“中心—外围”结构的论断，进一步提出国际体系存在等级制度。雅瓜里贝根据自主程度的差异，将国际体系分为全面支配型、地区支配型、自主型和依附型四类国家。普伊格则将国际社会“原子化”，突出被主权国家的表象所掩盖的国际权力的不平等，并根据命令—实施—接受的传导过程，分为最高分配者、低级分配者和接受者三类群体。虽然对等级的具体表述不同，但他们都传达了一个相同信息，即极少数拥有核武器这一排他性物质条件的国家居于国际体系的中心地位，通过制定国际规则，对外围国家实行不同程度的控制。然而，对于拉美发展主义仅从经济角度探寻欠发展原因、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地区一体化来改变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主张，普伊格认为存在方向性错误，因为“没有对不公正的根源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提出质疑”。
对于依附论强调除了经济依附以外还存在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领域依附的判断，自主理论表示认同，但明确反对依附论将外因扩大化。雅瓜里贝认为，拉美国家长期处于依附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精英充当了中心国家统治的“传送带”，有意或无意地压制了社会变革和技术创新，导致自主能力的匮乏和缺失。“外围国家的依附与其说是中心国家强加的，不如说是国内精英为换取阶级好处的一种选择”。普伊格则强调，必须了解清楚国际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是如何制约外围国家的，而不是简单地归咎于外部因素。他赞同“依附论将问题推给外部而不自省是逃避现实”的说法，并指出内部因素的影响也至关重要，尤其是国内的功能性精英，他们既可以推动和巩固依附，也可以争取依附最小化。他认为，依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行为体层面的，而不是物质层面的。换言之，自主理论相信，国内精英的意愿、决心和信念对一个国家的自主程度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第三，为外围国家指明出路，提倡建立共享价值观的全面地区一体化。针对外围国家的出路问题，自主理论提出，在依附和革命的选项之外，外围国家还有第三条道路——自主。这是因为，中心国家的统治与外围国家的自主之间并非不可兼容的，相反，依附国家可以在满足国内一系列必备条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利用国际体系提供的回旋空间，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战略目标。其中，作为实现自主的主要路径，地区性的经济联合和政策协调必不可少。自主理论主张将自主与一体化联合起来，认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面对来自中心国家的统治，外围国家只有通过与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实施共同的一体化战略，才有可能从整体上加强成员国的“国内可行性”和“国际宽容度”，促进内生性发展，提高在国际层面的议价能力。
对此，雅瓜里贝提出“发展和一体化的自主模式”的概念，提倡建立“同心圆”式一体化，以阿根廷—巴西联盟为基础，开放地、渐进地吸收本地区更多国家参与一体化进程，帮助成员国以最佳方式融入国际新秩序，为成员国的自主发展提供保障。普伊格则对唯经济论的一体化模式提出质疑，建议用“休戚相关的一体化”来代替“相互依存的一体化”，在以经济和贸易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一体化议程中加入更多政治和文化等内容，建立地区共享的价值观，包括对自主的共同认知。他特别强调一体化的工具属性，认为一体化本身并不能保证成员国实现自主，前提是所有成员国都要将一体化的目标设定为实现自主。自主理论将一体化作为实现自主的工具，并不是刻意贬低一体化，而是将其置于实现自主的中心位置。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雅瓜里贝和普伊格的自主理论曾有过短暂辉煌，但之后随着拉美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地区一体化努力受挫，自主理论开始陷入沉寂。借助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美国扭转了冷战中期在拉美地区重要性有所下降的趋势，开始“强势回归”，对拉美事务的干涉也不断增多。在新自由主义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作用被削弱，市场力量抬头，促使拉美国家纷纷转向低姿态的对外战略。在此情况下强调自主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尤其是冷战结束导致国际格局发生根本性转变，使得形成于东西冲突和南北冲突共生时代的自主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一方面，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的解体宣告了东西冲突的终结；另一方面，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崛起也改变了南北冲突的固有形态。这让自主理论的解释力遭遇了危机。有批评认为，自主理论被用来强化国家机器，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并最终会伤害到普通民众的实际利益。此外，实施自主外交政策的拉美国家也会因与美国对抗而遭“秋后算账”，给国家实力造成负面影响。
埃斯库德在梳理1889—1989年这100年间的阿根廷外交政策时发现，从反对美国“门罗主义”，到两次世界大战中保持中立，再到冷战时期奉行“第三立场”、加入不结盟运动、拒绝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冒险发展中程弹道导弹“秃鹰II号”计划等，阿根廷对美国一贯采取对抗态度，但由于力量对比悬殊，美国一有机会就对阿根廷进行经济、政治等多方位打压，损害了阿根廷的国家利益。与此相反，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历史经验以及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在二战后的复苏表现，足以说明与霸权国家保持战略协同、避免对抗的重要性。
基于以上这些判断，埃斯库德提出“外围现实主义”，提倡对自主进行再定义。在他看来，自主不再意味着行动自由，因为“几乎所有中等国家都拥有巨大的行动自由，甚至可以达到自我毁灭的程度”。他在有关自主的辩论中引入了成本概念，提出以实现行动自由的相对成本来定义和衡量自主，采用审慎态度、战略视角以及功利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来决定自主实践的广度和内涵。同时，“有必要区分自主本身和自主的使用。当使用自主是为了巩固国家的权力和（或）福利基础，可以视为自主的投资，而如果仅仅是为了证明本国不受任何其他国家监护，则是自主的消耗”。此外，他反对为了所谓的“荣誉”“尊严”“骄傲”等象征性目标去实施对抗性自主外交政策，认为这只是满足了精英集团的虚荣心，最后承担成本的还是下层民众。他认为，自主必须从消除外部政治对抗开始，不能被浪费在具有挑战性或象征性的态度上，而必须通过提高国家权力属性和改善人民物质基础的决策和行动来维持，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加以强化。
埃斯库德力主外围国家的对外政策保持尽可能低的姿态，使其政治目标与所在地区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的政治目标相匹配，并在可能的情况下谋求与中心国家结盟，建立良好的“宏观关系”，为外围国家的国际交换、经济增长、社会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为广大民众争取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而在地区一体化议题上，外围现实主义与普伊格提出的“休戚相关的一体化”划清界限，不再将增强地区自主能力设定为一体化的目标，而希望在接受现行国际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地区一体化来最大化地激发外围国家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潜能。
针对埃斯库德“唱衰”自主理论的做法，一些拉美学者表达了异议。如托卡特里安和卡瓦哈尔认为仅仅从物质利益来定义外交政策、确定政策目标是非常片面的。在以结构不对称为主要特征的国际体系中，争取自决和主权的斗争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是外围国家生存的必要条件。“自主”本身不是“消费品”，而是为增强外围国家的行动能力、以务实方式融入世界体系服务。西蒙诺夫也认为，虽然东西冲突已经终结，但自主理论并没有因此丧失它的解释力。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南北对抗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有所增强，甚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特别是，中心国家加大了对国际组织的控制，并继续保持对外围国家的绝对科技优势，从而进一步强化了统治—依附关系。
进入21世纪初，随着美国霸权受到新的挑战并威胁到已有的均势结构，加之一些拉美国家重拾自主战略中的政治协调功能，自主理论迎来了新的发展。不同学者先后提出了“关联性自主”“疏离性自主”“参与性自主”“孤立性自主”“融入式自主”“多元化自主”和“区域性自主”等概念。这些新的理论范式在延承雅瓜里贝和普伊格主要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补充和扩展，在分析框架上表现出与时代特征相符的异质性，代表了研究自主问题的新视角，同时也反映出自主理论具有超越特定历史时期的解释力。
本文转自“拉丁美洲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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