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80—P81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原题《拜占庭货币文化在丝路上的传播与融合——以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为例》，摘自《历史教学》2022年2期，周学军摘
在5—8世纪的丝绸之路，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是拜占庭金币在东方的广泛传播，来自地中海世界的货币出现在亚洲东端，无疑是此时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频繁交流的结果。
伊拉克略一世是拜占庭帝国伊拉克略王朝的首位皇帝，他不仅推翻了弗卡斯的残暴统治，还终结了自查士丁王朝末期开始的社会动荡与严重危机，将拜占庭帝国重新拉回到稳定发展的轨道上来。而他最重要的功绩就是远征并击败萨珊波斯帝国。
伊拉克略一世在位期间发行的钱币有金、银、铜三类。其中银币发行总量不多，铜币主要用于国内流通，因此这两者在境外的分布较少；流入境外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是金币。除重量外，这些金币的图案与铭文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别。在他发行的四种单位当中，塞米西斯、崔米西斯和减重索里得的发行量远远低于索里得。后者既是帝国的基准货币，也是宣传皇帝意志的主要媒介，广泛用于财政支出、军费发放以及赔款、结盟等重要对外事务，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更广，因此出现在亚洲中部及东部地区的金币也主要是索里得。拜占庭帝国以外的金币存在两种较为普遍的现象：一是穿孔与剪边，这是由于拜占庭帝国的法律无法保护境外的金币免遭破坏；二是仿制，且各地因制作技艺差别较大，仿制的效果也千差万别。
根据目前各地能够获取到的考古信息和图片，可知在中亚及以东地区既存在伊拉克略一世的官方铸造金币，也存在其他地区制作的仿制金币和金片。首先，中国境内出土的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与仿制品共有7枚，其中可判断为拜占庭官方生产的金币仅有1枚，仿制金币共4枚，还有2枚仿制金片。其次，在亚洲东北部的蒙古高原也发现了具有伊拉克略一世金币特征的金币与金片。最后，在中亚也出现过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及仿制币，但由于未能系统搜集与整理那些地区的出土资料，因此能够用来研究的相关信息并不充分。
由上可知，伊拉克略一世时期发行的金币索里得和以其为原型制作的仿制金币和金片在中国、蒙古、中亚地区均有分布，且与拜占庭帝国其他时期相比，仿自此类索里得的金币与金片数量更多，说明在7世纪初及稍晚些时候，伊拉克略一世的第二类索里得在上述地区的传播十分广泛。
伊拉克略一世金币与仿制品在中亚及以东地区的传播与仿制，与此前其他皇帝金币所遇到的情况并不相同。这一判断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出。
第一，根据中国境内出土的拜占庭金币及仿制品的时间分布来看，无论是金币还是仿制品的原型，都在6世纪中后期出现一个明显断层。这个明显的断层说明前后两个时期东西方丝绸之路上的政治、经济交往发生了剧烈变化，使得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的渠道在6世纪中后期出现一次中断，而到7世纪初又再次建立。类似的情况也反映在中国境内出土的仿制金币上。同样地，在中国出土的拜占庭仿制金片中也存在类似的分布。仿制金片的图案类型也说明，6世纪中后期拜占庭帝国的索里得在中亚及以东地区存在一个明显的断层。
第二，还有一个现象能印证拜占庭金币的东传渠道在7世纪前半期发生了变化。从现有资料看，6世纪中期之前的拜占庭金币和仿制金币存在较为普遍的剪边、穿孔等现象，而7世纪之后的金币和仿制金币大多完整，仅个别存在穿孔现象。穿孔、剪边、镶环等现象，反映出这些金币开启了第二个功能：饰物。由此一来，5—6世纪中期与7世纪以后的金币和仿制金币在剪边与穿孔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说明金币在从通货过渡到饰物时的遭遇不同，前一个时期镶嵌到饰物中的情况较多，后一个时期则直接作为挂饰或未经穿孔直接赏玩。这样的差别很可能是由于拥有金币的人群发生了变化。
在6世纪中后期至7世纪初的丝绸之路上，能够导致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的途径及使用方式发生如此明显变化的原因，在于中亚地区政权的更迭，突厥取代嚈哒成为中亚的统治者。当然，突厥取代嚈哒也导致另一种结果，即西突厥汗国在查士丁二世时曾派遣使者来到君士坦丁堡，并且在此后数年间保持着比较频繁的使节往来。拜占庭帝国与西突厥汗国的关系在7世纪初出现变化。当伊拉克略一世推翻弗卡斯的统治后，当时的帝国内外交困，他通过改革暂时稳住内部事务后，于622年4月发动对最大的威胁波斯的远征。伊拉克略一世新铸造的大量金币，以及此前社会上已有的弗卡斯金币，作为结盟的条件被送给西突厥可汗，在突厥人治下以及与之有往来的地区广泛传播，从而造成7世纪初的拜占庭金币再次大量出现的结果。
综上可知，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在中亚及以东地区广泛传播的直接原因，与6世纪中期之前拜占庭金币于该地传播的原因略有不同。虽然突厥推翻嚈哒占据了中亚，并在6世纪中后期与拜占庭保持频繁的政治互访，但这种政治关系并没有直接促成大量金币东传至中亚。直到7世纪初，为远征波斯，伊拉克略一世以大笔金钱作为条件拉拢西突厥可汗，才使得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大量进入突厥人辖下的中亚和东北亚，并由此进入中国。
拜占庭金币向东传播后，它们被仿制，出现一系列带有拜占庭钱币特征的金币、金片。在考察此类仿制品时，伊拉克略一世索里得上的形制，特征鲜明，辨识度极高，有利于追踪仿制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变化。
这是因为各地制作者在钱币模具的制作水平方面存在差异，仿制品上的图案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形，而且由于不同人群审美以及文化喜好的差异，原有的钱币图案也会被修改，由此导致许多仿制金币和仿制金片上的图案只能判断其原型的大致时间。而伊拉克略金币上的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有着非常明确的时间线索。
首先，伊拉克略一世的金币与6世纪中期之前的其他拜占庭金币一样，凭借其确定的规格、足金的品质，以及直观且具有视觉冲击力的人物形象，在中亚及以东地区颇受欢迎，被仿制成金币、金片，有的还被穿孔、镶环。其次，仿制金币和金片上的图案在制作时对所仿原型做出了些许调整，这反映出当地人的审美倾向。再次，仿制金币和金片对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图案所做出的调整还反映出金币所有者的价值取向。
从现有资料来看，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融合体现为：该类型金币深受草原上突厥统治者的欢迎，被大量仿制；在仿制时，拜占庭钱币上的人物形象得以保留，但在细节上被稍做改变，融入了当地统治者的审美和价值取向，不仅将人物的形象改成他们更为认同的大脸庞，还调换了一大一小两个人物的左右位置，以适用草原地区突厥统治者尚右的文化内涵，从而完成了拜占庭货币文化与草原文化的融合。
综上所述，7世纪初，拜占庭皇帝伊拉克略一世在远征萨珊波斯前，为有效打击敌人，以赠送给突厥可汗大笔金币为条件，邀请西突厥汗国合击波斯。这促成伊拉克略一世在7世纪20年代发行的索里得金币大量涌入突厥人治下的中亚和草原地区。由于此类金币上的一大一小两并排胸像与当时突厥实行的双王制有一定契合，因此更受欢迎，被大量仿制。在仿制的过程中，当地统治者对于大脸庞的审美品位以及尚右的价值观念被融入进来，制作出既有鲜明拜占庭货币要素又有东方草原文化内涵的仿制金币和金片。
事实上，伊拉克略一世金币形制在丝绸之路上的流传并非特例，它是5世纪后拜占庭金币涌入中亚及东方其他地区并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缩影，也是拜占庭文化沿丝绸之路向东方的传播与融合的缩写。因此，包括金币在内的欧亚大陆西端的拜占庭文化元素才能向东传播，将5—8世纪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推向新的高峰。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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