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7期P72—P73
作者单位：
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原题《“一带一路”视野下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回顾、反思与展望》，摘自《武汉大学学报》2022年3期，周学军摘
西南茶马古道是我国历史上内地同西南边疆地区和周边邻国进行商贸、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中央政权对边疆地区的治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与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文化寻根”热潮的兴起和地方史研究的兴盛，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就此拉开序幕。早期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依附于南方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倾向，这是因为南方丝绸之路的概念提出和研究起步较早，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越发意识到西南茶马古道的独立性，使之从南方丝绸之路框架下剥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回顾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三十多年来的发展，主要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西南茶马古道时空范围的界定。由于古道时空界定涉及的相关问题非常复杂，学界的认识一直处于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因此这一基础性的议题可以说贯穿了三十年来的古道研究，成为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时间范围上，由于明清时期和近代早期的资料相对丰富，资料的获取也较为容易，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古道研究主要聚焦于这两个时段。近十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古道的时间上限已经推进到隋唐时期。空间分布上，学界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线到网络化、从狭义到广义、从云南向周边不断拓展的过程。不过，“茶马古道”概念所涵盖的空间范围的扩大，一方面使学界的视野逐渐拓展，人们对古道历史全貌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另一方面也使这一概念面临过度扩张、失去明确内涵的危险。
（二）西南茶马古道商贸活动及其催生的人口、族群与文化问题。其中，关于茶马互市的讨论肇始于民国时期并一直延续至今，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因此成果也较为丰厚。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有关茶马贸易的讨论更加深入。这些成果分别从不同角度讨论了不同时代的茶马贸易情况，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学界对茶马贸易的认识。西南茶马古道不仅仅是贸易线路，也催生了与之相关的人口、族群与文化现象。西南茶马古道作为沟通中原腹地与西南边疆地区的重要通道，在历史上为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融合、推动文化交流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三）与西南茶马古道相关的考古学和文化遗产学研究。早期的古道研究多基于传世文献资料和民间口头文献资料。近十多年来，随着考古学界和文化遗产学界的介入，实物资料在这一领域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
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目前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的论文、专著已有上千种，研究内容涵盖古道概念、时间范围、空间分布、线路走向、商贸结构、商品运输方式、商帮及其组织形式、沿线人口迁徙与族群互动、文化交流与传播、古道价值与意义、遗产保护与开发等多个层次。不过，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古道的研究一直不够科学、系统、规范，学术探索往往与地方政府和文化产业界对旅游开发的推动纠缠在一起，导致相关研究呈现出一定的游记化、感性化倾向。其次，研究在地域上、时段上出现断裂。最后，不同学科之间存在明显的壁垒，跨学科的研究成果较为罕见，历史文献资料、语言学资料、田野挖掘和调查资料之间缺乏互证，难免有盲人摸象之嫌。
长期以来，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不够科学、系统、规范，不仅阻碍了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也使该线路遗产的申遗和保护工作缺乏坚实的知识基础。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要突破瓶颈，纠正以往的游记化、感性化倾向，就需要以“一带一路”的新视野来引领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体来说，“一带一路”的新视野包括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借鉴丝绸之路的研究范式，汲取研究经验。丝绸之路研究，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研究已逾百年，学术成果丰硕，研究经验丰富，作为同类廊道遗产的研究范本，值得借鉴。陆上丝绸之路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或者说较重要的研究经验，大致有三。首先是拥有整体概念框架和研究格局。其次是以扎实的文献研究为基础。最后是综合多学科方法，使宏观分析与微观考察相结合。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新视野，是拓宽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思路、推动研究进一步发展的肯綮所在。
第二个层面是融入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框架。西南茶马古道是一个开放的道路系统，它与陆上丝绸之路等古代道路系统密切相关。正因如此，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只有拥抱“一带一路”的新视野，融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外交流史研究框架，才能获得更为全面宏观的认识。
第三个层面是在对接“一带一路”倡议中突出现实关怀。在新时代研究西南茶马古道，离不开“一带一路”的广阔视野，借助这一视野，有利于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叙事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格局中找准当代定位，提升实践价值。
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存在地域和时段上的断裂，而这种断裂又明显阻碍了研究格局的拓展，导致学界始终未能将古道研究提升到中华文明研究的高度。未来的西南茶马古道研究需要摆脱这种断裂的困局，以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为相关研究领域注入活力。
大地理，就是要以西南茶马古道为切入点，关注其途经的整个西南地区及部分西北地区，从行政区划上来说就是陕、甘、青、川、黔、滇、藏七个省区。作为线路众多、历史悠久、牵涉族群广泛的古代贸易和文化通道，西南茶马古道的面貌必然是驳杂多样的，民间性、地方性与官方性、全局性也一定是共存的。西南茶马古道的研究者不应过于强调任何一个侧面，而是应该打破地区本位，以大地理的思维站在全局高度去考察，力促学术共识的形成。
大历史，意味着西南茶马古道研究要弥合时段上的断裂，关注古道在隋唐到近代一千多年的历史跨度里的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特质。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中的很多问题，都是由于大历史思维的缺乏一直悬而不决，解决这些问题没有捷径可走，必须进行较长时段的观察和深入细致的分析。
大文明，是指西南茶马古道研究应当提升到中华文明研究的高度，着力探索古道与中华文明的深层联系。这种文明研究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研究古道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二是研究古道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交流方面的贡献。西南茶马古道参与下的这种文明整合与交流的模式，以和平共处为主要基调，在世界历史上较为罕见。今后的古道研究应当充分讨论这一模式的内涵和特征，挖掘它的价值和意义，讲好古道上的中国故事。
总而言之，站在三十年来的学术基础上继续推进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使之更上一层楼，必须具备大地理、大历史、大文明的新思维。西南茶马古道研究的宏观目标，也不能局限于研究古道本身，而是力图揭示中国西南大地理、大历史和大文明的整体格局。
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涉及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文化遗产学等多个学科领域，但迄今为止各学科方法在古道研究中的综合运用却较为少见，这阻碍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比学科壁垒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古道研究的文献基础不足。因此要在整理民间文献的同时，充分挖掘和合理利用这一历史文献体系，充分利用出土文献资料进行对照研究，借鉴丝绸之路研究的成功经验，将西南茶马古道研究推向学术化、深入化。
今后西南茶马古道领域的发展方向，应当以文献整理为核心，综合运用文献学的分类编目、文献计量、版本校勘方法，历史学的考据法、口述史、比较史学方法，以及社会语言学、民族语言学方法，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的田野调查法等多学科方法，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研究。近年来，在“一带一路”视野的引领下，学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认识到西南茶马古道研究不仅应当摆脱地域、时段上的限制，还要以文明研究的眼光面向国际，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形成协调机制，通过中外学界的共同努力，推动西南茶马古道保护和申遗工作；认识到这一领域不仅要夯实文献基础，还要注重不同学科的交叉综合。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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