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存在一个被称为三和青年的特殊群体。作者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通过对三和青年劳工群体的个案研究，运用“社会化—认同”的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化过程中身处的“四个世界”作用于其自我认同的机制进行分析。
作者：赵巍
来源：《求索》2021年第2期
摘要
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同时脱离城市和农村的分工体系，处于“双重脱嵌”的危险之中。处于这一情境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形成了独特的“双重边缘人”自我认同，即既不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也不认为自己是农村人。三和青年便是这类群体的典型代表。过往研究将这种认同的形成归因于城市和乡村双重外推力的作用，忽视了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认知主体的自我认同建构过程。本研究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通过对三和青年劳工群体的个案研究，运用“社会化—认同”的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化过程中身处的“四个世界”作用于其自我认同的机制进行分析，指出其自我认同的建构经历了由“合法性认同”到“抗拒性认同”的转变过程，并最终形成了三和青年特殊的自我认同。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三和青年;双重脱嵌;
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超越老一辈农民工成为进城务工人员主力，对这一群体的行为特征与心理特征的研究显得愈发重要。近年来，关于“民工荒”与农民工“短工化”的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种种迹象表明，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进厂工作，与此同时乡村空心化与老年化的现象也愈演愈烈，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似乎正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两套体系之外。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存在一个被称为三和青年的特殊群体。该群体成员来自深圳市三和人力资源市场，大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民工，普遍都不愿进厂工作，长期依靠该人力市场提供的大量日结工作维生，混迹于当地的廉价网吧玩游戏，并以“做一天玩三天”为口号在网络上聚集在一起，热衷于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和人生经历，活跃于百度贴吧和各网络平台1。三和青年群体的生活方式表明，确实有一批新生代农民工同时脱离了城市和农村的分工体系。该群体迥异于老一辈农民工的行为方式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已经发生了某种裂变。
通过对三和青年群体的观察，笔者发现该群体明显呈现出“双重脱嵌”的特征：常年脱离乡村生活、与乡土社会的关系疏远，又没有稳定工作、长期游离于城市分工体系之外，明显脱嵌于城市与乡村两套体系。同时，他们对自身乡土特征的掩饰，对城市主流价值观的否定，又充分显示出“双重边缘人”自我认同的特征。此外，他们宁愿靠日结收入维持极低水平的生活，也要长期待在网吧上网。这些极端特征使三和青年成为研究新生代农民工行为与心理特征的独特个案。
“双重脱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认同
过往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相较于老一辈农民工显示出更多鲜明的个性特征2。他们对乡村的认同大大低于老一辈农民工，普遍有在城里安家立业的期待，但是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也和老一辈农民工一样遇到了巨大阻碍3。他们这种既没有融入城市又脱离了乡村的生存状态，被学者称为“双重脱嵌”:既游离于制度性权力结构和福利保障体系之外，也在客观纽带和主观认同上脱离传统乡土中国4。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双重脱嵌”困境的研究主要有三类：有学者认为这种困境是既有制度设计导致的农民工“制度脱嵌”,叠加该群体主动与乡村社会“传统脱嵌”行为的结果5;也有学者从生命历程展开分析，认为留守经历塑造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智结构，使他们与乡土社会相疏离，并且影响了他们对城市工厂劳动的适应，导致他们最终陷入“双重脱嵌”困境6;还有研究指出，当下城市和农村社会正同时从经济和文化上对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外推力，这种“双重外推力”导致他们陷入了“双重脱嵌”,进而沦为“双重边缘人”。除了各自分析的偏重不同外，既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的不足。首先，忽视了“双重脱嵌”既是一种结构困境也是一种行为特征的重要面向。由于偏重结构分析而忽视行为主体的能动性，缺乏对宏观结构与微观心理之间作用机制的分析，将行为视为结构的自然结果，因此既有分析框架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都处于“双重脱嵌”困境的情况下，只有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变成了“漂泊的原子”。而用“双重边缘人”概念刻画新生代农民工时，又在某种程度上混淆了“社会认同”、“群体认同”与“自我认同”三种不同形式的认同，忽略或简化了社会认同作用于自我认同的机制和过程，从而在解释力上显得力有未逮。其次，既有研究忽略了新生代农民工成长过程中新出现的一个重要变量，即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的兴起。相较于老一辈人，新生代农民工受互联网的影响要大得多，然而在过往研究中这一因素却很少被提及。
研究框架与方法
米德认为，个体对自我角色的想象，是在生命早期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获得的，通过对重要他人行为的类型化，儿童得以形成“一般化他人”的认知，并在实践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不断调整这一认知，最终形成较为稳定的自我7。彼得·伯格在米德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化理论，他将社会化定义为个体通过持续内化其所处的客观现实中的结构性知识，从而不断建构自己的主观现实的过程。伯格划分了初级社会化与次级社会化两个阶段，初级社会化主要是个体生命早期在家庭内部完成的，次级社会化则是在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群中进行的。他认为，个体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内化的主观现实是其进行次级社会化的基础，相较而言前一阶段内化的现实要比之后内化的坚固得多。这是因为个体初级社会化过程中无法对重要他人进行选择，因此他所内化的客观现实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在次级社会化过程中，个体需要应对众多客观现实的冲击，其主观世界的合法性来源变成了普遍的制度秩序的赋权8。这种合法性来源的转变意味着个体业已形成的主观现实会不断受到挑战，当个体的主观结构与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广泛的冲突时，其社会化过程就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为了维护主观现实的稳定性，个体在次级社会化过程中发展出了各种维护策略。比如工具性内化策略，即在并不认同的情况下，选择性地将部分客观现实内化，以此维护主观现实的整体稳定；此外还有危机情境下的“更替”(alternation)策略，即当面对与客观现实不可调和的冲突时，个体通过再社会化过程，拆除旧有主观现实的惯有结构，彻底重组现实的属性9。
在这一理论脉络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社会化—认同”分析框架，对新生代农民工在不同社会化阶段中，如何被不同的结构化客观现实所影响，以及采用何种策略将这些客观现实合理化的过程进行分析。这一框架能够弥补过往研究框架的不足，在区分作为结构的“双重脱嵌”和作为自我认同的“双重边缘人”的前提下，将其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有学者指出，80后青年农民工群体适应城市的实践受到乡土世界、想象世界、城市世界和实践世界四个世界的交互作用之影响10。在借鉴这一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网络世界”替代“想象世界”,提出“乡土世界”“城市世界”“网络世界”和“实践世界”四维模型，作为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化实践的结构框架。相较于80后农民工在进城之前主要是通过返乡人群的口耳相传来对城市生活进行想象，90后、00后农民工更多是通过网络这一跨越城乡的“流动空间”来认知城市世界。对于他们而言，网络世界是一个不必进行城市化而能够直接进行现代化实践的特殊场域。正因为具有了这种可实践性和反身性，“网络世界”便如同“城市世界”“乡土世界”一样成为了一个外在于社会个体想象世界的客观世界。就此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实践世界”不仅包括身体在场的本地空间，也包括脱域的网络空间。而在“社会化—认同”的分析框架下，其实践过程也不止包含了个体在结构性框架内的身体过程，还包括在面对客观现实的冲击时使用何种策略来应对的心理过程(见图1)。
通过观察，笔者发现三和青年是一个同时在线上与线下聚集的半陌生人群体。在线上他们自称为“三和大神”,聚集于百度贴吧、各类论坛、众多微信群和QQ群中；在线下则都曾经或正生活在深圳市三和人力市场周边的特定区域内，构成了松散、流动的三和青年群体。针对该群体这种特殊的线上线下“两栖聚集”的特征，本研究采用了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准城里人”期待与合法性认同的产生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新生代农民工生命早期的成长经历极为独特。这种独特性是由发生在他们青少年时期的两个重大事件塑造的，一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大规模进城务工潮的出现，二是网吧以及智能手机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进城务工潮导致了大批留守儿童的出现，从而深刻影响了他们初级社会化的方式；网络设备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则影响了他们的次级社会化方式。
(一)“光宗耀祖”观念与“准城里人”期待的产生
在奉行祖先崇拜的传统文化中，“光宗耀祖”是一个很重要的家庭教育观念，家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优秀人物们会被一代代反复赞颂，以期为家族年轻一代树立榜样。它代表了文化代际传播中的族群期待11。在传统社会结构中，自下而上的社会流动主要通过科举制度来实现，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被视为“光宗耀祖”的正途。20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着进城务工潮的兴起，收入远高于在乡务农群体的进城务工群体在乡村社会中再造了一个“示范群体”。这一“示范群体”不止在经济上带动了安土重迁的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还在文化上将城市的现代观念系统引入了传统乡村的日常生活，促成了乡村家庭观念与人际关系模式的全面变革12,进城安家、成为城里人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新的“光宗耀祖”的正途。
与此同时，城市公共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城市无法在短期内容纳过多的新增人口，作为调节机制的户籍制度成为了农村人口城市化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大多是作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作为社会身份的农村户籍却难以随之转换为城市户籍。因为有准入门槛存在，进城安家在乡村社会中也就成为了检验某人是否“有本事”的新标准。能够顺利在城里尤其是北上广深这些特大城市里安家，会成为乡间美谈。这种舆论的形成在面子观念浓厚的乡村熟人社会中构成了强大的内驱力，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的年轻人以及预备劳动力的儿童，也就成为了这种舆论压力的主要受众。对于儿童而言，这种压力主要是作为一种“族群期待”作用在他们身上。这在以下案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小时候我家条件其实还可以，在我们那儿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爸年轻的时候脑子比较活嘛，当时在城里包工程，应该还是挣了钱。后来被人骗了，又生了场大病，家里就不行了……(父母)也没说过以后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但是肯定是想要我进城啊，这不用说的，留在农村有什么出息?(HZC13,湖北人，1990年生)
如果说是否能在城市安家是乡村社会衡量一个青壮年“有本事”的标准的话，那么孩子是否表现出被普遍认为更有利于以后适应城市的特质，就成为了评估他们将来是否“有出息”的一个重要标准。“有本事”和“有出息”实质上是“光宗耀祖”观念在当代语境下的衍伸，共同构成了对乡村青少年群体的族群期待。这种期待通过留守农村的长辈群体有效地灌输给了儿童，从而使得“准城里人”期待成为了他们早期社会化过程中所面对的一种主流社会认同。
(二)留守经历与合法性认同的形成
在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中，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中的一方或者双方都长期缺席，这种缺失容易导致儿童自我认知的某种混乱。一般而言，留守儿童会由其祖辈隔代抚养，父母只能周期性地短暂相聚。这导致他们的父母无法像普通父母那样，在孩子形成“一般化他人”认知的过程中为他们提供具体行为示范。换言之，留守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他人分成了身体在场和不在场两部分。身体在场的祖辈是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因而也就天然成为了孩子形成“一般化他人”认知时的主要观察对象。然而通过对祖辈行为的类型化形成的主观现实，很容易就会在之后的社会化过程中被动摇。这种动摇往往首先来自于身体不在场，却同样天然是重要他人的父母。他们虽然并不能为孩子提供具体行为示范，但一旦孩子掌握了语言这种符号化的沟通工具以后，即使通过电话和网络他们也一样可以直接介入孩子的社会化过程。
由于代际思想观念的差异，孩子的父辈与祖辈往往会在孩子的养育观念上产生分歧。这种分歧在数代人共同居住的联合家庭中，往往以父母占主导的方式解决。然而在留守家庭中，情况就要复杂得多。留守儿童往往会发现，从祖辈那里内化的主观现实与自己接触到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明显冲突，尤其是作为重要他人的父母与祖辈的分歧更证明了这种冲突的真实存在。如下例：
他们(爷爷奶奶)哪管得了我……(他们)什么都不懂，我不怕他们，读小学的时候我就经常逃课去上网，他们也拿我没办法，后来读初中了在学校住宿，就更没人管了……我爸妈都在外面打工，也管不到，每次过年的时候回来骂一顿打一顿。后来看我实在不想读书，就说反正读不好书以后就出去打工，随便我了。(XH,广西人，1998年生)
重要他人的冲突导致留守儿童在生命早期对“一般化他人”认知的混乱，这种混乱往往会外化为他们的行为偏差，对长辈权威的蔑视就是很普遍的例子。事实上，同样作为重要他人的祖辈所展现的乡土世界与父辈所展现的城市世界这两种现实，共同构成了儿童在形成“一般化他人”认知过程中所面对的客观现实。由于初级社会化过程中儿童不具备辨别能力，往往会将两种现实一起内化，因此造成了自我认知的矛盾和不稳固。一般而言，这种矛盾的调和最终是通过对“准城里人”期待这种族群认同的内化来实现的。也即，孩子最终认识到自己所身处的乡土世界和城市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但是自己终将会归属于城市世界。这种自我角色的认定既符合乡土世界中祖辈的期待，也符合城市世界中父辈的期待，还与乡土社会中主流的社会认同一致，因此也就获得了合法性，成为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自我认同。
(三)网络世界：可实践的想象世界
在传统城乡二元结构中，现代性知识主要在城市地区被生产和分配，乡土社会则更多保留了传统性知识，现代性知识很难迅速、有效地在其中传播。然而，伴随着农村地区的网络化，这一状况发生了极大改变。网络社会的结构是现实社会结构的再生，而传统的城乡关系则在网络世界中被扭曲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形态。首先，由于网络空间的流动性，城乡二元结构中基于地方空间的空间结构被自然消解了，信息可以跨越城乡地域差异自由流动；其次，传统上依托于户籍制度的差异化社会资源分配体系，在网络世界中也几乎不发挥作用。农村的网络使用者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一个现代性知识所建构的时空体系。虽然城乡差异依然存在，但是在网络社会中，这种差异更多地表现为使用者本身的知识结构差异而非其他。
对于自我认同为“准城里人”的留守儿童而言，扁平化、匿名化和现代性的网络世界，是传统乡土世界中的一块现代化的“飞地”,为他们的城市化训练提供了理想平台。首先，脱域的、扁平化的网络结构使得他们不必进入城市，却能够与城里人一起参与到各种网络事件中。随着这些参与经验的积累，他们对城市世界的了解也不断增加。其次，在匿名性的网络社交场景中，留守儿童能够轻易尝试自己想要扮演的各种角色，因而也就拥有了在想象中的城市世界里进行角色扮演实践的机会。这种实践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他们对“城里人”角色的想象也就越具体。再次，网络平台还为他们提供了各种与城里人公平竞争的机会，他们可以参与各种公共话题的辩论、在大型网络游戏中击败对手，甚至可能因此获得战胜城里人的成就感。
然而，网络世界在为留守儿童提供这些“现代化训练”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网络世界的知识结构是在抽离现实细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现实世界中的实践则必须面对这些复杂的细节，由于缺乏城市生活的经验，留守儿童很容易混淆网络与现实中的城市世界。这种认知偏差的存在意味着，留守儿童通过网络所构建的对城市世界的想象，和真实的城市世界存在着巨大差异，这种差异将会在他们进城过程中对其产生巨大冲击。
短工化与三和青年的产生
从结构上来看，城市社会对于农民工的角色期待并没有随着农民工的换代而改变，在城市分工体系中他们依旧只能居于底层。当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准城里人”期待的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时，他们在扁平化的网络世界中形成的对城市世界的认知，就与现实的城市社会的分层结构产生了冲突。这种冲突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先后造成了两种后果：一是普遍的短工化，二是群体内部的分化。
(一)短工化与“双重边缘人”认同
对于刚刚进入城市又缺乏社会资本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进工厂干流水线是大多数人的第一选择。流水线上简单重复的高强度劳动与全方位的时间管制，对于他们是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体验既与他们在乡土世界中的生活经验相反，也与他们在网络世界中所见的城市世界不同。在调查中，一位来自湖南农村的打工诗人将自己的流水线工作体验描述为“拧螺丝”:
我在流水线上拧螺丝/螺丝在流水线上拧我/我们是两颗狭路相逢的螺丝/拼却一身的力气/拧血拧汗拧乡愁/却拧不出/那个原来的自我(ZQZ,湖南人，1985年生)
由于劳动的低技能化和高度可替代性，这些流水线上的“螺丝”几乎无法获得任何有用的劳动技能积累，也很难获得晋升到管理岗位的机会。对于期待通过工作获得资本积累与社会地位提升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流水线工作无法提供实现“准城里人”期待的路径。这种工厂分工体系与自我认同的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主观现实产生了动摇，普遍对现状不满、对未来迷茫、对生活丧失意义感，频繁更换工作成为了他们反抗现实的一种方式。
在访谈中，被反复提到的辞工理由包括：厂家在招工时虚假宣传、管理严苛没人情味、工作内容枯燥、工作强度过大、工作环境恶劣等等。事实上，工厂体系的这些弊端由来已久。然而与老一辈农民工的忍耐不同，面对既有的不平等劳资关系，在依旧缺乏有效保护自身权益手段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更喜欢用脚投票，寄望于通过不断更换工作来筛选出更好的公司，所谓的“短工化”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另一方面，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眼界更加开阔、求知欲更强，更喜欢通过跨地域、跨行业流动来满足自己体验生活的欲望。在他们看来，既然流水线工作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却无法提升自己，不如通过不断流动来增加阅历寻找机会。因此对于以实现“准城里人”期待为目的进城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看似非理性的短工化行为，却反而是增加社会资本、寻找更好机会，从而实现自我认同的一种更加合理的选择。
在不断找工作的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在次级社会化方式上产生了分化：一部分人找到了满意的工作，对城市世界的客观现实实现了合理性内化，积极融入城市分工体系；另一部分人则一直对现状不满，在频繁换工作的过程中对城市世界的客观现实产生了更强烈的抗拒，试图通过主流分工体系之外的渠道来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正是这种分化导致了后一部分人“双重边缘人”自我认同的产生。对于坚持尝试融入城市主流体系的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虽然他们可能依旧处于“双重脱嵌”困境中，但“准城里人”的自我认同并没有改变，通过不断工具性内化城市世界的结构性文化，其主观现实得以维持稳定。而对于那些频繁辞职却依旧没有找到满意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情况往往会不断恶化。既有研究表明，频繁流动的短工化带给新生代农民工的收益变化呈现倒U型的模式，过于频繁地更换工作会导致收益下降。当情况恶化到一定程度，他们会放弃对城市世界的客观现实进行合理化的努力，主观想法在现实的不断冲击下逐渐崩溃，最终导致了“双重边缘人”自我认同的产生。
(二)作为一种抗拒性认同的“三和大神”
对于三和青年而言，“三和大神”既是他们的网络身份，也代表了作为“双重边缘人”的“双重抵抗”精神：他们以日结为生、“做一天玩三天”的工作与生活状态，是对有着严苛时间管理机制的城市分工体系的回应；他们在网络上聚集，以“大神”自称，发表各种愤世嫉俗的言论，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辩护，是对城市主流价值观的回应。就此而言，三和青年可以被看作是一群城市世界的“反叛者”,他们从城市分工体系与主流价值体系中脱嵌，而后聚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生态和价值体系。对于其他身在三和的普通新生代农民工而言，虽然他们大多也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双重脱嵌”困境，但无论是对城市分工体系还是主流价值观都不会表现出如此激烈的反应，他们依旧在试图融入城市主流体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普通青年不会转变为三和青年，事实上这类事件每天都在三和上演。这一转变过程得以发生的关键既在于两个群体之间在过往经历上的类似，也在于三和当地完整而独特的经济和文化生态。
在日结工作为三和青年带来微薄收入的基础上，三和当地事实上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生态，这一系统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线下经济的上层由私人中介和倒爷构成。私人中介通过垄断日结市场盈利；倒爷则通过倒卖手机、身份证、银行卡、微信号等盈利。线下经济的下层是三和青年，他们通过中介出卖劳动力，通过倒爷出卖各种资产。三和的线上经济生态则超越了三和本地，它之所以形成可能是因为线上支付工具和网络借贷平台的兴起。对于刚刚来到三和、信用体系良好的三和青年而言，蚂蚁、京东等网贷平台都是可以获得收入的渠道。此外，通过支付宝和微信这些网络支付工具，他们还能向人际关系网中的熟人借贷。当因为信用崩塌而无法再从这两个渠道获得收入时，三和独特的团饭经济就开始发挥作用。其基本形式是通过讲故事来获得陌生网友的同情，然后通过支付宝或微信收钱。随着近几年网络直播的兴起，也有一批通过网络直播来获得打赏收入的三和青年出现。
通过对三和社会生态的结构分析可以发现，这既是一个能够为三和青年提供收入、满足基本需求的经济体系，也是一个在具有不断为他们提供自我再生产条件的社会体系。三和倒爷非法收购的身份证、银行卡、微信号等商品，事实上是个体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基础——社会关系的物化，一旦售出就有可能被冒用社会身份从事各种非法活动，而风险则完全由作为自然人的卖方承担。网络借贷平台的贷款看似不需要抵押物，事实上却是以个体的信用体系和社会关系为抵押。一旦个体无力偿还贷款，平台就可能公开起诉他们，将其列入征信黑名单，甚至雇佣讨债公司打爆贷款者手机通讯录上联系人的电话，其结果就是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信用体系的崩塌。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在人际联系紧密的乡土社会，一旦被讨债公司打爆电话，他与家人在乡村社会的声誉也就毁了。这意味着，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将被迫彻底从乡土世界中脱嵌。由于征信系统和银行、交通等众多行业系统联网，被列入征信黑名单的新生代农民工无法再正常进入正规企业工作，只要是通过本人银行卡获得的收入都会被截留，使用本人身份证购买的车票都会暴露行踪。为了躲避债务，他们不得不从城市正常的分工体系中彻底脱嵌。从这两个世界中彻底脱嵌的过程，也是他们主观世界中通过初级社会化与次级社会化建构的两个主体部分崩塌的过程。而作为一个网络共同体的“三和大神”的出现，则是他们在原有主观世界崩塌以后，试图通过嵌入网络世界的方式、再造一个具有合理性的主观世界的结果。
在“三和大神”最活跃的“龙华吧”“三和大神吧”“流浪吧”等几个百度贴吧中，经常可以看到围观者对他们生活方式的污名化攻击。这些攻击最常见的是认为他们无论是进厂、随便找个工作还是回农村都能轻易改变现状，将导致他们当前生活方式的原因归根于懒惰。而他们的反击策略大概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工厂体系的否定，通过列举自己以往进厂的努力以及遭遇过的恶劣待遇，来证明工厂体系的不合理性；二是对城市分工体系的否定，通过列举自己求职过程中遭受过的不公，来证明城市分工体系对农民工的系统性歧视；三是对工作价值本身的否定，通过嘲讽都市白领毫无自由的生活状态来证明自己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四是对乡土世界的否定，通过列举农村就业机会少、收入低、思想观念落后来证明回农村是“没出息”的表现。他们的反击策略以及用词表明，他们同时抗拒城市世界和乡土世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他们的这种反击通常还不是个体的即时行为，而是群体的长期行为。参与反击者的IP地址来自全国各地，有些帖子甚至在发布几年之后还有新的跟帖回复，网络时空的异质性使这些攻击与反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得以无限延续。也就是说，通过网络，“双重脱嵌”的三和青年们拥有了支撑自我建构的技术条件和文化空间。通过抱团反击主流价值观，他们获得来自群体之外的广泛关注与同情，更重要的是“攻击—反击”过程反过来塑造了他们自身独特的群体认同。
结语
对三和青年的生命历程分析表明，连续社会化失败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内部裂变出三和青年群体的根本原因。由于该群体以网络群体的形式出现在公众视野，人们很容易将他们的越轨行为归咎于过度沉迷网络。然而，过度沉迷网络实际上是这个特殊群体连续社会化失败的结果而非原因。而且，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性障碍导致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系列的社会化失败，并推动他们转而投身网络生活，构成了他们陷入“双重脱嵌”处境并形成“双重边缘人”认同的根本原因。
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化过程中，只要家庭、学校、工作这三项重要社会设置中的某一项成功发挥了作用，他们最终从主流社会体系中脱嵌的可能性就会大幅下降。然而，在三和青年的成长过程中，留守经历导致了他们初级社会化的混乱，农村教育体系的衰落导致他们难以通过教育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城市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他们越来越难以通过工作实现城市梦。当这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与三和当地独特的经济文化生态耦合到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不断生产三和青年的独特系统。事实上，无论是否身处三和，这一系列机制也可能部分地作用于其他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上，导致他们也可能同样面临“双重脱嵌”的风险。只有当城乡制度和社会结构层面的障碍消弭，当乡村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得到适当引导，导致新生代农民工沦为“三和青年”的系统性风险才有望最终消失。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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