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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甘 晓，王大明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22年第2期
摘要
在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科学、媒体与公众之间却产生了信任危机。基于主体哲学的科学传播研究难以解释并解决这一信任危机。本研究试图从突出主体间性的现象学入手，总结出科学传播中的信任是一种正向的、 积极的主体间关系，也是一种有约束机制的关系。这一关系的形成强调科学、媒体与公众三个主体的共同显现，同时与他们之间的“成见”有关。本文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操作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
现象学; 主体间性; 科学传播; 信任
近年来，中国科学研究实力逐渐增强，中国科技论文总量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国家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决心，为中国科技事业给予了巨大的未来发展空 间。然而，公众对科学的支持程度却不容乐观。
在核电、PM2． 5、转基因、疫苗、PX 事件、食品安全等与公众生活息息相关的风险议题中，大众媒体竭力呈现科学家的正面观点，公众却并不买账，宁愿相信微信朋友圈流传的危险夸大之词也不信任 科学家的观点，认为科学家并不是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说话。
科学家则倾向于把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 “甩锅”给以记者为代理人的大众媒体: 正是因为大 众媒体为了吸引眼球，大肆炒作，违背了科学的逻 辑和严谨性，损坏了科学家的信誉。科学正在遭受一场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 这 一信任危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生? 影响因素有哪些? 本文试图以现象学为视角，解释 大众科学传播中的信任问题，进而梳理公众、媒体 ( 记者) 与科学之间的关系。
以现象学研究科学传播如何可能
1． 科学传播研究的局限
在科学技术逐渐占据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今 天，大众科学传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科学传播的 历史和科学研究的历史一样悠久绵长。
梳理当前科学传播研究的进路，研究者们基本 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围绕传播学探讨传播过程 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传播媒介、传播策略和传播效 果上。其中，最近一些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作为工具 可以促进科学传播; 也有研究者以转基因、环境等 风险议题为例，证实诸如“事实查验”等传播方式在 风险传播中具有有效性，而预防框架对减少信息误 解具有积极作用〔1〕; 另一些研究者倾向于从实践工 作出发，认为侧重经验世界的“微科学”、丰富的传 播话语、在社会公共事件中寻找科学与公众互动等 方式提高了科学传播效果〔2〕。上述基于传播学对 科学传播的研究大多存在一个假设，即科学传播的 目的是让受众接受科学知识，而不是批判和反思科 学知识。
另外一条进路则是结合社会学理论探讨科学 与社会之关系。如针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缺陷，借 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科学传 播公共领域的核心要素原则、平台和议案，总结科 学传播“公共领域”合理建构的目标在于参与与民 主〔3〕; 更多的研究者提倡科学与社会的双向互动， 科学传播应从传统科学普及以传者为中心的“缺失 模型”过渡到以受众为中心的“语境模型”和“民主 模型”，以实现公众参与科学的社会建构和公共治理〔4〕。上述基于社会学对科学传播的研究大多探 讨宏观层面的问题，缺乏微观层面的解释。
而与本研究相关性较高的科学传播中的信任 问题也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2000 年，英国上议院 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发布《科学与社会》，首次提出 了科学传播中的信任问题。〔5〕 随后，学者们从信任 危机产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及其特点开展了探讨。有研究者认为，信任危机源自于后学院科学时代 “大科学”的出现〔6〕，公众科学素养、媒介使用、社会 网络影响了公众对科学家群体的信任状况〔7〕。已 有研究尽管强调了信任对于科学传播研究和建构 科学与公众关系的重要性，但始终将信任视为一个 黑箱，要试图打开这只黑箱，必然要从人本身出发， 对主体间关系进行探讨。
总之，现有科学传播理论研究对主体间关系的 微观层面等方面关注不足，难以对科学传播中的信 任问题加以解释乃至解决。要进一步讨论本研究 提出的问题，则必须诉诸更上位的哲学理论。
2． 突出主体间性的现象学
现象学将有望带来打开黑箱的密码。自笛卡 尔提出“我思故我在”以来，西方哲学打破了神学一 统天下的局面，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地位〔8〕，在绞尽 脑汁解释作为主体的人如何认识作为客体的世界 的问题时，西方哲学也陷进“唯我论”的泥淖中。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以爱因斯坦相对论和量子 力学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物理学代替以牛顿力学为 基本内容的古典物理学地位，客观世界的辩证性与科学真理的相对性更趋明显。〔9〕 哲学家提出了新问 题: 一个主体如何与另一个主体互相认识、理解和 交往。
以胡塞尔为先驱的现象学运动对“我思”提出 了挑战。他认为，笛卡尔对我思中“我”的关注，导 致了主客体间存在认识与被认识、征服与被征服的 关系。为超越笛卡尔主体哲学中的“唯我论”困境， 胡塞尔提出了“交互主体性问题”，主体间哲学发轫 于此。交互主体性问题属于与自然本体论相对应 的社会本体论范畴，意味着一种对一个以上的主体 而言的共同有效性和共同存在。〔10〕138 交互主体性现 象学被认为有望超越认识论上主客体对立割裂的 困境，带来哲学上的新局面。
在对科学传播的思考中，科学普及( populariza- tion of science) 、公众理解科学(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和科学传播( science communication) 的 “三阶段”〔11〕 说已成为共识。许多学者认为现有科 学传播模型预设了科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至上 性，通过对公众的“底层化”与“污名化”处理，用科 学与公众在认知上的不对称取消了知识正义与民 主的合法性，维护了科学在现代社会的“霸权”地 位。〔12〕49 这实际上沿袭了主体哲学的思路，让科学家 与公众成为割裂与对立的主客体，忽略了公众作为 主体的能动性，二者之间成为征服与被征服的关 系，导致了信任危机。同样地，对于科学家与媒体 之间的信任问题，也是由于媒体作为主体的能动性 被忽略导致的结果。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深度科 普”概念，扬弃“粗放型”科普模式“授体中心主义” 核心概念而倡导“授受交互主体性”。〔13〕
因此，回到现象学理论中，以交互主体性为突 破口，为解决科学传播中信任问题找到依据成为一 种可能。
信任: 形成“他我”共同体
1．“他我”共同体
胡塞尔的理论始于“先验自我”的设定。他指 出，经由“原初性还原”过程，留下一个理性的、隐蔽 的纯粹的“先验自我”，是人认识他人存在、并通达 他人获得他人意识的“阿基米德点”。“先验自我” 分别通过“统觉”和“移情”的联想方式，构造出他人 的存在，进入与自我相异的他人的陌生世界，形成 更高层面的自我———“他我”。这是一种共同体式 的存在，并非实际存在于任何固定的空间点上的， 而是自我间非实在的“共现”。〔14〕 如果“他我”互相 融合，便 形 成 了“我 们 大 家”，也 就 是“生 活 世 界”。〔15〕160 这一世界具有交互主体间性，被多数人所 共享。
尽管胡塞尔没有明确规定生活世界的概念，哲 学家们仍然从其著作中归纳总结出了生活世界的 基本含义，即我们各人或各个社会团体生活于其中 的现实而又具体的环境，是与我们直观视域有关的 东西。〔10〕139 胡塞尔认为，以经验归纳为基础的科学 具有自然主义的态度，这让科学家们忘记了科学与 生活世界的直接联系，不能面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 问题，这是欧洲科学的危机。脱离生活世界，是当 时欧洲科学的危机〔15〕161，也是如今科学传播面临的 危机。
公众、媒体、科学家之间形成“他我”的共同体， 共享“生活世界”，是三者间达成共识的现象学解释 之一，也是科学传播的良性结果，应当视为信任关 系的达成。然而，胡塞尔的研究道路并没有通向 “他我”如何能够发生，特别是“先验自我”这一逻辑 起点的合理性受到了后期哲学家的质疑。的确如 此，公众、媒体、科学家三者都不是一张白纸，也不 是孤立的、不带有偏见的个体，而是具有意识主观 能动性的主体。
2． 此在公众、此在媒体与此在科学家
作为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继承了现象学的 衣钵，但起点截然不同。他用“此在”取代“先验自 我”作为逻辑起点。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总 结出，人就是“此在”，具有“在世界之中”和“与他 人共同存在”两个最本质的生存方式。“在世界之 中”指的是此在和其他事情非主动的、偶然地、下意 识地“遭遇”。“与他人共同存在”指的是此在不可 能孤立存在，经过与他人打交道，最终会形成此在 的共同体。海德格尔更强调对“主体间”的关注，按 照他的观点，公众、媒体与科学家，并不是“缺失模 型”假设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同时，此在每一 次的主动作为取决于过去的“遭遇”。
3． “前见”的积极影响
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了此在共同体形成的重 要方式“领会( understanding) ”，也译为“理解”。领 会的发生 有 先 行 具 有( Vorhabe) 、先 行 视 见( Vor- sicht) 、先 行 掌 握( Vorgriff) 等 三 个 不 可 或 缺 的 前 提。〔16〕 公众、媒体、科学家都是此在公众、此在媒体 和此在科学家，领会是三者的本质，信任是一种正 向的“领会”。那么，信任是一个过程的结果，是此 在基于过去与他人、他物有意或无意的遭遇，在某 一情境中的所为。它是在这一刻突然发生的，为何 发生、为何在此刻发生，与此在公众、此在媒体及此 在科学家过去的全部经历相关。所谓“冰冻三尺非 一日之寒”，则用一种浅显的比喻指出了这一要义。
伽达默尔对海德格尔领会“前结构( Vorstruk- tur) ”中的“先行视见”予以了格外的强调。他认 为，“先行视见”，也叫“前见( Vorurteil) ”“偏见”或 者“成见”，并不意味着一种错误的判断。〔17〕 公众作 为理解者，在通过媒体理解科学之时，所持的社会 文化背景、传统风俗习惯、知识价值观念、媒体立场 预设等因素都受到“成见”的影响。特别是当面对 科学家之间存在分歧的社会议题时，人们的科学知 识、道德观念、生活默会知识( tacit understanding) 将 形成个人立场。〔18〕
记者作为理解者，与科学家的面对面交往中， 则会受到议程设置、新闻框架、媒体立场等“成见” 的影响。理解是从成见出发又超越成见的过程。理解之所以必要是由于作者与解释者之间有差别， 而且这种差别可以克服，理解之所以可能，是由于 理解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重新表述和重构 过程，就是要创造性地重建这种活动。〔12〕58 信任就在 超越成见时发生。公众和记者在成见中去理解科 学和科学新闻之意义，也是在参与科学新的意义的 生成。这种知识本质上是一种公共领域产生的科 学知识。
综上，本研究认为，在现象学视角下，大众科学 传播中的信任是公众、媒体与科学家三者间正向 的、积极的主体间关系，“成见”对这一关系的形成 至关重要。信任危机便是这一正向的、积极的主体 间关系没有形成。首先，没有形成主体间关系就不 可能发生信任。大众媒体的主体性往往被公众、科 学家以及他们自己所忽视。科学家在与社会其他 方面交织的权力网络中，把传媒当作工具使用〔19〕， 作为社会自我观察者的大众媒体在科学报道上格 外依赖信息源，主要按照科学家的描述来报道，其 主体性只剩下议程设置、媒体话语、新闻时效等基 本工作原则，远谈不上质询和批判。科学新闻沦为 科学与科研机构公共关系的秀场。即使如此，科学 家依然认为媒体的工作抢新闻、描述不准确、为吸 引眼球而炒作。第二，“成见”如果导致了负面的 “领会”，信任也将难以发生。科学新闻在科学家过 多操控下远离了公众的生活世界，给人留下科学永 远正确、艰深难懂、冷漠疏离的印象。在一些风险 事件中，政府公信力下降牵连了对科学家的信任程 度。公众认为科学家对风险事件不确定性的描述 是在为政府开脱。此外，诸如学术不端一类的负面 新闻比科技进展关注度更高也是让“成见”变得更 为负面的重要原因。
信任: 批判的回归
既然科学和新闻都是怀疑的事业，公众、媒体 和科学家之间的信任是理所应当的吗? 不信任的 反面就是无条件的信任吗? 社会学研究认为社会依赖关系分为放心关系、信任关系和保证关系等三 种。在诸如家人和信仰一类的放心关系中，人们心 中没有疑虑是无约束机制的信任。随着疑虑的不 断增加达到猜忌、欺诈的地步，社会需要在严格制 度下监控的保证关系才能维持正常运作。〔20〕 信任关 系处在两种极端的关系之间。
本研究认为，科学传播中的信任应当是一种有 条件约束的信任。鉴于科学研究的应用涉及价值、 存在风险，公众、媒体不能盲目信任科学，应避免唯 科学主义的泛滥。科学传播中的信任应具备批判 性功能，是寻求认同的过程。科学家作为被信任者 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才能赢得信任，这将促使科学 进行自我反思。〔21〕
最后，关于如何争取信任，应沿着现象学解释 信任危机的道路继续走下去。首先，要在公众、媒 体与科学家之间形成主体间关系，三者要在科学传 播中共同显现，尤以媒体和公众的“解蔽”为重。对 于科学家而言，要认识到公众不是一张白纸，他们 的成见对理解科学存在影响; 媒体也不是传声筒， 其所承担的专业工作与科研活动一样重要。对媒 体而言，应独立进行议程设置、设定新闻框架，尽力 消除科学家个人作为信息源对新闻报道的影响; 应 强调批判在科学新闻中的重要性，缺乏批判将导致 高度自治而缺乏自省的科学共同体。公众则应主 动参与到科学事件的公共决策中及科学知识的生 产中，用理性推进公民科学建设。
其次，公众、媒体与科学家之间应在一切“所 为”中形成良好的“成见”。( 1) 让科学新闻回到生 活世界是当前最迫切、也最容易解决的问题。科学 传播“内 省 模 型”提 出 者 布 莱 尔 · 韦 恩 ( Brian Wynne) 指出: “人们总是以社会的角度来体验科 学，而非以抽象的纯粹认知形式。”〔22〕42 即使是科学 家也并不总是埋头于科学研究，他们在其进行科学 研究之前首先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人存在着。将科 学报告中没有机会呈现、但能与公众经验产生共鸣 的有趣故事写进科学新闻，是让科学从“神坛”走向 真实的途径之一。( 2) 传递不确定性和风险。科学 存在不确定性或者风险，这一事实应贯穿科学传播 始终，打消公众所持有的科学能正确地解决所有问 题的念头。这要求科学家思考和评估其所生产知 识的社会后果，及时通过媒体公开、诚实地公布这 些后果，而不是利用媒体为其获得的利益辩护。( 3) 以学术道德维护良好的科学家形象。诸如撤稿 事件的学术不端现象是科学家形象的“减分项”。科学家共同体应从主观上恪守职业道德，同时从体 制机制、治理结构和文化认知出发，系统地加以考 虑，提供一整套的规则，促进科研诚信建设。〔23〕
总之，科学传播中的信任问题，存在着科学家、 媒体与公众之间的三者博弈，这并非零和博弈，而 是一种通过平等对话、协商等方式来寻求三类主体 间的共存、依赖及“正和”的博弈结果。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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