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英格兰在16世纪初多次遭受瘟疫袭击，政府采取隔离与其他管控措施但未能阻止疾病蔓延。为此，医生建议国民制定个性化的养生法以防治自然身体疾病，同时政府依据古典医学和谐理念发挥不同阶层功能以确保政治身体健康，再现了政治共同体尊重差异与追求和谐的思想。《乌托邦》同名岛国公民在自家花园种植草药，在城市建立一套管控瘟疫的完美医疗体系，与作者莫尔作为代理执政官处理瘟疫时所经历的伦敦医疗惨状形成鲜明对比，而莫尔参与公共事务与书写理想国度彰显了他捍卫处于瓦解中的民族共同体的决心。岛国人痴迷作者好友带去的古希腊医学典籍; 实践体液理论的健身、养生与和谐思想；追求自然身体、政治身体与宇宙身体的健康，派遣官员援助邻国健康发展；尊重对方异样的文明道路，这都投射出大瘟疫时代英格兰的全球（欧洲）共同体想象。
关键词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瘟疫；养生法；和谐身体；政治共同体
作者简介
陶久胜，宁波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英国文艺复兴文学、文学跨学科研究。
Title
Political Community Imagination in English Plague Era: Plague Control, Regimen and Harmonious Body in Utopi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6th century, England was hit by plague several times. The government adopted some preventive measures like quarantine, but still could not stop the disease from spreading. Therefore, physicians advised that people should follow an individualized regimen to prevent and treat the disease in natural body, and that, simultaneously,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ompt all institutions at different levels to function wel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harmony concept in classical medicine, so as to ensure the health of political body. What all this embodies is the political community’s ideal of respecting difference and pursuing harmony. In Utopia, the citizens of the namesake island country plant herbs in their family garden and establish a perfect medical system to contain the plague in their cities. This constitutes a sharp contrast to the miserable medical situations in London that More, the author of the story, experienced when he was dealing with the plague as the acting administrator. More’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affairs and his writing about a utopian nation display his determination to protect the collapsing national community. The Utopians read, with avidity, the books about the ancient Greek medicine, brought by More’s good friend, and practice the ideas of bodybuilding, regimen, and harmony in pursuit of the good health of natural body, political body, and global body. Also, they send officials to help neighboring countries’ healthy development while still respecting their different ways of civilization. All this reflects England’s imagination of the global (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 during the plague era.
Key words
Thomas More; Utopia; plague; regimen; harmonious body; political community
Author
Tao Jiusheng is a professor at the Faculty of Foreign Languages,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211, China), specializing in English Renaissance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
Email:taojiush@163.com
托马斯•莫尔创作《乌托邦》（Utopia, 1516）时，英国正值瘟疫频发与民族国家兴起。瑞贝卡•托塔罗曾对比乌托邦与英格兰瘟疫应对机制，认为前者医院与教会分离，专门“护理病人身体”，后者医院是“拥挤、肮脏与灾难性的”，仅极力“呵护患者灵魂”（Totaro, “English Plague and New World Promise” 3-6）。罗伯特•谢泼德把作品中乌托邦与邻国关系类比为英格兰与欧洲关系，从第一卷中岛国不强加自己的价值观于邻国到第二卷中积极支持邻国发展，“暗示莫尔分裂的内心”，“预示他最终成为亨利八世欧洲事务的法律顾问”（Shephard 843）。但上述成果未能揭示文中瘟疫叙事与国际政治的关联，忽视了从疾病话语的身体维度解密瘟疫叙事隐含的政治共同体想象。实际上，伴随古典医学复兴，体液平衡理念进入文学与政治领域（Womack 75）。与莫尔见证的瘟疫爆发时英格兰人的自然身体与王国的政治身体处于疾病状态不同，《乌托邦》同名岛国国民积极实践盖伦体液理论的健身、养生与和谐思想，追求自然身体、政治身体与宇宙身体的健康。据此，笔者从和谐身体理论的医学与政治内涵出发，在作为官员与作者的莫尔瘟疫经历中解析《乌托邦》岛国瘟疫管控机制，通过岛国建设和谐政治身体与尊重他国异样文明，透视大瘟疫时代英格兰人的政治共同体想象。
01
和谐身体的医学与政治内涵
体液平衡与和谐学说是古希腊盖伦学派的重要理论之一。盖伦医学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个自然的体格、性情、肤色或体液平衡，疾病源于所有或其中一种体液过剩，或一种体液受到损害而过少。身体的理想状态是，四种体液呈现一种完美的和谐，处在黄金分割线的比例之中（Wear 1r）。遵循盖伦传统，16世纪的托马斯•艾略特爵士列举了保存健康或生发疾病的三类事物，即自然事物、非自然事物与反自然事物。自然事物包括体液、肤色、元素、力量、机能、精气、身体部位等7种，非自然事物由空气、肉食与饮料、睡眠与苏醒、运动与休息、掏空与填满、思想情感等6种组成，而疾病、病因、疾病引发事件等3种构成反自然事物。前两项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为健康或疾病的原因。例如，就自然事物而言，一种平衡的肤色或和谐的体液结构暗示健康，而一种过剩的黄胆汁、粘液汁、多血汁或黑胆汁皆可引发不健康。对非自然事物来说，好空气能保持体液和谐与身体健康，而不良空气，或许来自粪池或沼泽地的空气，可能导致体液结构紊乱而引发疾病（Elyot, The Castel of Helthe 1r）。
体液和谐既指身体各要素之间的完美结构，也指略微偏离绝对完美但不损害身体健康的自然状态。最佳健康的最好结构是，“一切按最完美比例配置好，所有部分协调一致，最充分适应它们的功能”（Galen 21）。健康是一种身体和谐，一种永远处在变化中的、试图从不完美到达绝对理想的努力。和谐既指体内体液之间、肤色之间或部位之间的完美或不太完美的比例关系，也指因个体自然差异导致的不同身体之间的区别或关系，因为“并非所有健康的人有相同的视力，也并非所有人有相同听力。〔……〕因此，如果功能差别对应自然差别，那么，有多少自然差别，便有多少功能差别”（Galen 13-14）。受年龄、性别、气候、地理、食物、星座等条件限制，个体的体液结构差异明显，无法达到理想的体液平衡状态。但这仍然属于身体和谐状态，因为“这种不冷不热、不干不湿的适度肤色几乎很少在人群中显现”（Phayre 1v）。
正是看到自然状态与完美状态的差距，早期现代医生建议国民制定个性化养生法。英格兰养生法遵循盖伦传统，首先强调食物与身体之间的关联（Wear 172）。“两个人的体液结构不可能一样，保持健康的最好手段就是自我规范的养生”，吃上适合自己特殊体质的食物，在自己土地上或花园中种植有助于调养自己身体的草药（Totaro, Suffering in Paradise 78）。医生约翰 • 艾奇指出，食物与人体必须适应彼此，人们必须根据养生手册选择食物，“我想每个人都有必要了解他日常食物的属性与特点，懂得自己体液构造，正确对待自己，真正成为自己的医生”（Archer 18）。早期现代医生还使用“节制”话语，从宗教道德高度论述管理饮食对健康的重要性。安德鲁 • 布尔德在医学著作《健康摘要》中定义节制与非节制：节制是“把所有美德放在预期秩序” 的“一种道德美德”；非节制“把一切置于无序之中，没有秩序只有恐怖”，因此，为了“节制所有感官快乐”，你“必须懂得自己的身体，认识自我，敬畏上帝”（Boorde 86r）。
对养生法的倡导离不开当时瘟疫频发的社会语境。1348—1349年间，黑死病首次在英格兰爆发，至少1/3人口死于这种瘟疫。1485—1670年间，瘟疫常态性复发，人口死亡率戏剧性上升。瘟疫预防手册在英格兰开始出现，古典医学书籍不断介绍或翻译过来，医学话语进入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从专业术语转变成日常生活语言。瘟疫议题从个人问题跨越为民族国家问题。能否有效抵制瘟疫不仅涉及个人身体，而且关乎整个民族的和谐健康。它是一个自然身体问题，但更是一个政治身体问题（Totaro, “English Plague and New World Promise” 1-2）。一位王宫侍者或厨师突发流感，足以撼动整个国家的根基。譬如，赫里福德郡的约翰 • 戴维斯这样记述：“可臣民越发困难，当/君主无处逃避瘟疫与安放他的头时；/几乎不能说，国王在统治国家，/没有地方，因为只是恐惧，能让他停留。/因为无处可逃，唯有死亡尾随他，/紧随他的后脚跟，扑向他的头”（Davies 45）。瘟疫威胁君王生命，没有任何办法能阻止王国政治身体不受感染，政府与社会无法保持稳定、健康与和谐。莫尔、培根等创作瘟疫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君主构建一个可以“安放他的头”的乌托邦或很少受到瘟疫打扰的健康之地（Totaro, “English Plague and New World Promise” 1-12）。
由于瘟疫肆虐，养生法更注重环境卫生与和谐身体之间的关系。野外工作的农夫被认为比城里的商人或学生更健康、寿命会更长，来自野外的动物与鱼类也同样更健康与干净。怎样的环境能生产最健康的鱼儿？“在纯净海域游泳的鱼儿最佳，随风浪颠簸升降。因为持续翻动，海鱼更为纯洁、带更少淤泥物质，因此更好消化，能炖出更鲜美的汤汁”（Venner 69）。鱼儿可能被污染，水也可能被污染。最好的水来自雨水、泉水或流动的水。好水以“洁净”而闻名，“最好的水是光亮、透明、清澈的，从高处流向低地”（Vaughan 25-26）。城镇居民选择饮用健康的河水，“因土地纯净、流动性与太阳光照射，这种水更清、更甜，因此更纯净、更有益健康”（Venner 11）。流动性是鱼儿与水域健康的关键要素，“因为活水不会腐烂，而死水则会，甚至因此运动的身体大多数会更健康，而懒散的人则容易生病”（Cogan 2）。这与当时对疾病的医学解释完全吻合，即体内滞缓、污浊的过剩体液产生腐败物而引发疾病。
早期现代医学从地形、空间方面劝导百姓远离不良空气，捍卫和谐身体，预防瘟疫发生。某些空气对一些人体液平衡有利，却对其他人不合适。空气可滋养身体，为大脑提供精气养分，但亦可致人体液紊乱。瘟疫当时被认为由腐烂的蒸汽所催生，最猛烈地袭击城镇地区。乡村因此被理解为更为健康与安全的地区。瘟疫爆发时，人们从城镇逃到乡村，呼吸那里清新、有益的空气。高地空气纯洁而最为健康，因为大风吹走了不良物质；而沼泽低地或被包围的土地较为危险，因为该地存在大量多雾的、潮湿的、静止的空气，使人体充满“粪便体液”，是“大脑、肌肉疾病如痉挛、中风、关节痛的根源，造成身体与思维的普遍麻木”（Venner 3-8）。与沼泽地、封闭山谷、粪池、拥挤房间一道，低地因静止、恶臭与腐烂空气也被怀疑是传播瘟疫之地。意识到空气、地理与瘟疫之间的关联，政府颁布安全法令，隔离那些被感染的住所、剧院、客栈、集市等区域，来确保公共空间的安全（Wear 314）。
随着和谐身体话语进入政治领域，精英人士用它谈论政治身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和谐关系。欧内斯特 • 坎托洛维茨首次从神学、法学、哲学视角系统阐释了君王的“两个身体”。君王的两个身体是指君王的自然身体和政治身体，君王与议会（贵族与平民）共同构成法律上的君王的政治身体。政治身体从教会中获得神圣性，在哲学中发展成一个有自身道德目的的身体，有着类似人体的有机结构和伦理密码（Kantorowicz 210）。国民使用医学的和谐身体隐喻有机的政治身体，借用疾病与瘟疫喻指社会问题与政治、宗教叛乱。托马斯 • 莫尔写道：“所有部分组成一个王国，犹如一个人，由自然的爱粘合起来。国王是头，人民构成其他部分。国王把他的每个公民视作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这是为什么他会因失去一位臣民而哭泣的原因。他的子民以国王名义竭尽全力，把国王视作头而把自己当成身体”（More, The Latin Epigrams of Thomas More 172）。托马斯 • 艾略特也论述道：“国家是一个活的身体，由不同地位的人构成。或者说，它包含不同阶层的人。（政治身体）根据阶层顺序作安排，由规则、理性和平衡原则统领”（Elyot, The Book Named the Governor 1）。莫尔一生坚持天主教信仰，认为路德教派的异端学说不是出路，因为路德教派无视人类机构不可避免的不完美，“上帝在他的神秘身体——教会中，让一些人生病，一些人健康，所有人都是（不同程度地）病态”（More, Dialogue Concerning Tyndale 143）。只有在天堂中，在审判日以后，教会才可能彻底净化，“那时所有的伤疤片都会脱落，整个基督的神圣身体依然纯洁、干净与荣光，没有粉瘤、皱纹与斑点”（More, Dialogue Concerning Tyndale 143）。尽管罗马教会存在一些问题，但这仍属健康状态，与路德教派的病态区分开来。这呼应了体液理论的稍偏离绝对完美却不损害健康的自然和谐之论述。
自柏拉图以来，西方思想界一直存在着共同体传统（殷企平 71）。19 世纪哲学家费迪南 • 滕尼斯指出，“共同体意味着人类真正持久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本身必须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身体”（Tonnies 19）。马克思指出个人与共同体的辩证关系，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有全面发展自己能力的手段；〔……〕在真正的共同体中，个人通过联合获得自由”（Marx 171）。现代理论家化解个体、族群差异与国家、民族共同体之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努力呈现一个基于差异、多元、和谐的政治共同体。如查尔斯 • 泰勒倡导自由共同体，重视所有公民的尊严，关注他们的差异、权利与价值，强调主体文化向特殊的少数族裔让步，“差异政治学经常重新定义非歧视，要求把这些区别当成差异性（平等）对待的基础”（Taylor 39）。这与文艺复兴时期和谐身体思想一致：早期现代社会的个性化养生与不同阶层的差异化功能对应现代社会不同性别、种族、国家、宗教的个人或族群的异样角色。马里恩•杨格宣称，公民身份不只涉及公共领域的权利，还包括私人领域及在年龄、残疾等方面的权利，我们需要一个有差别的、由异质公众构成的政治共同体（Young 258）。那么，莫尔1516年出版《乌托邦》，把英格兰乃至欧洲不同阶层的基督教信徒定义为一个和谐身体时，该书是否暗示了莫尔与同时代英格兰人的政治共同体想象？
02
执政官莫尔的瘟疫经历与岛国的瘟疫管控机制
《乌托邦》中的莫尔与希斯拉德展开对话，前者评论英格兰，后者叙述乌托邦社会，伊拉斯谟（1466—1536）为希斯拉德做注。希斯拉德为该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伊拉斯谟是荷兰人文主义者，也是莫尔的密友。伊拉斯谟与莫尔共同经历了1511—1521年间的英格兰瘟疫（Totaro, Suffering in Paradise 69-71）。作品人物希斯拉德暗示，城中肮脏环境、腐烂空气与瘟疫之间存在因果关联：“为市场准备鱼肉的屠宰场建在城镇外面。他们有足够的活水冲洗血液与内脏。在牲畜被奴隶屠宰与清洗干净以后，乌托邦人除去内脏，把以备食用的畜体运载到市场。〔……〕他们也关注，确保没有任何肮脏、污浊的东西带到城内，害怕腐烂的臭气会腐化人们呼吸的空气而传播疾病”（More, “Utopia” 104）①。《乌托邦》中，伊拉斯谟在该段左边做注：“腐烂的废弃物引发城中的瘟疫”（104）。岛国人的医学知识源于古希腊医学典籍。正如作品人物希斯拉德叙述，“就医学书籍而言，我的同伴特瑞希尔斯 • 阿皮纳特斯带来了希波克拉底一些较短作品与盖伦的《微型技术》。〔……〕他们相信，医学是最美、最有用的学科之一。他们深信，在这种特殊类型的自然哲学的帮助下，他们能找到自然的隐藏秘方，不仅给予自己一种高雅的快乐，而且正赢得自然造物主（上帝）最温暖的爱”（126）。借助古典医学，岛国人能成功预防瘟疫降临，因为“在他们的历史上”，瘟疫也曾出现过两次“可怕的大爆发”（103）。
伊拉斯谟的隔离及他对瘟疫与脏乱环境关系的思考，使他为莫尔《乌托邦》做注。1513 年，瘟疫愈演愈烈。伊拉斯谟把自己隔离在剑桥大学房内，等待情况转好。他写信给国王拉丁秘书安德里亚斯 • 安莫里奥，“我因此待在剑桥，每天期盼有个合适的时间可以飞走，但机会没有出现”（Erasmus, The Correspondence of Erasmus 252）。一个月后，他写信给威廉•戈内尔：“情况与以前一样，因此我不确定是否应该与你相聚。又一次，死亡发生在离大学不远的地方，邦特医生去世了”（255）。在乡下拜访戈内尔后，尽管那儿更为安全，但伊拉斯谟选择回到剑桥。他害怕感染瘟疫而不敢出门，随时准备到环境卫生更好的地方。他想象自己的医生朋友冒着生命危险与病人待在一起的情形，“在这种逆境中，例如在阴虱病、肺结核或瘟疫爆发时，妻儿通常抛弃男人，医生却一直坚持呵护，他一直在场，不像许多其他人，不是纯粹出于职责，正如它不是那么有效，而是出于提供实际帮助，为了重病病人的生命与疾病搏斗”（Erasmus, “Oration in Praise of the Art of Medicine” 46）。瘟疫肆虐期间，伊拉斯谟对朋友的关爱及与朋友分离增加了自己的痛苦。如他所说，“因为与这些朋友分离，我深刻地感到剧痛”（Erasmus, The Correspondence of Erasmus 119）。
《乌托邦》瘟疫叙事离不开莫尔的瘟疫管控经历。事实上，1511年，莫尔就接受了伦敦代理执政官一职，协助处理伦敦公共健康事务（Hexter 160）。亨利八世下达新政策时，莫尔会提醒执政官履行好法律职责，让他以最好的方式执行健康行政法规。在伦敦，被普遍关注的重要区域就是劣质水与空气。正如盖伦医学对瘟疫病因的理解，来自腐肉或其他废弃物的蒸汽使空气变质，干扰吸入这些空气的人体的体液和谐（Wear 300-301）。由于没有适当的排水系统与垃圾处理方法，伦敦成为孕育瘟疫的温床，这是对卫生管理者的一大挑战。甚至在瘟疫期间，伦敦屠宰户把污水倒入下水道与街道上（Sabine 335-353）。16 世纪初，更大的健康与卫生改革迫在眉睫。1515年，前往安特卫普以前，创作《乌托邦》之时，莫尔被任命为排水沟委员，直接负责保持伦敦街道与下水道的清洁卫生，清理可能带来瘟疫的肮脏物质。作为代理执行官兼排水沟委员，莫尔必须确切知道市民为何感染上瘟疫，更应该清楚如何预防与控制瘟疫蔓延。
《乌托邦》反映了莫尔早年的瘟疫创伤体验，预示他可能成为国王最信赖的瘟疫治理官员。早在1500年，莫尔就知道瘟疫是一种致命的传染病，并见证了亨利七世从疫区加来逃回伦敦。1501年，莫尔负责安排王子亚瑟与阿拉贡的凯瑟琳在格雷夫森德见面。1502年，亚瑟王子最终难逃瘟疫魔掌而无法继承王位。同年，瘟疫袭击伦敦、牛津与埃克塞特，“两位市长很快相继死去，两位地方官也被死神带走”（Creighton 289）。莫尔住进伦敦卡尔特修道院，这让莫尔感到更为安全。卡尔特修道院是随1348年黑死病在伦敦首次爆发而由三人主动捐款建造的。修士在修道院的小教堂中为附近所有亡灵祈祷。修士们相信，在不断祈祷中拯救灵魂是预防与战胜瘟疫的重要手段（Creighton 127-128）。《乌托邦》出版两年后，即1518年 1月，莫尔接受“皇家第一瘟疫令官”一职，成为亨利八世心中的敢于牺牲、专业可靠、能保牛津疫区安全的最佳人选。4月，莫尔被派往牛津管控疫情，国王从伦敦疫区逃到离牛津6英里远的伍德斯托克。整个王宫都非常焦虑，因为仅1个月前，王宫中就有3个男侍死于瘟疫。莫尔经验丰富，把受到瘟疫感染的房子都做好了标志。牛津保住了，受到感染的公民被隔离，死亡人数降到最低，国王能够自由呼吸，必要时也能通行（Clark 57-58）。
通过与医疗专家林纳克的长期交往，莫尔学习如何利用医学平台发展英格兰医疗事业（Reynolds 30）。1487—1497年间，托马斯 • 林纳克在意大利接受医学教育，而意大利的医学教育与医疗设施在当时欧洲地区居于领先地位。回到英格兰，林纳克忙于建立更好的医学教育与护理制度，在牛津创建讲师制度，旨在推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从医人员培养学生，建立一个培养医生与授予医生资格证的行会。莫尔是林纳克的最早支持者之一。林纳克也获得了亨利七世的关注，1504年，亨利七世专为穷人与患者在维斯特敏斯特成立了一座公立救济院。四年后，他扩充计划多建了三所面向穷苦人的医院，其中最大的医院是基于意大利圣玛利亚新医院模式而建立起来。林纳克希望，意大利将引领英格兰的健康改革。林纳克与包括莫尔在内的诸多赞助人想象，未来英格兰会是意大利的有力竞争者，在那一天英格兰将领导世界的医学事业（Helmstaedter 158-164）。
受林纳克启迪，莫尔把乌托邦想象成一个科学防治瘟疫的国家。乌托邦每个城市皆有四所公立医院，每所“相当于城镇大小” “确保病人不会挤在一起，不会感觉不舒服”，以“有效隔离那些感染了传染性疾病的人，否则会传染到其他人”（104—105）。“医院配有治疗病人所需的各种资源，病人接受的治疗如此周到与细心，超高医术的医生时常查房。没有病人违背意愿被送进医院，在整个城市，如生病的话，几乎没人会不愿呆在医院而愿呆在家里”（105）。从隔离措施、医术水平到就医机会，现实中的英格兰医院与乌托邦相差甚远。当然，英格兰护理水平的落后归因于医疗设施的教会起源。在中世纪，医院是教会赞助的接待中心，为朝圣者、赞助人、老者、常年患病同胞提供食宿。医院没有专职医生，没有针对神职人员的医学培训。几乎在所有修道院医院，大部分的日常活动皆围绕圣坛举行（Amultee 13）。一些修道院规定，医院不允许治疗疾病，唯有那些幸运的重病患者才可能获得某位略懂草药疗法的修士照料。16世纪初，英格兰医院拥挤且肮脏，隔离房狭小而供不应求，神职人员仍是员工主体，倾向抚慰患者灵魂而非进行科学治疗（Totaro, Suffering in Paradise 81-82）。
因为伦敦的泰晤士河污染严重，莫尔构想了乌托邦河流的自我净化。通过管理水源，乌托邦人有效预防瘟疫，保卫了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的健康。希斯拉德特别提到岛国阿莫洛特城的两条河，其中一条是阿妮德河，“正如英格兰的泰晤士河”（94）。泰晤士河遭受严重污染，阿妮德河却为城市百姓提供干净活水：“潮涨时，海里的咸水灌进阿妮德河长达30 英里的整个河流中，把新鲜淡水灌回去。河流上游甚至长达数英里距离中，河水变咸水；然后慢慢地，河水又变为新鲜淡水，当河流流进整个城市时，河水纯净可用。后来潮落时，河水变甜而没有污染，几乎直至河流与大海交汇之处”（94）。另一条河流由于发源于高地，加上受到防御工事的保护，该河水源清澈洁净，市民身体与国家身体保持健康，体现了早期现代医学所倡导的保持环境卫生与远离腐烂水气地区的瘟疫防治原则（Wear 275-349）。
莫尔从事瘟疫管控与瘟疫叙事暗示公民参与政治实践，那他与伊拉斯谟、林纳克等人相互关爱支持，是否隐指维护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价值纽带？共同体不仅涉及身份问题，也关涉公民参与问题。一些理论家提出“公民共同体”，强调“社会资本” 与参与公共生活在共同体中的核心作用。在古希腊社会，人人参与到“城邦”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公共事务中。1743 年，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公民大众参与政治身体的主张。社会学家罗伯特•普特南坚持，信任、守信、团结的价值观是恢复社会共同体的社会资本（Putnam, Making Democracy Work 1-8）。在《独打保龄球》一书中，他把社会资本衰落归因于公民的冷漠、自利与脱离公共生活。美国人宁愿独自也不愿在当地俱乐部、社团、协会中打保龄球。保龄球隐喻美国传统的集体运动项目与共同体生活，单打保龄球意味着自愿主义衰落与信任危机，民主、协商文化与集体主义的价值观消失殆尽（Putnam, Bowling Alone 1-11）。克里斯托弗•拉斯奇相信，社会公民民主价值观的衰退不是由大众背叛所致，而是由那些从共同体中孤立开来的精英分子负责，解决方案在于重回共同体、宗教与家庭的美德（Lasch 1-5）。在某种意义上，莫尔参与公共事务体现了他捍卫社会转型时期处于瓦解状态中的民族共同体的努力，好友伊拉斯谟的朋友圈展示了用于拯救共同体的“社会资本”。
03
岛国和谐身体建设与政治共同体构想
乌托邦人学习古希腊医学，种植个性化养生所需的草药，避免坏气候与锻炼好体质。盖伦医学指出，最佳的保健专家应该知道，个体自然特性决定他的个性化用药（Galen 13-14）。希斯拉德叙述：“乌托邦人喜欢他们的花园。他们种植藤本植物、水果、草药与花朵。他们精心打理花园，园中植物生长茂盛。〔……〕他们付出如此努力经营花园，不仅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快乐，更因为每家都认为自己与其他家庭竞争拥有最好的花园。当然，整个城市中，难于发现其他任何东西既有功能性又有娱乐性。因此，似乎看上去，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必定把设计与构造花园作为他的优先事项”（95）。显然，花园的“功能性”在于，园中“草药”或其他植物可为园主制作个性化的医药。根据年龄、专长、性别等因素，乌托邦人从事多样化的工作。除农业劳动外，叙事者希斯拉德看到，“每个人从事特定的工作”，包括“纺织、石匠、铁匠或木匠”等（97）。“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自然特性学习手艺”（98）。女性学习较轻的手艺，通常是纺线或织布。“男孩大多是父亲的学徒，因为大部分男孩自然喜欢这样”（97）。乌托邦人出生时交由政府根据养生学抚养，每人保持适合自己的生活习惯，最终实现“身体的和平与和谐” （121）。
岛国公民种植药材，配合政府瘟疫管控，流露出莫尔在政策制定中构建政治主体的共同体意识。共同体是一种文化话语，更是一种趋于政府化的政治话语。尼古拉斯•罗思提出“政府共同体”，“在共同体机构内存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它的矢量与力量可由新项目与技术录用、安置与移动，这些项目与技术鼓励个人自我管理与身份构建，培养个人伦理与集体中心”（Rose 176）。这些新技术是一整套分散的、由共同体专家所规范的社会实践，渗入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公民与政府联系起来，共同体理念包括自愿主义、慈善与自我关爱等，成为政府推广的价值观（Rose 171）。共同体语言与道德语言日益进入政治话语中，被吸收到官方的政策制定中。艾米泰 • 埃兹昂尼指出， “共同体本质上是社会道德基础，是责任与参与的公民身份表达”，它包含了一种“道德声音”，社会职责依赖个人职责，家庭、学校、教会、协会等使用监管、监视等规训策略，培育国家所需要的公民（Etzioni 1-5）。《乌托邦》政府新建先进医院，培养国民自我保健意识，公民在自家花园种草药，个人的自我管理与政府的社会管理相契合，共同体的文化道德与意识形态内涵完美匹配，莫尔由此锻造了一种政府共同体。
如果养生法使岛国人的自然身体体液和谐，那不同职业与阶层的和谐共处让乌托邦政治身体体液处在“黄金分割线的比例之中”（Wear 167）。乌托邦的社会财富按需分配，城市之间相互调配，国民无贫富差别（108）。任何人，包括大使、牧师、医生、国家元首等，都从事农业劳动，同时选择适合自己身体的工作，工作之余自由学习、参加学术活动、在花园散步、弹奏音乐等。他们尊重天性，“把美德定义为按自然生活”（116），“把快乐定义为身体或精神的一种自然愉悦的运动或状态”（118）。乌托邦是一个民主共和国，每城市分为四区，每区推选一位候选人到议会就职。各区按人口比例选举产生议员，组成委员会，从中选举产生国家行政长官。岛国政教分离，信仰自由。从经济、文化、政治到宗教，乌托邦人享受各种权利，道德观念深入人心。用餐场景真实再现各阶层间的和谐融洽。“整个岛国就像一个家庭”（109）。
正如切除人体癌症一样，乌托邦清除了政治身体中的腐蚀力量。乌托邦按政府间的契约信用做贸易。考虑到其他国家使用金银作为货币，战争期间，乌托邦向国外政府要回（金银）欠款，聘用国外雇佣兵为自己打仗。在国内，岛国政府把金银制成与羞耻意义相关的刑具。希斯拉德讲述了一个故事：三个来自阿内莫利亚国的大使穿戴金银走在乌托邦大街上，显摆自己与神一样富有，以为岛国人因为贫困而穿着朴素，然而在乌托邦人眼中，“他们艳丽的着装显露卑微下贱”，因为“这是乌托邦被惩罚的奴隶、被羞辱的违法犯罪者的穿着方式”（112）。“通过废除金钱，他们根除贪婪本身”（158）。在军队与政权中，牧师皆起着道德标杆的作用，“乌托邦根除了国内野心、派系与其他许多邪恶的源头，因此不会陷入内部斗争的危险中”（159）。“冲突与犯罪从社会中清除，正如癌症从身体中切掉”（158）。通过政治身体类比，政论家爱德华 • 福斯特指出，两只眼睛与两只手应在头的领导下相互合作以求英格兰身体和谐。他探讨王国各种疾病，谴责宗教叛乱，给地方官与医生开出药方，因为保健养生比恢复健康更好（Forset D4）。托马斯•莫尔深知玫瑰战争史，懂得野心、派系与国外势力介入等威胁王权稳定，道德、军力与民主制度等才是治疗社会疾病的重要药方。
面对异样的文明社会，乌托邦尊重邻国不同的发展模式。根据作品人物希斯拉德的叙述，邻国是“自由自足的”国家，走了不同于乌托邦的发展道路。乌托邦把一些邻国“从暴政中解救出来”，提供“法官与公务员”援助。援助人员从不“行贿受贿”，“金钱对他们没有任何用处”（133-134）。援助人员没有改变邻国货币体制，因为乌托邦依靠信用而非金钱（被废除）运转。正如谢泼德所说，“乌托邦人显然没有任何要在他国领土上建立自己的机构与传播自己的价值观之使命。相反，他们甚至以战争为代价，有意高举邻国所建立的、所坚持的正义标准，包括私有财产在内的这些被乌托邦人认为是有瑕疵、不道德的概念”（Shephard 849）。
那么，乌托邦参与国际事务是否显现莫尔的全球身体理念？②人体、政治身体与宇宙之间的类比一直是西方古典哲学的重要思想。全球结构、世界地图与人体结构互为对应，人体不同体液、部位之间的关系类似全球不同文明道路国家之间的共存，相互尊重对方发展道路的国家一起构成一个类似和谐人体的政治共同体，贯通亚里士多德的自然观、托勒密的宇宙论与盖伦医学理论。大卫•乔治•海尔提出，“比起其他任何构建‘伊丽莎白世界图景’的对应关系来说，社会和人体之间的相似性用得更多”（Hale 11）。在地理大发现语境中，文艺复兴社会热衷于把地球、地图想象成人体或人体的某个部位。维克多•摩根发现，泰奥弗拉斯托斯的人体与地球类比在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复兴，“人脸是人的小宇宙，展现了个人的统治性特征，正如地图是地方的小宇宙，通过符号传达了它代表的真实地方的特征”（Morgan 53）。当代批评家查普尔论述道，《忧郁的剖析》把患有忧郁症的人体比作狂热探险者脚下的地球与他们痴迷的地图，伯顿用病理学话语嘲讽与解剖地理大冒险（Chapple 99-130）。
和谐全球身体暗含早期现代共同体意识，故乌托邦人相信，“相互友爱让各国团结为一个共同体”（134）。实际上，“共同体”借助的身体隐喻，经历了从古希腊“城邦”到中世纪神学“宇宙共同体”意义转变过程。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身体与共同体没有区别，整个社会就是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团体——政治共同体（Delanty 1）。哈南•亚兰特指出，古希腊城邦把政治置于社会之上，政治不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在公民自治政府的日常生活中，古希腊人直接参与公共政治，没有经历现代国家所带来的政治异化（Arendt 1-17）。“但城邦理念总是与神圣秩序处在紧张关系中，与世界都市的宇宙秩序相冲突”（Delanty 6）。斯多葛主义打破这种特殊与普遍、排他与包容的对立，提出世界共同体理念。罗马帝国成为以公民身份为基础的一个包含不同社会形态的全球性的人类共同体，公民个人身体与帝国全球身体互为对应。进入中世纪，全球共同体超越政治秩序的疆界，基督教神学把它定义为与耶稣神圣身体的交融。在《上帝之城》中，奥古斯丁阐述“人类之城”如何不完美，说明“上帝之城”是一个完美却在人类历史中永远无法实现的人类共同体（Augustine 413-425）。此时，人类共同体乃是一种超越社会与政治的身体，是人类宇宙身体与耶稣神圣身体的至高融合，是政治身体与教会身体的完美统一。
莫尔希望“乌托邦社会的诸多方面能在我们的政治共同体中建立起来”（160），暗示英格兰人的全球共同体想象。社会学家提出“记忆共同体”，中世纪教会机构的衰落导致了作为有机身体的共同体的丧失（Delanty 7）。文艺复兴时期，民族国家兴起引发了自治城邦的终结，资本主义商业导致农业共同体与城市行会的瓦解。亚兰特指出，“共同体话语的核心要素自17世纪以来表现为对国家的批评，而到了启蒙时代，国家越发专制。共同体表达了一种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无需依赖国家的、纯洁或纯朴的社会纽带永远消逝了”（Delanty 3）。雷蒙•威廉斯断言，早期社会强调人与人之间直接联系而形成的共同体理念，与基于各种非人组织而组建的国家机器形成反差（Williams 75）。共同体成为早期现代人试图返回的伊甸园。无论对国内政治身体或是跨国全球身体，对罗马教廷统一下的欧洲抑或古罗马帝国，共同体成为早期现代人无法实现的梦，莫尔的乌托邦已是一个让人怀旧的永恒乌托邦。莫尔创作《乌托邦》时，原有自足的共同体逐渐崩塌。宗教改革切断了新教国家与罗马教廷的有机联系，欧洲天主教共同体已经消亡。重建和谐的国内外政治共同体，似乎是莫尔必须完成的事情，因为此时的英格兰与欧洲社会已经失去安全与自由，而“共同体就是在不安全的世界中寻找安全”（Bauman 1-5）。
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莫尔参与16世纪英格兰的瘟疫治理与国家建设，把路德教派视为瘟疫，坚决捍卫名存实亡的天主教共同体。莫尔犹如一位医生，有责任使用医学知识治疗自然身体疾病，使用医学和谐理念治理英格兰的政治身体与欧洲社会的教会身体，想象一个不同政府形式共存的全球（欧洲）共同体。故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了一个和谐的同名岛国：国民热衷于希斯拉德带去的古典医学书籍，制定个性化养生法，保持身体体液平衡；岛国政府发展了一套瘟疫应对机制，确保岛国政治身体健康；岛国为邻国提供法律与公务人员支持，依照盖伦医学和谐理念构建一个包容多种文明形式的国际政治共同体。然而，文中“乌托邦”意为“乐土”与“不存在的土地”，叙述者“希斯拉德”意为“胡说的人”，莫尔赋予岛国的虚构、虚幻与想象性意义显露无疑（Totaro, Suffering in Paradise 75-76）。这无非表明，借用医学与身体知识构想的欧洲共同体不可能失而复得，因为“推动他〔莫尔〕向前的，是他看到的东西所引起的恶心与反感，是触目惊心的惨状，而不是他能看清楚的或充分欣赏的未来诱惑物”（Bauman 18）。或许，正是迫于逃离瘟疫与社会疾病而非追逐未来前景，莫尔才书写一个仅可能存在想象中的，以中世纪基督教欧洲为原型的和谐有序的全球共同体。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2年第2期
转自：“外国文学研究”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